方惠琼40多岁,安溪人,中等身材,微胖的身材,齐耳短发,办事干练泼辣。当年,她是全县唯一的女校长,也是我人生遇到不可多得的好人。她手下有20多位教职员工,近1000名学生,肩上担子不轻。
我是在高山茶村念完初小后,转入那间中心校读书。新学期开学第一天,全校学生集中在操场做广播操,结束后请校长训话,我第一次看见校长。她讲话带着茶区浓浓的铁观音味,声音宏亮,简明扼要,既提出新学期的期望,又对新生有明确的要求。让我能记住一辈子的一句话是:“写好中国字,做好中国人,学生来学校读书,要先学做人,做个好人!”话一般却管用。我在方校长手下只有短短两年时间,她也没有直接给我授课,而她一言一行都那么不简单,学有样,记上心,让幼小的心灵沐浴了暖暖的春风。
方校长雷厉风行,内心却温和如春,爱生如子。我的老家离学校有20多华里,同村去的学生都在学校寄宿。初冬一个晚上,我感冒发烧。方校长下教室发现我缺席,立即赶到宿舍看我,教给我:“换季时天气冷暖交替,要注意早晚多穿衣,中午脱下来,晚上盖好被,预防半夜气温下降受寒,患了感冒多喝温开水。”这是我有生以来听到的保健知识。她返回宿舍新烧了开水,冲了一碗藕粉,还加了冰糖,端到我的床头。她扶我坐起来,用匙子舀着藕粉糊喂我,还拿来几片退烧药让我也服下。在远离父母的时候,方校长像慈母般细心照顾我,让我感动得热泪盈眶。第二天,也就是周六下午,寄宿生们回家自带下周的米菜。校长特别交代班主任,不能让我带病回去,请同村同学到家里帮我捎来。此后,我母亲逢人便夸:“这样的老师难找,这样的校长更难找,做父母的也不过如此啊。”
当时农村女孩子读书很少,男女生比例畸形,男女生之间还划上一道鸿沟,不说话,不来往。我们班上有一位医生的女儿,开朗泼辣,农村风俗束缚不了她这个城市囡,主动找男生说话、玩耍、做游戏。甚至在课堂上给男生递纸条。有一次“密信”被另一位男生拾到交给班主任。还未结婚的班主任,总爱拿放大镜看事,认为这是一起严重事件,准备以传情说爱为题通报全校。方校长听了汇报,对这事持慎重态度,弄清了传递纸条无非是不专心、搞小动作而已,在她的心里“没有坏学生。”校长亲自找女生谈心,使她认识到上课传递纸条是不对的,以后改正。
曾记得,我们回家要经过一条江,没有建桥,来往行人靠一条小木船摆渡过河。有一年夏季的周六,我们已离校回家,途中突然狂风大作,雷雨交加,江水猛涨,洪峰掀起巨浪一二米高。摆渡人收桨停渡,同学们来到码头,看不到小木船的踪影。有人呜呜大哭起来,我安慰说:“晚上肯定过不去了,就到附近小村找亲戚或同学借宿一夜吧,明天再回家,也可以返回学校,我们不能被洪水吓倒了。”两位同学返校,有四个同学去村里找亲戚借住。另三个同学,我带他们住到我表姨家。方校长在学校急得如热锅上的蚂蚁,顾不上吃晚饭,找两位年青男教师,披上雨衣,卷起裤脚,打着手电急匆匆上路,沿途寻找回家的学生。全身湿个透,跌了无数跤,一直走到岭头遇见返校的同学,她长舒一口气,心头一块大石头才放下。
严重的腰椎间盘突出折磨了方校长大半辈子,组织上曾建议调换不站讲台的工作,她却舍不得,写了副对联明志:“三尺讲台育桃李,一支粉笔写春秋。”她在腰间定做了一副钢板,上课时用来夹住腰部,一堂课下来,常常痛得大汗淋漓。同事们劝她请病假,身体要紧,可她始终没答应。
落叶归根,春泥护花。40年后,方校长年近九秩,虽白发苍苍,却耳聪目明,说起话来有条不紊。我找到方校长家,带上获全国金奖的书法大赛作品,和根据我的经历创作的《我是中国人》(参加全球华语大赛获得二等奖的散文选集),毕恭毕敬地送给方校长。她双眼湿润了,说:“写好中国字,做好中国人,你做到啦;我的梦想也实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