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嫂如母

　　大嫂年过八十五，个子不高，皮肤黝黑，水灵大眼，一头短发，一生勤俭，风里来雨里去，长满皱纹的脸上，写着她嫁到康家的岁月沧桑和劳累。

　　那年，我好不容易考上高中，家境贫寒，又缺劳力，大哥叫我回乡务农。眼看着升学梦成了气泡，我的内心一片茫然。好在刚过门不久的大嫂很有见地，她发声支持我：“康家风水好，好不容易出个高中生，哪有不支持小叔读书的理呢？再说，外人还以为是大嫂在作梗呢！”因这事，她和大哥第一次闹起不愉快，几天不说话。

　　大嫂说话像铁板上钉钉，实打实。农活犁耙播（插秧），约定俗成是男人干的体力活，她却巾帼不让须眉，起早贪黑下田，一身泥一身汗，驾牛扶犁掌耙从头学。她说：“我就不信男人能干的，女人就干不了。”

　　正当我安心坐在教室里上课时，老家传来消息。那天大嫂驾驭的是一头犟公牛，刚给它套上犁具，柔声吆喝，公牛不屑一顾，猛地一蹭，挣脱套绳狂奔起来。大嫂吓得被牛拖着走，在烂泥田里打滚成了泥人，左手臂还被擦破，流血不止。她没有退缩，拿汗巾扎住伤口，用颤抖的手再套上牛轭，拽住牛绳，提起犁手把满载负荷，让公牛感受到欺负女耙手的滋味。

　　我的眼眶充盈着泪珠，看黑板上的板书也模糊了。听说父母劝她，邻里劝她，女伴一起劝她，“你就别折腾了”。她摇摇头说：“不行，人活一口气，开弓就没有回头箭。”男人独霸天下的农活终于被大嫂学到手了，生产队社员一致举手通过，她被列入满10个工分的头等劳力。

　　我的父母老了，小弟成家另立炉灶，大哥体弱，重活粗活干不了，大嫂毅然挑起家庭重担，上要孝敬服侍公婆，下要照顾六个年幼孩子，队里农活，家里的琐事，还得兼顾人情世故，大嫂却毫无怨言。那一年，大哥的大儿子右肩膀无名肿痛、流脓不止，半夜突发高烧。大嫂叫醒大哥，他梦中喃喃一句：“明早再去！”大嫂忍住一肚子火，独自背起儿子，头都不回，打着手电筒，连夜直奔20多里之外的县医院求治。住院几十天，医药费似泰山压顶，她像铁人硬顶住；最后儿子虽然致残，却救回一命。

　　我母亲去世后，长嫂如母，她又像母亲关心儿女一样，照顾我在外工作的游子。直到我建立了小家庭，在城里安了家，她还没有忘记逢年过节或知道有人进城，都要摘青菜、挖地瓜，甚至杀鸡宰鸭寄些家乡土特产让我一家解乡愁。她深知我最爱乡下咸粿和麻糍，每次回家都会专门为我蒸一笼咸粿，或做香软的麻糍“打牙祭”。

　　20世纪80年代的一个秋日，大嫂搭乘侄儿的摩托车进城，肩背一个大布袋，内装已去毛的白胖胖土鸡和嫩绿的菠菜、芥菜、葱蒜；手里拎个小竹篮，一块咸粿安详地“躺”在里面。她生怕咸粿被挤碎，提在手里搁在大腿上，任凭一路折腾。可是天不从人愿，车到九龙江北溪公路，一场大雨来袭，人被淋得像落汤鸡。当大嫂气喘吁吁爬上六楼，按响门铃，我打开门，顿时被眼前像从水里捞上来的大嫂吓蒙了。

　　我忙给大嫂泡姜茶，眼光落到大嫂的头上，稀疏的头发，几乎看不见黑的了。往昔漂亮的大嫂转眼已成银发苍苍的老人了。我多次劝她，年纪大了，孩子又都不在身边，就甭操心了，这些东西城里都有卖的。她却说：“哎呀，城里的菜哪有自家种的好吃啊，不用花钱还吃得健康。”

　　大嫂一路颠簸，背着土鸡、菜蔬，一手却要护着竹篮里的咸粿。在路人眼中，她小心护着的竹篮里的不过是块带给小叔的咸粿。可我知道竹篮的分量，礼轻情意重，它就像大嫂那颗沉甸甸、暖融融的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