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涯》2023年第4期｜叶海声：海员手记（2004）（节选...
离港
我的房间像船上的其他房间一样，有统一控制的空调，房间里的冷气从舱板上的窟窿里呲呲地吹出来，窟窿由椭圆的铝盖控制大小，这种大小也决定了狭小的房间里的冷暖程度。窟窿偶尔有冷气带下些许乌黑轻飘的东西，是烟囱里回流的烧不透的油烟污垢，没关系，能享有独立而自由的空间，我感觉甚是惬意。
“定安”轮停泊在海南西部的八所港，在港口装五千吨铁胚之后要运往泰国曼谷。上船后，我开始生疏地与港口各个部门打交道，申报进港和离港的有关事宜。作为后勤部的负责人，我还得组织人员在港口购买船上用的蔬菜、大米、饮料等食品。
辛苦点不算什么，让我紧张的是船要离港的那个下午，我首次与海关、边防、港监、卫检的工作人员办理离港手续，他们查验我填写好的各种表格，我则谦卑地递烟送水，像对待自己敬重的长辈，唯恐招待不周或哪个地方出了差错。
那些“大盖帽”起身告辞，我才松了口气，但还是不大放心，抽查那本记录船员在国外出海天数（国际海员凭此可免税购得家电的三大件）的大蓝本子，天哪，海关的人竟忘了盖章！我当然不能说他们是故意的，我赶忙走出船舱把海关的人叫了回来，他们表情淡漠、若无其事地补上了这一疏漏的环节。
如果这一环节出了麻烦，人家今后肯定不会认没有盖章的出国天数，出国天数意味着国内外“大件”的差价，也是一笔钱哪！丢了的话，我得被全船的人戳脊梁骨。
船呜呜地叫了两声，徐徐地离开码头时，我激动地默念：“我出国了！我出国了！”这毕竟是我第一次非常意外的出国，那天是1992年秋天，一个阳光灿烂的日子。
港口一如往常的景象跟我激动的心境形成鲜明对比。那些老海员，望着远去的码头时表情漠然，我猜测，在他们眼里国内和国外都不外乎到处是高楼、汽车和拥挤的人群，他们已经习惯了这一切。
我注意到船尾，轮船像是特大型的拖拉机，在海上犁出了一条崭新的、滚动的白花花的“大马路”，一直在延伸……
陌生之境
从海南八所港出发后，走了五天多的时间，我们的船靠近曼谷。
天还乌蒙蒙，“定安”轮由海入河，四周水道交错，不时看见水上漂着易拉罐、塑料瓶、小木板和水草等杂物，远处的视线内已有了可见的景物。船减速略停时，引水员从左舷梯爬了上来，他是泰国人，只喝饮料，不抽烟，不摆谱，人显得勤勉厚道，英语流利。
船到湄南河时，海关和边检的五名官员由轮渡靠“定安”轮后从舷梯爬了上来。我第一次来曼谷，人家会有什么规矩和新规定心里没谱，其他来过曼谷的人又帮不上忙，所以心里尤为紧张。天不算太热，我的额头和身上却总冒汗。
船舶联检在餐厅里进行，我事先在餐桌上摆好了香烟、饮料，把已经打好的表格、船员们的海员证和其他证件摊好，其中一个戴眼镜的海关官员用半中文和半英文跟我和船长交谈。他说，船上预备的表格不够，是怎么回事？我急出了一身冷汗，连忙小跑回房间取出所有的剩余表格，由对方检查，之后还是缺两份！海关官员吩咐我把表格一一补齐，到曼谷时再补交。因为我的错误，他们离船时索要五条万宝路和五箱饮料，船长和我当即应诺，有差错捏在人家手上，还得指望他们给下一个关卡美言几句。
船到曼谷时，河中有十多个穿灰黑色制服的人员坐在一条艇上，海关、移民局、卫检和船务代理的人员都在，对过往船舶采用的是联检方式，他们在模糊的黑暗中注视着船上的一切。刚才所做的应当只是初检，或只是书面检查。
船上会不会有什么大问题，出了问题怎么办？限额的招待费支出究竟要超支多少？这个港口超支了，下一个港口就只能紧巴巴地开支了。
卫检人员在厨房里简单看了看则告没事。海关、移民局的人分别搜查了两个水手的房间，其中问水手老张的十盒蜂王浆和两瓶人参药酒是怎么回事。老张说是自己平时饮用的……看到这样紧张的情况，我只好按船长的意思办，继续打点，再给每人一条南洋双喜，他们不再多问什么，检查草草收场，全部人员告退。
我长长地舒了一口气。
水手老张事后告诉我，人参酒不管是真的，还是半真半假，只要酒瓶里能看得到人参模样的东西，在东南亚一带都好卖，因为都说这种酒有壮阳的效果，从国内买来到东南亚卖出去可以翻好几倍的价钱。他这次能侥幸过关，对我的“外交”成功甚是感激。
作为船上的管事，我看似闲适，闲的时候很闲，但一遇上疏通海关、卫检、港监、移民局或边检等各种各样的关节，一旦哪个关节打不通，别人很难体会到我的焦虑和苦楚。
天已经大亮了，“定安”轮在曼谷湄南河上徐徐而行，向曼谷市区的方向驶去。
从船上看两岸风光，曼谷情调独特，红顶黄墙或绿顶白墙的的庙宇，红、黄、绿这三种颜色在庙宇和楼房建筑群的大胆运用，以及庙宇那圆柱带尖顶的建筑结构，使这个都市令人赏心悦目，河岸上一片片的水生植物，两岸居民搭起的木屋，木屋的门外有人在忙活些什么。岸上来往如梭的车辆，时密时疏的高楼大厦、炼油设备、接二连三的小码头、举吊机、轮船、军舰……这一切都让我觉得新鲜。
再次船检时，泰国的边检方式很有意思，船到港时每个船员都得在船员名单上签字，船离港前再签一次，通过前后笔迹的对比，就可以查证到底有没有船员偷渡。
暗算
船上房间里的床与舱壁上放棉被和毯子的木架距离很近，我靠舱壁边上躺下，忘了上面有木架，习惯性的一起身，额头“砰”地一声碰到了木架上，痛得我龇牙咧嘴，还出了一身冷汗，我边揉额头边骂，搞的什么玩意儿，都说日本人讲科学，安这个鬼木架一点科学依据都没有。
我因为晚上看书什么的很晚才睡，早上通常较晚才吃早餐，刚打开餐厅门时，迎面碰上水手长雷安邦，水手长大声道：“管事，早上好——”
他故意把“好”字的音拖得长长的，恭而不敬的意思非常明显，让我觉得不是滋味。抬眼往餐厅的黑板一看，见到了充满火药味的文字：伙食账很可能有问题，强烈要求船上的伙食账每一个航次都要公布，严防贪污腐败！
笔迹故意写得歪歪扭扭的，看不出是谁写的字。
我故作镇定，照常打稀饭、拿馒头、夹榨菜，大声喝稀饭，在餐厅里默默地嚼着馒头，二厨在擦桌子，对作为管事的我——他的直接上司——倒是毕恭毕敬。二厨像是要宽慰我，说了一句：“也不知道是谁写的，太过分了。”
我说：“谁写的都无所谓，伙食账就是要公开。”
船上伙食开支是从每个船员的海上薪资中扣除一百美金，这一百美金多退少补，也就是说，开支越少，余下能分的就越多。船上通常多是在国内的港口买菜，省得到国外的时候多花费。这次曼谷的菜价比国内的高不了多少，所以船上只上了些蔬菜。
对于查账的要求，我底气十足，因为我知道账目上不会有什么问题。我有个宗旨：不管在别的什么途径赚钱，船上弟兄们的血汗钱是一分都不能贪的。所以在购买船上的蔬菜时，我总会叫上其他人，算是互相监督，讲价钱时尽可能把价格压低，为大家能省就省。
我主动向邱船长汇报有人要查账的情况，建议是否在船上临时成立个查账小组，把一些相关的账目弄个明明白白。
船长同意了我的请求。已经是晚上十点钟了，轮机长在查账时“督阵”，值班后的大副、二副黎志刚、水手长，还有大副最信任的水手何晓阳联合查我的账。大副和我靠得很近，仔细地查看每一张单据。
伙食账的每一张单据都有两个人以上的签名，从程序上看不出有任何问题，至于当事人具体买某样东西的时候有没有猫腻，比如说弄点买水喝的钱，那是另外一回事。有的单据甚至是水手长本人签过的，因为上回在八所港买菜，他也是参与者。我和这些具体的单据并没有太多的直接关系。
查账的结果是：某些菜价偏贵，而这些偏贵的菜并不是经我手买的。这令大副大失所望。轮机长掺和说：“都是一条船上的人，没必要太认真。”大副笑着对我说：“对事不对人，请管事原谅。”说完他立时收起了笑容。我才恍然大悟：这一切都是大副搞的鬼！大副认为我在船上买菜、油盐、大米等的伙食账有问题，便在他值下半夜班的时候，独自一人跑到餐厅，在餐厅的黑板上写了“建议”。
极端之吃
“定安”轮从日本的衣浦港装好钢材后回国，是大好事。
尽管船上吃的东西越来越成问题，尽管答应陈新民加入东哥的公司让我忧心忡忡，但“定安”轮离开衣浦港之后，天气开始好了起来，经常处在晴与未晴之间的那种状态，这种天气跟我正在变化的心情非常吻合，所以喜欢。
航行于日本海东南面，不像西北面那样阴沉单调，站在船的顶层，我可以看到海上的许多景致，我们四周来往的船只多了起来，有比“定安”轮还硕大的油轮和集装箱船，尾巴挂的是不同的国旗。有一艘蓝绿色的机动渔船，大概只有几十个吨位，船身上写着“丸子”什么的，肯定是日本船，只隔我们几百米远。我向那艘船招手喊叫，“丸子”船上的人没什么反应，我也不能老把自己的热脸往人家冷屁股上贴，就不再理那艘船，转而看小岛屿上的亭台楼阁和远处的铁索长桥……
我们航行的新海域的小岛屿和礁石多，有些航道还是非常狭窄的海峡峡口，下关就是典型的例子。到下关时，我得跟在驾驶台和担任船舶驾驶的大副一同值班，船长也在密切注意随时变化的动态。下关峡口有一千多米长，几十米宽，船过峡口时，船长高度紧张地在驾驶台上把关，驾驶员和水手不仅要严格地依照海图行船，还要遵从峡口岸上日本人用高频电话传达的行船提示，这种提示是用英语讲的，发音不太标准。此时此刻，我这个翻译所起的作用异常重要，大副正“监视”我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呢，他可能既希望又害怕我出差错。
若我慌神，把“左满舵”译成“右满舵”，或把“前进一”译成“前进四”的话，那“定安”轮就有可能在日本海成为又一艘“泰坦尼克号”。我紧张地完成了整个航道的航行指令翻译，大家齐心协力，幸好没有出现异常情况。这段经历使我非常具体地体验了“心理压力”“走马行船三分险”这些词语的内在含义。在我离开驾驶室时，大家谁都没有要感谢谁的意思，可能是彼此在心里都庆幸自己躲过了一劫，没心思再顾及小礼小节。
船过了下关之后，航行海域的视野越来越宽了，到处黑茫茫，不知何处是尽头，又开始无风也起浪的征程。船上是万把吨的钢材呀，不得不控制航速，但连同船体近两万吨的货轮在暗流汹涌的海上还是像玩具船似的左摇右晃，煞是吓人。
到了中午，船上好些看上去很强壮的同事都晕乎乎地躺在床上，懒得起来吃午饭，我这个“斯文人”却坐在左右摇摆的船上餐厅，照常吃午餐。难怪我上船前人家要考我是否晕船，若是这个时候来考我，我肯定最优秀。
午餐吃的是鸭肉和咸菜，没了别的青菜，盘子里的鸭肉已经在冰库里冻了二十多天，用筷子夹鸭肉的任何部位，都难于激起人的食欲，但饿着，也得吃呀。没有了肉味的鸭肉在这种情形下更像是一种抽象符号。货轮再摇晃下去的话，成为符号的鸭肉在肚子里说不定会翻江倒海吐出来，那滋味若不亲身体验，简直无法体会。此时此刻若能吃到青菜，那就相当于山珍海味了。回到国内的港口，我们肯定会对青菜大快朵颐一番，这种极端之吃不注意的话又会让你多上几趟厕所。
饿着肚子却吃不下饭的我偏爱回想。记起在国内时的另一种极端之吃：五花八门的菜都已经上齐，大家吃得很多、很腻、很饱了，酒也让人醉得面红耳赤，偏偏还有一大盘油炸鹧鸪端了上来，几只鹧鸪虽然已经被油炸得香酥酥、黄澄澄的等着我们的筷子，但我们实在是吃不动了。这时候餐桌上的鹧鸪对我们来说同样只是一种抽象符号，当然要比船上久冻的鸭肉要真实一些，但也不过是一种主对客再热情不过的象征，却是超出温饱和实用之外的一种符号。
我最初接触冰雪时，饮食营养跟得上，觉得寒冷也不过如此，甚至暗地里嘲笑北方人怎么那么怕冷，总是比我穿更多的衣服。渐渐地，像我这样的南方人冷得倒下了，北方人依然挺着。我之所以病倒是因为跟船上的空调设备有关。
船上的主机若不出毛病就有空调，但有时即使主机运行还好好的，空调在某些时候也不听使唤。我从驾驶台回到房间，偏又碰上了空调“不行了”的麻烦，房间里是刺骨的冷。天气热，遇上空调出毛病还好办，到甲板上透透气就是了。天冷就没辙了，我突然觉得自己的身子骨再也顶不住了，冷得直打哆嗦，我知道这是重感冒的预兆，我把能穿的衣服都穿上，还盖上毯子和棉被，还是在打颤，咳嗽开始明显起来，心境格外凄凉，但我还得挺着……
之后的几年我每到冬天时两膝有时会有风湿疼痛的感觉，正是在寒冷的日本得重感冒、空调偏偏坏了留下的后遗症。
菜荒
船上有些事邱船长看不惯，在日本能代港逗留时他告诫我们一定要多买些青菜，再贵也要买。邱船长的提议我是响应的，但跟船上的人一商量，他们就是不干，说日本的东西太贵，什么东西都比国内的贵四倍左右。
为了省钱，我们没买蔬菜，水手长雷安邦背后还说船长的不是：“他是租来的船长，一个月七八百美金，我们充其量只有两三百，怎好跟大款船长比？大船长说的每句话都值大把美金，我们做生做死还担心奖金被公司找理由扣了。”
“定安”轮本航次从广州运矿石到日本的能代港，再从日本的衣浦港运回钢材，到现在已有十到二十天，人疲马乏。目的港M港预计一个星期内可到达，谁又能保证航行中不会发生什么事呢？
毕竟春节在望，又是回国，大家有了盼头，怕就怕“定安”轮跑起来总比预计的时间要慢。
麻烦的是现在船上的蔬菜告罄，我这个管伙食的似乎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肉类也几乎吃光。冰库里本来还有十几个冬瓜，以为回国前还够当作青菜的替代品，没想到一个个表面上看去都挺好的冬瓜内里全腐烂了，也不敢拿这种冬瓜的表皮煮来吃。没办法，我只好和大厨、二厨一道把它们全都扔到大海里去了。就算是还有东西吃，冰库里的东西一旦过了个把月，煮的时候再怎么调味，都没有了原来的味道。
我只好吩咐大厨在黄豆和绿豆上做文章：发豆芽、磨豆腐，想方设法用豆子弄出些青菜的替代品来，还炒黄豆、绿豆吃。但没过三天，船上的绿豆、黄豆全用完了，接下来，船上三餐唱主角的只能是海带加咸菜。
因缺水果和蔬菜，船上许多船员出现口腔溃疡、牙龈出血等状况，其他病号也逐渐地多了起来。好在目的港在望，人们在无奈中又被某种兴奋支撑着，略略减去心中的苦楚和烦恼。晚饭后，人们喜欢聚在餐厅看录相，可船上就那么几盒录相带，“复习”过五六遍或七八遍的老带，那些情节叫我倒着说我都可以说出来。
寒冬里肚子饿得特别快，到午夜一点，何晓阳张罗着用偷来的公家鸡蛋炒剩饭。油是上一个航次到马来西亚装载棕榈油时从货舱里弄来的，用起来格外随意大方，往锅里倒像倒水一样，不一会儿，锅里噼哩叭啦的，像是油炸米饭。饭炒好后见者有份，我们都吃。
意外的是，吃了香喷喷的炒饭的我们却饱受如厕之苦，有的想拉拉不出来，有的总是“风起云涌”，拉个不停。电报员说：“吃公家的东西坏自己的肚子。”何晓阳则呕吐不止，他边吐边骂爹骂娘，最后得出结论：“人不吃青菜真还不行。”
我上完厕所到甲板外透气，望着远处隐隐约约的灯火，格外想上岸。
隐患
从单边带得知，装好钢材等杂货的“定安”轮将从M港直航到广西的防城港，在防城港卸完货后，到锚地从外轮上过泊一批钢筋，再回我们的大本营海口港卸货。
用了六天的时间，“定安”轮在M港卸九千吨再装八千吨钢材等杂货的任务已完成，这算是令人满意的速度。船将起航的那天，好些船员都买了十到二十斤的苹果。二副黎志刚、水手何晓阳和亚福则合伙买了三十纸箱“红富士”苹果，大副自己也弄了二十箱。这些苹果几毛钱一斤买来，二三元一斤倒卖出去肯定可以赚一笔。
何晓阳求大副将苹果放到二层货舱，大副不喜欢何晓阳那种跟谁都亲近得来的德性，特别讨厌他跟我的亲近。在大副看来，何晓阳讨好我，不过是能多抽一些公家的招待烟和喝一些饮料罢了。
大副还是体恤何晓阳和黎志刚，他们都是他在甲板部的难兄难弟，更何况何晓阳平时对他也还算恭敬，便说：“不碍事就可以，不过有人要是问起，就说是货主寄放在这里的，捎给广西的朋友。”
黎志刚拍了拍大副的肩膀，伸出拇指说：“够意思！”
邱船长走了过来，说：“货舱里放苹果不合适，对货舱和航行的安全不利。”
大副对船长说：“弟兄们只不过做点小生意，也不必太认真，要是在船上领的钱多，谁还在乎这点小钱？”
邱船长听出弦外之音，见船舱毕竟未装满吨位，便采取了睁只眼闭只眼的处世策略，他给自己找台阶下，说：“那要注意摆放东西，不要堆在一起。”
大副嘴上说“那是那是”，心里却很没当回事。
按正常时间推算，船要在大年初一前到达防城港已不可能，又得在船上过年，大家的心绪反倒安稳了起来，只是空闲时很喜欢在餐厅里凑在一起，谈论诸如公司的股票就要上市、我们就要赚大钱啦；海口的楼房就要盖到86层、以后比新加坡还漂亮之类的话题。
何晓阳说：“我从电视上知道，海口昨天出了人命案……”
陈新民说：“死人的事在哪发生都正常，有什么大惊小怪的？”
水手长总是提醒大家：“聊天最好别聊那些不吉利的话头，免得对航行不利。”
水手长胸前有块粗厚的佩玉，是用红线串的，脖子上还绕着一条粗如小指的银项链，这两样东西算是护身符，他认为足以保他平安，当然他更关心船舶航行的安全。他给驾驶台的神龛换了新鲜的“红元帅”苹果，换了两杯白兰地酒。
大副点香插在香炉里。神龛是从日本人手里买船时所留，之后“定安”轮每每起航，船员都要放些供果、烧烧香作些表示，类似于吃风浪饭的渔民出海前对先祖祭奠一番以求庇佑。大厨按水手长的吩咐，把两只割了脖颈的大公鸡倒提，嘴里念念有词，从船头到船尾洒了一周鸡血。
船神“吃”了两只鸡后，我们再吃。
午餐吃鸡肉，陈新民用海南话调侃说：“公吃咱也吃，真香。”说话的口气玩世不恭。
陈新民说的“公”当然是指看不见、摸不着似乎又无处不在的船神。
……
（全文请看本文刊载于《天涯》2023年第4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