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世间》：人民性表达与新时代长篇小说创作
新时代以来，文学的人民性问题已经成为中国当代文学的焦点问题。人民需要文学，但文学更需要人民，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正在新时代中国文学中重新集结和凝聚，一种新的人民文学潮流正在中国文坛波澜壮阔地铺展开来。其实在中外文学理论史上，有关文学的人民性问题的论争一直受到有历史正义感的政治家和文学理论家的重视。在杜勃罗留波夫看来，一个作家只有在创作中把“人民性的内容”与“人民性的形式”通过“人民性的精神”［1］结合在一起，才能创造出真正具有人民性特征的优秀的文学作品，而衡量一个时代的作家作品是否站在历史的进步立场上，主要就看其人民性含量的高低。这就深入地涉及文学创作中的人民性表达问题。具体到中国当代文学创作实践中，人民性表达是指作家站在人民的立场上，通过为中国人民所乐于接受的具有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的民族形式，深入揭示中国人民在革命、建设与改革进程中的人生命运、生活状态与精神状况。当然，“文学中的人民性是历史的范畴，因此它所包涵的具体内容，也随着社会形势发展的不同而有所不同”［2］。我们需要站在新时代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者和劳动者的立场上，集中审视新时代长篇小说创作大潮中的人民性表达问题。事实上，在人民性表达问题上，新时代长篇小说创作已经取得的“文学创作经验亟待进行系统总结”，从而“形成一种经验的谱系”［3］，这对于新时代文学创作继续攀登文学高峰显然大有裨益。
一 重建长篇小说的人民性叙事
伴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中国当代文学开启了历史序幕。对人民性的追求一直是新生的人民中国的文学初心。所以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长篇小说创作高潮中，出现了以“三红一创、青山保林”为代表的一批“红色经典”小说，它们所建构的长篇小说的人民性叙事范式至今还是后人效法的艺术榜样。进入改革开放时期以后，随着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等思潮在中国文坛的快速传播，中国当代长篇小说创作的人民性叙事范式也在新的文学语境中及时地作出新的调整。许多长篇小说作家在坚持现实主义创作方向的同时，也参鉴外国文学的现代技巧，不断地提升和增强中国当代长篇小说人民性叙事范式的艺术表现力，陆续出现了《许茂和他的女儿们》《黄河东流去》《平凡的世界》《古船》《白鹿原》《秦腔》《扶择》《历史的天空》《天行者》等与时俱进的人民性叙事精品力作。在向外借鉴的同时，改革开放时期的中国作家也坚持向内挖掘，努力汲取中国传统文化的营养和中国古典文学经验，由此不断强化中国当代长篇小说人民性叙事的优秀传统。这就为新时代长篇小说重建人民性叙事提供了新的艺术可能性。
在中国当代长篇小说创作历程中，城市工业题材的长篇小说数量并不算多。而能进入当代文学史典型人物形象画廊的工人形象似乎只有艾芜《百炼成钢》中的主人公秦德贵。梁晓声说自己青年时期读过《上海的早晨》与《铁水奔流》，但“能给当时的人留下深刻记忆的工人形象几乎没有”［4］。这也成了梁晓声多年以后在新时代里创作《人世间》的主要动机，他想通过这部多卷本长篇小说全景式地讲述新中国一个工人家庭的命运。父亲周志刚是为新中国“大三线建设”作出重要贡献的第一代工人，他退休前长年扑在祖国西部边远地区的建筑工业战线上，公而忘私、舍己为国，其刚毅朴实的人格形象令读者印象深刻。他的小儿子周秉昆作为第二代工人形象，虽然遭遇国企改革和工人下岗浪潮，但从始至终并没有丢弃周家作为几代工人家庭的本色，其嫉恶如仇、诚实守信、善良厚道、踏实肯干的工人形象被作家刻画得栩栩如生、跃然纸上。再加上对以酱油厂“六小君子”为代表的底层工友群像的刻画，使得《人世间》取得了当代文学工人形象塑造上的巨大成功，从中可见新时代长篇小说创作中工人这一典型人物形象得以确立。在水运宪的《戴花》中也有对新中国两代工人形象的塑造，从莫胡子（莫正强）到杨哲民，中国当代工人阶级的精神接力与人格传承被正面且富有深度地刻画了出来。杨哲民从师傅的身上领悟到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和工匠精神的精髓，他不断地从道德品质和工艺革新两方面反思并提升自己，进一步彰显了新中国工人形象的精神品格与思想境界。
与《戴花》讲述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时期的工人工厂故事不同，罗日新的《钢的城》将工厂企业叙事置于改革开放背景下的国企改制攻坚克难时期。在这部讲述国有大型钢铁企业改革改制故事的作品中，既塑造了祝大昌、俞钢这样的钢铁工人出身的企业领导者形象，也塑造了赖子、活宝等下岗再创业的普通工人群像，还塑造了傅佳钢、祝国祥这种工人出身的负面人物形象。全书中洋溢着类似《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所传达的理想主义激情，它与艾芜的《百炼成钢》、周立波的《铁水奔流》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共同丰富了当代文学之钢铁工业文学谱系和钢铁工人形象谱系。阿莹的《长安》匠心独运地选取工业题材，它讲述新中国军工企业故事，通过忽大年、忽小月、连福等工厂领导和一线工人形象的塑造，反映了作为大国重器的国防科工业创业之艰难与辉煌。从军工题材到工人形象塑造，《长安》堪称填补了文学史空白，有力地推进了新时代长篇小说中工业叙事的崛起。此外，关仁山的《白洋淀上》中人物形象众多，其中主要男性人物王决心属于从渔民转型为新时代大国工匠的典型，尽管这种职业转型在深度描写方面尚有欠缺，但作者试图重构工业叙事和重塑工人形象的艺术诉求还是反映了新时代文学发展的历史趋势。
相较于工人形象的重塑而言，新时代长篇小说中农民形象的重塑表现得更为显著，数量也更为庞大。新时代呼唤新的“三农”叙事，新时代文学中开始不断地涌现在精准扶贫和乡村振兴背景下的新型农民形象和农村干部形象。这些形象令人不禁想起《三里湾》《创业史》《山乡巨变》等农业合作化小说中像梁生宝那样的具有强烈的人民性的农民典型。关仁山长期关注中国当代乡村变革的现实生活，早在新时代文学之前夕就发表过曾颇受关注的长篇小说《麦河》，讲述农村新型带头人曹双羊回乡创业的故事，在很大程度上已显重建“新时代山乡巨变”“新时代创业史”的新农村叙事范式的端倪。关仁山敏锐地抓住了新农村叙事的核心问题，即如何从“天然地适合了中国农民小农生产者的传统习惯”的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转变到“带有股份制合作特征”的土地流转制度上来，后者“要求农民有合作能力”［5］。这说明小农生产者的习惯，需要被不断地加以改进以适应农业现代化的新要求。在《金谷银山》中，回乡创业青年范少山在农村土地流转、生态农业建设、乡村旅游业开发等方面近乎所向披靡。相较而言，《白洋淀上》的女主人公乔麦的形象塑造得更为丰富，作品揭示了乔麦由一个受尽家暴的青年农村妇女逐渐成长为乡村振兴中新型农民带头人形象的过程，把乔麦探索农村土地流转经营制度改革的艰难作为重塑新时代农民形象的重要一环，故而更有艺术说服力。
近年来集中涌现了一批书写精准扶贫与乡村振兴的长篇小说，如乔叶的《宝水》、欧阳黔森的《莫道君行早》、王松的《暖夏》、付秀莹的《野望》、陈应松的《天露湾》、滕贞甫的《战国红》、赵德发的《经山海》等。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实现中国乡村的现代化，如何使传统的农民、农业和农村向现代的农民、农业和农村转化。相应地，这些作品中出现了大量的新型农民和农村干部形象。以新型农村干部形象而言，比较有特点的就有《宝水》中的村干部大英、杨镇长、闵县长，《莫道君行早》中的村干部麻青蒿、吴艾草、镇党委书记龙险峰，《暖夏》中的村干部张少山、金永年、马镇长，《战国红》中的扶贫干部陈放、彭非、李东，《经山海》中的乡镇干部吴小蒿等。他们的主要工作就是在新时代里组织和带动当地农民摆脱传统的小农意识和小农经济模式，增强其社会主义集体经济互助合作意识，促进中国农业逐步从联产承包责任制经由土地流转过渡到股份合作制，最终实现新时代中国乡村的现代化转型。为了写好这些新农村干部形象和新型农民形象，以乔叶、欧阳黔森、王松、赵德发、关仁山等为代表的这批新时代作家都有深入生活、挂职锻炼的驻村和跑村经历，这就有力地增强了新时代作家与新农村、新农业、新农民之间的精神与血肉联系。惟其如此，在他们笔下才能塑造出许多典型化的新型农民和农村干部形象。这些人物形象并不“符号化、脸谱化”，而是“被刻画得性格立体丰赡、形象鲜活生动”［6］，对重建新时代长篇小说的人民性叙事的作用巨大。
值得注意的是，革命历史题材或军事题材的长篇小说在新时代有异军突起之势。近些年来涌现出一批颇受关注的长篇力作，重塑军人典型形象的艺术诉求可谓呼之欲出。如徐怀中晚年重写的《牵风记》，他以宝刀未老之笔力和奇崛空灵之想象，塑造了当代军事文学中一个此前未曾出现的女性军人形象。汪可逾虽只是一个部队文化教员，但她在战争危难之际所表现出来的大无畏精神丝毫不让须眉，尤其是她在面对旅长齐竞的贞节拷问后毅然与之断交、最后从容赴死的生命选择，让读者不禁动容。这种在现实主义中升腾而起的浪漫主义悲情，无疑是老一代作家新的艺术创造。而在孙甘露的《千里江山图》中，作者以反抒情的客观写实笔法，冷静客观地讲述了20世纪30年代我党地下革命工作者与国民党特工队伍之间的一场殊死搏斗。以陈千里、董慧文为代表的红色无名英雄为革命英勇奉献的那段鲜为人知的历史，得以在人民性高扬的新时代文学语境中艺术地再现出来。这不仅是对上海作为红色文化城市这一形象的一种还原与重构，也是对新时代军事文学中革命军人形象的再造与重塑。还有朱秀海在《远去的白马》中塑造了多年隐姓埋名的英雄“大姐”赵秀英的形象，关仁山在《白洋淀上前传》中塑造了传奇革命老太“铃铛”的形象，以及王跃文在《家山》中塑造了革命者陈劭夫、陈齐峰的形象，这都为新时代文学再造和重塑革命者形象作出了独特的艺术贡献。以上这些新时代长篇小说中的人物，都是作为正剧中神圣的革命者人物形象而存在的。
我们必须正视，随着新时代文学的发展，中国当代长篇小说创作正在掀起一种“新人民文学”潮流。这种“新人民文学”创作主要致力于在改革开放与社会主义新时代语境中重建“工农兵”人民性叙事，不再像20世纪80年代“先锋写作”或此后的“底层叙事”那样聚焦于书写“工农兵”的现实困境与历史迷惘，而是从新时代思想视域出发，立足于中国式现代化的现实形势与历史进程，重点书写新时代背景下中国当代工人与农民阶层中涌现出来的“社会主义新人”形象。事实上，我们从“新人”形象中能够“看得见依照我们的理解应当如此的生活”，所以“新人”的“生活”就是“美的生活”，它向我们证明了“美是生活”［7］的原理。新时代文学与其去写彷徨者和忧郁者，不如去聚焦那些能够直面生活困难的行动者，因为他们在行动中具备开创所有美好未来的可能性。但“新人民文学”绝不是对20世纪五六十年代长篇小说创作高潮中以“工农兵文学”为核心的“人民文学”形态的简单回归，而是在接受了20世纪80年代以来种种外来文艺思潮的影响之后，在扬弃了种种文艺新潮和文学经验的弊端并吸纳其合理性内核之后，其在新时代语境中发生了艺术新变。这种新变旨在重建新时代长篇小说的人民性叙事新范式，其中的焦点就是新时代文学如何进行人民性表达的问题。
二 知识、文化、经济与人民性表达
毫无疑问，在中国当代文学创作中工农阶层（包括农民工）人物形象一直占有重要地位，与此同时，知识分子和商人等不同社会阶层在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中也发挥了历史主动性，同样得到了当代文学创作领域的重点关注。早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毛泽东在提出“文艺为人民服务”的同时就指出，“人民”不仅包括工人、农民和兵士，还包括“城市小资产阶级劳动群众和知识分子”“他们也是革命的同盟者”，属于“占全国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民”［8］。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周恩来也曾指出：“不论是在解放前还是在解放后，我们历来都把知识分子放在革命联盟内，算在人民的队伍当中。”［9］他还强调指出，经过新民主主义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洗礼，中国知识分子的“绝大部分”“已经为社会主义服务，已经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10］。所以在国家建设过程中，“必须依靠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密切合作，依靠工人、农民、知识分子的兄弟联盟”［11］。这就明确地将知识分子纳入“人民”、纳入“工人阶级”、纳入“劳动者”阵营，有力地重申了新中国知识分子的人民性。
但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长篇小说创作高潮中，以知识分子为中心而展开人民性叙事的作品其实并不多见。杨沫的《青春之歌》讲述了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林道静在与工农兵相结合的人生道路中逐步形成自身的人民性的思想历程，她身上人民性意涵不断地增长，如关心民间大众疾苦、投入地下革命斗争、把革命理论与革命实践相结合，等等，有力地塑造了一个立体的革命知识分子典型形象。进入改革开放时期以后，邓小平明确提出“要反对不尊重知识分子的错误思想”，他认为“不论脑力劳动，体力劳动，都是劳动。从事脑力劳动的人也是劳动者。将来，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更分不开来”［12］，由此带动了改革开放时期文学中知识分子形象塑造愈益受到重视。由于市场经济和消费主义的熏染，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长篇小说创作越来越注重凸显知识分子生命存在的个体化表达，有些作品甚至直接将知识分子的个人化叙事推向极致。正是基于对这样的创作状况作反拨，新时代长篇小说创作开启了重建知识分子人民性叙事的新进程。
于是我们看到，在新时代乡村振兴题材以及各种书写中国式现代化进程的长篇小说中，涌现出一系列知识分子新人形象。他们不再纠结于个人的恩怨情仇与欲望困境，既不做商业消费社会中的沉沦者和颓废者，也不做市场经济大潮中的旁观者与零余者（“多余人”），而是积极地回应新时代的社会变革精神，直接参与到精准扶贫、乡村振兴与各行业的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进程中，做新时代的亲历者和见证人。新时代文学中知识分子人物再一次走在了与工农大众相结合的社会主义道路上，其身上劳动者和行动者的姿态明显增强，更加主动地参与到当代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令新时代文学创作中知识分子形象的人民性维度得以不断呈显。如《白洋淀上》中的女大学生孙小萍在白洋淀新区重建大乐书院，不仅帮助王决心等新农民提高精神文化生活水平，而且助推乔麦这样的传统乡村女性实现精神转型和人生转换，最终成为社会主义新农村经济合作组织的领头羊和带头人。像孙小萍这样的新式知识分子形象还有很多，如《金谷银山》中的孙教授、欧阳春兰，《雪山大地》中的洛洛、才让和梅朵，《宝水》中的孟胡子、肖睿与周宁，《战国红》中的海奇、陈放，《莫道君行早》中的肖百合、张学勤，等等。他们自觉地服务于社会主义乡村建设事业，以大学生村官、基层扶贫干部、科技支农专家、乡村支教教师等不同社会身份深入到乡村振兴的社会生活现场，体现了知识分子在建构新时代人民命运共同体中不可或缺的作用与贡献。
但在这种服务型知识分子形象之外，还有另一种认同型知识分子形象值得关注，在他们的身上正好体现了另一种人民性表达路径。如《经山海》中的吴小蒿，她觉察到自己作为一个普通农民家庭走出去的大学生行政干部，其实早已在城市日常生活的磨损下失去了来自乡村基层的锐气与生命力。为了重新唤起自己身上的乡村生命力量，让自己接通人民大众的地气，吴小蒿投入到祖国的乡村振兴事业中，让自己获得了精神新生。再如《宝水》中的地青萍，由于长期脱离乡村生活和民间基层地气，她在城市知识分子生活环境中患上了颇具文化象征意味的失眠症，而只有置身于绿水青山的宝水村，只有亲历宝水村的乡村振兴事业，她的都市失眠症才能彻底治愈。从地青萍的乡村认同中，不难发现新时代知识分子返归基层获得认同的文化潜意识。还有《白洋淀上》中的杨义成，从他辞去行政公职到南方新兴通信企业就职，再到发动并组织高科技人员一起开发高端通信产品，并与西方电信巨头抗衡博弈的人生转型中，同样可见新时代知识分子对人民命运共同体的深切认同与共情。
另外，当代文学中还有一个特殊的人物形象谱系值得关注，这就是乡村文化人。其不仅在中国传统乡村社会中扮演着重要角色，而且在新时代社会主义乡村振兴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严格来讲，乡村文化人也就是乡村传统知识分子，他们一般没有接受过现代大学教育，但都对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民间文化传统有着不同程度的掌握并熟谙其中的奥妙。乡村文化人不同于我们所说的服务型或认同型的现代知识分子，他们主要不是依托外在的社会职业介入中国乡村生活，而主要通过自身的传统文化底蕴或民间文化才能在中国乡村建设中发挥文化作用。按照费孝通在《乡土中国》中的说法，乡村文化人对传统中国乡村的日常生活具有潜移默化的文化引导功能［13］。在中国传统乡村社会中，乡村文化人可以是族长，比如《白鹿原》中的白嘉轩；也可以是私塾教师，比如《白鹿原》中的朱先生。白鹿原上的这两位乡村文化人在当时的历史形势下选择了站在人民的利益一边，体现了早期儒家思想“珍贵的民主性的一面”［14］。
可以说，王跃文的《家山》中两位年高德劭的老者佑德公（陈修福）和逸公老儿（陈远逸），在很大程度上就相当于《白鹿原》中的白嘉轩和朱先生，前者在沙湾村的地位与后者在白鹿村的地位基本相同。他们都在各自的村庄里肩负着传承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使命，无论是耕读传家，还是处理邻里纠纷，抑或面对民族大义之举，其人其事无不闪耀着传统文化的人格光芒。相对于朱先生和白嘉轩身上尚残存的迂腐一面而言，佑德公和逸公身上则更多地呈现儒家文化人格的刚健与宽容。不仅如此，佑德公和逸公都有子女或儿媳投身于党的地下革命斗争事业，他们自己也给革命队伍提供大力支持，而且他们也都曾坚决反对国民党政权的横征暴敛，这充分体现了他们的人民性立场。逸公的立身行事还影响到其三子陈扬卿，他从日本留学归来，在战乱中长期致力于家乡的教育和水利事业，不仅为沙湾的革命者提供了革命屏障，而且直接造福于当地乡村建设，为此广受乡民爱戴。陈扬卿的现代乡村理想还影响了年轻一代的农民陈有喜，后者不仅从佑德公那里自立门户，而且成了陈扬卿兴修水利的左膀右臂。在陈有喜的身上，既有佑德公急公好义的影子，也有陈扬卿热心公益的印迹。
其实在乡土中国从传统向现代变迁的过程中，尤其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乡村文化人的人员构成也会发生新变化。如在刘醒龙的《黄冈秘卷》中就塑造了新中国的乡村文化人形象。作品中对祖父着墨甚多，他年轻时在旧中国处境艰难，曾经在汉口被日寇毒打，也曾受雇做织布师，但他会说书讲古、人生阅历丰富，成了深受乡亲喜爱的乡村文化人。解放后祖父人情练达，善于审时察势，但从不趋炎附势。他对子孙辈教导有方，在家族中以仁慈为怀，开明识大体而绝不古板，因此受到家乡人推重。这样的祖父虽然是个普通的老农，但却有着一种乡村文化人格的光辉。祖父的儿子中，“老十八”刘声明是最接近他的一个，在小说中他们关心探讨家事国事的场景写得十分精彩。如果说，刘声明是与其父亲一脉相承的乡村文化人，那么，离休后的“老十哥”刘声志就是另一种新型的乡村文化人。作为基层离休革命干部，父亲刘声志晚年依然保持着坚定而执着的革命信念，他用自己的实际行动改变着周围的社会环境，影响着身边的亲人和人们的言行，其贤良方正的道德理想人格展示了乡土中国文化传统的精神力量。
杨志军在《雪山大地》中也倾力塑造新中国的乡村文化人形象。首先是角巴德吉，他原本是藏族牧区世袭部落的头人，有性格有能力有威望，但按照新政策他不能继续担任公社主任职务。角巴离职后依旧利用自己的能力和威望竭力支持藏区草原建设事业，不惧遭受种种误解，就这样在新中国人民政权的领导下他从一个旧社会制度下剥削阶级出身的奴隶主逐步转变成一个深受欢迎的贤达的草原文化人。其次是强巴阿爸，强巴不仅是角巴人生转型的引路人，而且角巴的人生转型对强巴的人生转变也有着重要影响。强巴最初是一个来到草原上工作的汉族党员基层干部，他积极投身于藏族草原牧区的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事业，但在经历了和角巴一样的被误解之后，不再做官的强巴逐渐变成藏族牧区的一个民间教育工作者和地方文化人。他在沁多草原上近乎白手起家地兴建中小学，文化教育惠及四方；又在畜牧泛滥威胁草原生态时创办贸易公司，给沁多草原牧民普及商品经济贸易思想；等到年事已高，他又不断地寻找草原建设的接班人，带动洛洛、才让、梅朵等年轻一代从城市返回草原投身于草原现代化事业。强巴阿爸还影响了苗苗阿妈，正是受阿爸的感召，阿妈从城市来到草原创办医院，甚至排除万难在生离别山创建麻风病人医疗所，最终为此献出了宝贵的生命。阿妈博爱无边，作为一个医生她不求闻达甘愿默默无闻地在祖国边地像蜡烛一样燃尽自己，走完自己从城市知识分子到支援牧区建设的乡村文化人的一生。
与新型知识分子和层出不穷的乡村文化人形象相比，新时代长篇小说创作中塑造的商人形象虽然为数不多，但也有了新的艺术收获。中国自古以来就有重农抑商的传统，这直接导致取材古代商人题材的长篇小说匮乏，现代文学史上以商人或民族资本家为主人公的长篇小说也依旧少见。直至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长篇小说创作高潮中，小说当中才有被着力塑造的旧中国资本家在新中国接受社会主义改造的人物群像，其意在从人民性维度重塑商人阶层新形象。进入改革开放时期以后，随着重农抑商的传统发生变化，商业和商人形象在世俗化层面越来越受到重视，但在人文精神层面依旧饱受质疑。梁晓声曾在《中国社会各阶层分析》中对新兴的中国富人阶层（主要是暴富的民营企业家或富商）作了深刻剖析：“富人的心……的确是和他们的钱柜的作用相似的。他们的钱柜里没有的，他们的心里也不大会有。有，需要一个过程。这个过程比他们成为富人的过程要长得多。”［15］这种站在基层民众立场上对新兴商人群体所作的心理剖析，在新时代长篇小说创作中不断得到回应。但这种回应不再是一种主观性的情绪化表达，而是从那些在市场经济和消费社会中成长起来的新兴商人群体的叙事视角出发，让他们的发家史在冷静的回溯中铺展开来，并在回忆与现实的对比语境中不断反思发家史中存在的过错或弱点，由此达到心灵升华和精神救赎的叙事效果。张炜的《艾约堡秘史》、刘醒龙的《黄冈秘卷》、鲁敏的《金色河流》、范稳的《太阳转身》等长篇小说皆是如此。
比如《艾约堡秘史》的主人公淳于宝册，作为富甲一方的狸金集团总裁，他积累财富的过程伴随着无数的资本扩张与资源掠夺，而半隐退的他幽居在私人宅邸艾约堡中继续操纵着外面的商业竞争，享受着貌似低调的奢华生活。但他万万没有想到自己在财富积聚顶峰时期会被一个小渔村的村头吴沙原和一个年轻的民俗学家欧驼兰给联手击败，在二人的联手抵制下他鲸吞海边村庄的商业阴谋陷入停滞。此时的淳于总裁如梦初醒，他回顾自己所走过的从文青蜕变成巨富的发家史与情感史，在良心发现中逐步找回当年流浪的人生初心。读《艾约堡秘史》会让人想到《古船》，淳于宝册的金融巨鳄形象既有《古船》中的弟弟隋见素从商后利欲熏心的影子，也有哥哥隋抱朴捧读《资本论》时忧思重重、忧心忡忡的气质。与淳于宝册如出一辙，《黄冈秘卷》中三弟兄之一的“老十一”刘声智也经历了幡然悔悟的心理转变过程。老十一一辈子奉行生意哲学，在小说里被弟弟“老十八”说成是一个西门庆式的人物。他在武汉开紫貂公司，资产可观，又在家乡不断扩张自己的金融势力范围。但就是这样一个沉湎于金钱与美色的私营土豪，也有自己内心的软肋，他为自己似因半辈子多行不义导致无子嗣传宗接代而惶恐不已。老十一终于良心发现，他意识到自己大半辈子做人太小家子气，当年他那“穷得只剩下钱”的豪言壮语转瞬间变成了自我作孽的证词。为此他开始反思拜金主义，并不断地回馈家乡。
还有《金色河流》的主人公穆有衡，叱咤商界数十年，晚年疾病缠身，在遗言中终于坦露个人发家史背后的罪恶或秘密。鲁敏在这部多视角叙事作品中不断穿插这位赫赫有名的“有总”的自述或自白，让他讲述自己如何暗中侵占有恩于己的铁杆兄弟何吉祥的所有资产，又如何出于罪恶感而暗中不断地资助孤儿院里的干女儿“河山”，甚至将其完全视如己出。在他死后，遵照其遗嘱成立了以“吉祥”命名的民间慈善互助合作机构，河山成了这家机构的负责人。这是一部关于中国当代富商巨贾的“忏悔录”，贯穿其中的资本批判和心灵救赎令人深思。与穆有衡类似的还有《太阳转身》中的夫妻富豪林芳和褚志，他们因为没有子嗣而设计买走了农民工侬建光和韦小香的非婚生子，多年后因儿子得了白血病又冒险绑架了侬、韦夫妇在婚后所生的儿子，还无意中酿成惊天大案。小说最后，褚志因私自关人而入狱，林芳为了减轻内疚感、回馈乡民而投资当地乡村振兴事业，侬建光被委任为新成立的乡村旅游文化公司的总经理。这并非简单的喜剧结局，其中折射出当代民营企业家重新向人民大众作认同的历史选择。
三 长篇小说的人民美学新形态
从新时代长篇小说创作中工人、农民、军人以及知识分子、乡村文化人、民营企业家等不同人物形象谱系可以发现，新时代文学中“新人民文学”的潮流正在崛起。它站在人民性的立场上，讲述不同历史时期中国革命、建设与改革进程中的中国故事，其中又以新时代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为主要背景，尤其以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为叙事焦点，努力创造新时代的《山乡巨变》或《创业史》。我们需要正视：中国当代文学的人民美学正在通过这种“新人民文学”潮流而不断地深入发展，且越来越体现出新时代人民美学的新特质。毫无疑问，社会主义文艺的本质是人民文艺，而不断发展的人民文艺呼唤与之相匹配的新的人民美学。早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的第一次文代会上，周扬就宣告“解放区的文艺是真正新的人民的文艺”［16］，这种“新的人民的文艺”十分切合毛泽东在抗战时期所提出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17］的人民美学要求。实际上，五四以来的中国新文学一直在探索人民文学的美学形态，从最初的“平民文学”到“普罗文学”和“左翼文学”，再到解放区的“工农兵文学”，其中人民性美学特质在不断地演变与发展，终于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形成了社会主义文学的人民美学形态。如今人们记忆犹新的红色经典长篇小说就是当时人民美学成熟的重要标志之一。
社会主义文学的人民美学形态也会随着时代发展而不断地发展。一方面，我们需要不断地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古典文学传统；另一方面，我们也需要不断地借鉴和吸纳外国文学的现代经验和艺术技巧，尤其是其中的现代小说叙事手法，以此不断地丰富和发展社会主义文学的人民美学形态，大力推进中国文学的现代化进程。其实中国文学的现代化进程是中国社会现代化总体进程的组成部分，正是伴随着中国社会现代化进程的不断推进，中国文学的现代化进程也不断地深入发展。所谓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它不仅所覆盖人口的规模巨大，而且致力于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其出发点和落脚点都是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既要追求公平正义，又要防止两极分化。显然，中国当代文学是中国式现代化总体进程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理应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必须在中国式现代化语境中致力于人民文学创作，并在此基础上不断推进人民美学的新发展。从近十多年来的新时代长篇小说创作来看，中国作家立足中国大地、扎根人民生活，坚持中西文明互鉴，正在为具有中国式现代性的人民美学新形态而凝心聚力。他们在重视物质现代性的同时也不忽视审美现代性，反对将“两种现代性”［18］割裂开来，所以新时代长篇小说创作所掀起的“新人民文学”潮流在坚持人民美学本位的同时，又以兼容并包的姿态容纳审美现代性的资源。
这种新人民美学形态首先表现为秉持兼容并包的人民性文学立场。新时代的长篇小说创作要以人民为中心，对人民大众葆有深厚的感情，诚如梁晓声所言，“倘无对人民的真感情，我不知所谓‘人文’是什么‘文’”［19］，而“人民”和“人民性”的内涵、外延和性质在新时代也具时代性特征，即在新时代重塑“工农兵”形象的同时，也把知识分子、乡村文化人、民营企业家等不同系列的人物形象立体丰赡地塑造出来。在新时代背景下，凡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劳动者和参与者都属于值得书写的“人民”范畴。我们要以新时代的人民观念和人民性价值尺度去指导新时代文学创作，要时刻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人民不是抽象的符号，而是一个一个具体的人”［20］，要从“具体的人”出发去塑造新时代文学中的人民形象。从新时代长篇小说创作主流来看，中国作家正在致力于从“具体的人”的角度书写一个时段的中国故事。无论是主要讲述新中国工人故事的《人世间》《长安》《戴花》，还是主要讲述新时代农民故事的《宝水》《白洋淀上》《莫道君行早》《野望》，抑或是主要讲述革命者英雄故事的《牵风记》《千里江山图》《远去的白马》，这些长篇力作都显示了新时代文学的人民性视野，深入地挖掘作为人民的工农兵群体的精神心理内涵。如周秉昆、莫胡子、大英等工农形象都十分接地气，既有浓厚的日常烟火气，又不失普通劳动者的本色。而像汪可逾、董慧文、赵秀英等女性英雄人物形象，则无一例外地既体现了革命战士的军人本色，又彰显了她们身上丰富生动的内心世界和个性光彩。至于吴小蒿、肖百合、地青萍等知识分子形象，佑德公、逸公、刘声明、刘声志等乡村文化人形象，淳于宝册、穆有衡、刘声智等民营企业家形象，无不在人民性视野下被刻画得既丰富生动又立体而鲜活。
其次，新时代长篇小说创作的人民美学形态还表现在坚持兼容并包的现实主义创作原则上。尽管近百年来浪漫主义、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等各种文学思潮不断地影响中国现当代长篇小说创作领域，但不可否认的是，从历史长时段来看，现实主义长篇小说创作的主流地位仍然不可撼动。尤其是以《创业史》《山乡巨变》为代表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长篇小说创作经验与艺术传统，值得新时代作家认真汲取并加以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正如路遥通过对柳青的《创业史》的传承与转化，创造性地写出了新的人民文学经典《平凡的世界》，新时代作家也正在努力地传承《创业史》和《山乡巨变》所开创的当代文学传统，努力创造着属于新时代的《创业史》和《山乡巨变》。新时代长篇小说创作在传承红色经典长篇小说传统的同时，也须坚持艺术革新与文体创造。在继承、赓续的同时，还须对红色经典长篇小说传统作创新性发展，这也是坚持“两创”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题中要义与必然要求。
新时代的长篇小说创作要在观念上从现实主义叙事成规中解放出来，不能简单地将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一概地排斥于现实主义的艺术大门之外。加洛蒂的“无边的现实主义”观点，即“应该开放和扩大现实主义的定义”“赋予现实主义以新的尺度，从而使我们能够把这一切新的贡献同过去的遗产融为一体”［21］，有其合理性，也有值得商榷之处。而我们是社会主义新时代的现实主义，所以必须坚持人民性的文学立场，必须深化以人民性为宗旨的新时代现实主义的文学创作。这就要求我们在坚持现实主义创作原则的同时，也要适当汲取和转化各类现代小说的艺术经验和表达技巧。事实上，许多新时代的长篇小说力作既坚守了人民性立场，同时又发展了现实主义。如《金色河流》《艾约堡秘史》带有心理分析色彩，《雪山大地》《牵风记》《远去的白马》具有象征主义意蕴，《千里江山图》《黄冈秘卷》部分化用了先锋派的叙述策略。凡此种种，无不将新时代现实主义长篇小说创作推向更加开放和高远的艺术境界。
最后是坚守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的中华美学精神。这是新时代长篇小说创作人民美学的应有之义。如果说，秉持人民性立场是新时代长篇小说人民美学的理论前提，坚持发展的现实主义是新时代长篇小说人民美学的创作原则；那么，坚守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的中华美学精神则是新时代长篇小说人民美学的艺术旨趣。世界上所有优秀作家都离不开自己国家和民族的文学传统，正如艾略特所言，“一个人写作时不仅对他自己一代了若指掌，而且感觉到从荷马开始的全部欧洲文学，以及在这个大范围中他自己国家的全部文学，构成一个同时存在的整体，组成一个同时存在的体系”［22］，这就是总体性的文学传统的力量。新时代的中国作家更应该主动传承与转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中国古典文学传统，当然也包括红色经典小说所蕴含的优秀传统。要从文化传统到文体形式进行全方位和多角度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因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全部文学资源已经是整体性和体系性的存在，只有在这个庞大而厚重的整体和体系中才能找到属于单个作家作品的历史位置，而所有的文学创新都源自于这个整体或体系的内驱力。只有坚守中国文学传统、赓续中华千年文脉，才能创造新时代文学以及新时代长篇小说的中国作风与中国气派，才能让中华美学精神代代传承。
在新时代长篇小说创作中，可见中国式抒情传统、史传传统、载道传统的传承与转化，亦可见中国式家国传统、民本传统、仁爱传统的传承与新变，这在近年来引起社会轰动效应的《人世间》《千里江山图》等长篇力作中都有着鲜明的艺术体现。新时代中国作家不仅大力传承中国古典小说的民间传统，而且主动转化中国古典小说的文人传统，如在《雪山大地》《宝水》《家山》《长安》《黄冈秘卷》《野望》中，作家们尝试将宏大社会历史叙事模式与日常现实生活叙事模式结合起来，也就是将传统历史小说与文人世情小说两种叙事传统进行嫁接与化合，这种赓续民族文学血脉、弘扬民族美学精神的艺术尝试是值得肯定的。新时代长篇小说创作的人民美学新形态已日渐形成，且展现出气势磅礴的新时代文学气象，有些新时代长篇小说力作已经具备了“人民史诗”的艺术品格。我们欣喜地看到，当下的中国作家正在新时代文学的旗帜下集结，朝向新时代文学高峰而努力进发。
注释
［1］杜勃罗留波夫：《俄国文学发展中人民性渗透的程度》，见《杜勃罗留波夫选集》第二卷，辛未艾译，第258页，上海文艺出版社1959年版。
［2］黄药眠：《论文学中的人民性》，见陈雪虎、黄大地选编《黄药眠美学文艺学论集》，第198页，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3］於可训：《当代文学创作经验亟待进行系统总结——在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第21届学术年会上的发言》，《中国当代文学研究》2021年第2期。
［4］梁晓声：《关于再版的补白》，《中国社会各阶层分析》（增订本），第3页，人民日报出版社2021年版。
［5］关仁山：《麦河》，“后记”，第479页，花山文艺出版社2017年版。
［6］刘艳：《为武陵山腹地“精准扶贫”历史现场铺写新时代乡村的精神图谱——评欧阳黔森现实主义长篇新作〈莫道君行早〉》，《中国当代文学研究》2023年第5期。
［7］车尔尼雪夫斯基：《艺术与现实的美学关系（学位论文）》，见《车尔尼雪夫斯基选集》上卷，周扬、缪灵珠、辛未艾译，第6页，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8年版。
［8］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855页，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9］周恩来：《论知识分子问题》，《周恩来选集》下卷，第358页，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10］［11］周恩来：《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周恩来选集》下卷，第162页，第160页，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12］邓小平：《尊重知识，尊重人才》，《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41页，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13］费孝通：《乡土中国》，第65—70页，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5年版。
［14］陈涌：《关于陈忠实的小说创作》，《文学评论》1998年第3期。
［15］梁晓声：《中国社会各阶层分析》（增订本），第128页，人民日报出版社2021年版。
［16］周扬：《新的人民的文艺》，《周扬文集》第一卷，第513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版。
［17］毛泽东：《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534页，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18］卡林内斯库：《现代性的五副面孔》，顾爱彬、李瑞华译，第48页，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
［19］梁晓声：《中国社会各阶层分析》（增订本），“前言”，第17页，人民日报出版社2021年版。
［20］习近平：《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第17页，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
［21］加洛蒂：《论无边的现实主义》，“代后记”，吴岳添译，第175—176页，百花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
［22］艾略特：《传统与个人才能》，《艾略特文学论文集》，李赋宁译注，第2页，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4年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