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存在方式研究：当代文学本体论的有效探索

文学存在方式研究是1978—2008年30年中国当代文学本体论探索的重要成果之一，它突破了本质论理论取向带来的文学本体论的局限，蕴含着使文学本体论论走向新的历史发展阶段的理论生长点。今天，及时梳理和评价中国当代文学存在方式研究，反思它的历史价值、现实意义以及存在的理论局限，对新世纪中国当代文论建设意义重大。

一、中国当代文学存在方式研究的理论背景

从西方学术发展史的角度看，文学存在方式研究的提出是20世纪西方哲学、人文学术转型带来的文学存在论发生转折的结果。这也构成了中国当代文学存在方式研究宏观和深远的文化背景。在某种程度上说，文学理论往往是哲学理论的注脚，某种文论思想特别是某种文学存在论思想，常常受制于一定的哲学存在论思想。从古希腊到20世纪之前的西方传统哲学本体论（Ontology）的演进中，亚里士多德的观点具有承上启下的地位。亚氏认为：“那些原始之‘是’（存在），为其它范畴所依凭的事物——即本体。由于本体的存在，其它范畴如量与质等类因而得其存在”。[1]具体说来，“‘本体’一词如不增加其命意，至少可应用于四项主要对象；‘怎是’与‘普遍’与‘科属’三者固常被认为每一事物的本体，加之第四项‘底层’。”[2]这里的“怎是”应该指存在方式，这层意思很少有人做深入分析；“普遍”、“科属”指的是个别事物的“本质”，与之对应的英文词应是essence；“底层”则指事物背后的“基质”，基本与英文词substance所指含义相当。说亚氏的本体思想具有承上启下地位，因为他理解的“底层”（substance）大致可以概括古希腊早期从泰勒斯到柏拉图多数思想家（巴门尼德除外）的“本源论”、“基质论”本体观；而亚氏之后直到19世纪的黑格尔，关于“本体”的理解逐渐偏向了“本质”（essence）。即是说，意涵丰富的本体论（存在论）思想在西方形而上学的发展行程中越来越蜕变成了单纯的本质论。在这种哲学思想的笼罩之下，西方传统文论也逐渐把文学存在问题降格为文学本质问题，认为寻找到了文学现象背后的本质，也就破解了文学本体（存在）之谜，也就一劳永逸地抓到了文学本身。因此，似乎一门文学理论要想成立，首先必须对“文学是什么”、“什么是文学”的问题给予回答。就像伊格尔顿在批评文学本质主义时指出的那样：“如果存在着文学理论这样的东西，那么，看来显然就应该存在着某种叫做文学的东西，来作为这种理论的研究对象。”[3]比如曾经给中国当代文论带来重大影响的苏联文论家季摩菲耶夫的《文学原理》，开篇就把“文学是什么”规定为文学理论必须回答的“第一个问题”，而这“第一个问题——研讨文学的本质，它的形式的特征，它的社会的任务——是文学原理的任务”。[4]

然而，作为在事物存在整体中占主流的、主导性地位的因素或者主要矛盾的本质，并不能涵盖事物的整体性存在。20世纪之后，本质论的特别是本质主义的本体论论思想受到了普遍质疑和批判。与此同时，一种关系性的、系统观的、结构主义的思维方式迅速兴起。20世纪以来的符号学、语言学、现象学、结构主义等哲学流派尽管具体观点各异，但在反对传统形而上学的本质主义本体论和从事物整体、关系、结构即存在方式上把握事物存在方面，体现出了大体一致的思路。以颠覆传统哲学和重建形而上学为己任的海德格尔哲学则为文学存在方研究课题的提出提供了更深厚的哲学理论资源。海德格尔深刻地指出，传统哲学始终把某种特设的存在者作为最高终极，来代替关于存在自身的思考，而“存在自身”从来没被思考过。这样，在“存在之被遗忘”的前提下得出的“本体”观念，不过是背离本真存在而主观假想的虚构物。存在作为一切存在者得以存在的前提条件，并不与存在者相隔绝，而始终是处于在场状态，即“存在总是某种存在者的存在”。[5]存在通过存在者的存在方式获得体现，我们可以在反思存在者如何存在即存在方式的过程中体会到存在本身。

正是在这样的理论语境下，文学存在方式研究的文学本体论思路浮出了水面。以语言学、现象学、结构主义等哲学思想为理论基础的俄国形式主义文论、语言学诗学、现象学文论、结构主义文论、英美新批评等文论流派也纷纷突破从文学作品外部和单纯从文学材料上确定文学本质（本体）的传统做法，纷纷走向文学作品和文学程序、语言、结构等方面，重新寻找可以构成文学本质的因素。如什克洛夫斯基就认为“艺术就是程序的总和”，而雅各布森则说：“如果文学学科试图成为一门科学，那它就应该认为‘程序’是自己的唯一主角。”[6]严格说来，这些理论观点并没有超越本质论的思维模式，但它把人们探求文学存在的目光引向了被传统文论遗忘和否定的“非本质”因素（在这些文论思想中，它们恰是本质因素），强调了这些因素对于文学存在的重要意义，从而推动了本质论取向的本体论向存在方式研究的转移。直接提出并对文学存在方式进行正面讨论的是现象学文论、新评批、阐释学文论等。现象学文论家英伽登早期重要著作《文学的艺术作品》对文学作品进行了独特的层次结构分析，这是他对艺术作品的存在方式的回答。而在稍后的《对文学的艺术作品的认识》一书中进一步探讨了作为“纯粹意向性客体”（The ParelyIntentional Object）的文学作品的存在结构，把它分成了语音层、意群层、图示化外观层、客体层和“伟大作品”才有的“形而上层”。[7]新批评理论代表人物韦勒克则直接提出了“文学作品的存在方式”概念：“我们必须先提出一个极为困难的认识论上的问题，那就是‘文学作品的存在方式’或者‘本体论的地位’问题。”[8]最终提出了他的著名的七层次说。阐释学家伽达默尔在那本著名的《真理与方法》中通过对“游戏”和“构成体”两个独特的概念的分析，展示了他关于文学作品存在方式的理解。伽达默尔说：“游戏并不指态度，甚至不指创造活动或鉴赏活动的情绪状态，更不是指在游戏活动中所实现的某种主体性自由，而是指艺术作品本身的存在方式”。[9]

中国当代文学存在方式研究离不开上述西方哲学文化背景，可以说，如果没有这些哲学、文论思潮在1980年代在中国的“理论旅行”，文学存在方式问题也很难被中国文论界提出。不过，除了西学东渐的大背景之外，中国当代文学存在方式研究又具有着更为具体的社会历史文化语境。1942年毛泽东发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提出了“政治标准第一，艺术标准第二”的文艺方针，1949年后国家意识形态对文学形成了强力干预，中国现当代文学、文论全面向左转和日益政治化。直到“文化大革命”期间，中国当代文学、文论这架绑在政治战车上的机器，终于被沦为了“阶级斗争的工具”。“新时期”开始之后，文学界面临的最紧迫任务是如何澄清文学与政治的关系问题。“首先破除的障碍是‘文艺是阶级斗争的工具’论和‘文艺从属于政治’论。”[10]随着文学创作对国家政治意识形态禁锢的不断突破，文学自觉、文学独立的呼声一浪高过一浪。“文学理论是做政治的附庸，还是要寻找自己的学理的园地，成为当时在这一领域工作的人们必须作出的选择。”[11]在当时的文论家看来，文学要做到真正的自觉独立，必须对文学存在本身问题予以理论上的解答。这样，一面是西方新理论、新方法的大量涌入，一面是亟待阐释的文学独立的学理依据。匆忙之间，人们抓到了“文学本体论”这个尚未完全消化的概念，一场“文学本体论”的讨论轰轰烈烈地展开了。有学者描述说：“在文学理论批评领域，文学本体论全面开花，文章铺天盖地，各种各样的文学本体论，即对文学本体究竟是什么看法，都争先恐后提了出来。……称之为‘本体论’的，则有‘宇宙本体论’、‘自然本体论’、‘物质本体论’、‘精神本体论’、‘社会本体论’、‘心理本体论’、‘现实本体论’、‘阶级本体论’、‘作品本体论’、‘作家本体论’、‘读者本体论’、‘人类学本体论’、‘审美本体论’、‘语言符号本体论’、‘反映本体论’、‘意识形态本体论’、‘人的激情本体论’、‘实践本体论’、‘活动本体论’等等，如火如荼，蔚为大观。”[12]纵观这些形形色色的“文学本体论”，它们不过是当时诸种文化意识形态对抗政治意识形态的产物。为了强调他们所关注的视角更有利于说明文学的独立性，为了突出他们所阐述的问题更能体现文学存在的根本特性，文论家们纷纷使用认为最能标识文学独立性的语词——“本体”来为自己的理论命名。

中国“新时期”文学存在方式研究就是在“文学本体论”争鸣中，在认为传统“文学本体论”无法真正把握文学存在本身的情况下，企图以文学存在方式研究突破文学本体研究的困境而提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