远方的山顶有一座烽火台。小时候,我们几个孩子不认识,总会爬上村东的山头,指着那问,尖尖的,那是啥?终于在一个晴朗的早晨,我们揣着馒头、拎着水瓶,像是要探险一样,气喘吁吁地来到它的近旁。它高大而破裂的身躯看起来摇摇欲坠,却又毅然坚挺,俨然经历着沧桑巨变,瞬间吸引了我们。
这是我第一次和长城接触。多年以后,当我偶然间跟年迈的姥爷提及此事时,他原本空洞的眼神立刻聚满了光灵。我的姥爷是一名老战士,身上有多处在战斗中留下的伤痕。他的很多话,我现在已然记不清。但他跟我讲的无数先烈为了守护家园与敌人在长城浴血奋战的事,我却记忆犹新。
这是这篇小说的灵感来源。
在具体创作时,我做了大量的调研和采访工作。河北是长城资源大省,有效保护长城是首要任务。结合调研与采访的结果,通过艺术化的处理,在小说中,我围绕“此时”的“修缮”与“彼时”的“战斗”,建构起了一个新旧交错的叙事时空,并借助一块被打出弹坑、浸染了战士鲜血的长城砖予以串联。
作为叙事意象,这块长城砖对故事的发展和主题的揭示具有重要的意义。一开始,出于不安和自责,它是压在李国忠心头的石头的具象物,是他“缅怀”与“忏悔”的工具,因而被他藏匿家中,难见天日,甚至不准他人接近。但由于和孙子小墩子的朝夕相处,他的心扉逐渐打开。及至一切变得清晰,他把它上交给村委会时,它所蕴藏的价值得以呈现。它不仅是长城的一部分,有助于修复长城,还是长城精神的凝聚,见证着抗战的历史,铭刻着英雄的事迹,传递着红色的文化。
在小说中,小墩子是李国忠的“软肋”,承担着叙事的动力,潜移默化地推动着故事的前进。熟知我小说的人,都知道我偏爱在作品中塑造孩童形象。这些形象纯洁无瑕,不参杂质,处于懵懂与明达之间,对人生和社会都怀有一种好奇与探索的欲望。通过他们的视角看世界,既能审视未知与不确定性,也能反映人性与成长。
与父亲李朗相比,小墩子和爷爷李国忠隔代亲约定俗成的疼爱因素赋予了他更大的便利。他可以和他玩闹,可以触摸那块长城砖,也能够让他放下戒备,倾诉潜藏心底的“秘密”。小墩子对李国忠而言,起着开导劝慰与净化心灵的作用,引领着他实现着由懊悔到释怀的转变,进而敢于直面过去和伤痛,完成个人的救赎。
当然,遗憾是一种艺术。破碎的心灵可以治愈,残缺的肉体难于康复。岁月不是在人的心上烙下印记,就是在身上留下痕迹。当被打伤头的李国忠伫立于焕然一新的长城上,接受小墩子的询问,发出那句“我是不是真的老糊涂了”的疑问时,是否是他藏砖一生的映照呢?相信每一位读者自有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