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爱简》中发现另一个谢冕

作为学生，我知道谢冕先生写过诗，他也曾谈到自己写的诗。但都没有引起足够的注意和重视。原因是谢冕先生的文学理论、文学评论、文学史研究和散文创作，影响巨大，我们的注意力都集中到这些方面，而忽略了他的诗歌创作，尽管已在《谢冕编年文集》中全部收录。如果不是洪子诚先生用一个多月的时间编选出版，这些诗可能还静静地藏在那巨大的文集之中。因此，我们要感谢洪子诚先生付出的艰辛工作。是他让我们在《爱简》中发现了另一个谢冕先生。

洪先生在“编选说明”中说：“《爱简》选取写于1968到1972年间的部分作品，这是谢冕写得好的诗：有坦率、真诚，浓烈的‘真诗’的素质，显示了作者捕捉、熔铸山川、草木、民俗、历史文化以构造意象的想象力和抒情能力。这些诗有并非预设的主题：在时代和个人遭受‘惊涛骇浪’时，爱情的‘拯救’的力量。这里的爱情既是儿女之情，也拓展、连结着关于时代、历史的承诺、责任的思考。”这段话集中概括了《爱简》的文学价值和思想意义。谢先生看到这个“编选说明”后说：“洪先生知人论世，深刻透彻，他的文章没有客套，我当一读再读，体会他的深沉绵远。”这是高山流水的对话，也是最具专业水准的对话。我读全诗，受到震撼的是在那样一个年代，诗人丝毫没有受到时代浪潮的裹挟，他在受到巨大冲击的时候，还能够保有个人的独立思考，还能有那种个人化的话语方式真实地表达他对爱的理解、对未来的信念、对国家民族的满腹忧患。这是诗人接受的教育、个人阅历和对诗歌理解凝聚的力量。这是在诗歌中的谢冕先生。如果联系他的诗歌史研究、文学理论、文学评论和散文写作，那里有一以贯之的思想。但是，如果考虑到《爱简》创作的具体时间，我们不能不感佩诗人特立独行的思想和文学品格。我更感动的是诗人对与爱人、与祖国和人民一起经历和承担苦难的描摹，对明天和未来的坚信。读那首《告别》，震惊的不是它的鸿篇巨制和奔涌无碍的苍茫思绪，而是它让我们想起了艾青的《黎明的通知》。经历了漫长的暗夜，黎明就要到来：“请清道夫来打扫街道/请搬运车来搬走垃圾/请村妇们来打开他们的鸡莳/请农夫从畜棚里牵出他们的耕牛”——因为黎明就要到来了。在《告别》中，诗人一再强调“都过去了”：“时间，拖着送葬的步履/一秒钟如一年/唯有此难得的一个、两个夜晚/心灵的窗子打开了/思想的云彩欢喜地飞来/慌乱的词句，于是开始了/幻想世界的飞行”。这是写于1968年的诗句，诗人宣告已经开始新的生命，并“呼喊着告别而痛哭地奔向一个崭新的白天”。

但是，《爱简》更让我感动的是，诗人敢于大胆地袒露他的内心，敢于言说出最私密的、与情感生活有关的真相和感受。《告别》中写到：“妻子与我并肩站着/她是忠诚的持枪护卫的战友/只有这么一个战友了/只有这么一个战友了/我是多么幸福/我又是多么悲哀”。那种寂寞孤独堪比我歌月徘徊、我舞影零乱，只有这么一个战友了，她犹如十二月党人坚贞的妻子。可那时的处境连喜忧参半都谈不上。

诗集中有大量的对爱情和爱人的抒发。那也可以说是对爱情的海誓山盟，但这海誓山盟不是写在水上的，那是来自《关雎》《蒹葭》，来自海涅的“没有你，天堂也变成地狱”；来自雪莱的“天空里风与风互相渗透，融洽于甜蜜的深情”；也来自普希金的“假如生活欺骗了你”。当我读到“做你的女朋友是幸福的，做你的妻子未必幸福”时，我被诗人感动了。这是诗人妻子的感受，于诗人而言未必是鼓舞，但诗人并不认为这是“冒犯”，而是有勇气理解和尊重爱人的感受，这是大勇者。男人的优点各有不同，男人的缺点都是一样的。《爱简》是平凡又伟大爱情的颂词，是一个知识分子关于时代的标记，是一个诗人特立独行的思想和情感记录。

诗人谢冕和编选者洪子诚二位先生长期在北京大学中文系当代文学教研室工作，他们是同事，更是一生工作、情感和道义上的朋友。他们之间的友谊堪称学人友谊的楷模。他们之间也有分歧、有争论，有时可能很激烈。但是，那种争论是“君子和而不同”，不伤及个人情感。洪老师年龄小一些，脾气上来是不妥协的。但过后，他总是要忏悔，就像他和严家炎先生的争论一样；谢先生年长——也不只是年长，凡是争论的时候，他大多宽厚地笑笑，一如胡适之，宽容比自由更重要。

他们之间是一种什么样的友谊呢？大约在八九十年代之交，有一天我去蔚秀园找谢先生，洪先生也在。那时北大又在分房子，洪老师可能已经分到了。他说，谢冕，分给我的那套房子比较大，你去住吧。洪老师非常诚恳，我听了之后真的非常感动，朋友能做到这一点几乎就是手足之情了。谢先生当然不可能接受，但他们之间的情感由此可见一斑。如果说这是世俗层面的友谊，那么今年，在谢冕先生90岁的时候，是洪先生积极倡议为谢先生召开一个国际研讨会，他还亲自拟定程序，谋划请学者和许多具体事宜，事必躬亲。因疫情的原因会议一拖再拖。洪老师说：“今年开不成明年开，明年开不成后年、后后年开，不达目的不罢休。”这虽然是玩笑，但可以看出洪老师对谢先生的情感堪比桃花潭水深千尺。而这次编选的谢先生的《爱简》，更从另一方面表达了他们友谊的无私和高尚；当然，洪老师也背后说谢先生“坏话”。比如，我曾写过一篇《谢冕先生的性情》，我夸奖谢先生衣着整洁，光彩照人。洪老师发微信说：“衣着整洁是溢美之词。90年代很长时间，总穿‘文革’期间‘的确良’裤子。好衣服放在箱底长虫。欣赏的美女，有的也不大及格！[偷笑]”可见洪老师的审美品位体现在所有方面，尤其对细节的观察，令人叹为观止。这种调侃是无伤大雅的逸闻趣事，类似的调侃经常出现在洪先生的文字里，也只有朋友之间才开这样的玩笑。

可以说，这个编选工作也只有洪先生能够胜任。关于字面或诗句我们都可以读懂，但是，诗歌背后一言难尽或欲说还休的意味、背景以及诗人与时代的复杂关系，我们就难以确认了。在洪先生的编选中，我们发现了另一个谢冕先生，那是一个多情又坚忍的谢冕；也在洪先生编选工作中，我们也发现了另一个洪先生，一个有情有义和审美趣味卓然不群的大选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