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南方的南方——读王海雪的《无敌之年》

海雪的小说有少年气。她笔下那些较早辍学又不安心进厂的少年或青年形象，迥然于小镇做题家、打工人等社会主流角色，他们有“异于常人的活力”，有对“万物好奇的欲望”。（所引内容出自《无敌之年》，以下不再注明）问题是他们手无寸铁，旺盛的生命力也就难免投向虚空，折射出少年的虚妄——这也是作家极力对抗的东西。与这种少年气所对应的是，海雪小说中涌动着的情感敏锐、热烈但又有些压抑，可察觉的脆弱并着执拗和不服气仿佛暗示一场大的爆发，像酷热的夏天气压很低，一切都凝固着，等待闪电划过，天空崩裂，暴雨倾盆。这也决定了海雪小说的语言总体上以加法为原则，字里行间满溢着作家试图用语言表达自我、冲破牢笼的蛮力。对海雪来说，写作不只是纸上文章，更是一种有关自我的行动，其新作《无敌之年》的自传色彩正可以在“小镇女儿成为作家”的心路历程中得到认识。

小说以第一人称视角“我”——李春日的口吻展开，同时设置了成年李春日“返回”灰烛镇，回忆少年往事的时间结构。这就使小说中出现了两种时间，一种随着少年春日成长而推进，另一种则由成年春日掌控，随着叙述活动展开。第一人称视角在相当程度上模糊了两种时间的差异，方便成年春日自由出入少年春日的内心，同时审视少年春日成长过程中所经历的人事与时代。在小说“过去式”和“完成时”两个部分，虽然以少年春日的成长为主线，但是成年春日对人事的感知、对时代变迁的认知通过叙述行为散落在文本各处。这就意味着小说虽然也试图囊括地域和时代的内容，但这些内容却是以春日的记忆和判断展开的。

出生于1988年的李春日成长于1990年代，这一个在新近书写改革开放历史的小说中总是朝气蓬勃、充满活力的时代，在李春日的成长史中呈现了贫穷、颓丧的一面。李春日的父亲李铭顺是海岛国营工厂的普通工人，中年下岗，无专业技能，去工地干卖力气的重活却意外触电受伤。母亲孟新春则常年生病，“觉得自己的身体就是一个碎钞机”，多次往返于卫生院却未能治愈，靠一片地瓜叶地贴补家庭开支。生母则抛弃了春日，又在她可以赚钱的时候出现。小说中有所提及却没有展开的是“并未在灰烛镇置业的外地工人”的境遇，不小的迁徙浪潮之外，李铭顺预见的自杀发生。“轰轰烈烈的时代变革来到灰烛镇，也只是一场并不罕见的无足轻重的太阳雨”。如果我们对“南方”注入了太多有关对外开放、改革活力的想象，那么，灰烛镇作为海雪的“南方”，或许让我们在“南方”的光芒之中窥见暗影。

永远是夏天，不知道多冷才算是冬天，也不知道春天到底从哪天开始。不断长高的菠萝蜜、苦楝树上的尺蠖、薜荔藤蔓、印度紫檀的阴影……天气和草木共同营造燥热的氛围。少年春日从日常生活之中建立起生活艰难、人情冷暖的认知，做饭的燃料要么匮乏要么昂贵；逛公园、照相都是铺张到让少年有罪恶感的活动；少年的弱小不仅在卖菜之时兜售，也被用来向亲戚乞讨；“挑尿的小学生，镇上只有我一个，也只能找出我一个”；因养猪增加了额外的工作，猪却没有养好……这些事件中，少年春日所见的残酷世事并不通过场面描写直接呈现，而通过成年春日洞穿事实的叙述，以及少年内心伤痕的直接表露达成。

《无敌之年》对“南方”暗影的书写还有赖于性别视角的灌注。生母在计划生育年代东躲西藏才得以生下自己，自己却只是一个“女货”，于是出生便已背负恩情。父亲李铭顺反复整修房子，无力，或者根本没有意图去建造新的楼房。“没有男孩，何必那么辛苦”，与性别议题日益成为流行话题，大都市中的先锋女性走得更远相反，在“南方”的暗影里，重男轻女“经过一代又一代人的继承，在新世纪更加根深蒂固”。少年春日与玩伴李清修意外遇见神婆，却在无意中知晓了孟新春与朋友们因被旧习俗中压迫而相约去河边自杀的往事。即使是令春日羡慕的玩伴李清修，“也想成为一名男孩”，“不被抛弃”，“不被方言限定为‘女货’”，不需要“不管结婚与否都要被自己的家庭扫地出门”。

李春日成长的方式是做比自己年幼时觉得勇敢的李清修还要勇敢的人。相较于李春日的家庭经济因为父亲下岗而陷入危机，李清修家因父亲有一技之长而免于困顿。春日羡慕李清修的名字，更愿意去李清修家如厕，希望像李清修一样有零钱去外面吃早餐，乐于穿表姐的旧衣服却被李清修指责为愿意“接受这样廉价的赠送”。去南夏江、去湖边庙、去书店、去舞厅，甚至写作，都是李清修带头，与其说李清修是李春日的玩伴，不如说李清修在小说中是一个功能性人物，她像一个标尺，不仅丈量李春日的个人处境，也丈量外部世界的宽广度。不同的是，标尺有尽头而春日的人生没有尽头。

春日进厂，李清修进书店，少年们离开灰烛镇的愿望失落。李清修停止写作的时候，春日却重新拿起笔，以此对抗人生中的种种妥协与痛苦。恋爱是未来得及向世界展开自我的少年的温床，却太过容易成为旧梦或难堪的现实。小说第三部分“进行式”中，恋爱怀孕的李清修嫁作他人妇，少年意气迅速折损，内心的敏感却未受侵蚀，灰烛镇作为一个传统的、父权的空间也就主要借由李清修的经历呈现。孟新春和李铭顺的死亡则几乎彻底割断春日与灰烛镇的关系，也因为写作，春日成为灰烛镇的逃脱者。小说结尾，春日计划去菲律宾，去往南方的南方。因为一无所有，因为不会更糟糕了，成年春日反而以无敌之姿再次打开自己。

在一个对谈中，海雪提到自己“在一个工厂住了十几年，但是家人都去世后，它已经成为一个废弃的危房……重新返回去时，常常有一种难以言说的悲凉，因为我发现当我站在这个地方，我居然无家可归。”（《双面镜像作为“异类”的写作（对谈）》，李婧婧、王海雪）这样看，灰烛镇中那个兴盛又衰败的工厂，或许正是海雪意图在纸上重新建构的属于自己的“家”。这个“家”的样子一方面为观念中的下岗潮、父权社会所影响，另一方面又为海雪的个人经验所渗透，郁结于心的真实经验投射于文本中，造就了小说对贫穷、疾病、死亡的理解有着切肤的疼痛。这不免让人想起海雪近期的另一个短篇小说《红色双喜》，小说质疑性别问题作为流行议题对女性个体生命的意义，个人经验打败流行观念，正是作家海雪站出来的时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