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尧《桃花坞》：“我们的故事是什么”
“我们的故事是什么”是王尧的一部散文集的书名，但很适合用来表述其长篇小说《桃花坞》的内容。桃花坞是苏州的一个地方，作品中的方家就住在这里。屋后是桃花河，门前是桃花坞大街，走过不远的桃花桥是更繁华的苏州街市。从河边的码头上船，可以到与阳澄湖毗邻的消泾或三山岛边上的月亮湾，那里有方家的亲戚朋友。
读过前面几卷，感觉小说是一部旧时苏州的世情小说。如果不是日军侵华，也许方家就会在此生活下去。祖父方黎子早有将晚年生活安排在苏州的想法，父亲方梅初在吴中图书馆工作，生活平静而安逸，其妻周惠之受过新学教育，不但温文尔雅，而且很会过日子，烧得一手好菜。到了第三代的方后乐，也可以一直在苏州读书，按部就班地成长。
桃花坞这里有东吴大学、苏州园林、天平山的红叶，夜晚桨声灯影，白天小贩的吆喝叫卖声如同唱戏。方梅初说他喜欢烟火气的苏州小城，觉得他自己的脾气就很像这座城市。可惜战争爆发以后，“这座城市的气息变了，往昔温顺宁静的表情和漫不经心的诗意一下子被燃烧弹击破。”方家和大多数市民一样，不得不到乡下避难，更大的灾难还在等着他们。周惠之的姑姑死于炮火，苏云阿姨一去杳无音信，黄道一因为拒绝为日伪作画险些丧命，徐嘉元在抱病完成了《劫后之苏州》后也撒手人寰，一连串的打击摧毁了周惠之的精神，她出走后竟不知所终……
抗日战争爆发之际，方后乐还只是初中生，他的命运因此而发生巨大改变。小说的叙事方向也随之改变。也许，读到这时，我们才会认真地回过头去思考那些与主线若近若远的片段，章太炎、柳亚子、叶楚伧、邓孝先、叶恭绰、吴湖帆、颜文樑、李根源、张仲仁、金松岑、汤国梨等苏州文化名流，他们著书、讲学、雅集、参与地方文化活动，成为苏州文化的一时盛景。如果说这些名流是以转述或侧面描写的方式出现的话，那么梅贻琦、闻一多、朱自清、冯友兰、钱端升、汤用彤、周炳琳、伍启元、费孝通、蔡维潘、潘大逵、吴宓等先生则是通过呈现和正面描写的方式出现在作品中。这时，方后乐已经和他的恋人、黄道一家的女儿黄青梅辗转半个中国来到了战时昆明的西南联大。所以，说《桃花坞》是一部文化小说、文史小说或教育小说也是恰当的。当然，更确切的概括应该是，《桃花坞》是一部知识分子小说，是一部现代知识分子的成长小说，写的是他们的命运、际遇与精神史。
从阐释循环的角度说，作家整体写作的意义当然基于单部作品，而单部作品的识读也离不开一个人全部作品所构成的文本环境。对学者兼作家的王尧来说，他的文学作品之间，学术著作之间固然存在着互文，学术与文学之间同样存在相互阐释与发明的语义关系。读《民谣》，显然离不开《时代与肖像》，而《桃花坞》则与《日常的弦歌》《沧海文心》等关系密切。不管是学术还是文学，知识分子和中国现当代思想史总是王尧思考的焦点与写作的重点。在谈到《桃花坞》的创作时，王尧说他无法绕开知识分子问题。五年前，王尧提出“新‘小说革命’的必要与可能”，以区别于从“写什么”向“怎么写”转换的20世纪80年代小说革命，其要义就是“小说家在完成故事的同时，需要完成自我的塑造，他的责任是在呈现故事的同时建构意义世界，而不是事件的简单或复杂的叙述。”这个意义世界到了《民谣》中，是通过复现和追问历史来传递当下的精神状态，王尧认为，作品的主人公王厚平与他相互影响，“历史的复杂性延续在他（王厚平）这样后来成为知识分子的一类人中。”《桃花坞》追溯到现代中国的历史阶段，是通过文学化的方式“考察现代知识分子的思想历程或者精神谱系”，从而“理解从现代延续到当代的思想文化问题”。
这一主题的阐释是经过方家三代，特别是第三代方后乐来实现的。方黎子是老同盟会会员，与许多清末民初的知识分子过从甚密。他虽然早就做起了实业，但是一直对社会大势保持着敏锐的洞察和判断，“在革命和实业之间游刃有余”，更对自己儿孙的社会道路选择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方梅初在新式学校念书，在浙江第一师范就读时受到经亨颐、陈望道等先生的指点。那个时代新旧文化并存，相互激荡，具体影响到每个人的文化心理与价值选择，在《日常的弦歌》中，王尧这样探讨“五四”一代的知识分子：“旧道德在他们的一生中究竟起到了怎样的作用。这种旧道德不仅在生活中，在伦理中，也在思想和道路的选择中。”从方梅初的老师到他自己，常常在新旧文化间徘徊，并且总是存在将新旧文化弥合的理想，所谓“不以旧定义新，也不以新定义旧”。在新旧之间，哪怕稍微倾斜，都会决定或改变一个人的思想认知和社会行动。方梅初自然是倾向新文化的，他赞成“我们情愿为新文化而牺牲，不愿在黑社会中做人”这样的口号。不过，他只是在外围看看，没有参加静坐。这个有意味的姿态几乎贯穿了方梅初的一生，他积极地策划地方文献展会，认为“文献乃先贤往哲精神之所寄托，当发扬光大，以扶正气，救民族于倒悬。”“文化不亡，国家不会亡。”对方梅初这样的思想底色与行事风格，方黎子看得入木三分：“懂是非，不付诸行动，是半个革命者。”“不会激进，也不会堕落。”不仅是方梅初，他的同龄人徐嘉元、黄道一也是这样。他们关心政治，但不介入政治，希望下一代能够守住民族气节。
随着年岁的渐长、涉世的深入和思想的砥砺，方后乐与他父亲渐行渐远。还是小学生的方后乐就向往新事物，喜欢话剧，不愿意戴着瓜皮帽照相。念初中的方后乐已经能够理解鲁迅的思想，认为整个社会还像个“铁屋子”，他要“呼吸自由的空气”，“我不想做闰土，我们要走自己的路。”与方梅初对章太炎无保留的景仰不一样，他“朦朦胧胧感觉到，章太炎先生是在新文化运动潮流之外的。”父子之间时常为一些问题产生分歧，争论渐成家常便饭。方后乐觉得父亲是文化保守主义，对地方文献展会能否救亡图存心存疑惑。
方后乐之所以没有复制父亲方梅初，是因为他们有着不同的人生成长路线，这些路线带来了不同的社会景观与思想资源。师范毕业后，方梅初采纳了祖父方黎子的建议，回到苏州图书馆与书籍打交道，社会交往也非常有限。方后乐似乎对门外的一切兴趣更大，慢慢有了投入现实的冲动。父辈推崇的是圣人，他崇拜的是英雄。父亲的文化在古籍里，他感觉到的文化是在现实的困境中。在苏州，他接触很深的有黄鹤鸣、阿发、王恺夫，他们在日军侵占苏州时顽强抵抗，有的成了游击队员，有的变成共产党的地下工作者。他们总是出其不意地出现在方后乐人生道路的不同节点，消泾乡下游击队的枪声让他意识到民族的力量是如此之近。与父亲人生道路最大的不同之处在于他走出了苏州，去了昆明，去了北京，最后去了哈尔滨。在昆明，他不但当面聆听了闻一多、朱自清等先生的教诲，与先生们一样思考主义与问题，如何在自由中选择，并且参加了学生运动，感受着闻一多遇刺带来的悲伤和愤怒。革命者们的影响使他对前路的认识越来越清晰，他逐渐从父辈的“关心”与不“介入”向“介入”转变，没有选择赴美留学，而是决心留在国内做一个革命青年。这样的量变积累成了质变，最后，他下决心去东北解放区，“没有错过迎接新中国诞生的时刻。”
可以说，《桃花坞》写的是老中青三代知识分子的人生道路，也是三代知识分子的思想演变与精神嬗变。王尧写得很耐心，正是这种耐心和对“五四”以来知识分子群体的深入考察，使得这样的呈现显得真实而扎实，有着不可抗拒的历史支撑与逻辑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