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维度下的“文学新浙派”
“文学新浙派”让我们想起正活跃在文坛的一批浙江作家的名字，他们构成了浙江文学天空群星灿烂的美丽景观。我们有理由将他们统称为“文学新浙派”，并且从他们身上发现一系列新的东西。但我从他们的背后还发现了另外一串浙江作家的名字：鲁迅、茅盾、郁达夫、徐志摩、戴望舒、周作人、梁实秋、夏丏尊、丰子恺、穆旦、俞平伯等等（排名没有讲究，纯粹是记忆中接连跳出来的名字）。这些作家都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一座座高峰，他们足以支撑起中国现代文学的伟岸和辉煌。因为这些名字的加入，“文学新浙派”便从一个扁平的概念变得厚重起来。
我们必须从时间维度来观察“文学新浙派”，因为浙江这个地方积淀了太深厚的现代文学传统，客观地说，浙江的当代作家要想摆脱这一传统的羁绊并非易事，他们有形或无形地受到这一传统的影响，即使他们刻意地创新，我们也能从中发现传统的影子。这似乎是浙江的包袱，但只要看看自新时期以来浙江文学的发展实绩，就得服气地承认，传统对浙江的当代作家们来说不是包袱而是财富，他们无愧于现代文学史上的浙江前辈们，他们在前辈的基础上有所创新有所突破，也就是说，传统恰巧成为了“文学新浙派”的一大优势。
浙江的文学前辈是耸立的一座座高峰，被誉为“半壁江山在浙江”，应该说这并不是一种历史的偶然。有人曾撰文论证了浙江特有的地理环境和人文氛围适宜文人性格的培养，认为浙江物产富庶，人们才有了感物伤事的闲情逸致，培育起崇尚文化的社会心理。另一方面，浙江是近代以来各种新思想、新势力演进、交锋的集散地，激发了浙江人的忧患意识，这些因素就是适宜生长文学的沃土，而且产出的还是或柔或刚的不同品种。改革开放将浙江的富庶提升到更高的水平，而思想解放的氛围更为浓郁。同样的山水、同样的富庶、同样的人文，在这样的背景下，浙江的文学自现代文学诞生以来，一以贯之延续下来，基本没有产生阻隔、中断、转折、变异等现象，因此，我们考察如今的“文学新浙派”，就能看到他们与传统和前辈之间一脉相承的关系。我以为，有三条线索是非常突出的。这三条线索分别是：最具思想力度的现实主义，最有政治情怀的现实主义，最有伤感现实的浪漫主义。
一
最具思想力度的现实主义，其源头以鲁迅为代表。鲁迅是一位伟大的现实主义作家，他的伟大之处不在于他的叙述，而在于他对现实和历史的洞若观火的深刻见解和批判性，因此他的现实主义也是最具思想内涵和思想力度的。现实主义的第一要义是要客观真实地再现社会现实，人们讨论现实主义时多半强调了客观和真实，而忽略了“再现”这个词的含义，所谓再现就包含着对现实的认识和对其意义的阐释。意义阐释得越深刻，现实主义文学的力量才越强大。意义阐释取决于作家的思想认知。这也是鲁迅的现实主义文学远远超越其他作家的关键之处。我们称赞“鲁迅风”，这不仅是指鲁迅犀利的风格和不屈的风骨，也是指其文学作品所蕴含的思想深度。“鲁迅风”始终在浙江大地上流行。比如，余华、艾伟、吴玄在对现实和历史的批判的基础上追求思想的深刻性，虽然他们各自的视角不同，但他们的批判力度是与“鲁迅”风相通的。
余华是中国当代先锋文学破冰者的主力之一，余华以自己的视角断然选择了西方现代主义文学作为自己的样板，是因为他明显感受到当时普遍流行的所谓现实主义文学的僵化和死板，他的先锋性来自他对现实的叛逆。此后他写出了《活着》《许三观卖血记》，人们以为余华自我否定了先锋文学，其实余华的先锋精神并没有改变。余华创作变化的逻辑其实是这样的：为了寻找到能够真正表达自己思想和经验的途径，他先以学习模仿西方现代派作为突破口，从而奠定了自己的叙述方式，他才可能从容自信地讲述他所认识和理解的现实了。在《活着》《许三观卖血记》这些写实性很强的作品中，余华更在意的是思想力度，他在谈到《活着》的创作动机时就说：“我开始意识到一位真正的作家所寻找的是真理，是一种排斥了道德判断的真理。”而《活着》最有震撼力的创新性便是余华对于现实的不一样的意义阐释。他从西方现代派的崭新形式中感觉到了一种叛逆的曙光，他迎着曙光走过去，曙光的温度逐渐唤醒了他内心的经验，从而生长出先锋的意识。他以先锋的意识去观照现实世界，便开始走向内容，走向生活。余华此后的创作依旧在寻求变化，他从生活转向思想，在思想深度上下功夫，无论是《兄弟》还是《第七天》，都可以看出他在努力去触摸哲学、宗教、精神追问。
“鲁迅风”表现在艾伟创作中的便是对世界充满了怀疑，我曾称他为一名温情的怀疑主义者。因为怀疑，自然始终葆有强烈的批判精神。批判性是艾伟小说的闪光点。艾伟的批判性是立体的，他不仅对社会上的不良之风予以针砭、对文化特别是对现代文明充满忧虑，而且，他对人性的黑暗面更是有着持久的批判激情。但是，艾伟的批判不是零碎的、片断的，他的所有批判都缘于他对历史和社会的整体判断。可以说，艾伟的批判具有一种历史和社会的整体性。他认为，他们这一代作家（即“60后”）经历了两个年代，他称一个是革命的年代，一个是经济的年代。这两个年代表面上看是截然相反的，一个是禁欲的，一个是纵欲的；一个是严肃的，一个是戏谑的；一个有所谓的信仰，一个是精神世界完全的破败，这两个年代看上去是如此不同，但它们背后的逻辑是一模一样的，都是革命意识形态的产物。他将自己置身于这两个年代的转换之中，因此便建立起了“双向批判的目光”。艾伟的批判向度，基本上是通过对人性的探询，去追责历史和社会。艾伟在探询人物的内心和精神世界时，从来不把人心当成一座孤岛来对待，哪怕一个人的内心有多封闭，他也要找出这个封闭世界与外部世界的秘密接头点。我以为艾伟应该是相信古人所说的“性本善”的，他在小说中不乏写到人物作恶，但他一定要写出是一种什么样的外在力量将人物推向了“恶”。正是这样一种理念，让艾伟始终保持着温情和体恤之心。他既然强调是外在力量将人物推向了“恶”，那么就应该追究历史和社会的罪责，如果一味强调让个人来赎罪就显得不公正了。
吴玄所塑造的陌生人形象何开来是一个具有深刻思想内涵的文学典型，不知他写《陌生人》时是不是有意要学习鲁迅，但我明显感到，他塑造陌生人何开来的路子与鲁迅塑造阿Q的路子非常相似。鲁迅通过阿Q这一形象表达了他对国民劣根性的批判，阿Q形象因而具有广泛的共鸣性，不仅体现为中国国民的劣根性，也体现为人类的劣根性，因此阿Q典型的共鸣性超越了时空。吴玄则是从思考当代世界的存在困境入手，才有了何开来这样一个充满无聊感的形象。无聊是吴玄对当今世界的一种概括，它比较准确地抓住了当下社会的本质特征，因此何开来这个人物形象也具有一定的共鸣性，他是当下中国式的后现代文化语境下的精神表现，或许我们特别是我们中的年轻人，多多少少都能够从何开来身上找到一丝自己的影子。难得的是，吴玄是以自我反思、自我批判的姿态来塑造陌生人形象的，他以自察、自嘲的方式来探询人类存在困境这样一个哲学性的、历史性的问题。他通过陌生人的视角对现实进行了犀利批判，同时他也将后现代思想者的职责授予陌生人何开来，哪怕他只能坐在马桶上思想，这也不妨碍他“上半身思考形而上难题”。
二
最有政治情怀的现实主义，是作家社会担当的一种最直接的表现，是中国儒家文化精粹的传承，中国现代文学的诞生与“五四”新文化运动有着最密切的关系，当文学作为思想启蒙的武器时，作家的政治情怀就显得格外重要。后现代主义理论家利奥塔认为，叙事的功能就是要给知识提供合法性，任何一种文学叙事无不是在为某种政治实践提供合法性的证明，它包含着作家的政治情怀。但利奥塔同时又认为，必须对所有的“元叙事”去合法性。显然，利奥塔强调了作家的政治情怀不能依附于任何一种“元叙事”，而是要有自己独立的立场和思想，要在“去合法性”的过程中建立起自己的“合法性”。“五四”新文学的革命性首先就体现在对中国传统文学的“元叙事”进行彻底的否定，并建立起新文学的“元叙事”，茅盾作为新文学的领军人物，其强烈的政治情怀不仅表现在他的文学主题始终围绕着革命而展开，而且他也亲身投入到革命大潮之中。有政治情怀的作家关注国家和民族命运，关注民生民情，有着忧国忧民的博大胸怀，倾情于宏大叙事。当然，有政治情怀的作家也要时刻保持对“元叙事”的警惕，否则就容易陷入“元叙事”之中而丧失独立性。浙江当代作家既能像前辈作家那样有着浓郁的政治情怀，又能以批判的眼光面对“元叙事”，在去合法性的过程中建立新的合法性，使政治情怀与文学的精神价值相融相洽。比如麦家、哲贵的创作，在不同时期其政治情怀就有不同的内涵。
麦家少年时代经历过政治带给家庭的霉运，以及他后来成为一名隐秘部队的军人，既使他的政治情怀深藏不露，又使他更关注政治背后的玄机，他以破解密码的方式去讲述人的复杂性。人性的善恶，人的情感，人的命运，这些都是作家关注的对象，麦家认为我们从现实中所看到的这一切其实只是它们发出的各种密码，作者的责任就是要破解这些密码，而他的小说一直在做的事情就是在不断地破译人——这个最玄幻的密码，因此他的小说直击人心和人性，探询人心和人性是如何在社会现实的复杂干扰下发生变异的。比如《解密》中的主人公容金珍是一个智力非凡的天才，面对最棘手的难题都有着坚韧的意志，但他无法解决生活中最简单的事情。一个普通小偷一次最拙劣的偷窃行为，就导致了容金珍的精神彻底崩溃。在麦家的眼里，容金珍也许就是一个没有上锁的黑密，因此他虽然智力非凡、意志坚定、目标明确，但他的精神并没有“上锁”，从本质上说是脆弱的。容金珍的悲剧在于，当他把全部智力投入到抽象的数字世界时，他就对具象的现实世界懵懂无知。从这个角度说，麦家的政治情怀具有鲜明的人民立场。这一点在《人生海海》中表现得更为突出。这部小说麦家依然发挥他密码思维的优势，他让故事围绕上校身上的诸多谜团缓缓展开。上校有着传奇般的经历，堪称乱世中的英雄，他能够在绝境中出生入死，化险为夷，但他回到村庄后作为一个普通村民，却难以解开与村民们的人生纠葛，难以融入普通人的社会，上校的命运悲剧折射出时代和社会的巨大变迁。
哲贵的政治情怀接续了民间江湖。哲贵开始写作时，他家乡的民营企业正办得如火如荼，他的同龄人都创业成功，发财致富了，他不羡慕别人的财富，但他觉得有必要研究研究这一新的社会现象，于是他就驻守在信河街上，书写那些忙碌的商人和企业家。这时候，他需要对一个强大的“元叙事”去合法性。关于这一点，孟繁华的一段话作了精准概括，他说，哲贵“改写了一个司空见惯耳熟能详的社会观念以及文学本质化书写的传统。这就是对商人‘为富不仁’‘无商不奸’‘商人重利轻别离’‘唯利是图’‘钱权交易’‘钱色交易’等一成不变的成见的改写。在哲贵之前，对商人那种本质化的观念预设已经被普遍接受。因此，古今中外的文学作品，凡与商人有关的形象大多不怎么样……商人形象的不堪和最后的悲惨结局，几乎是文学作品一以贯之的‘谱系’关系。”哲贵敢于对这一强大的“元叙事”去合法性，这应该是缘于他就生活在信河街，对这里发生的事情有自己的观察和思考。更难得的是，当他书写信河街的商人和企业家时，改写了以往商人形象的固定模式，但同时他又没有因此就陷入到经济的“元叙事”中。经济的“元叙事”把商人描绘成当代英雄，但哲贵并没有朝着这一方向去改写，他对所有的“元叙事”都保持着警惕。他看到了商人们在财富欲望和道德底线之间挣扎时的本相，写出一个作为“人”的商人来。就像《金属心》所寓意的那样，富人霍科因为心脏病置换了一个金属心，其实他在无情的商场上早已变得又冷又硬了，但他在乒乓球教练盖丽丽真诚善良的感召下，慢慢觉得自己的金属心“有了一丝温度”。哲贵还写过一篇《归途》，主人公是一名年轻的富二代叶一杰，他没有物质生活之虞，可以更自由地选择自己的人生道路，在懵懂瞎闯中他被国际时装设计师艾迪·斯里曼所吸引，他便以艾迪·斯里曼为榜样，在服装设计上大获成功，就在大家期待他在美国把自己的事业做大时，他选择了回国，因为他要做出真正属于自己的服装品牌。艾迪·斯里曼作为可以照亮世界的“一束光”，让他崇拜，但是他必须找到自己的“光”在哪里。这篇小说表达了哲贵对中国企业家们的诚恳期待。同时，我也从哲贵的小说中读解出一种容纳民间江湖、具有世界眼光的政治情怀。
……
（全文详见《江南》2024年第三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