苍茫“北中国”的乡土美学

01

事实上，中外文学史上的许多作家，他们的写作往往都是从自己的故乡和童年出发的，我相信，他们的写作发生，永远难以离开自身“生命的乡土”。在这里，我所谓“生命的乡土”，对于作家而言，就是其出生地、出发地，这是其生活之根，写作之源。任何在想象的天空翱翔的文学的羽翼，都无法离开大地的滋养和孕育。具体说，作家的文本叙事所呈现、所承载、所潜心其间的，一定是“生于兹长于兹”的人生“血地”，这不仅仅是一个地域性的元素，而且还是作家写作主体与从细小到宏大事物之间的精神互动。而且，这个“出发地”同时也是作家最终的“回返地”，这种出发、回返对于文学叙事来说，是作家在生活、存在乃至宇宙无限的对照下思考生死、自然、道德、伦理的心灵回响。

几年前，我在从整体上描述迟子建小说创作的时候，曾提出迟子建的“东北叙事”就是一部百年东北史的看法。只不过，这部文学的百年“东北史”，在迟子建的文本里充满个性、灵性、智性以及多重的可能性。

三十余年以来，她写作出绵绵五六百万言的小说、散文等叙事性作品，字里行间，深入历史与现实，重绘时间与空间地图，再现世俗人生，柔肠百结。她描摹群山之巅、白雪乌鸦，钩沉沧桑巨变，测试冷硬荒寒。沉实的叙述，细部的修辞，可谓抽丝剥茧，探幽入微，白山黑水，波澜万状。其中，有旷世变局，有乾坤扭转；有道义，有情怀，有格局，有“江湖”；有生命之经纬，有命运之沉浮。我感到，从迟子建的笔端流淌出来的，其实更像是一部刻满万丈豪情、洒脱无羁的情感史、精神史、文化史。这些“东北故事”、“东北经验”以独特的结构和存在方式，无限地延展着文本自身持久的美学张力，成为中国当代文学中不可忽视的独特存在。面对迟子建的文学写作及其充满个性化的“乡愁”、情愫，我更愿谓之“文学东北”。其实，迟子建的小说，于我这样一个同样生于斯、长于斯的“东北佬”而言，从题材和地域的层面看，并无太多异质性的感性经验和“陌生化”现实语境令我惊异，但其对大历史的书写和小人物悲欢的演绎，早已超越了个人经验的告白和情感诉求，蕴藉其间的万千情愫，常常让我感慨，反思，沉浸，心有戚戚焉。在迟子建的文本里，百年东北的历史，就仿佛一部流淌的文化变迁史。在这里，这种“文化”的蕴藉，承载着这幅文学版图之内的政治、经济、军事、宗教、伦理和民俗，它呈现着东北的天地万物、人间秩序、道德场域还有人性的褶皱、生命的肌理，让我们看到“大历史”如何进入一个作家的内心，构成宏阔历史的深度。而历史、现实和时代，人性、人与自然，在迟子建的文学想象和叙事中，呈现出东北叙事的雄浑和开阔。我更愿意将其置于一个精神价值系统，从感性的体悟到理性的沉思，考量、揣度迟子建小说渗透和辐射给我们的灵魂气息。[1]

而王德威则从中国现当代文学整体视域的角度，阐释东北文学和迟子建的创作：“四十年代萧红写下《生死场》，六十年代聂绀弩写下《北荒草》，新世纪迟子建写下《世界上所有的夜晚》。这些文学暴露东北作为群体或个体所经历的挫折与困惑，而有了鲁迅所谓‘自在暗中，看一切暗’的警醒与自觉。东北故事不再追求表象的五光十色，而致力发现潜藏的现实暗流，错过的历史机遇，还有更重要的，“豹变虎跃”的关键时刻。”[2]很显然，王德威强调从萧红到迟子建“文学暴露东北作为群体或个体所经历的挫折与困惑”，可以理解为作家主体直面存在世界时灵魂的一次次苏醒、警醒。这也恰恰应和着迟子建的“当我们欣赏所谓壮美时，有看不见的生灵在呻吟。当该被怜惜的生命出现时，因藏在深处，俗眼已不察，这无疑应该引起我们的警醒”[3]，实际上，这种“苏醒”“警醒”，都是缘于对乡土的恋情和挚爱。作家面对自我，在“乡恋”“乡愁”的多重情愫中，必然蕴藏着生命个体冲决挫折与困惑的苦涩反省、沉思。在这里，我想以迟子建早期文本为中心，探讨在她写作中绵延不绝的灵魂“乡愁”，及其文学叙事的灵魂和形式之间，内心和外部世界之间如何建构她自己“小说的兴起”。

尽管我不很愿意将萧红和迟子建这两位生活在不同时代的写作者做出任何比照，但是，她们各自诉诸这片土地的情感既迥然有别，又久远得像恍如隔世的遥相回响，或许，后者还不断地催生并唤醒着跨时空的精神对话。我们早已意识到，萧红的乡愁里有着一种用力过度的“决断”，她在与乡土的“纠缠”中显示出自我与“他者”进行切割的“矛盾体”。而迟子建对故乡的深情凝视，则表现出沉实的自信，踌躇满志的精神气度流溢其间，而且，文字里不乏她对前代作家致敬的哀婉的幽思。可以说，乡愁的基调，在几十年的文字里从未消失过。明显地，她们的出发点不在一处，她们寻梦的道路判然有别，她们的文本又都有各自的文化因素和审美元素。虽然，她们可以存在相近、共通的情感、精神基点，都对生活、命运、人性之弱饱含悲悯，但是我觉得迟子建较之萧红，拥有着更多的想拥抱世界的善良和爱意。

当然，不同时代的作家，对自己所处的时代都有自己的感受、认知、判断和表达。对于东北这片土地，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萧红，在《呼兰河传》《生死场》的字里行间沉淀出“北中国”枯草般的沧桑、遒劲的苍凉。她不仅写出了“北中国”民生的悲欢苦恼，爱恨情仇，蓝天下血迹模糊的大地，而且涉及到苦难、死亡、对生命极限和重负的不能承受之轻。文本叙事对于“生的坚强和死的挣扎”的充满隐逸的诗性表达，开阔的生活的视界，对人物命运深入肌理的呈现，张扬着叙事主体内在的抒情气质。《生死场》的“场”，整体性地弥散在文本叙事的时间、空间维度之上，饱含个体的蝼蚁般的生死，女性的肉体与精神苦痛，与萧红一生的“漂泊”状态相呼应。而迟子建的书写状态迥异于萧红，她更多的是喜欢从现实的情境里去寻觅故乡或往事的真实原生状态，充满对自然、朴素、天真、感伤、和谐的“古典”气息的向往和追忆。

我感觉，最初，迟子建《北极村童话》《北国一片苍茫》《白雪的墓园》，在一定程度上潜在地、部分地延续了萧红叙事的美学传统和精神趋向。但是，二十一岁的迟子建，似乎一上手就体现出自己鲜明的个人秉性和趣味，自觉或不自觉地渐渐形成自我独特的叙事法则。《北极村童话》所呈现的神异而美丽的心象，正是在迟子建年轻的内心历经了记忆、回忆的“幻化”发酵，“幻的美好”就转化成“真”，沉郁的审美直觉让“童年”真切地融入文字，浓郁到极致的乡情、乡土、乡音的书写，令人恍若置身梦境之中。这最早出现在迟子建文字里的“北中国”乡土美学形态，无疑，就是迟子建永远不会丢失的纯真的“初心”和“乡愁”。那种情感让童年记忆变得更加丰富而具有张力，不仅没有失去原来的纯度，而且，还生长出大于原初的强劲有力。“乡愁”柔软地转化为超越时间之上的对故乡的眺望，无论是乡土的背影还是侧影，她在描摹它的时候，总是有种度尽劫波的醒悟，同时，解决了个体经验的偏颇和忧虑，进而构成一次次写作灵感的再生。我相信迟子建是一位深切理解小说的品质和诗性的作家，拥有叙事的柔韧性、文字的辨识度、结构的结实性。同时她的故事常常打破现实的逻辑，又不失对生活的深刻感受，流露出个人生活体验的特质。

直到《世界上所有的夜晚》的问世，迟子建似乎完成了“自叙传”叙事模式的构建、转型和深化。而“乡愁”已然成为其个体记忆中与人生、人性热度的不可分割的抒写方式之一。无疑，生命中的情感是需要更多的人生阅历和体验来滋养，以此生发出对世界、对人性、对生命的关注和感叹。如果说，萧红的叙事，是诗性地表达极其自我的自觉经验和体悟，呈示出她对土地、村庄、人物、动物等一切事物的情感，揭示人物的命运和遭遇，那么，迟子建早期的作品，以及后来的文本，呈现出的大都不是“芬芳的记忆”，而是令她既倍感温暖但又不乏苦涩、苍凉味道的往事感怀和回归性想象。时下似乎流行的一种说法：当前我们所面对的“故乡”，早已经是一个回不去的乡土社会了。但是，从另一个角度看，“正是这样沉沦的‘故乡’和乡土，为我们提供了更加广阔的创作契机和批评空间，我们坚信，正是在这样巨大的沉沦与转型中，中国乡土小说才具有了巨大的文学史意义、思想史意义和艺术史意义”[4]。就是说，当代的乡土、乡情、乡愁形态，给作家提出了更高的审美、叙事要求。我感到，迟子建的写作，始终没有离开过对于“故乡”的回眸与眺望，她的书写里绝少沉沦、失意，虽然有关于世界冰冷的悲诉和人性、俗世的喟叹，但总有强烈的温暖气流游弋在字里行间，播散出无数希望的种子和无穷的力量。尽管用来描述“北中国”的词语大多是“冷硬”“荒寒”“苍茫”“萧瑟”等，但我们在迟子建的文字里，总是能够强烈地体悟到具有充沛人格美的“骨力”“骨气”“底蕴”“沉郁”的智慧与道德力量的存在。亦可谓“洞烛世情之幽微”且诗化地再现仁爱、宽厚、温暖的情感和玄思。就是说，迟子建直面人生，解析人性，展现人物性格，探求命运的机变，其灵魂叙事令“乡愁”从“沉沦”的乡土里，获得另一种审美存在的形式。

02

我坚持认为，一位作家的“处女作”或成名作，常常就是这位作家一生写作的精神起点和叙事源头，沿此深入发掘下去，会清晰地勘察到他们日后写作的诸多端倪或延展。或者说，“处女作”“成名作”，在很大程度上构成作家一生文本写作的“总纲”。《狂人日记》，无疑就是鲁迅文学创作的“总纲”，在这篇小说里，蕴藉着鲁迅后来小说、散文、散文诗以及杂文的总主题。其创作自始自终鲜明地呈现出“启蒙”“为人生”“改良这人生”“改造民族灵魂”的文学主旨。鲁迅几乎所有的叙事声音都紧紧地围绕着这个核心命题，从容、沉实地展开。当代作家亦如此。

与迟子建同时代的同辈作家苏童的《桑园留念》、余华的《十八岁出门远行》、格非的《褐色鸟群》等处女作，都在一定程度上成为他们后来创作的起点。这些文本呈现的基本母题、故事“原型”、叙事策略等，都“深埋”在作家此后一系列文本里，不断地延展下去。而《北极村童话》的深层意蕴及美学涵咏，无疑构成迟子建写作的心理、精神引线和美学基点。那个叫“迎灯”的小女孩，现在，不由得让我们恍然回味到这篇小说“元叙事”和“非虚构”的意味。我们也不免猜想迟子建的个人经历与经验即两个“迎灯”的“重叠”与交织。迟子建在二十岁时对童年、家乡的审美回忆，看上去像是一个天真孩子的独语，却充满神圣感，叙事背后隐约渗透出整个社会生活的政治、文化氛围与东北地域氛围、基调。小女孩在与“姥姥”和“奶奶”之间，内心激荡着超越了伦理、血缘的情感。她多少有些内倾的性格，让我们洞悉身处“极地”的女孩的快乐与忧伤。“姥姥家”和“奶奶家”，就仿佛鲁迅笔下的“三味书屋”和“百草园”。虽然，她还不能思考所谓人生哲学层面的问题，但是，对于成人世界的善恶、美丑，已经有许多幽微的认识和判断，当然，这并不是简单化思维，而是一种心智上的单纯或纯粹。像这样对日常生活率真、自由的漫思，也成为迟子建后来叙事潜在的情感形态、心理脉象，并构成乡土、乡愁的叙事伦理主线。

算起来，迟子建的写作历程不可谓不漫长。但可以说，迟子建在《北极村童话》《白雪的墓园》《北国一片苍茫》等最早几篇文字里，就已经建立起她最初“东北往事”“东北记事”的叙事“情感结构”。这种“情感结构”，深藏着作家内心的以“乡愁”为纲并衍生成刻骨铭心的叙事冲动的记忆链条。无疑，“乡愁”聚集了包括地域性在内的个人生命体验和认知的情怀，它支撑着作家通过语言文字复活生命的力量，就是说，作家让自己也让阅读者重新“生活在语言中”。而且，它是一个精神整体而不是记忆碎片。因此，“乡愁”的呈现，是一种有伦理感、有情怀、有责任感的叙事，绝不是“往事”的复制。那么，作家早年的这种偏重个人情感倾向的叙事，与“历史叙事”相比，其中必然存在着某种精神上、心理上和文化相通的“隐秘结构”。正是因为这种“隐秘结构”的存在，令小说文本显示出“超现实”的独特的精神品质。其中，它必然隐含着作家对世界洞察的真切的目光，它揭开了个人、情感和事物的另一种隐秘的本质，这是一种文学经验，也是独特的、值得珍视的生命经验和永远不会失去的灵魂积淀。迟子建就是在这种有情怀、有生命质感的叙事中，建构起她破解和描述属于东北的精神、文化、人性的“隐秘结构”，而这个“结构”的内核则是无尽的乡愁。或者说，乡愁，在作家所面临的加速奔跑的时光、岁月里透射出历史、现实和生活难言的缺憾。尽管，在叙事中这种“缺憾”不是刻意的、迷惘的“还原”，而是一种不经意间的省察。她让历历在目的生活、时光里的自然磨损，承载了一代人的生命体验。换言之，迟子建是否也相信“在清醒中运用梦的因素是辩证思想的教科书”呢？

我们认为，《北极村童话》《北国一片苍茫》《白雪的墓园》等篇章，无疑，已经形成迟子建乡土叙事的美学基调。“苍茫的林海，土地上的庄稼，陪伴我们的生灵——牛马猪羊、风霜雨雪、民俗风情、神话传说、历史掌故，就像能让生命体屹立的骨骼一样，让我的作品是血肉之躯，虽然它们有缺点，但那粗重的呼吸，喑哑的咳嗽，深沉的叹息，也都是作品免于贫血的要素。一个作家命定的乡土可能只有一小块，但深耕好它，你会获得文学的广阔天地。无论你走到哪儿，这一小块乡土，就像你名字的徽章，不会被岁月抹去印痕。”[5]在迟子建这里，对故乡、乡土的凝视，

无不饱含着无尽的敬畏。以文本书写的方式对故乡的每一次回眸，也都是自我情感的净化和超拔。那些“艰难的美”“平易的美”甚至“残酷的美”，其中无论隐逸多少虚幻的、难以捉摸的东西，迟子建都能够写出它们内在的质地，捕捉、升华出浪漫的情致，发掘出生活本身的神秘之魅、含蓄之美、哲理之美和灵魂之美。在这里，迟子建并非是简单地诠释生活，一味地传递情感，而是寻找精神的源头、命运的苍茫和生命的凝聚，细细地咀嚼灵魂深处的阵痛。《北国一片苍茫》，描述一位青春少女离开家乡在外地求学时期的往事追怀。这篇文字，应该算是对乡土现实的一次深刻反省、反思，对父母一辈充满诘问的审视，试图以“子一代”的视角破译中国乡土文化的密码，捕捉、揭示人性中深不可测的黑洞。“就像能让生命体屹立的骨骼一样，让我的作品是血肉之躯，虽然它们有缺点，但那粗重的呼吸，喑哑的咳嗽，深沉的叹息，也都是作品免于贫血的要素。”[6]《北国一片苍茫》，深沉地呈现出乡土世界边缘生活地带的呼吸和叹息，粗重和喑哑，文本通过对几个人物的命运及其不合乎日常逻辑的民间、民俗文化心理描述，解析乡土人生、生存理念和方式在动荡年代里难以自新的困境。芦花、母亲和继父，包括那个流亡逃难的“外来者”，他们之间的亲情、遭遇和生活信念，人物之间畸形的生离死别，呈示出文化批判与生命体验的深层联系。芦花的母亲，曾有被逼入绝境、为了保持生命尊严复仇杀人的经历，当然，母亲这样的的隐忍直至爆发、出逃，正可谓她所吟唱的“四处无路走天涯”。继父作为猎人本身那种不羁、粗粝，生命样态的自由、奔放，潜藏的柔软、炽热，都被冷冰冰的现实生活所遮蔽。狩猎生活的凶险，也积蓄起他对情感、生死的淡漠。这些，就令母亲和继父的情感生活难免渐趋畸变的状态。从这篇小说，我们看到中国乡土生活边缘性的多棱柱状态，也发现了美好、自然、纯净乡土世界的孤独和愚顽的悖论性。就是说，迟子建从容、克制地写出了“北中国”边地生活的温情、冷硬、荒寒、沉重，甚至粗鄙。我感到，迟子建以近乎泼墨的笔致，将大森林的苍茫、雄浑，设置为人物生命状态及命运的背景，凸显出“北国一片苍茫的”的深邃命意。从精神内蕴的呈现角度来看，仿佛涂抹着虚幻的、温暖的烟雾，于是，人物形象就从那种普通的线条勾勒中解放出来，表现出自然、本色、洒脱，人物、故事和情境都在叙述中获得一种极其自由、灵动而朴素的情致。

天非常寒冷，我站在火炉旁不停地往里面添柴。炉盖有烧红的地方了，可室内的墙角还挂着白霜。我的脸被炉火烤的发烫。我握着炉钩子不住地捅火，火苗像一群金发小矮人一样甩着胳膊有力地踏脚跳舞，好像它们生活在一个原始部落中一样，而火星则像蜜蜂一样嗡嗡地在炉壁周围飞旋。炉火燃烧的声音使我非常怀念父亲。我不愿意离开火炉，我非常恐惧到外面去，那些在苍白的寒气中晃来晃去的人影大多是紧张忙年的人们，碰上他们满面喜气该怎么办呢？

迟子建悉心地描摹着北方乡村的炉火，这样诗意的、浓烈的乡土气息的场景和氛围，以此反衬出主人公内心失去父亲的悲凉心境。“父亲睡在墓园里，现在那里是白雪的墓园。”这是“她”小时候进山最害怕去的地方，那里总会令“她”有种莫名的忧伤，现在那里竟然成为收留自己亲人的地方。“死亡竟是这般盛气凌人”，有关墓园的情境和回忆，使女孩梦魂萦绕，试图彻悟这生命和死亡对峙的尘世。对于“她”，炉火像镜子一样直视“她”的忧伤，“她”只需要炉火温暖的陪伴，驱走苍凉和荒寒，让生活重新温暖起来。而眼前的炉火与记忆的墓园，成为烤灼忧伤的烈焰。“白雪的墓园”成为一种生死隐喻和象征，极写“北中国”之寒，通过透彻心肺的悲伤，

竭力地表达出人与现实、人与自然、人的情感世界相互之间的无法兼容。情感的灌注和象征的力量，在小说叙事挥之不去的诗性、诗意里激荡。客观上讲，迟子建的大量文本，叙写俗世的留恋、怀念、忧伤、感伤，情感的深度植入，已经成为迟子建凝视世界的方式，也是其文本具有强烈乡土意蕴之“乡愁”的热烈的目光。她让一切思念、幸福、向往与“乡愁”一起寄寓心灵，或者颤栗，或者歌唱，或者哭泣，或者从对故乡的回望里增蓄力量。

其实，迟子建抒发的“乡愁”与其他作家相比，自身的异质性显而易见。她在青年时期写就的文字里一次次精神返乡，为当代文坛奉献出了“私人定制”的写作资源，“北中国”俨然已成为迟子建乡土叙事的精神“灵地”。可以说，迟子建的每一次书写，都表现出与萧红的艺术追求“惊人的相似”。只是前者的题材资源、审美风格等方面更具飘逸之感。在这里，有关童年、少年的自我启蒙，在这些文字里已经有充分的表达和凸现。

此外，我还非常看重迟子建的“激情”与“沧桑”。那么，迟子建的小说是如何沉浸乡土，在“乡愁”的表达中“如何激情，如何沧桑”的呢？当然，我们能够深切感受到她的文字里“在场”的“沧桑感”。她的每一篇文字都像“素朴的诗”“感伤的歌”，让我们真切地体验了生死对照、善恶臧否。细细地考量其中的人物和故事，无论少年还是老年，男人还是女人，仿佛都被凛冽、料峭的岁月寒风暴击过，人生的苦难、荒寒和温暖，都从人物内心的褶皱中被挤压、渗透出来。迟子建始终保持着作为一个优秀小说家特有的敏锐、诚实，也始终没有失去继续下去的热情和勇气。尽管现实有时候会以一种非理性的，缺失逻辑、善意和真诚的方式在涤荡心灵，但她积极向上，怀揣挚诚，不断回过头来深情地回眸、打量故乡，审视、展现她的广袤的“北中国”的土地和人民。她小心翼翼、精心地将记忆的碎片重新聚集起来，结撰成新的语境，由此，记忆被重新编码，人物、故事和细部，共同体现出对自然、人生和谐的向往。正如苏童所言，“迟子建小说的构想几乎不依赖故事，很大程度上它是由个人的内心感受折叠而来，一只温度适宜的气温表常年挂在迟子建心中，因此她的小说有一种非常宜人的体温”[7]。“体温”，在我看来，是凝结并代表着迟子建心灵方向和精神内核的一个情感“坐标”，正是这个恰切的“体温”，使她对于外部世界感受的惊悸、隔膜、焦虑和疑惑，都从容而神奇地转换为大气磅礴、包容万象的宽厚和热情。一位作家，惟有这样的对生活、生命的温度感，才会对世间万物、斗转星移、天地变化、草木人生以及人类困境心怀万端感慨之情，才会产生内在的纠结、质疑、反思，也才会有撕裂感、疼痛感，才会萌生出“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信念。即真诚地投入情感，悉心地对待自己的文字，也才会从人性的微光里生发出为人、为文的大境界。或许，这就是所谓的“沧桑感”吧。从另一个角度讲，它是对人类生存处境的深切关怀，它不断地从不同的时代变局中，以地域性的、世俗民间的视角描摹世道人心。让写作成为萦绕于怀的有关生命、命运的“心事”，又不乏浪漫的情怀，实际上，这是一个作家最难修炼的境界，也是一个作家的叙事之魂。显然，几十年来，迟子建始终在朝着这个方向不懈地努力着。这样，激情、沧桑感、温度，在生活和文字面前，转化为不竭的勇气、力量和宽柔的灵魂质地，也构成了迟子建小说最内在的心理机制、叙述格局和美学气韵。正是这样一种气魄和胸怀，使得迟子建的写作绵长而畅达，悠远而深邃。我们常常会谈及作家早期写作与后来若干年创作的关系，辨析其变与不变，以此探究作家的美学追求及其价值。

我认为，迟子建写作的变化，就是这样渐渐走出“童话”的情绪、情感和浪漫的世界，而开始直面芸芸众生的盘根错节、俗世人生的生死疲劳。

03

不容置疑，1990年代之后，迟子建小说文本的美学风貌，日趋圆融。一方面，迟子建所呈现个人生命的“乡愁”，充满悲凉、伤感和柔软，当然，也满含眷恋、眷顾、珍重和勇敢；另一方面，“乡愁”也是她与故乡的一次次神遇，以及这种“神遇”激荡起的催人泪下、催人奋进的回响。以此，“乡愁”这个词语，在迟子建的小说里充满了力量。它也是一种自然挥发出来的沉郁的情感凝聚，因此，有关“乡愁”的呈现，如《北极村童话》这样的文体，就像寓言一样含蓄而纯净，如同一首具有超验性的抒情诗，虽然没有情感的理想和自觉，但却是“根情”的主动发声。因为，倚重、倾情语言和诗性的表达，才能体现出一位作家理解、形塑世界和心灵的能力。

重新打量乡土，你会看见震颤中的裂缝，当然也看见这裂缝中的生机。那片土地曾给了我文学的力量，让我在作品中能为一个中年亡故的人堆土豆坟，让一个愚痴的女孩能把火红的浆果穿成项链来戴，让一匹老马至死不渝地忠诚于善良的主人，让风雪弥漫的腊八夜人人都有一碗热粥，让上岸后流着眼泪的鱼又能回到水里，让一坛猪油里埋藏着一个深沉的爱情故事。没有这片乡土，这样的故事不可能在我笔下生长。所以当我走上文学之路后，哪怕是进城了，这片乡土依然像影子一样跟着我，让我倾心拾取它的光辉。[8]

对于迟子建来说，“震颤中的裂缝，当然也看见这裂缝中的生机”，这种“生机”不断地催发迟子建的写作灵感和写作发生。故乡、“乡愁”，最终不仅仅是作家的一部“地理志”，更是念兹在兹的灵魂依托。我坚信，作家的写作，一定要选择那种类似精神原乡似的所在。在此，我不免想到另一位杰出的当代作家阿来的写作。阿来曾经遇到过一位老者的诘问：“为什么非要故事发生在真正发生的地方？”也许，写作就是一个思乡之梦、还乡之梦？那么，对于作家来说，难道故乡、曾经的乡土真的是梦吗？梦可以从这里开始，也可以从这里结束，更可以从这里延伸开去。那么现在，我们也许会想清楚了，为什么许多作家的故事偏偏都“发生”在故乡，或者，类似故乡的一个永恒般的精神性所在。故乡作为精神、情感之根，或者，它早已经成为一个作家审美判断的出发点，甚至，成为诠释现实生活和存在，确立自己文学叙事伦理的关键所在。它是故事、叙述的逻辑起点，也是情感、伦理的起点。

综观迟子建的小说写作，她的大量文本的叙事背景、审美观照视野或视角，往往都不乏大历史的宏阔和开放性。无论是长篇小说还是中篇小说、短篇小说，迟子建都无法摆脱向大历史深度开掘的叙事冲动。长篇《伪满洲国》《额尔古纳河右岸》《白雪乌鸦》《群山之巅》，中短篇《候鸟的勇敢》《炖马靴》《喝汤的声音》等等，一方面体现出关切大历史的襟怀，其主题框架潜在地发散出对历史的认识和理解，并且，在看似不经意间将叙事含蓄地拉升至大历史的维度；另一方面，这些小说又包含对遥远的历史或当代现实和生活中小人物的日常书写。就是说，对大历史的包容度，在一定程度上直接影响着迟子建小说对各种人物日常生活及其情感最个性化、私人化的呈现。因此，我们不妨说迟子建的叙事，大都是以情感为“轴心”或坐标的彰显精神、心理世界的话语结构。对于迟子建小说的精神结构、叙事形态、美学气质，我更愿意将其文本视为“俗世”叙事对历史、现实和情感的描摹和超越。正是由于迟子建尤其擅长稳健地把握、驾驭人性、情感和日常经验，所以她总是能够在文本里不断地独辟蹊径，凝聚力量并“助力”人物摆脱精神、心理和情感层面的种种困境和创伤，显露出爱与诗性的光芒，充分表达出超越时代性经验的个体生命存在的价值和意义。也就是前文我们提及的情感、灵魂深处“震颤中的裂缝，当然也看见这裂缝中的生机”。当然，迟子建并不会赋予生活、现实更沉郁的理想化、浪漫化的诗意想象，她只是为乡土、乡情、乡愁这些最神圣的叙事激情和动力驱使，去呈现自己心中的“神圣空间”原貌。从迟子建的小说文本，我们也能感受到她与乡土、乡情、乡愁之间存有丝丝缕缕的“乡愿”和“乡怨”，后者或许就是所谓的“震颤中的裂缝”。但是，无论怎样直面“北中国”大地上精神、情感的“裂缝”，迟子建的文字从未流露出焦虑，也不曾陷入无奈和惘然，她更愿意不断重返历史，重回故乡，在乡土、乡情、乡愁中咀嚼那刚毅而悲凉的骨气。

近些年，我特别专注于思考迟子建小说美学的变与不变，感受纯然属于她自己的“迟子建元素”。无疑，处理、调动、写好故事和人物，始终是迟子建能够从容把握的叙事路径，使它们与乡土、故乡这个庞大的客体形成完整的小说修辞弥散方式。无数细节、情节的河流，与人心、人性、欲望及其道德、伦理的波涛一起，一次次激荡出俗世间生命和命运的浪花。可以说，迟子建小说叙事的地理坐标，始终没有离开东北。确切地说，从未离开过黑龙江、松花江、额尔古纳河、大兴安岭、北极村。包括以城市作为背景的小说，不仅有中、短篇《黄鸡白酒》《起舞》《晚安玫瑰》，还有长篇《白雪乌鸦》和《烟火漫卷》，我们可以将其视为其文学“乡土”向着城市的延展。最早的《北极村童话》，更以其浓烈的地域性和独特的抒情性，清冷、光洁和静美的语境和风格，展开她的叙事美学。此后多年，迟子建置身这个浑厚、冷峻的历史、现实的空间，悉心耕耘，叙写东北故事。许多当代作家的写作，都无法摆脱明显的地理标记和充满“隐逸性”的自传色彩，迟子建也概莫能外。一个作家所选择的叙述背景，一定是宿命般的、几乎不可选择的情势，因为它是一种灵魂的栖居，是作家与一块土地的精神、心理不可分割的血脉相融，在一定意义上，成为作家的写作“血地”。这方面最典型的就是福克纳，他选择“一个邮票大小的地方”作为写作背景，耕作一生，名满天下。这种现象在中国作家里似乎更普遍，莫言的“高密东北乡”，苏童的“枫杨树乡村”和“香椿树街”，贾平凹的“商州”，阿来的“机村”，阎连科的“耙耧山脉”……，已经成为他们各自创造的文学世界的“地标”式寄寓和依托，无疑是他们每个人赖以进行叙述的“风水宝地”，同时，这些文学的地标，也支撑起一个作家的写作地貌和叙事格局。

在写作《北极村童话》《北国一片苍茫》时，迟子建面对生活的深层“冻土”，有时也许是因为那时涉世不深，没有经历过太多的磨难，而是率真而执意地将现实或记忆视为生活道路上顽皮的石子。其中，少有遭遇惊世骇俗的人生动荡和命运的背叛，而是将其当做是理解世事的审美镜像。现在，我们重新考量这些充满“伤怀之美”的叙事话语，其开阔、宽柔、沉郁的情怀令人无限感动。我以为，它已然成为迟子建几十年写作的不可更改的情感坐标，我曾将她这种恒久的情感坐标，定位为独属于迟子建文学叙事的“美学罗盘”。在《北极村童话》中，作家仅仅通过一个北方小女孩置身其间的世界，写出在“雪国”的自然环境和人文氛围里人物的情感波澜和心理处境。“迎灯”对亲情、伦理和善恶的困扰、觉悟，对现实的挣脱和“归顺”，都在与成人世界的对话中发生碰撞。我们在这个文本里，意识到有一种强烈的“乡愁”，萦绕在迟子建的这篇成名作或处女作里。这里不乏主人公自我探索的人生入门和“被启蒙”的欢乐与忧伤。仔细品味，这里似乎只有淡淡的苦涩，并没有太多童真的甜蜜，小女孩试图减轻自己孤弱和微小的恐惧，还有些许的沉浸在童年自由、无所羁绊的幻影的洒脱，当然，她更希望能够得到魔法般的呵护。我们可以想象，一个奔跑在北中国雪地上的精灵，竭力地挣脱姥姥的束缚，而扑向一位陌生的异国奶奶的怀抱，这需要何等的勇气和自信。而小女孩对俄罗斯老奶奶的亲情，蕴藏着一种跨越文化、种族、国别、年龄的颇具感染力的纯粹，她们的交往、相互牵挂和相互信赖，像是一曲自然神秘、感伤忧郁而又明快悠远的协奏曲，充满了复调的多维与多义。“迎灯”在姥姥家度过了夏、秋、冬三个季节，与姥姥、姥爷一家人的相处永远难以忘怀，但在春天离开“北极村”。我认为促使迟子建如此叙事安排的情感动力，是她对于童年的生命时间和自然交融的强烈意识。没有任何成人世界的复杂的吊诡，只有趣味、天真、好奇、困惑，以及介入生活时所遭遇的成长的烦恼，这是极其微妙的体验，在时间和大自然的风景画中，童年不仅镌刻在大木刻楞房子里，而且永驻在跨时空的追忆中。同时我们深切体验到，在辽阔的“北中国”边域，一个小女孩对生老病死、离情别意的感知和细腻体悟，渴望早早地越过懵懂的“萌”和“惑”的边界，直抵自觉或不自觉的智性存在的境界。此后，我感到，这个“北中国”小女孩的身影，仿佛一只炫舞的精灵，似乎一刻也不曾离开过迟子建的文字和叙述，她轻盈的身姿、清澈而好奇的目光，在迟子建数百万字的文本里，若隐若现。不夸张地讲，《北极村童话》的写作，奠定了迟子建此后叙事的根基，确立了其自我精神成长的风向标和审美价值取向。余华说：“我觉得一个人成长的经历会决定其一生的方向。世界最基本的图像就是这时候来到一个人的内心深处，如同复印机似的，一幅又一幅地复印在一个人的成长里。在其长大成人以后，不管是成功，还是失败；不管是伟大，还是平庸；其所作所为都只是对这个最基本图像的局部修改，图像的整体是不会被更改的。当然，有些人修改得多一些，有些人修改得少一些。”[9]我们可否这样来理解作家余华这段话的含义：无论是从一位作家的个人经历、经验，还是从其最初的文本结构、形态、审美选择、叙事伦理考量作家的写作发生及其写作史，作家的写作的“初心”难违，任何叙事语境、故事或人物的变化，都无法影响作家深藏于内心的精神、心理、灵魂诉求。那么，我们是否可以说，《北极村童话》《北国一片苍茫》《白雪的墓园》等篇章，构成迟子建最基本的文学叙事图像，而后面的大量文本中有关乡土、“乡愁”的呈现，无不是沿着故乡的道路不断地向着无限的“伤怀之美”延展，并且记载、演绎那些超验的“回家”的感受和铭刻于内心的生死眷恋。

归结起来说，《北极村童话》，以及稍后写作的《北国一片苍茫》《白雪的墓园》，则叙写了“乡愁”里的灵魂之“苦涩”。《北国一片苍茫》里，那冉冉升腾起来的焚烧木屋和母亲的火焰，绝对不是关于重生、涅槃的抒情，而是对东北文化滥觞的文化质询和申诉。在这里，“苍茫”已构成迟子建乡土美学的最基本的叙事风格之一，成为文本的底色，也让她拥有了超越寻常女性作家的叙事格局与高度。迟子建完全是一位靠自我生长、成长、强大起来的作家，其实，那个美丽的“童话”始终在时间的前面等着她。二十岁时，命运就早早地安排她在“青春写作”的韶华岁月里去描摹、发掘、抒写一个忧郁、善感、美好的童年。迟子建牢牢地抓住了记忆的风筝，将“北极村”和“童年”结构成纯净、坚实的“北中国”的乡土镜像。在《额尔古纳河右岸》《白雪乌鸦》《雾月牛栏》《格里格海的细雨黄昏》《亲亲土豆》里，我们同样能感受到这些文本所呈现出的浓郁的沧桑感，绵延在文字和叙事中，挥之不去的“乡愁”，不断地溢出抒情的边界，走向生命、命运和“北中国”的浩渺、阔大。这一点，我们在班宇等新一代东北作家的身上也清晰地看到了传承：“作为小说叙事背景，努力沉淀出东北之味、东北之‘心’，这是具有匠心的话语选择。虽然冷峻、荒寒、肃杀，但是潜隐在文字背后的却是干净、动人、温暖的内心和善良的情怀。”[10]进一步说，迟子建的“北中国”，与莫言的高密乡、贾平凹的商州秦岭、苏童的“枫杨树乡村”一样，已成为这一代作家成长于其间的深层精神文化土壤。乡土所给予他们的养分早已融入他们的血脉，成为他们创作的源头，并将持续影响他们的一生。从出生到成熟，他们的灵魂里浸透着土地所赋予他们的宽厚和智慧，同时，他们也在自己的乡土上一次次见证社会的巨大变革。这些新鲜事物裹挟着土地上的人们艰难前行，又冲撞着固有的观念和秩序，种种冲突在作家的笔下还不可避免地洋溢出浪漫的现实主义，或者说现实的浪漫主义。我们也注意到，迟子建的很多作品透露出对现代性的批判与质疑，其乡愁的“愁”，除了对故乡风土人情美好的眷恋之外，同时流露出对于城市文化已然入侵记忆中美好乡村生活的担忧与惆怅。迟子建曾在《是谁扼杀了哀愁》中写道：

人的怜悯之心是裹挟在哀愁之中的，而缺乏了怜悯的艺术是不会有生命力的。……生活似乎在日新月异发生着变化，新信息纷至沓来，几达爆炸的程度，人们生怕被扣上落伍和守旧的帽子，疲于认知新事物，应付新潮流。于是，我们的脚步在不断拔起的摩天大楼的玻璃幕墙间变得机械和迟缓，我们的目光在形形色色的庆典的焰火中变得干涩和贫乏，我们的心灵在第一时间获知了发生在世界任何一个角落的新闻时却变得茫然和焦渴。

在这里，迟子建的乡愁，无疑还有对大自然、生灵、世事怀有悲天悯人的大情怀。随着现代社会的发展，现代性的强力渗透，我们的物质生活已达到前所未有的富足，诸多愿望、欲望似乎都得到满足，而唯独缺少了乡愁。而失去了乡愁的情感，人们的情绪似乎变得愈发极端和脆弱，甚至冷漠，自我、本色、本心几乎被封闭在机械、信息的牢笼中。现代影视、娱乐科技所拼接的虚幻世界固然很美，但是炫美得已没有了哀愁、乡愁而更多呈现出病态的美，从而无法激发起渴望守护乡土的情感。面对美好事物的被毁损，我们也将消失掉任何内在的痛楚。富足的生活，将会令我们无法抬头仰望星空，在自然中寻求心灵的共振。所以，我们在迟子建后来的作品中，就看到她在不断地在寻求当代城市、乡村的未来出路。《群山之巅》中龙盏镇的建设开发，《候鸟的勇敢》中对于“候鸟人”与“留守人”的探讨，都进一步展现出在现代都市文明冲击下，乡村试图抵抗却最终不得不妥协、以折衷方式融入现代性潮涌的现实。尽管这些文字里充溢着悲怆，但迟子建却满怀执着。因此，在迟子建的许多作品中，常常会看到一双真诚、清澈的眼眸，能够瞭望到俗世内外的情感地平线。程德培评价迟子建时曾这样说，小说家“关键在于，能否在善举中寻觅恶的踪迹，在恶行中寻觅善的留痕，小说家不仅要有敏锐的眼光，还要懂得借助‘夜视仪’在黑暗中见到常人难以见到的东西”[11]。不仅如此，我们则更深切地感到迟子建始终在抒写既属于地域、自然，传统，也属于世道人心的生命诗章，令我们体会到直面人生的旷达情怀的张扬，以及超越性的价值取舍和审美判断。也就是，面对“北中国”的苍茫，迟子建以自己深刻的人生经验作为基础，没有囿于自我人生困境的狭窄格局，而是藉此作为拷问自我、生命、人性、命运、灵魂的依凭。她守护着乡土的命脉，对乡土世界作出整体的、具有新的美学意义的观照，让文字里涌动着至上的感悟，以及爱与创造力的源流。这些文字，渐渐地由平远转化为深邃、彻悟，进而传达出一位作家与乡土、乡愁、自然、生命的深刻、深情对话。

注释

[1]张学昕：《迟子建的“文学东北”》，《当代文坛》2019年第3期。

[2]王德威：《文学东北与中国现代性——“东北学”研究刍议》，《小说评论》2020年第1期。

[3][5][6][8]迟子建：《是谁在遥望乡土时还会满含热泪》，《小说评论》2023年第2期。

[4]丁帆、贺仲明：《乡土小说新视界·主持人语》，《小说评论》2022年第1期。

[7]苏童：《关于迟子建》，《当代作家评论》2005年第1期。

[9]余华：《我们生活在巨大的差距里》，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5年版，第3页。

[10]张学昕：《班宇东北叙事的“荒寒美学”》，《扬子江文学评论》2022年第2期。

[11]程德培：《黎明时分的拾荒者》，作家出版社2019年版，第31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