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方晨《公敌》：幽沉的激情与哈姆雷特式的诘问
在新世纪坚持乡土写作，危险且有难度。充沛的自然体验，玄妙的哲思，和谐温暖的人际关系，都变得可疑了，僵硬了，熟悉的技巧和法则，也会变得无所适从。王方晨却以一系列看似执拗，实别有怀抱的乡土小说，让我们看到这一题材新的生机，他的长篇《公敌》（湖南文艺出版社），完美地处理了道德、文学与乡土现实之间的结构性关系。功成身退的乡土权力者韩佃义，绝望自杀的集团公司经理佟黑子，厌倦官场全身而退的县长和县委书记，这些人物在充斥着恶霸式村干部，土豪式乡村资本家，虎狼般贪官污吏的“乡土文学世界”，无疑是陌生的。王方晨从真实原型出发，摆脱简单道德判断，寻找到了剧烈变动时代个体生命复杂而神秘的人性体验。这些人性体验，既扎根于乡土，又比狭义乡土更阔大浩然，既是非道德的，又是在人性基础上更高的道德审视。
在一部乡土小说中表现道德性，要求作家摆脱意识形态困扰，既警惕道德的意识规定性，又能以悲悯诚恳的心灵逼近道德困境。这不仅是描写乡土在现代侵蚀下如何衰落的“乡村史”，更是一部描写乡土生命个体如何在现代大潮中求助内心的“乡土梦”。作家没有美化暴烈无序的欲望征服，回避原始积累的残酷真相。他笔下的乡土世界，绝不是美丽的“牧歌乌托邦”。佟安福被绑架，被迫将村支书职位让于韩佃义，佟黑子靠刀砍镇干部震慑百姓，聂海文的小白楼强迫蓝娣卖笑，而佟家庄、塔镇、乃至金乡县的权力格局，官商勾结、出卖土地、村霸破坏基础政权的情况，让人触目惊心。
然而，王方晨的深刻之处在于，他写了改革开放以来乡土的沧桑巨变，也写了不变的“道德人心”。佟志承希望从官场退隐佟家庄，佟黑子想退回单纯而快乐的童年时光，晚年韩佃义忏悔罪孽，退隐于老人宅。所谓现代化景观，从塔镇与佟家庄的对立，变成了小白楼和老人宅的对立，并成为某种文化空间结构性关系隐喻。在人们离开土地，拥抱资本的过程中，人们内心的真善美与无止境的欲望野心，形成了强烈对立。这种空间象征关系的转移，巧妙表现了作家对改革开放以来，“贫困/致富”、“道德/欲望”两类话语冲突的清醒认知。韩佃义曾一心带领佟家庄走上致富路，却在欲望中迷失自我，因报复昔日恋人金枝而抱憾终生。佟黑子接任翰童集团，却始终无法摆脱沉重的童年心结，也无法理顺自己和哥哥的关系。佟志承厌倦官场尔虞我诈，却进退失据，“身隐”而“心难隐”。蓝娣不甘心沦为高级妓女，却无力找到出路。韩佃义手执《论语》，吓退争夺土地的建筑队的细节，无疑具有强烈寓言性。他希望现代化的竞争之路上有道德依托。作家没有将韩佃义处理成《古船》的赵炳，《败节草》的呼爷这类历史专制幽灵式的乡土权力者形象，反而刻画出权力者的反思之路。
王方晨有一种朴素的道德审视能力，以“将心比心”的灵魂冒险与心灵探究，深入到人物隐微的精神状态。金钱和权力的罪恶，不仅在于它们践踏道德，更在于它们在无声无息中毁灭向善的本能，让人们在无底洞般的欲望幻觉中陷入虚无恐惧与痛苦。老人宅也不是最后的安妥之地。那些彷徨在人心、欲望和道义之间的人们，无论韩佃义、佟黑子，还是老王、佟安福、戚老板、聂海文等，无一不是自己内心的敌人。因此，“公敌”可看作是韩佃义这个具体人物，也可看作被经济、权力蛊惑起的欲望。
同时，王方晨的这些形而上思考，却没有影响他对世相老辣敏锐的洞察力。作家的道德拷问之路，既是针对人物心灵的哈姆雷特式的诘问，也是面向着当下社会整体的现实，二者融为一体，又相得益彰，体现了作家卓越的现实把握力与理解力。无论乡村政治的微观考察，还是佟志承、牟书记、甄县长、邵观无、老王等各色官场人物和官场生态描写，都纤毫毕现，又洞彻人心。这些现实书写，既能让读者生出“世事洞明，人情练达”的感慨，清醒地认知社会现实，又没有成为诗性反思的障碍，反而更映衬了沉重的红尘烦恼与超越的渴求。
王方晨的小说语言，干净透亮，简省精准，叙述场景事件剪裁巧妙，简约含蓄，刻画人物则内外兼修，颇有文人小说风范，又兼具现代小说高超技法，常在疏朗风致的格调下包裹着忧患世事的诗心。他的小说语言又是他的乡土美学的体现。令人眼花缭乱的现代化转型，对几十年的历史变迁来说，无疑是翻天覆地，但对人类漫长的历史而言，对养育我们的大地而言，却不过沧海一粟。无论麦田还是工厂，都市还是乡村，只要有大地就有乡土，有乡土就有“幽沉的激情”。王方晨并不追求乡土小说所谓现实主义回归，他的小说既有抒情写意，又有冷峻写实，笔法摇曳多姿。他的乡土美学是幽沉的，却透着麦粒般清香饱满的人性深情，大地般厚实凝重的道德激情。
昔日“大唐遗宝”之地，今日发达的“中国蒜都”，现代化的出路在哪里？细究其质，《公敌》是一部悲悯之书，反思之书，却不是一部“文化守成主义”意味的乡土小说。尽管小说描写了一系列令人感慨的死亡，从秋分爷爷之死，佟黑子之死，到最后韩佃义退入金顶坟等死。但这些退守和死亡，毕竟是反思的开始，而不是结束。在飞速变幻的现代生活中，王方晨将“幽沉的激情”，留给了我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