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春林：评李浩长篇小说《灶王传奇》
我们的分析将从《灶王传奇》（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22年8月版）艺术结构的角度切入。贯穿于《灶王传奇》始终的有这样三条时有穿插彼此交叉的结构线索。由于小说被命名为“灶王传奇”，所以其中最主要的一条，就是身兼第一人称叙述者功能的主人公豆腐灶王置身于其中的仙界，或者也可以称之为以灶王为核心的一整套民间道教传说谱系。由于这一谱系过于庞杂，所以，我们可以更进一步地把它切割为天庭、地府、水族，以及城隍等四个旁系。其一，是看似整日被祥云缭绕的天庭（也即天界）。天庭最重要的当然是至高无上的玉皇大帝和王母娘娘。除他们俩之外，天庭的神仙还有四大金刚、四灵二十八宿、北斗七星君、十方天尊等。其二，是人死后魂魄的归属地地府（也即下界）。主要神仙分别是北阴酆都大帝、十殿阎罗、判官、牛头马面、黑白无常，以及那些总是拿着布袋四处搜寻亡者魂魄的黑皂吏。如果一个人的魂魄在死后的三天之内不能被黑皂吏用布袋携至地府，那它就变成无所依归的孤魂野鬼。其三，是以龙王为核心的专门主管水域负责解决降水问题的水族。其四，其实也是最重要的一支旁系，就是与豆腐灶王关系最为密切的城隍这个脉络。主要包括蔚州的城隍老爷，以及他身边的高经承、仓大吏，还有就是他下辖的土地爷，以及门神、灶王等等。因为小说被命名为“灶王传奇”，所以灶王自然就是其中非常重要的一个群体。除了主人公豆腐灶王之外，活跃于文本中的还有铁匠灶王、饼店灶王、田家灶王、大车店灶王、王家灶王等。
诚如李浩自己所言，在民间道教谱系方面，他其实也带了一点“私货”，多多少少对既有的传说有所改造：“在大的方面，我遵从了道家神仙职阶的一般设置，譬如三清四祖、玉皇与王母、五方五老、北极四圣、五斗星君、四灵二十八宿、四值功曹等等等等，但另一方面出于我想要的艺术效果，而将灶王、土地安排归城隍管理，为他们建立更明确的仙阶层次，更重要的是为灶王建立了有序、有层的‘管理制约’‘行政条约’和‘规章制度’，这样，他身上所能承担和呈现的那部分才会更好地呈现出来，同时也有了管理上的逻辑线……为了艺术效果，我也更多强化了城隍的‘地位’，让城隍成为联通乡间小神小仙、天庭和地府的‘中转衙门’，同时强化了‘龙王’这一民间神的地位和职阶……”①从研究者的角度出发，得感谢李浩的如此一种“自供状”。一方面，有了他的“自供状”，我们才能够确认《灶王传奇》中带有支撑性的民间道教谱系中，哪些部分是真实的，哪些部分是虚构的。那些真实的部分，是需要作家专门去查找相关的资料，不是坐在书斋里能够凭空获知的。但在另一方面，更重要的一点在于，那些合理虚构的部分，方才能够充分凸显出作家“天马行空”的艺术想象力。对李浩《灶王传奇》的阅读，能够让我们联想到莫言那部同样以“奇思异想”，以一种出色的想象力而著称的长篇小说《生死疲劳》。如果说莫言的《生死疲劳》在构思上非常成功地借鉴了佛教所谓“六道轮回”的理念，让主人公西门闹冤死后的灵魂先后经历六次轮回转世的方式巧妙切入到自“土改”开始一直到改革开放的中国乡村社会生活，那么，李浩就是通过自己改造后的民间道教传说谱系，借助于豆腐灶王这一主人公形象的巧妙设定，很好地切入到明代的一段历史之中。我阅读《灶王传奇》时感觉最畅快淋漓的，就是李浩的那些既匪夷所思又在情理之中的“奇思异想”，也即一种出类拔萃、绝对非同寻常的艺术想象力。这种令人赞佩不已的艺术想象力，集中不过地表现在作品中的民间道教传说谱系这一方面。这其中，令我由衷赞叹的，就是作家关于灶王来历的那种创造性想象性虚构。当然，这种想象性虚构，是从灶王所具有的主要功能而展开的。第一，为城隍所管辖的所有灶王，他的前生不仅全都是男性，而且全都是在科举时落第的书生（用现代的话语来说，就是知识分子）。第二，在这个仙界或者说民间道教传说谱系中，灶王所处的地位最为卑微低贱。没有任何法力（既不能腾云驾雾，也不能呼风唤雨）且不说，其职事只能是作为一位旁观者，在无法进行任何介入的前提下，做一种真实的记录。能够把只具有旁观者功能的灶王形象与现实生活中“百无一用”的书生或者知识分子联系在一起，就足以说明李浩某种天才艺术想象力的存在。这里，还有一个潜在的命题就是，进入现代社会之后，知识分子阶层一个标志性的特征，就是能够以一种独立的批判的品格积极介入各种社会事务。就《灶王传奇》来说，借助于灶王尤其是豆腐灶王这一富有正义感的人物形象（知识分子形象）的设定而寄托作家某种真切的反思与批判意旨，恐怕也同样是李浩的某种艺术寄寓之所在。
《灶王传奇》中的第二条结构线索，就是由豆腐灶王所先后供职过的三户人家构成的充满了日常烟火气的人间生活这一条故事脉络。第一家是蔚州西南堡依靠做豆腐为生的谭豆腐家。一个虽然谈不上多么富有但也算不上贫穷的中等普通人家。他们家共有三口人，谭豆腐夫妇之外，还有一个年仅六岁的独生子小冠。小说开始的时候，豆腐灶王已经在谭豆腐家整整做了七年灶王。没想到的是，因为受到明朝和瓦剌之间战争的影响，整个西南堡惨遭大祸，不少人家被亡门灭户，其中就包括谭豆腐一家。因此而失业的豆腐灶王被蔚州城隍重新安排到远在广灵直峪的大槐树董姓人家，做了田家灶王。如果说谭豆腐家算得上是一个家境尚可的普通人家，那么，这个董姓人家就是一个生活条件非常糟糕的穷苦人家。难能可贵的一点是，尽管满心地委屈和不情愿，但一向忠于职守、忍辱负重的豆腐灶王，还是千方百计地坚持在这个贫苦人家做了长达六年之久的灶王。很大程度上，正因为豆腐灶王与城隍老爷、高经承之间某种特殊关系的具备，所以，还没有等到豆腐灶王在董姓人家任职期满，他就被重新安排到了蔚州一个曹姓的官宦之家继续他的灶王生涯。其他的几个姓氏或许是随意的选择，但曹姓的选择，却一下子就让我联想到了写《红楼梦》的曹雪芹。如此一种联想之所以能够得以发生，主要还是因为，第一，曹家如同贾府一样，也是一个钟鸣鼎食的官宦大户人家。李浩在小说中不无细致地开列出的那些琳琅满目的食谱，便足可以从某个侧面折射这一点。第二，这个曹家，如同另一个曹家，当然也还有贾府一样，都曾经惨遭过被抄家的灭门大祸。能够从董姓这样一个穷苦贫贱之家“摇身一变”成为曹家这样一个富贵人家的灶王，对于豆腐灶王来说，某种扬眉吐气、一步登天感觉的生成，就是自然而然的事情。就这样，在一步登天成为显赫一时的曹府灶王之后，一直等到曹家后来因抄家而彻底败落，豆腐灶王才结束了自己灶王史上最鼎盛的一个阶段。到小说结尾处，经过了一段候补灶王的短暂等待，豆腐灶王终于被城隍老爷重新安排，又开始了自己新的灶王生涯。
小说的第三条结构线索，是明朝皇室高层的政治斗争与军事行动。在讨论这条线索之前，我们首先需要思考并加以澄清的一个问题，就是《灶王传奇》到底能不能被理解成一部历史小说。这一问题提出的前提，是金赫楠和李浩他们俩所持有的这样一种观点。先是金赫楠认为：“《灶王传奇》尽管和明朝那些事有关，但它却绝不是历史小说，它指向的仍旧是你一直以来都关注的那些东西。”②对此，李浩给出的回应是：“我写下的《灶王传奇》当然不应看作历史小说，它的支点不是历史，历史只是一个背景的作用，我用来考察的是人和人生，是人在命运中、秩序中、荒谬中、无奈中、欲念中、悲苦中或欢愉中的种种‘可能性’。”③一方面，我们固然不能说他们俩的观点毫无道理，但在另一方面，我想特别强调的是，在很多小说作品中，无论是历史也罢，还是现实也罢，实际上也都只能是作为背景的存在。通常情况下，被一位真正的作家置于中心位置的，肯定是如李浩所强调的“人和人生”。但问题也就来了，难道我们因此而把所有的小说都称之为“人生小说”吗？事实上，历史也罢，现实也罢，都属于题材层面上的文学外部问题。尽管说这种外部的表象未必能在多大程度上影响到小说作品的内在艺术品质，但我们也不能轻易忽略它的客观存在。更进一步说，我们也应该认识到，《灶王传奇》从根本上说仍然是一部具有突出现代主义或者说先锋特点的长篇小说。关键还在于，当一位作家试图以现代主义的方式去切入表现历史的时候，其书写的难度必然会有所增加。正是因为以上的理由，所以，我还是不怎么认同金赫楠和李浩关于《灶王传奇》并非一部历史小说的判断。我坚持认为，要想如其所愿地写好《灶王传奇》，除了必须在民间道教传说谱系方面下足够的考古学或者说别一种“田野调查”功夫之外，李浩同时也必须在明史方面下足够的功夫。说到足称波诡云谲的明代历史，与《灶王传奇》紧密相关的，最起码有两个地方。其一，是标志着明朝由盛转衰的“土木之变”。所谓“土木之变”，指的是明朝正统十四年，也即公元1449年，雄踞北方的瓦剌人入侵中原。明英宗朱祁镇亲率十万大军出征迎敌，不料却最终兵败被俘的事变。因这一次战争的发生地为土木堡，所以又被称为“土木堡之变”或者“土木之祸”。小说中谭豆腐一家三口的惨死，西南堡变为一片废墟瓦砾，就是因为“土木之变”的缘故。其二，是明英宗朱祁镇在被废七年多之后重新复出，再次执掌朝政。明英宗兄弟俩如何颠倒着做皇帝倒也罢了，关键的问题是，朝政的更迭影响到了曹家的盛衰。正所谓“一着不慎，满盘皆输”，由于曹家的大少爷多年在吏部任职，有意无意间受到牵连的缘故，曹家到最后竟然落了个被抄家的悲剧结局。即使侥幸逃脱了诸如谋反之类的大逆之罪的指控，曹家父子一十七口的被秋后问斩，却是注定无法逃脱的必然结局。这一抄家的直接后果，就是豆腐灶王被迫再一次流离失所，成为等待城隍老爷重新安排的候补灶王。
注释：①②③金赫楠、李浩《“寓言化写作”的深度和它“自成一体的天地”》，载《芳草》杂志2021年第6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