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断腕”与“漫游”——关于“新作家专号”的一点观察

之所以选择“断腕”这个有些残酷的关键词作为篇名，是因为本期“新作家专号”中的两篇小说。张春莹的中篇小说《鹏鸟》和梁豪的短篇小说《大阳摩托开在糖厂的路上》中都出现了类似“断腕”的情节：在《鹏鸟》中，主人公鹏背井离乡前去深圳打工，一次日常操作的疏忽，鹏被冲压机切掉了左手的无名指和小指；《大阳摩托开在糖厂的路上》中，主人公阿军目睹了工友小郭整个人被卷进抄纸机的滚筒里，伤及手筋的她从此整条右臂失去知觉。这两次小说中的“意外”，看似只是情节的巧合，但是降临在两个年轻人身上，经由两位九〇后作家书写，其背后多少透露出一种象征的意味。

如同小说《鹏鸟》所展示的，出生在水乡小村庄的少年时刻向往着外面的世界，但是在切身遭遇了现代都市的冷漠与现代化生产的残酷之后，鹏不得不在母亲的陪伴下重回故乡。与深圳相比，故乡的生活简单、稳定，虽略显乏味却充满了温情脉脉的安全感。工厂车间里的那次不幸遭遇成为鹏的命运转折点，他从此告别了此前心心念念的大城市，也告别了对一种遥远的、不切实际的生活的想象。回到故乡虽然不能解决此时身体残缺的鹏所面临的现实问题，但是在这样的时刻，母亲、故乡、亲友的接纳已经弥足珍贵，他们的耐心与宽容一点点抚慰着鹏内心的伤痛。与此同时，对于一位年轻的写作者来说，小说主人公的“断指”就如同写作的“断腕”，意味着作家与过去的自己告别，也意味着自我的重新确认、再次成长——像所有青春期的结束一样，写作者的“断腕”多少有些残酷，但却是一个作家自省、抉择，乃至真正走向成熟的必经之路。

转折不是一蹴而就的，就如同《鹏鸟》中主人公命运的改变也不是从天而降，而是被切切实实的现实经验所打磨出来的。许多青年写作者通常要在转型到来之前，经历一个漫长的“漫游时代”。本期“新作家专号”的多部作品中，年轻作家们似乎就正在经历这样珍贵而异常重要的时刻。《大阳摩托开在糖厂的路上》中，阿军载着“老同学”小霞在小镇街头兜风的场景，正是“漫游”的一种体现。与鹏的命运走向有所不同，阿军在目睹了小郭的惨剧之后，依然不得不继续着过去的生活。许多作家在青年时期都书写过类似这样日复一日、漫无目的的状态，从上世纪九十年代的“新状态文学”到近年来不少作家笔下的“失败青年”，都是这种特定情绪在不同时代语境中的表达。这或许也代表着一种更广泛意义上的青年人的心理症结：在一个急速发展的、不稳定的现实中，如何找到自己的安身立命之所，如何释放自己的焦虑、明确生活的意义，一直是困扰着一代代年轻人的关键问题。《大阳摩托开在糖厂的路上》中飞驰在街道上的两个年轻人，“他们只剩下速度，他们暂时放下了一些静止的和无可挽回的东西。他们毫无疑问将会怀念这个跟以往都稍微偏离的晚上”。与小霞的相遇，成为阿军庸常生活中的一次意外，这个意外可能改变什么或者究竟指向什么，其实都并不明晰。在这里，作家或许与他笔下的人物一样处于混沌之中，小说释放的是一种细节感知力，透过这样“稍微偏离”的氛围，青春期那种难以名状却总是耐人寻味的情愫呼之欲出。

厂刀的《福寿》与北缺的《浮游》同样是两篇关于“漫游”的小说。《浮游》仿若一场少年的梦境，小说中的“我”就像是卡夫卡笔下的K，眼看城堡就在眼前，却始终不得其门而入；又或者像是一出当代版的《等待戈多》，似乎在期待什么，却始终只是流浪。《福寿》处理的是死亡这一文学长廊中恒久而深邃的话题，在这里，年轻的作家选择了将现实、幻想、梦境等熔于一炉，借助略显奇诡的送葬场景，完成了一次特殊的告别。小说中的“我”分裂为两人，一个是置身事外的旁观者和叙事者，另一个是正在经历别离的孝子。这样双重视角的交错纠缠，一方面凸显了葬礼这一极端环境所包含的荒谬感、疏离感和不真实感，折射出主人公内心的撕裂；另一方面，作家没有将失去至亲的痛苦疏解为一种简单而表层的离愁别绪，而是借助意识流的手法，将这一平面化的情绪进行了立体的挖掘和拆解，最终将死亡还原为驳杂、矛盾而丰盈的特殊场景——这是一个作家文学才华的极好体现，更是一个年轻人最真诚的告别。在这两篇小说中，主人公的行旅正是他们精神“漫游”的过程，经由这种方式，他们在各自的意识领域追寻远方、奔赴目的地，而对于两位年轻的作家来说，写作中的“漫游”更是他们寻找精神归宿的重要途径。

此外，“新作家专号”中的其他几篇作品——里昂的《鲨鱼人》、梁静雯的《默》、宿颖的《济南的冬天》、王忆的《课桌上的星巴克》，从小说主题和整体风格上看，都更接近于现实主义的创作。这些小说有的刻画青春期的亲情、友情，有的传达了一种暧昧又克制的情愫，有的书写一次人生偶遇及其所带来的改变……这些作者的年龄全部都在三十五岁以下，最小的已经接近〇〇后，大概只是大学刚刚毕业的年纪。他们笔下那种飞扬的想象力、敏锐的感知力与独具才情的表达方式，都给人留下了深刻印象。与此前的八〇后作家相比，如今的九〇后、九五后写作者，他们的创作更难用一种或者几种主题、特征去进行概括，换言之，他们的写作呈现出更为分散的、多元的，但却无疑是更加强烈的个性化特征。与此同时，对于现实生活的发现略显表面、作品所要表达的核心意义不够明确等，或许是他们写作共通的问题——当然，以这样的要求去苛责这些刚刚步入社会的年轻写作者，显然是不公平的。我想，对于当下的他们来说，在写作中自由地“漫游”，或许已经是所能抵达的最好的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