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雨花》2023年第5期｜郜元宝：山村“泉栏”入梦来
郜元宝，1966年生，安徽铜陵人，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专攻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现任中国现代文学学会副会长、中国当代文学学会副会长、中国鲁迅研究会副会长。著有《拯救大地》《在语言的地图上》《鲁迅六讲》《说话的精神》《惘然集》《汉语别史》《时文琐谈》《小说说小》《不如忘破绽》等专著和论文随笔杂集。获第八届鲁迅文学奖文学理论评论奖。
一
我的老家在安徽省铜陵县和平乡临江的圩区，母亲娘家则在一个我至今尚未去过的名叫“泉栏”的山村，属铜陵县钟鸣乡。
虽然同属一县，但钟鸣跟和平隔着三个乡，由北向南，依次是半圩区半丘陵的钟仓乡（我少年时代足迹所达最远处），半丘陵半平原的顺安乡（铜陵县地理中心），以及半山区半丘陵的新桥乡。过了新桥，才是钟鸣。
我们圩区处于县境正北，钟鸣在县境东南，泉栏又位于钟鸣最南边，所以母亲娘家和婆家直线距离有七八十公里，在交通落后的年代全靠步行，真可谓远哉迢遥。我父母总是称“泉栏”为“老山里”，就是大山深处的意思。
我不仅没去过泉栏，也没见过外公外婆（本地方言叫“家佬佬”“家奶奶”）和泉栏的众亲戚们。母亲姊妹四个（我们叫“姨娘”），没有兄弟，这大概是泉栏那边平时也很少有人来我们圩区走动的原因之一。
“家佬佬”过世得早，“家奶奶”在我一两岁时倒是千辛万苦来过圩区一次，我自然全无印象。听大姐说，她老人家先是走到长江下游另一个圩区我们“大姨娘”家住了几天，再到中间位置的我大姐家住几天，最后才到我们家。一个小脚老太探望女儿和外孙女（那次远行主要是来侍候大姐生头胎），居然步行往返近两百公里！
从圩区回泉栏不久，外婆便去世了。
那时候农民被牢牢拴在土地上，一年到头忙于集体劳动，经济上除了维持日常基本开销之外，再无余钱。但“礼失求诸野”，穷归穷，繁文缛节一样不能缺。走亲戚，尤其郑重其事走远方亲戚，哪个好意思空手？亲友走动的花费叫“门摊头”，至今提起这三个字，乡亲们仍然感到十分沉重。“门摊头”犹如一块巨石，不知压伤、压垮过多少家庭。
更何况交通不便，即便生产队允许出远门，又负担得起“门摊头”，可一想到目的地在七八十公里之外，也只能望洋兴叹。从圩区到泉栏，步行一刻不停，也需十多个小时。天蒙蒙亮出发，“擦黑”才能赶到。中间若走了“冤枉路”（因迷路而绕行），就更难讲了。
当然主要还是贫穷，否则路再远也不在话下。贫穷，使得七八十公里的路程成为一道天堑，阻隔了骨肉至亲的日常联系。
从我读初中开始，逢年过节总要奉父母之命，去北面夹江对面的“胥坝”洲上，看望改嫁在那里的“三家奶奶”（母亲的三婶）。我很难将这位和蔼慈祥的老人跟我自己的“家奶奶”联系起来，“三家奶奶”也从未向我提起“泉栏”和我自己的“家奶奶”。
母亲一年到头忙里忙外，一边下田地，干生产队的各种重农活，一边独自操持家务，负责全家八口（年迈的奶奶、父亲、大哥二哥、四姐、小妹和我）的穿衣吃喝。她从未跟我一起渡江看过“三家奶奶”。从我三四岁记事起，母亲也从未出远门、回过“泉栏”娘家。
母亲对“三家奶奶”感情很深，也很挂念她的堂弟（就是我堂舅，三家奶奶改嫁时带过去的独子）。他们是跟母亲住得最近的两位“娘家人”。再远一点，就是嫁在长江下游另一个圩区的母亲的大姐（我们“大姨娘”），跟我们也相距二十多里地。据说大姨娘的两个儿子很早就会自己做饭，所以她偶尔能脱开身来看我们。儿女众多的我母亲则从来没有时间去大姨娘家走动。
我每次挎着小篮子过江去看“三家奶奶”和堂舅，总嫌篮中礼物太轻，很没面子，“别别弄弄”（老大不情愿），只当一件任务来完成。吸引我的是来回可以坐小渡船，在江面上很享受地荡悠十几分钟，二哥戏称这是我的“渡江侦察记”。电影《渡江侦察记》的故事原型确实就发生在我每次过江的那个渡口下游不远处。
当时不知道，这其实是母亲1991年去世之前，我为她所做的最紧要的事情之一。我手里那只小篮子，不仅包含着她对隔江相望的“三家奶奶”和堂舅的眷恋，也寄托了她对再也无法回去的“泉栏”村，以及住在那里的亲人们的思念。
二
在我出生以前，母亲倒是回过一次娘家。
那是1954年长江“发大水”，我家所在的“小圩”和“老圩”都决堤了，父亲跟奶奶随着邻居们住进钟仓乡丘陵地带临时搭建的窝棚里，母亲、六岁的大姐、四岁的二姐，还有刚出生一个多月的大哥，则坐一艘小船，逃难到“泉栏”外婆家，一住就是小半年。全靠外婆一家接济，这才渡过难关。
父亲一生贫穷，对岳家感激在心，却难以为报，困难时期，他甚至都没有心情说道此事。母亲去世之后，父亲才时常对小辈们念叨，说我们欠了“老山里”外公外婆的债。外公外婆过世得早，你们母亲只有三个姐姐，没亲兄弟，但“老山里”还有一些堂舅，今后有可能，一定要去“走走”，多少报答一点他们的恩情啊。
父亲也只能这么念叨一下而已，自他2005年去世直到如今，我们兄妹八人都为各自的生计奔忙，谁也没能去实现他的遗愿。我十四岁离家到铜陵市读高中，十六岁来上海读大学，后来留复旦任教，一晃四十多年，燕泥鸿爪，不计西东。偶尔回老家，总是来去匆匆，也始终没时间去“泉栏”看看。
母亲的娘家，成了我们兄弟姊妹一个遥远的梦。不知何时能走进这个梦一般的山村。
因为跟舅舅姨娘们长期失联，只能靠三家奶奶和堂舅，以及嫁到长江下游另一个圩区而又勤于奔走的“大姨娘”传话，母亲娘家这一系的根脉在我们记忆里总算留下一点印象。但这印象实在太模糊了。大姨娘和“三家奶奶”一样，见面时也很少提到泉栏。路远迢迢，归期如梦，提起来，难免都会伤感的吧。
一直到长大，我总是延续着幼时模糊的想法，觉得妈妈就是我家的妈妈，一直就在我们家里忙碌着，怎么可能还有她自己的家呢？
小时候，大姐、二姐、三姐经常带着她们的一大群子女来看望母亲，当孩子们（最大的两位外甥年纪跟我差不多）一叠连声、亲亲热热叫母亲“家奶奶”时，我却很少想到自己也应该有“家奶奶”，母亲也应该有她自己的母亲。
母亲嫁到我们圩区之后，成了一个没有故乡的无根之人。或者说，母亲本来有娘家和婆家两条根，但娘家那条根几乎被斩断。她含辛茹苦过了一辈子，丈夫和八个子女是她唯一的牵挂，也是她生命之树唯一的根。
二姐嫁在本村，住得最近，经常回家帮母亲洗头发。母亲头发茂密粗软，乌黑油亮，本地少有，每次洗头都要二姐（后来是四姐）帮忙。记得有一年冬天洗好头发，母亲难得坐在“火箱”里烤火休息，跟二姐拉家常。二姐嗔怪道，妈妈头发就是多，一个人真不好洗！母亲笑着说，我年轻时头发还要多呢，早晨上山，不小心散开来，就很难把砍好的竹子背回家，因为头发会缠在竹枝上。
在一旁玩耍的我对母亲和二姐谈论头发丝毫不感兴趣，可一听到“上山”“砍竹子”，耳朵立刻竖起来。本地没山，也没竹子，母亲怎么会上山砍竹子？
我哪里知道，母亲是在谈论她的娘家，谈论她自己遥远的青春岁月。
三
最近跟二哥二嫂通视频，才知道妈妈是在抗战后期，为了躲避侵华日军一支逼近皖南山区的部队，才躲到我们邻村她姑妈家，后来由后者做媒，嫁给比她小两岁的我父亲。
这让我猛地想起，小时候确实常常去邻村这位亲戚家玩，但并未见到早已过世的母亲的老姑妈。每次我去他们家玩，母亲知道了，嘴上虽然不说什么，但不知为何似乎总是面有难色。她从未跟我说起两家关系的根底。我知道两家是亲戚，但这次听二哥二嫂解释之前，我一直都不晓得具体是怎样一种亲戚关系。
原来母亲嫁到我们圩区不久便遇到土改，家产荡然无存。爸爸是“国家教师”，导致出身贫寒的母亲跟奶奶一起被划为地主成分。此后二十六七年，因成分差，母亲饱受歧视和欺凌。把母亲介绍给父亲的那位老姑妈的儿子和儿媳妇，即母亲的表哥表嫂，很长时间不敢公开跟我们家走动。直到1976年之后某一天，他们夫妇才特地来我家，跟母亲相对而泣。这个场景我记忆犹新，然而当时和以后很长时间却并不明白其中的原委。
乡下妇女苦命的不少，但苦到我母亲这种程度的并不多。母亲自己也常说，她生来就是为了“吃苦”。
谁能说清我母亲吃过的苦呢？不说别的，1950至1970年代匮乏时期，母亲接连生下九个儿女（其中一个夭折），就真抵得上九九八十一难了。除了临盆待产和坐月子期间，母亲从未脱离田间地头的繁重劳动，包括大冬天“开河”（整治河道），同时还包揽了一大家子洗衣做饭的脏活累活。
今天有现代化厨房，许多家庭还为洗衣做饭发愁，经常只能仰仗“家政”、饭店和外卖，我母亲那时候则不知要辛苦多少倍。直到1991年母亲去世，我们乡下做饭烧水仍是靠旧式烧柴的炉灶。洗衣则是先在家里，用做饭的浆水、皂角和轻易舍不得用的肥皂，将一件件衣服在木盆里搓好，再捧着沉重的木盆去村头村尾水塘边，用棒槌反复捶打，再用清水漂洗。单单为一大家子人洗衣做饭这两件事，就足以说明母亲的辛劳了。
但母亲也有她引以为傲的财富和足以慰藉她困苦一生的幸福，那就是她所爱的八个儿女。母亲为儿女们付出全部的爱，也从儿女们身上获得爱的回报。母亲为我们兄弟姊妹八个“吃苦”到最后，她也从似乎无止境的苦中尝到了一点生命的甘甜。
虽然不能回娘家，母亲却可以经常看望嫁得不远的女儿们。
主要是大姐。大姐“亲上加亲”，嫁给我大姑妈的长子，大姐夫也就是我大表哥。大姐很早就跟大姑妈分家单过，这大概是母亲经常去大姐家的主要原因。单过的女儿跟公婆发生龃龉的概率较少，做母亲的过来看自己的女儿，可以省去许多周折。
二姐嫁在本村，婆家人口众多，内部关系极其复杂。我一直闹不清二姐家众多成员的相互称谓。母亲很少去二姐家，二姐则有事没事，几乎每天都要跑我们家好几趟。跟着二姐的，当然是形影不离的二姐夫和他们的两男两女。
三姐从小被“抱出去”，即自家无力抚养，抱给别人做女儿。三姐的养父养母是出奇的好人，他们家儿女并不少，也并不比我们家宽裕，不知为何却还要收养三姐。三姐也出奇地孝顺，对生身父母和养父养母一视同仁。尤其出嫁之后，三姐经常跟三姐夫来我们家，有时跑得比大姐二姐还要勤。
我二嫂就是三姐在养父母家的妹妹。二嫂也是出奇的好人，她不仅是我父母生前贴心的好儿媳，父母过世后，正是由于二嫂的通达、善良、聪慧、谦让、热情好客，加上在乡村中学做教师的小妹和小妹夫的默默奉献，往日大家庭和众亲戚的温情才得以维系至今。
小时候我们家一年四季，哪怕农忙季节，也总是川流不息“来客人”。这些客人，主要就是奶奶的四个女儿（我的四位姑妈）以及她们一个比一个漂亮帅气的儿女，以及三位姐姐姐夫、小妹小妹夫和他们的同样活泼可爱的儿女们。
不管奶奶的四个女儿带着她们的儿女回娘家看奶奶，还是母亲的四个女儿带着她们的儿女回娘家看母亲，张罗着给这两拨客人做饭的，主要靠母亲一人。
有时客人们不约而同一起来，屋里屋外，门前门后，挤得满满当当。大家轮流吃饭，洗碗，再吃饭，再洗碗。母亲很多时候就只能坐在厨房灶火前面，一边烧火，一边安排姐姐们帮忙做饭。旧式烧柴的炉灶，烟囱做得再好，总有多余的烟气不能排出，母亲因此常年被厨房的烟火呛得眼泪直流。
这是一生困苦的母亲流出的最幸福的泪。
我四位姑妈和姐妹的家庭，夫妻恩爱，子女孝顺，妯娌和睦，虽然无缘尊显富贵，但细民生活尚称顺遂。
四
母亲对子女的爱心绝无分别，我们兄弟姊妹得到的都是均等的一份，没有哪个说父母偏心。这是怎么做到的呢？
母亲生前，若有人问起这个问题，她大概没法回答吧。她压根儿就不会想到要对自己的子女厚此薄彼。手心手背都是肉，八个子女虽多，在她却只是古人所谓“分形同气”的一个人。母亲就像爱一个人那样，爱着我们兄弟姊妹八人。
鲁迅先生曾想写一篇散文《母爱》，据说会谈到母爱的伟大，也会谈到母爱的盲目。可惜他没有写。关于母爱的伟大，小说名篇《社戏》《故乡》已经高度暗示性地写到了。至于母爱的盲目，我们只能根据鲁迅先生的生平，推测那可能主要就是由他母亲做主的不幸的婚姻。我母亲不可能把她的母爱发挥到盲目的地步，因为在她生活的年代，绝大多数的母亲已经失去了那样做的权力。小时候母亲的爱确实含有管教和控制的因素，但我们一过十六岁，母亲就立即改变方式，不再支配控制我们，而完全由我们走自己的路了。
或许由于我小时候身体太“Hà”（方言，“病弱”之意），母亲总是一百个不放心。至今还清楚地记得，好多次母亲从田地里匆匆赶回家，不住地抚摸、亲吻、用言语宽慰睡在摇篮里或跟在奶奶屁股后面的我，然后又匆匆回田里干活去。
稍微长大，母亲对我更加放心不下。她不让我跟村里其他男孩子一起玩，理由是我好比“子壳里的鸡”，哪能跟他们比！大热天落雨，小伙伴们光着身子在外面尽情戏耍，我只能待在家里。至多透过窗口，看他们“发疯”。烈日炎炎，他们一个个“扑通扑通”跳进水塘去游泳，我也只能坐在岸边，帮他们看衣服。冬天他们在结冰的水塘溜冰（别提多疯了），但母亲甚至连看都不让我去看一眼。小伙伴们都嘲笑我是“惯宝龙”（母亲的乖宝宝），渐渐这嘲笑便转为同情。
上小学后，不能再把我拴在身边，母亲自然更为我担心。每天出门，她总是站在屋檐下，目送我走出她的视野之外。放学回家，远远就能看到母亲站在屋檐下的老地方，急切地等候着我。进门之后，父亲往往先看我的作业簿。如果有新写的作文，他还会高声朗读，同时评说对错好坏。母亲则全不管这些，她只关心我在学校饿不饿，冷不冷，有什么不舒服，或者有没有打架。打架是绝不允许的，“就算被人欺辱，也不能跟他们打架！”
这样被母亲百般呵护着，转眼念到初中，母亲的管束才稍微松懈下来。
我十四岁初中毕业后，去铜陵市上高中，十六岁又来上海读大学，每次回家，母亲若事先接到消息，总还是在屋檐下的老地方急切地等候。但见面之后，也只是问一些生活细节，比如冬天被子是否暖和，饭菜是否可口，零钱会不会弄丢。这些问话，不再带有任何控制管束的因素，仅仅是不放心而已。
母亲的原则：孩子十六岁就是大人了，做父母的不能再像过去那样管教，应该把他们当大人看待。对于已经是大人的自己的孩子，母亲依旧时时牵挂着，却绝不会再有任何的管束与操控。
十六岁为何如此关键？母亲从哪里学到这个规矩？直到现在，我们乡下也并未流行这种说法。难道是母亲娘家，那个我至今尚未去过的梦中的山村“泉栏”有这个规矩吗？
也是某年冬天，母亲很难得地跟我一起在“火箱”里烤火，一边说自己生来就是“吃苦”，一边微笑着对我说：“等你长到十六岁，我就完全放心，不再‘吃苦’了！”我当时懵懂，却还是听出了她的弦外之音。所谓“不再‘吃苦’”，就是可以“放心”地离开这个世界。
然而直到去世，母亲仍旧放心不下她独自在外的小儿子。
如今，母亲离开我们整整三十二年了。回首往事，有一点很清楚，母亲爱我们，但除了养育我们长大成人，给我们洗衣做饭，此外并无任何物质层面的支撑，或人生道理上那种无微不至的教训。母亲只有一颗永远牵挂儿女的爱心。爱能遮掩许多的罪。爱是永不止息。我想作为儿女，只要能感受到母亲的这颗爱心，就能读懂她不必说出的千言万语，也能获得她希望我们拥有的抬头做人的全部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