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文学》2026年第1期｜沈嘉禄：寄娘的微笑（节选）
当老三表示要收我做她的过房儿子时，我一时不知所措。我至今还记得那个冬日的黄昏，那张逼近我的脸庞无比温柔，却势不可挡，它苍白、光滑、柔润，黑色素微微沉淀的眼角挑起了几丝鱼尾纹。
她双手挤压我的面颊，声音就像……后来我在二医大游泳池差点溺水时，岸上响起急切的呼唤声，我一下子就想起了那种声音。对，就是这种遥远而失真的声音。
邻居们都叫她老三，姆妈也叫她老三，我们好像是在同一条弄堂里长出来的，有自己的气息和语言，眼神也对得上。她家的那排房子是整条弄堂里最好的，清水砖墙，在离地两米的高度用三排红砖勒出一条腰线，石库门的门楣上有立体感很强的水泥浮雕，四季花卉、人物禽兽，虽然已被凿得七零八落。朝南窗户还装有风箱式的百叶窗，朱红色漆皮褪色严重，那是余威仍在的败相。我家所在的这排房子就不讲究了，黄沙水泥墙已出现多处空壳，大门上的一对铜环也不知去向。
关键是人，这排房子里的人很少发生口角。
老三的家是底楼统厢房，在大多数日子里有些阴森森，仿佛能听到蟑螂出更的声音。前厢房西侧对着天井的四扇窗子有几何状的格子，镶嵌彩色玻璃。太阳出来后天井里一下子亮堂起来，阳阴之间的边界线锐利地切割着地面、墙面，彩色玻璃也进入耀眼夺目的时刻。由于整幢楼的住户都通过底楼灶披间进出，所以天井等于前客堂人家独用，大门终年紧闭，也没有石磨、花盆、火油桶、咸菜缸之类的杂物。
午间的阳光迟缓地移动着，失准的德国韦尔纳挂钟敲了四下，坐在窗前的老三推开台布，摘下眼镜揉了揉眼圈。绣一块台布要用到三十几种颜色的丝线，我将线穿进极小的针眼，再卷成圈圈，供她随手取用。
她喝茶，抽烟，我喝麦乳精，吃杏仁饼干。收音机开始播放京剧选段：“听奶奶，讲革命……”她跟着哼，指关节在桌面上叩得有板有眼。
老三穿了一件合体的中式棉袄，枣红色罩衫，脖子上套着浅紫色的开司米领圈。那个时代的弄堂妇女都会编结领圈，这是比围巾更省钱、穿戴更方便的御寒装备，隐约间还有一种端庄而峭拔的美感。
很多年后我才意识到，这是我一生中最早被仔细打量的女人。
老三在等我表态，姆妈在旁边只管微笑，那么我只好鼓足勇气回答：“我已经有姆妈了，一个人只能有一个姆妈。”
“啥人规定的？多一个姆妈就多一个人欢喜你，有啥不好。”老三说，“老底子的苏州小囡都要拜一个过房娘，或者过房爷，八字不好的小囡只好去庵堂认师太为过房娘。”
我还是不肯点头。回家后姆妈问我为什么不答应，我想了想说，过房娘这个名字不好听，好像我要离开自己的亲娘跟别人过了。再说老三有一个儿子、一个女儿，我是外头人……她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这个事情我猜老三已跟姆妈谈过不止一次了，姆妈听我意见，无非为了考验一下儿子的忠诚度。我读小学六年级，对大人的事，尤其是女人的事还不大懂。最后跟姆妈达成一致，不叫过房娘，改叫寄娘。为啥？寄呀，火车站里寄放行李，到辰光凭牌子取出来，包裹又回到自己手里，一根毫毛也不会少。姆妈噗哧一声笑出来：人又不是行李。
姆妈还压低声音说：你没看到她家里有一堂红木家具吗，条件比我们家好多啦，又没让你去做招女婿，怕什么？我低着头不敢接她的话。
放寒假了，姆妈怕我整天野在外面不学好，就把我送到老三家。我做完寒假作业就帮她穿针引线，中午吃在她家里。老三照例要喝一盅，从广口瓶里抖出十几粒油汆花生米，撒点盐，一双尖尖的象牙筷一挟一个准。
象牙筷上方下圆，极流畅地收束至尾端，上部四个狭长的平面镶嵌了十来片多边形贝壳薄片，在阳光下折射炫丽而活泼的光彩。
老三从生产组领回布料和丝线，在家里绣台布。那是出口到欧洲的台布，图案里有各色玫瑰、蜷曲的藤蔓和翩翩起舞的蝴蝶。环形竹制棚架扣定台布一角，一块台布四个角，绣一块台布包括锁边约需一天，得一元六角。我从她与生产组同事的对话中得知，她们中的快手两天可绣三块，生活挺刮，从不返工。看她笃定泰山地喝茶、抽烟、听无线电，还要抿个一盅，真为她着急。
老三只吃白酒，非五十三度不可，每天两顿。她的专属酒杯跟中国乒乓女队拿到的考比伦奖杯可有一比，漂亮的流线型就像女人的脸部轮廓，饼状底部，坐得很稳。她家里的玻璃杯只只有酒味，似乎渗透到玻璃晶体里面了。
冬日的弄堂了无生趣，一片沉寂，西北风从过街楼下进来，在后弄堂拐了个弯，再从旁边支弄冲出去，没有关好的门窗或阳台上用来种葱的破脸盆都被它照顾到，发出烦心的声响。前厢房中央坐着煤饼炉，废气通过弯弯曲曲的白铁管排出去。水壶噗噗作响，几块橘子皮在炉口的铸铁板上蜷起，香气幽幽弥散。课本里说：壶盖为什么跳动？瓦特在家里看奶奶做饭，发现了这个秘密。我在看她飞针走线的时候，也希望发现一个秘密。老三说：你太平点，千万不要发明会绣花的机器，否则我要吃西北风了。
其实老三一直给我鼓励。穿针引线，我最快；拷乙级大曲，我最快；生煤炉，又快又旺；去八仙桥鸿兴馆买菠菜肉丝线粉汤，热水潽烫，还多；杀牛公司的熟食自产自销，猪舌叫门腔，耳朵叫顺风，但这些都不是她的菜，她叫我买炸成金黄色的桂花肉。去马咏斋买白斩鸡，她会告诉我叫、飞、跳分别代表鸡头、翅膀、鸡脚。老三只吃翅膀，又叫大转弯，皮脆肉嫩，都是活肉。马咏斋的师傅认识这只桃花图案的搪瓷饭盒：老三近来身体好吗？
有一次，我买来的白斩鸡下面垫了一层鸭肫，但老三并没有叫我买鸭肫，她给我的这点钱也不够啊。老三眉毛一扬：老戚够意思，多少年没吃马咏斋的盐水鸭肫啦。
我从姆妈口中知道了一些秘密。
老三的男人是一个旅长，也许是师长，一九四九年百万雄师过大江，留守南京的部队一触即溃，他带着正房撤到沈家门，后来又退到厦门，最终去了台湾。本来说好要来上海接二房三房一起走的，但是等到那年中秋节，有个穿长衫的男人拎着两只皮包走进弄堂，闪进老三家，十分钟后拎着一对竹壳热水瓶去老虎灶泡开水。结果热水瓶留在老虎灶，人却不见了。
老三是三姨太，男人与大老婆生的儿子留在她那里，女儿是老三跟男人生的。这关系有点绕，好在《红灯记》的连环画和根据样板戏拍摄的电影我都看过，对比一下也就懂了。
上海的弄堂房子，结构上都差不多，但住得起统厢房的没几家。老三家的统厢房做了两个隔断，她住前厢房，中间一间没有窗户，是终年不见阳光的暗间，给女儿住；朝北一间也叫后厢房，给儿子住，光线还可以，不过热天热煞，冷天冷煞，上海人对朝北房子总是怨天怨地。
儿子跟老三对话像发电报，都是短句，惜墨如金。他是一家百货商店的会计，早出夜归，一日三餐吃在外面。老三叫他“大弟”，邻居也叫他“大弟”。在上海方言中，“大弟”与“徒弟”听起来是一样的。大弟谈了好几个女朋友，临门一脚总是射飞。他的房间里挂了一张彩色照片，白毛女与大春的双人舞。
女儿叫芳芳，鹅蛋脸，柳叶眉，长发及腰，一张大嘴巴，弄堂里的女人说她难看，我倒认为她笑起来有一种让人信任的亲近感。她可是高中生噢，会讲卷舌头的俄语，身边有好几个年龄相仿的帅哥，十天半月来聚一下，人一多，室内的橘黄色灯光就颤抖起来。弹吉他，唱俄语版的《三套车》《山楂树》《莫斯科郊外的晚上》，有时也会“争上游”，引爆有节制的吵闹。暑假里，底楼房间拒绝阳光，开足电风扇，真是一个清凉世界，芳芳差我去买生煎馒头或冰砖，我也有份。其中一个“黄毛”送过我一本封面破烂的《普希金爱情诗集》，后来我替同学写情书，这本书帮了大忙，攻城拔寨，所向披靡。
毕业后芳芳在家待了大半年，接到通知后大醉一场，然后剪掉长发去淮北插队了。几个帅哥中有的去了黑龙江，有的去了江西，还有一个搞到了一张残疾证明留在上海，在里弄生产组糊纸盒，领受了大家的一番嘲笑。芳芳走后，她的小床罩起一块白布，这个空间就像医院的传染病房。不过墙上也挂了一张照片，黑白的，是从《电影画报》上剪下来的王心刚。
同幢房子的底楼前客堂和二楼亭子间，住着二姨太，邻居叫她老二。老二与那个军官生了两个女儿，大女儿已出嫁，小女儿阿萍比芳芳大一岁，在斜土路的亚洲刀厂上班。她住的亭子间，墙壁是湖绿色的。老二毕业于一所教会学校，解放后做了几年中学英文教师。听姆妈讲，她跟一个体育老师好上了，人家是有老婆的，两个人好了一段辰光，只开花不结果，最终还是老二吃了大亏，被调到太平桥一家西药房立柜台。
老二老三都会讲嗲悠悠的苏州话，一墙之隔却极少串门，在灶披间用自来水也要歉让一番。弄堂里的女人买小菜回来，在过街楼下碰到免不了眉飞色舞地聊上半天。而她们在路上不期而遇，微微一笑，一切尽在无言中。老二有娘家亲戚在香港，寄来的食品也会分点给老三，比如我吃过的杏仁饼干和酒心巧克力。
认过房娘的习俗，在“五洲震荡风雷激”之后，正当性和必要性都不复存在。所以这件事不能让老爸知道。老爸跟老三也熟，还一起吃过老酒，但总以“人民教师”自许，一直端着架子。
姆妈与老三的热络是近两三年里的事情，那时候我懵里懵懂地感觉到一些动静，比如我姐姐中学还没毕业呢，老三有一天兴冲冲地捏了一张电影票来我家，请姐姐与她的大儿子一起看电影……后来，姐姐和姆妈的关系紧张了好几天，最后又像什么事也没有发生过。有一天老爸提醒姆妈：“国民党军官的姨太太，虽然自食其力了，但思想改造不是一朝一夕能见效的。”姆妈不以为然地哼了一声，老爸只好摇头，看报纸去。
然而老三非要在家里摆一桌，更难以理解的是，不惜为此卖掉梳妆台。
老三家里的一套红木家具真是弹眼落睛，有五尺大床（含一对床边柜，上海人俗称夜壶箱）、大衣橱、梳妆台、写字台、五斗橱、八仙桌、安乐椅、转椅、衣帽架等等。上海人把大衣橱叫作大橱，是整堂家具中的主角，最有气派，高而宽的雕花橱檐向外挑出，就像唐僧的帽子，底盘下面是四只猛兽脚爪，向外膨出，抓地有力。其他家具都矮大橱一头，甘当配角，各司其职。
为了给芳芳置办去淮北的行装，老三将写字台、安乐椅、转椅、衣帽架，外加一件银貂大衣送进了“淮国旧”。现在轮到梳妆台了，它也有四只兽足，边框台角也点缀了精美装饰，稀奇的是一大两小三块花旗玻璃，像吸收了日月精光，特别明亮，坐在它前面仿佛能看到自己的前世今生。
“没用场了，现在啥人还烫头发啊，放在家里碍手碍脚。”老三轻飘飘地说，将梳妆台里的瓶瓶罐罐转移到五斗橱上。没错，五斗橱上也有一块花边镜子，也一样精光锃亮，对付梳妆打扮没问题。老三不在家的时候，我曾将香水瓶一只只打开闻过味道。有一次心血来潮，在铅画纸上画一幅冰雪梅花图，就将一深一浅两种唇膏当颜料用，一按就是一片花瓣，真爽。
这顿晚饭来了七八个人，包括生产组里走得比较近的两位阿姨。姆妈特地在棉袄外面换了一件枣红色软缎罩衫，戴了一条黑白大方格的围巾。芳芳居然有点铁姑娘作派，春风杨柳，忙里忙外，动作大，喉咙响。一个月前她就回上海准备过年了。农村三年，酒量见长，她坐在我身边，不停搛小菜给我吃，我爱吃什么她都知道。白斩鸡、酱鸭、熏鱼、海蜇皮、辣白菜，我可以放开吃。一砂锅火腿冬笋炖蹄髈，上桌时还在噗噗作响，这是我平生吃到最鲜美的汤。前客堂的老二一抬脚就过来了，我仍然叫她二阿姨。
我看到老二有点怕，她每次盯着我看，我都不由自主地回避，或低下头去装作有什么心事。某天下午我坐在前厢房窗前望野眼，从前客堂传出老二的声音：“阿萍，把晾在天井里的东西收进来。”阿萍爽快地应了一声，就推门出来收竹竿上的东西——这时我才看清楚夹在一堆衣裤中的两只胸罩，其中一只白底加粉色碎花。是你们自己要挂出来，又不是我存心要看，再说我也不感兴趣。我这样想着，脸上却越发燥热起来。
酒过三巡，寄娘起身拿出一件崭新的茄克衫，一面是炒米色灯芯绒，一面是藏青色卡其布，尼龙拉链无比润滑，可以两面穿。试穿的时候，大家都说这件衣服好看。老二的夸赞与众不同：“现在的人真聪明，一件衣服可以正反两面穿。”
就这样，我凭空得了一个寄娘。我没有跟同学说，最铁的哥们也不说，寒假期间返校，大家打打闹闹，不知道我已经“寄”出去了。要说我心里还真有些小得意，似乎比别人多了一个身份。不，是一个实实在在的欢喜我的女人。
那个时候大概所有弄堂都一样，每周一次居民读报，在家里吃闲饭或给生产组做外包生活的人都要参加。寄娘说：我今朝胃气痛，你就代我出趟差吧，找个角落坐下，打个瞌睡就结束了。我极不情愿，又找不出理由拒绝，只好硬着头皮来到居民食堂。下午两点钟，空气里还残留着饭菜熟过头的气味，八仙桌已收拾干净。门口有个负责登记的阿姨问我：“你是几号里的？”我回答几号，角落里传来一声冷笑：“资产阶级孝子贤孙。”
我耳朵发烫，低着头一声不吭，在长条凳上缩起身子。国内外形势一片大好，我们的朋友遍天下……读报内容我一句也听不进去，头顶心赛过有无数条蚯蚓在蠕动。
第二天，第三天，我猫在家里吃开水淘饭，看看过期的阿尔巴尼亚画报，烤鸡腿，奶油面包，飞过雪山的雄鹰，地拉那足球队，身穿比基尼泳装在海边戏水的美女笑容灿烂。寄娘上楼时一点声音也没有，当她出现在面前时，我差点叫出来。
“她算什么东西，玻璃杯呀！我是拿定主意留在上海的，我晓得跟他走是死路一条。我还帮地下党办过事呢，派出所李同志心里是有本账的。有人想踏在别人身上爬上去，想也别想。”寄娘不等我让座就坐下了，说话时眼神茫然地看着窗外，顺手掏出香烟，我拿了一只酱油碟子权当烟灰缸。
玻璃杯？
寄娘说：“大世界、小世界，滑稽戏说大书变戏法，看到穿西装长衫的客人进来，端一杯热茶贴上去，皮笑肉不笑的样子，手里再带点功夫，接下来的节目全凭缘分了。”
我还是不懂。寄娘说：“小孩子不要什么都问，有些事情等你长大后自然会懂的……反正，身正不怕影子歪，我们没得罪过任何人，资产阶级这顶帽子套不到我头上。你还是中队长对吗？”
我说早就不是了，少先队没有了，中队长也就没有了。寄娘说：“少先队又没取消，以后会恢复的，你还是做你的中队长。”
我嗫嗫地说：“我无所谓，我只想看书，画画。”
寄娘说：“明天来，给你看一样东西，保你感兴趣。”
她起身后拉一拉衣服，突然在我左腮上亲了一下。天啊！我的小心脏扑扑跳，手背上稀疏的汗毛也竖起来了。她开门，再带上门，犹如一缕青烟袅袅而去，我回过神来，从碟子里拿起一只烟蒂，深嗅一下。
第二天乖乖地过去，寄娘煮了两个水潽蛋给我吃，又递上毛巾给我擦嘴，然后拿出几张台布花样，展开摊平。是那种极薄的、却很有韧劲的拷贝纸，图案以线条构成，但实际情况比这复杂许多，每个地方都标明了用什么颜色，从哪种颜色开始渐变，到哪种颜色结束，有些符号像密码，但寄娘一看就明白。生产组有专门的老师傅将图案拷贝到台布上，不巧的是这几天他生病了，生产组长就叫每个组员自己回家拷贝，结果返工率大大上升。
寄娘鼓励我：“弄脏了不要紧，大不了再洗一遍，要是洗不掉，大不了倒赔账。我们原子弹也爆炸了，人造卫星也上天了，还怕什么？”
寄娘如此这般交待一番就出去买东西了。我只好硬着头皮上手，将花样覆在台布上，中间夹一层黑色的复写纸，用铅笔勾线。关键是一笔也不能错，更不能弄脏白布。
我也许真有天赋，抖抖豁豁试了一下，居然还可以。寄娘拎了一瓶酒和一棵大白菜回来，检查了我的作业，“我就知道你会的，这次你给我出风头了。”随后拿来一块早就准备好的奶油蛋糕让我吃，翘起兰花手指挑了一点奶油涂在我脸上。我们笑得很开心。
半个月后，拷贝花样的老师傅病愈上班了，我的名声也在生产组里传开了，有个阿姨还特地来寄娘家看我，要我帮她画一对枕头套的花样：一枝红梅加一盏号志灯，那是一个时代的经典图式。
小孩子都喜欢帮大人买东西，捏牢几张毛票奔出弄堂，就有一种茁壮成长的存在感。我给寄娘买东西也是如此，小鸟一样飞起来。食品店的白酒断档了，寄娘差我去南京东路医药商店买酒精，兑水后照样有滋有味。还有一次她叫我去淮海中路全国土特产商店买虾子鲞鱼，这种身板极薄的鱼干，鱼鳞也没刮清爽，布满了煤球灰似的红点子，有什么吃头？可寄娘端进端出吃了一个礼拜。寄娘还打听到八仙桥有家食品店供应拆零的中华牌香烟，马上分配我任务。营业员将五支“海绵头”塞进一只空烟壳，关照我不要捏得太紧。上海人一般抽飞马、光荣，上点档次的是上海、大前门，牡丹有红与蓝两种壳子，是敬客人的，还有一种专供女人抽的凤凰；最便宜的是勇士、生产，尴尬起来只好吃阿尔巴尼亚香烟，据说有点臭。
寄娘一般抽光荣和飞马，领了工资也会买两包大前门。她从烟壳里抽了一支，移至鼻孔下深嗅几秒钟：“给老娘点上。”
寄娘从来不让我点烟的，抽中华烟就可以神气活现啦？我很不情愿地划着火柴，送到她嘴边，却被她噗地一下吹灭了。“划着火柴后，不要急着递过来，要等两秒钟，让讨厌的硫磺味道跑掉。”
我重新划了一根火柴，两秒钟后再递过去。她嘬起嘴巴吸了一口，“Thank you”，这声音从她嘴边滑出，有一种奇异的陌生感。
“下次注意，不能用嘴将火柴吹灭，用力甩两下就行了。吹气的话，可能会吹到对方脸上。”
我真有点生气了，我又不是你的奴仆！
“要记住，给女人点烟是一种荣耀。等你长大后会有许多机会给女人点烟，女人是值得尊重的。”
我马上反击她：“现在男女平等了，老爷小姐都被打倒了。”
寄娘哼了一声：“你看过外国小说，应该知道什么是绅士吧？”
“土豪劣绅也被打倒了。”
“我说的是绅士，不是土豪劣绅。”寄娘嗔笑着向我吐了一个烟圈。
没过几天普通香烟供应也紧张了，接着干脆断货了。寄娘托关系买来烟丝和专门做香烟的纸片，又从床底下找出一具小巧玲珑、没上油漆的木头盒子。寄娘兴奋地说，我们要自力更生，丰衣足食。我看她示范几遍就学会了，我喜欢操作机械，摇手柄，喂纸，铺烟丝，做出来的香烟不松不紧，封口也没散开，她说味道不输光荣牌。天哪，烟蒂她也要收集起来，拆开后混在新鲜烟丝里，这叫再造香烟。
“我此生最英明的决定就是留着这个丑八怪没扔，你看，果然又派上用场了。轮回无常事，生死两茫茫，一切都是因果。”她继续喃喃自语，“以前在茶馆、戏院里经常看到有种人，穿得邋里邋遢，拿了一根细细的竹竿，头里缚了几枚针，看到地上有香烟屁股，一戳一个准。香烟屁股剥开来晒干，做成再造香烟卖给三轮车夫，这路人就叫‘捉螊绩（捉蟋蟀）’。”寄娘咳嗽时用手绢捂着嘴巴，双肩剧烈抖动。
过了春节就开学，糊里糊涂混过小半年，又盼来了无所事事的暑假，隔三差五约几个铁哥们去二医大游泳，晒成一个个猴精，饭后再睡个午觉，逍遥自在。一天，邻居小孩带信过来，寄娘叫我去一趟。
先吃两块西瓜，再喝一杯酸梅汤。寄娘不再绣台布了，改绣十字花。绣十字花也许比绣台布稍许轻松些，对照细格子花样簿上的图案，一针上一针下。要命的是大热天啊，羊毛衫就像浴室里的热毛巾，手伸进里面呼呼烫。寄娘让我看她的手臂，爬满了红彤彤的小点点，“乾坤颠倒，阴阳反转，冬天的生活拿来夏天做，不死也要蜕层皮。”
丝线换成了开司米，开司米又要劈出好几股，我熟门熟路地帮她穿针引线，再卷成一个个圈。老掉牙的奇异牌电风扇摇头晃脑，嗡嗡作响，热风转过来，寄娘额前的头发微微颤动着。她比半年前瘦了不少，身上的藕色短袖衬衫显得有些宽松，背部有一小片深色汗渍。“你有长远辰光不来看我了，要是我死在这间房间里你也不晓得。”
我只能傻傻地笑。
寄娘告诉我，大弟的女朋友终于谈得差不多了，她在川沙花木镇上的供销合作社当仓库保管员，一个礼拜回上海一次，平时有事的话也可以回来，不过长途汽车要乘半个多钟头，还要坐摆渡船到十六铺，出了码头再乘四站有轨电车，路上很辛苦。人么，不难看也不好看，他们自己谈得拢就好。到时候在自己家里摆两桌，十五号里的爷叔答应来帮忙烧菜。
寄娘起身到五斗橱前，掀开塑料台罩，拿出一块垫有粽叶的米糕给我吃。“喏，这就是银桂昨天带来的方糕，乡下农民做的，豆沙粗了点，吃得出豆壳，好在味道还算不错。”
我试探性地咬了一小口，方糕已经有些开裂，边缘部分有点硬。
接下来寄娘告诉我即将发生的变化：“芳芳的房间要腾出来，和大弟的后厢房打通，做他们的新房。以后自己开伙仓，各吃各的，我没有力气烧一家人的饭菜。”
我问：“我看到新娘子怎么叫？”
“叫她一声阿姐就可以了。”一切都在寄娘掌控中，我如释重负。
我告诉寄娘，我正在跟两个要好同学一起学拉小提琴，我们走正规路子，扔掉简谱，自学五线谱。淮国旧乐器柜台挂出几把意大利琴，据说有两三百年了，弦线也不敢绷紧，价钿吓死人。我向湖州的亲戚借了一把，先拉起来再说……
寄娘抬起头来问：“你现在会拉什么曲子？”“白毛女，北风那个吹。”寄娘嘴角微微一挑：“从前霞飞路上的罗宋瘪三，在饭店门口拉小提琴，拉手风琴，地上放顶礼帽，他们闭着眼睛，身体摇来摇去，好像中了魔法一样。《玫瑰玫瑰我爱你》《苏州河边》《凤凰于飞》……噢，不晓得最好，资产阶级靡靡之音，毒害青少年。”
沉默了一会，寄娘清清嗓子说：“如果你明天没事，吃过中饭来一趟好吗。我请了“淮国旧”的老师傅来看家具，我睡的这张大床，外加一对夜壶箱，准备一道处理掉。大弟成家，做娘的总归要出点血。”
我不知如何回答，想了半天才憋出一句话：“那……你睡在哪里啊？”
寄娘的声音又变得轻快起来：“芳芳房间里的东西要放在我这里，前厢房就局促了，周转不过来，所以这张大床还是早点处理吧。小床是芳芳的窠，我不能侵占。我么，最近老是睡不好，翻来覆去浑身不适意，一歇歇，马桶车就咯隆咯隆推进弄堂了。”
“我把我睡的小床搬过来，这是杭州表哥做的，很结实。其实我喜欢睡在阁楼上，那是我的城堡。”
寄娘没由来地打了一个呃：“大床出送后，我可以睡个安稳觉了。”
第二天是星期天，我准时来到寄娘家，“淮国旧”的老师傅姓何，已在屋子中央立定。床板一高一低，侧面比我的手掌还宽，老货就是硬扎、厚实。朝外一面还雕刻了繁复的图案，玫瑰、葡萄、绵绵无尽的藤蔓，由肥硕的叶片托着，经过与人体及纺织品日复一日的厮摩，滴滴滑，锃锃亮，若干年后我才知道这种效果叫“包浆”。
红木家具无比笨重，寄娘叫我来，是要借我一把手。老师傅和大弟，再加上我，齐心协力将棕棚翻起来，贴墙搁稳，床底下的皮箱、纸板箱、脚盆等等推到一边。床架子两头的横杆也要拆下来，最后将床板搬到屋子中央，像骡马市里待沽的牲畜。
老何用指关节叩击几下床板后说：“大床就是这样，搭起来很占地方，拆散后也就两块板。这两块板分量蛮重，但好比诸葛亮唱的空城计。”
大弟不明白此话的意思，老何指着底部边沿说：“你看，这里已经开裂了，说明不是实心板。要是不相信的话可以撬开来看。”大弟不同意：“好端端的东西为什么要撬开来？”老师傅说：“不撬也可以，不过你们对我的估价要认可。”
大弟看看寄娘，寄娘双肩一耸：“伸头一刀，缩头一刀，撬吧，看过才会心死。”
撬开面板一条缝，露出内里乾坤，青灰色的砖头一块块侧立叠起，包裹在外面的红木面板只有一厘米厚。大弟满脸错愕，寄娘则古井无波。
讨价还价时老何不肯松口：“上个月我在顺昌路一家人家收了一张紫檀银器柜，满工满料，品相一流。我将价钿压到最低，人家差不多要给我跪下磕头了。结果呢，领导还是认为我收进价钿太高，属于生产事故，要我赔四十元，每个月从工资里扣五元。我十五岁跟师傅在太平桥学生意，跌打滚爬三十八年，皮草、手表、珠宝、竹木牙雕、红白木家生，软的硬的，眼睛一瞄手一搭，八九不离十。但是现在……领导认为是事故就是事故，你敢犟吗？”
寄娘大概跟这个老何打过不止一次交道，她目光坚定地说：“老何，航船水路上，不是顺风就是逆风，我今朝坐的是逆风船，你就给我加把力吧。”
老何说：“假使满工满料实打实，还可以送到广交会上赚点外汇，现在这个样子就只能拆散后派别的用场啦。”
我很好奇地问：“还能派什么用场？”
老何说：“雕花部分不错，就可以做成镜架或者相框，欧美客商包括日本人喜欢这路东西，广交会上一露面，洋盘就来抢。面板这么薄，只能送乐器厂了，做琴面、响板什么的，不管是大材小用还是废物利用，反正就是这个下场。”
最后老何加了两元，又说好次日一早派车来装货。送走老何，大弟愤愤不平地嘀咕一声：旧货鬼。寄娘说：不要生气，人家这是照顾我们啊！
过几天老何又踏着黄鱼车送来一张小铁床。这是他从西门路一家旧货商店买来的，白漆已经泛黄，寄娘怀疑是医院病房处理下来的东西。老何说：“床架子上有铁条拗成的花花草草，病房里哪来这路货色？”我也支持老何的看法，关键是只要三元钱，寄娘手一挥，收下了。
等老何走后我说出自己的想法：它应该是学校宿舍里的床，也可能是从前孤儿院里……寄娘摆摆手不让我说下去。第二天我去老西门拷了一瓶油漆，将小床涂成墨绿色。寄娘双手抱胸面露微笑：“谁说是孤儿院的，分明就是小公主的呀。”
又过了两天，我与寄娘将芳芳的东西一样样搬过来。两张小床形成一个直角，芳芳的小床外沿再立四扇斑竹屏风，被子衣物先堆在床角落，有空再整理。几只樟木箱也只能贴着大橱叠起来，上面罩一块格子布，四面垂下一尺有余。我在墙上敲了枚钉子，将王心刚挂上去。
收拾妥当，寄娘留我吃午饭，两只茶叶蛋剥壳切作四个半只，一碟鳗鲞撕成长条，白酒一喷，油汆花生米多倒点出来，二楼后厢房的老赵从杀牛公司给她带来一包红肠，在高脚碗里摆整齐。我给她倒了一杯白酒，给自己倒了半杯白开水。
抿了两口，寄娘的脸庞红润起来，跟我讲法国花园和跑狗场的轶事。讲到某个男明星，她起身打开大橱门，从一堆衣服里扯出一把色彩鲜艳的领带：“这个给你。”我有点不知所措，领带跟尖头皮鞋一样是资产阶级生活方式的象征，这年头谁碰它谁倒霉，再说我没有西装，更不会系领带呀。
“说不定以后会派用场的。”寄娘的表情相当坚定，我只好挑了一根蓝底红花的。她又挑了一根宽条纹的套在我脖子上：“男人必须要有一根条纹领带。”
又喝了两口酒，她将象牙筷重重一搁，说：“我还是犯难啊，这张大床加两只夜壶箱三钿不值两钿，不解决问题啊。”
我接不上她的话，只想着将领带拆开来做相册的面子。
“天下没有不散的筵席，这套红木家具终究也要散的，但是我要留一件给你，这只五斗橱……昨天我仔仔细细看了一遍，门板、台板都是实打实的。”
我想我的眼神肯定是慌乱的，因为我不知道如何谢绝这份好意，更不知道倘若收下将会产生怎样的后果。那只五斗橱又像自己会移动似的，它来到我面前，香水瓶、唇膏、发蜡……还有一只浅绿色的刻花玻璃卷口花瓶，插了一束夜来香。
寄娘清清嗓子说：“昨天我跟大弟说好了，大橱留给他，五斗橱给你，你不要拒绝噢。我要留字据，他说不必。芳芳总归要嫁人，我有一只红木八宝螺钿嵌的镜箱留给她，杜十娘的百宝箱也不过如此。”
然而这只红木五斗橱终究没有到我手里。
下半学期开学，胡天野地闹个几天，就要挂灯笼、迎国庆了。某天放学回家，在弄堂口碰到老二家的阿萍。阿萍说：“有段时间没见到你寄娘了吧？”我点头：“有什么事吗？”“非要有事才去吗？过房儿子呀，要经常走动走动，而况又在同一条弄堂里。”
这话暗示着什么，中学生还猜不透，回到家书包一掼就去寄娘家。她在窗前坐着，手里端着一杯茶，碟子里有三四块饼干，面带倦容，嘴唇上有几只细小的气泡，但应该平安无事。
寄娘平静地说：“小提琴还在拉吗？生产组里有个同事的女儿，在东风中学，比你高一级，也在学小提琴，每天抽风似的拉四五个钟头，吵得邻居不安宁。据说每年秋天会有部队文工团来上海招文艺兵，要是能穿上军装，就不用去农村修地球了。你有两个哥哥在外地务农，一个姐姐在郊区当老师，根据政策你铁定留在上海，学小提琴不是多此一举吗？”
我在她对面坐下：“我就是白相相呀，我爸说一个人总归要有点兴趣爱好。不过弦线蛮贵的，我拉断的弦线比文元坊老宁波的胡子还多呢。我现在就到淮国旧去买弦线，价格便宜，还是红星牌，比外地产的音色好。有一天我还碰到何师傅……”
……
（全文请阅读《上海文学》2026年第1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