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确定世界的理性与抒情——朱文颖《深海夜航》读札
一
从“细小南方”到“庞杂世界”
朱文颖的《深海夜航》是一个大世界，它是朱文颖迄今为止写作实践中的一个超级文本。这种“大”和“超级”的意思是指，一方面，这篇小说几乎包含了具有朱文颖烙印的那些典型风格：诗意、紧张、哀伤、混沌、复杂、异域性、朦胧感、奇异性；另一方面，在这部小说中，作家颇有野心地囊括了全球化、文化互渗、疫情现实、生存困顿、人性隐秘、下沉的中年婚姻这些命题。朱文颖属于有超强写作禀赋，有完整而自觉的美学原则，兼有艺术感和思想性的作家。她赋予文学的不仅仅是江南、苏州、古典这些标签性命名，更有一种从故事走向诗意、从现实摹仿抵达理性玄思、从感性生活之隅抵达繁复隐秘世界、从确定物象呈现混沌暧昧这些维度。用一种单一的美学风格来概括朱文颖的写作，注定充满了挂一漏万的风险。批评家试图用寻找、物质、情绪、阴影、南方、女性这些关键词定义朱文颖的写作世界，用朱文颖常常反驳别人的话来说，这样有点“单薄”了。复杂幽深是朱文颖文学的一种特质，正如她所说：“我似乎更喜欢漫天飞舞的柳絮，它的附着是复杂多变的，然后，再共同组成一个烂漫的春天。”[1]解读《深海夜航》，首先可以简单回溯一下朱文颖的写作史，在她的漫长写作谱系上很容易看出这部新作与其写作前史之间的内在关联，这种关联可能是重复与回归，或者是新质与裂变。
在朱文颖早期的写作中，“南方”和“浮生”是她特别钟情的两个写作范畴。在《广场》《水姻缘》等小说中，柔弱迷蒙的南方文化或南方生活的传奇化书写是叙事重心，《莉莉姨妈的细小南方》意在表达“看似柔软里的强硬到底的反抗”[2]的南方。总体上，南方既是一种美学风格，也是朱文颖早期写作中的基础性空间和文化标识。关于“浮生”，她说：“从开始写小说到现在，我的作品其实都能用两个字来概括，那就是‘浮生’。”[3]《浮生》《重瞳》《迷花园》《病人》《卑贱的血统》等，在古代生活和当下现实中，写出三白、李煜等众生在历史与宿命、精神与现实、确定与迷蒙之间的复杂而幽微的状态。可以说，南方和浮生这两大意象或母题，构成了朱文颖早期写作版图的两块重要内容。这些写作呈现出“对情节的放弃和对气息的营造”[4]的特征。确实，这一时期的朱文颖淡化故事和情节，迷恋凄艳迷幻的美学情境，她从不在生活的表象上逡巡，不会被生活的好的故事和灿烂碎片所迷惑，她对世界内部的秩序、真相，甚至那些混沌、神秘、幽暗不明的部分充满了浓郁的兴趣，当然，还有人性这个更为复杂的深渊，也是她试图敞开的空间。而到了长篇处女作《高跟鞋》以及随后的《两个人的战争》，朱文颖似乎要聚焦人间烟火和当下生活。但这种努力并不十分引人注目，在处理宏大结构以及“一定长度的故事”叙述上留下了遗憾[5]。《戴女士与蓝》为朱文颖赢得了很大的声誉。这部关于当代人生活史和精神史的小说，被认为是朱文颖写作中的“一次告别的写作，一次写作的成长史的新纪元”[6]。一个显见的事实是，《高跟鞋》《两个人的战争》《戴女士与蓝》《莉莉姨妈的细小南方》等篇构成的当代生活书写，尤其是这些作品中由上海、东京等大都市及其城市酒吧、海洋馆构成的多元空间，以及形形色色的人与各种人性褶皱、生存困境，与新作《深海夜航》之间具有极大的同构性。《深海夜航》是朱文颖关于当代生活和世道人心写作传统的再叙事，更是在全球化视野下探询东西文明互渗与阻隔、人类普遍性的生存困境的崭新叙事。换句话说，朱文颖的写作起步于对“南方”和“浮生”的打量，始于由苏州和上海构建的空间经验和地域景观，但她关于世界和人性的书写显然是反常规、异质性，甚至奇异性的，她的个性化的文学叙事一开始就有异域情调和文化层面的他者眼光。《深海夜航》重塑了朱文颖的“地方”和“世界”意识，即走出南方、苏州、上海这些地域视角，而在中西交融的世界视域下展开文学叙事。
《深海夜航》的叙事主线有两条，一条是由欧阳教授、苏嘉欣夫妇及其家庭成员铺衍而成的家庭生活史和隐秘情感史。大学教师欧阳教授夫妇随着彼此神秘感的消失，开始步入“下沉的中年婚姻”，他们貌合神离，彼此厌倦而隔膜。他们的儿子家家患有自闭症，苏嘉欣的母亲住在养老院，病子、老母成为家庭的重要牵挂，同时苏嘉欣和苏嘉丽姐妹从幼年就承受着来自母亲的令人恐惧的支配欲和控制欲。欧阳教授的这个中产阶级家庭表面体面、幸福，而内部则充满了各种危机、创伤和裂痕。另一条线索是以法国人克里斯托夫的蓝猫酒吧作为中心形成的一个五彩缤纷的舞台，经由“酒吧”这个开放的叙事装置，来自世界各地的人们以及他们各自的人生故事纷纷在这个舞台亮相：克里斯托夫为人们建构了一个自由交流的文化俱乐部，同时通过“箱庭游戏”帮助人们探知自我和人性的幽微之地；来华短期度假的美国人比尔，一直惦念着远在墨西哥的大龄女友，并想方设法回到了女友身边；雅思女孩为了走出苏北小城而走向世界，挣扎在由“姚小梅”向“莎拉”的身份转型中；阿珍痴恋着仙风道骨会弹古琴的梁老师，坚守着一场注定无果的爱恋……。蓝猫酒吧让不同国族、不同文化背景、不同情感经历的人们相遇，继而在情感、文化、思想、人性、科学、传统等命题上进行深度的交流或碰撞，从而构造出一个横跨中西、包罗万象的“大世界”。在这两个线索构成的叙事中，《深海夜航》并不缺少立体有深度的人、丰富精彩的故事、纵横交错的线索和起承转合的情节，但另一个显见的事实是，朱文颖的旨趣显然并不在“好的故事”上。故事与事物内部的逻辑、真相、秩序这些“理性”，以及人性的复杂幽微是她更为感兴趣的叙事落脚点。
《深海夜航》呈现出一种“辉煌的纷乱”，但在故事的逻辑之外，一种理性的力量贯穿小说始终，理性甚至成为小说的叙事动力。小说充满了对世间万物哲学层面的理性叩问，并试图敞开人类社会物质和情感世界的内部真相和运行逻辑。欧阳教授和他的导师是这种理性力量的人格化载体。欧阳教授崇尚理性，并且用这种理性去定义、解释和指导生活，他喜欢摘选记录词条——小说里的知识分子、安乐死、发现、婚姻、爱情、移民、超现实、魔术师、小说、单纯的秘密等词条代表着知识学智性和人类理性，这些词条构成了小说的一种理性逻辑，实际上也是朱文颖在这部小说叙事中真正想要探讨和建立的一种话语体系。有意思的是，小说在苏嘉欣、欧阳教授和欧阳的导师之间，设置了一个“理性能量值”逐步递增的层级关系。在欧阳教授和妻子苏嘉欣之间，前者显然代表了理性高能量者，有的事情苏嘉欣只能看到表象并不理解实质，而欧阳则可以为其廓清认知雾障。比如对于中国女大学生阿三和美国外交官比尔的情爱纠葛，苏嘉欣将之看成是一个中国年轻女孩的“成长”叙事，欧阳则说，这是一个讲述第三世界“处境”的象征性故事。在向苏嘉欣解释大流行病时，欧阳教授用了“弯曲的进行时”“小冰河时期”等专有术语说明历史和现实之间的幽深关联。而在欧阳教授与其八十一岁更为博学的导师之间，后者代表了一种更为强势的理性力量：欧阳的世界观体现为寻找事物的“秩序”和“逻辑”，他将超过自我理性框架的内容，视为本能或假象。而导师则指出所谓秩序是在人类界定的框架来谈的，仅代表了人类真相的一部分，这种有限秩序解释不了人类更多的未知世界，唯有拓展人类的认知框架才是正途。理性的这种层级设定，以及面对同一事物展开的不同段位的理性交锋，使得小说充满了智性的火花，小说原有的故事与叙事因为这种智性而得到了认知层面的升华。同样的道理，小说在欧阳和苏嘉欣之间关于人工智能技术的探讨、婚姻和爱情本质的交流；比尔和丹尼关于中国认知的探讨；克里斯托夫和欧阳教授由中国《易经》展开的科学和玄学的争鸣，都充满了浓郁的理性色彩。
对幽深而复杂人性迷宫的关注，对人在社会秩序中的纷乱情感状态的捕捉，也是《深海夜航》的叙事重心之一。从最初的创作开始，朱文颖便呈现出对幽深人性、复杂情感的兴趣浓于具体故事的倾向。《凝视玛丽娜》《哈瓦那》《平行世界》《戴女士与蓝》显示了她的这种写作偏好。朱文颖说，她喜欢“内心有着黑洞的人”[7]，她迷恋那些偏离常态的隐匿在人性深处的复杂的人。在《深海夜航》中，朱文颖设置了一个颇有意味的“箱庭测试”。箱庭测试是蓝猫酒吧每周三晚上的一个心理测试活动，又称箱庭疗法或箱庭游戏。克里斯托夫对于参与者在沙箱中制作的庭院进行心理学意义上的解密，从而探知人的深层情感或幽微隐疾。箱庭测试是一个具有精神分析学意义的叙事装置，在小说中成为进入人性深处的隐秘通道。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箱庭”结构：苏嘉欣的箱庭包含了被母亲几近变态的管教而形成的创伤的童年记忆，女大学生试图通过箱庭测试向欧阳教授传递暧昧情愫，“中年妇女”的箱庭敞开了幼年形成的恋父弑母情结，“女病人”的箱庭则显示了偏离常态走向未知的精神渴望。“箱庭”隐含了参与者的精神危机和心理疾症，增加了小说的心理学意味。克里斯托夫对“箱庭”的解析则敞开了隐而不彰而又纷繁复杂的人性世界，让神秘的精神与人性深海，得到生动的展示。
朱文颖曾说：“在我的小说里，人与世界的关系经常不是完全写实的。总有那么一点不太现实的东西在里面。完全写实，就会让我觉得慌乱，并且变得极为笨拙，完全不知道如何下手的感觉。就像一条鱼被扔到了岸上。还有情感度，我发现小说中必须有种让我兴奋起来的东西，奇异的场景。人物之间不那么单纯的、不那么三言两语可以说明白的关系。人物的处境也不是完全现实的。它是另一个世界的，和我们现实的世界肯定有差距。它是组合了现实的元素和审美元素、寓言元素的一个综合体，是现实世界与想象世界之间的一个领域。”[8]可以说，“箱庭游戏”是介入心灵世界，敞开人性可能性的一种有效途径，既是现实的，又是寓言的，既是情感的，又是理性的。《深海夜航》是朱文颖对人性深海的一次巡航，是对人性黑洞的理性思考。在朱文颖看来，“真正优秀的女性写作必须同时具备充沛的情感与理性。不要那种类似于用显微镜看细菌的感觉。把某一部分无限放大，夸张了感性，但缺少重要而宏阔的生存背景”[9]。《深海夜航》典型地实践了她的这种写作主张，既有宏阔的时代背景，又有文化、现实、情感和人性构成的庞杂世界，在这种由复杂经验和巨型结构形成的小说空间里，朱文颖开始了自己的理性反思和浪漫抒情。
二
混沌的真相：不确定性与可能世界
朱文颖的内心有猛虎。她近些年的散文和小说流淌着思想上的奔腾和美学上的新的哗变，一种反常规、对抗常识，甚至追求宏阔容量和极致美学的写作意图呼之欲出。很显然，这种美学区别于细小南方时期的温婉迷蒙，这是一种迷恋“神秘的、狂乱的、会让人死的力量”的美学，在对日常性消磨的自觉警惕中，“我迷恋世间一切病态的、不真切的事物。只有它们，抛开常规，才留住了那一份极致的美”。[10]《深海夜航》是朱文颖这种写作思想和美学观念的纵情演绎，是关于世界不确定性的一次大规模理性思考，小说呈现了世间万物在表面逻辑之外的辉煌的纷乱和丰富的含混。
《深海夜航》是朱文颖关于世界为何、世界何往的理性之书。小说在全球化视野和中外文化交融，以及大流行病成为一种新的全球现实的背景下展开对人类社会基本命题的深度思考。在这部小说中，朱文颖显然不是在历史本质主义或线性进化论的意义上去理解世界、历史这些庞然大物。世界的整体性已然弥散，事物变得模糊而不确切，人与物都处于一种不确定性中。朱文颖并不是要强化当代世界的“不可知论”与神秘主义，而是认为，我们在对这个世界进行所谓本质、真相、秩序、规律的“科学”索解和叙述之时，应当关注到混沌、神秘和不确定性同样作为一种客观存在，需要我们提升认知的“维度”，升级我们解释世界的“框架”，并承认关于事物、历史发展的那些偶然、异景与可能性。
历史的秩序感、组织性与历史的偶然性、自发性一直是历史叙述中的矛盾所在。真实的历史往往充满了各种偶然性和混乱，但述史者和研究者笔下的历史常常显得过于规律、整洁和有序，历史的偶然、意外和无序被删减殆尽。启蒙理性和19世纪线性历史进化史观秉持的即是这种乐观而逻辑化的历史观念。20世纪上半期以来，“当代性中的偶然性观念和意外性观念恰恰消解着这种逻辑。它们认为，历史和人类社会的发展存在着倒退的可能性”[11]。在这种史观支配下的小说叙事注重对于历史进程和历史事件中的意外、矛盾、纷乱的书写，“它的反思领域更广泛，它在反思中不断挖掘和开辟可能性，把多重可能性和不计其数的可能性纳入自己的视野。可以说，当代小说也是可能性的小说”[12]。《深海夜航》的历史观显然颠覆了经典现实主义小说写作中的历史精神，具有后现代主义的特质。这种“不确定性”几乎成了朱文颖在小说中念兹在兹的一个核心观念，是诸多小说情节的意义指向。比如，一直患有自闭症的家家，突然有一天就开口说话了，而且可以无师自通地弹钢琴；在欧阳教授看来，女大学生在机场向他表白爱慕之情，很可能是自己的竞争对手布下的一个甜蜜陷阱；由比尔的钱包和护照莫名丢失的事实看来，不排除与比尔亲切交流的斯文的天文学家奥蒙是个小偷的可能；蓝猫酒吧有很多像魔术师一样的人，他们的身份、过往和行踪像谜一样，充满了太多未知数。不确定成了世界的一种常态，朱文颖借小说由衷喟叹：“一切都在巨大的变动之中。非常没有确定性。”[13]世界的不确定性问题，在小说中不断通过欧阳教授、欧阳的导师和克里斯托夫几位“理性人”之间的对话得以被谈论，历史认知中的“不确定性”以及“秩序”“真相”之外的直觉、弹性等问题得到表达。比如在第二十章，欧阳教授提出凭借“直觉”进行判断的种种经历，并由此引发出他和克里斯托夫关于相对主义、弹性、《易经》话题的讨论。两人关于这个话题的争论基本形成了科学与玄学、理性与直觉的结合才能更好解释世界的共识。
世界的这种不确定性，以及作为现实隐喻的全球大流行病的迫近，使得紧张、焦虑、孤独、恐惧成为《深海夜航》中的个体普遍具有的情绪。比如阿珍，在墨西哥机场被拿枪的海关警察关在小黑屋一个半小时，成为她的梦魇记忆。看到雄安大街上戴着口罩的孤独的智能机器人，阿珍感到了更深的恐惧。甚至地下室的乐队演奏，陌生的城市没有电线的街道，都令她非常害怕。游历南美洲的不愉快记忆以及强大的现代技术，带给阿珍这样的个体的不是安全、舒畅，而是恐惧和创伤的感受。在《深海夜航》中，灾难、悲剧、流行病经由“全球化”这一叙事装置，产生的是一种普遍性的生存焦虑和心理恐惧。比如，墨西哥的安吉尔叔叔的咖啡馆里两个姑娘被绑架后遇害，尸体被扔到沙漠里的故事，经过苏嘉欣、莎拉、卡斯特罗、阿珍和导游卡洛斯的反复讲述，成为人们心头挥之不去的阴影。再如，面对日渐严重的大流行病，比尔、西班牙人、卡斯特罗、苏嘉欣、欧阳教授，都忧心忡忡地感受到一种近在咫尺的生存危机。在谈及全球化的后果时，鲍曼指出，全球性的流动和分化首当其冲使新中产阶级“经受着严峻的生存不确定性、焦虑和恐慌”，全球化过程面前，“人们对当代生存其他至关紧要的方面——无保障和不确定性——忧心忡忡”。[14]确实如此，《深海夜航》中多处写到“一种神秘的、无法解释的力量”，冥冥之中牵引或制约着事物的发展，带给人惊慌和无助。比如美国人比尔，之所以不可救药地想飞回墨西哥女友身边，主要是因为“有一种奇怪的、无法解释的力量”[15]，他不顾克里斯托夫通过箱庭得出的“比尔会死在墨西哥”的忠告，一心要逃离中国。而阿珍之所以费尽辛苦帮助比尔买到回国的机票，是因为阿珍关于墨西哥机场的创伤记忆以及两个被害姑娘被扔到沙漠里的恐怖听闻，使她觉得她与比尔的经历都渗透了某种神秘力量，继而产生共情和理解。
小说名为“深海夜航”，这是一个很有意味的意象：茫茫黑夜里航行在深海之中，静谧中有危险，广阔中有未知。这个意象浓缩了有序和无序，已知和未知的辩证关系，以及朱文颖关于世界不确定性的哲学认知。小说借美国人比尔之口道出了“深海夜航”具有的意义指向：“虽然我弄不清楚引力波，弄不清楚时空中的‘涟漪’，更弄不清楚火山喷发形成的云团，但我知道那种神秘的、无法确定的力量。无法确定，没有边界，但它又确实存在……就如同一只船孤独地航行在海上。夜色中，底下是沉静碧蓝的大海；远处仍然是沉静碧蓝的大海。非常神秘，美丽，充满力量，恐怖……”[16]确实，在这样一个后真相时代，人类的技术水平不断增长，知识体系不断丰富，但人们整体而确切阐释世界的自信却不断动摇。在利奥塔看来，“当前知识与科学所追求的已不再是共识，而是‘不确定性’。而所谓的不确定性正是谬误推理的实际运用及实行的结果。在这种推理中，重心并不在于达成一致的意见，而是要从内部破坏‘规范科学’已建立好的理论框架”[17]。那么，世界的不确定，一方面意味着世界是复杂多元的，世界的所谓真相可能需要借助多种角度多块拼图才能无限逼近；另一方面，当人类不断突破自我的时空和框架讲述世界和历史时，原有的阐释逻辑和知识体系需要进行新的升级，即欧阳教授的老师所说的、比有限秩序更重要的是我们界定世界的“框架”，在有限秩序之下的是更为广阔的未知世界。朱文颖在《深海夜航》中对历史和世界的“多种可能性”，对被人们疏忽或是无从被记载的那些“可能世界”给予了热情的思考。
美国人类学教授詹姆斯·C.斯科特在近作《六论自发性》中指出了历史讲述中重要历史事件被程式化、符号化，以及建构虚假的逻辑和秩序的现象，他把这种历史实践称为“秩序的模型化”，“许许多多这样的象征性工程的目的，其实都是想要如同台球表面一样光滑的秩序、慎重、理性和控制之幕，遮盖政治权力在实际运作过程中的困惑、混乱、差错、临时性和任意性”[18]。在这种历史观之下，历史主体的具体意识、主体情感、复杂动机，以及历史发展的偶在因素、混乱性都被忽视。于是，“秩序的模型化”带来了规整而有规律的历史叙述。“历史常常抹去了这些事件的极度偶然性，压平亲历者原本的复杂意识，并且常常给他们注入了某种未卜先知的超自然认识，同时还平息了多种多样的理解和动机的喧哗之声。”[19]在《深海夜航》中，作为历史学家的欧阳教授，“永远对历史长河中那些充满遗憾、边缘、触而不及的人和事深感兴趣”[20]，而他的博士生和硕士生继承了导师的这种学术偏好。博士生选择西葡传教士鄂本笃在肃州的历史作为研究对象，而这恰恰是历史学家所不屑于去写的内容，因为鄂本笃作为传教士的历史功能在来肃州之前已经完成，肃州之后的岁月是“坐以待毙”的失败史。博士生和欧阳教授显然更为看重这段被人遗忘的历史，因为这段历史包含了传统历史记述里未曾写下的个体生命史、悲怆的历史瞬间这些丰富的“可能世界”。并且，在欧阳教授看来，这段失败而艰辛的岁月，是每个人都可能遭遇的一种“寓言性”的情境。欧阳教授的硕士则以丝绸之路散佚的一封家书作为研究对象，他同样试图从个体情感意义上，复原那些未被历史记载的发生在米薇、纳奈德和信使之间可能有的时空往事和生命真实。博士和硕士关于鄂本笃和米薇家书的研究课题，都是试图打捞或想象那些淹没在历史烟尘中“小历史”，以此重构大历史中的具体纹路和肌理。而这些内容向来被历史记述中的“秩序的模型化”所摒弃与忽视，成为历史的黑洞。反过来讲，这些小历史何尝不是历史的一部分真相，何尝不是真实历史的组成部件和重要拼图？因而，在文化观念上，《深海夜航》试图建构这样一种理念：历史真相是多元而复杂的，我们应坚持一种开放的历史观念，尊重多种可能性，努力以多维度重构历史的“可能世界”。
三
“蓝猫酒吧”和“我爱比尔”：全球化时代的文化乌托邦
在《深海夜航》里，朱文颖意在全球化背景下探讨东西方文化交流的障碍和可能、共识和差异。因而，在某种意义上，《深海夜航》可以视为探讨全球化时代东西方文化如何共生共存的“文化小说”。小说别出心裁地设置了“蓝猫酒吧”这一文化空间，以及“我爱比尔/到世界去”的文化母题，以此探讨两种文化系统在当下语境中的交流、差异和困境。
“蓝猫酒吧”是法国人克里斯托夫在中国开办的一个酒吧。很显然，蓝猫酒吧在克里斯托夫这儿并不全然意味着生意，更多时候被他视作文化体验和艺术理想。不同国别、不同肤色、不同背景的人们相聚在蓝猫酒吧，他们在这里交流或激辩文化、艺术、情感、生存等命题。不同文化的差异性首先成为这个舞台上的议题。比如，在欧阳教授看来，《易经》、隐居和静坐这些具有东方色彩的文化元素，是重逻辑、理性和科学的西方人所不理解的。克里斯托夫显然也能够认同只有科学和玄学走到一起，才能更好地解释世界这一观念；再如，第十二章中，中国画家和美国艺术经纪人的讨论触碰到中西文化的一些本质性范畴。长发画家以中国古代的《雪夜访戴图》为例，分析了中国文化传统中的“随兴”主张。“随兴”带来的艺术叙事是直觉的、混沌的、发散的，而这种叙事显然与美国经纪人所浸淫的重逻辑、具体、清晰的理念相去甚远。两种文化传统的差异还表现在“教堂”和“庭院”这两种空间背后所包含的信仰体系。差异是巨大而显见的，但令人欣慰的是，尽管美国经纪人难以理解中国文化的这种含混与模糊，但曾经参观中国私家园林的经历给他极大的震撼，在中国的私家园林里，他寻找到了“混沌中的安宁”——而这种安宁和平衡难以在西方文化中找到。金耀基先生在谈全球化问题时曾指出：“在全球化中所出现的，并不是一个愈来愈有同质性的世界，反而是一个更显示文化‘差异性’与‘多元性’的世界。的确，只有在一定程度的全球化下，才会出现‘他者’的声音。”[21]正是借助发生在“蓝猫酒吧”内外的东西方文化体验和交流，欧阳教授、中国画家和克里斯托夫、美国经纪人深切发现了各自文化的独特性、差异性和局限性，带来了双方借助“他者”文化进行反思自我文化传统的可能性。
东西文化的差异是巨大的，但对于克里斯托夫来说，“蓝猫酒吧”的意义不仅仅是提供一个关于不同文明之间的争鸣、辩驳的场所或旅人临时的驿站，他的理想是要建构一个超越差异、世界互融的和谐乌托邦。克里斯托夫对酒吧开业不久之后的一个场景念念不忘，他这样描述那个美好的瞬间：“那天晚上，一位法国留学生在一楼弹钢琴；过来旅行的美国旅客拉着小提琴；角落里有人在唱歌；临河的窗敞开着，河里一只小船划过，船上有人叫卖红菱莲藕；一位穿旗袍的女士唱起了评弹；后来三楼下来一个人，朗诵起了莎士比亚。”[22]这是一幅不分国界，音乐、文学、艺术同台绽放、交相辉映，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美美与共的理想图景。这也即克里斯托夫心心念念的“平衡”的状态或平衡的瞬间。在小说第二十章，克里斯托夫向欧阳教授朗读了德国浪漫主义作家赫尔曼·黑塞《魔术师的童年》里的一段文字：“屋子里交错着许多世界的光芒。人们在这屋里祈祷和读《圣经》，研究和学习印度哲学，还演奏许多优美的音乐。这里有知道佛陀和老子的人，有来自许多不同国度的客人。”[23]克里斯托夫将黑塞这段文字中的世界融合、和谐共生的场景视为自己的“梦”与蓝猫酒吧的“起源”。可以看出，法国人克里斯托夫是个理想主义者，这个早年在伦敦小剧场跑过龙套的配角演员，怀揣着一个世界大同的美好梦想，并在中国南方城市开辟出“蓝猫酒吧”这样的理想实验场所。这个乌托邦空间包容、开放、精彩，是一个集娱乐休闲、艺术展映、思想漫游和心理治疗于一体的特殊空间：人们既可以通过沙龙、画廊讨论、默片放映，愉悦自我或展开各种争鸣，又可以享受到厨师卡斯特罗带来的中西餐美味，同时，蓝猫酒吧还有灵魂对话和精神疗救的功能，其“箱庭测试”可以给受测者带来心灵状态的诊断。克里斯托夫是全球化时代有情怀、有见识的文化使者。“蓝猫酒吧”的文化俱乐部和同人群体，是一种可贵的文化乌托邦，在全球争端和分歧加剧的当下，昭示了异质文明共存的可能性。
“我爱比尔”，是《深海夜航》中的另一个颇具意味的寓言结构。王安忆1995年创作了中篇小说《我爱比尔》，这个故事讲述的是中国女大学生阿三与美国外交官比尔之间的爱情故事。为了和比尔在一起，阿三甚至被学校开除，但碍于意识形态原因，比尔最终并没有与阿三走到一起。阿三后来又与法国画商马丁、美国教员、日本商社职员、加拿大人有过情感交往，最后都无疾而终。一直沉浸于异国恋情中的阿三最终被误以为是暗娼而被送进劳教所。这是王安忆对中国20世纪80年代开始面对的全球化问题的文学回应。“阿三”承担了第三世界处境的象征功能，隐喻了第三世界在全球化浪潮中的身份认同问题。王安忆的“阿三和比尔”的故事，成为朱文颖写作中经常出现的内容。《阿三与猫》《哈瓦那》《深海夜航》通过同名人物、类似故事或结构重新演绎了这一文学故事。朱文颖在《假如阿三在今天遇到比尔》一文中指出：“不仅仅是阿三，对于当时的中国而言，比尔代表了一种全然不同的生活与可能。比尔不仅仅是比尔。比尔是一个寓言。”[24]在全球化日益发展，“走出去”和“请进来”成为常态的当下，朱文颖在《深海夜航》中“重述”阿三和比尔这一故事原型，其叙事指归何在，她赋予了这一文化寓言怎样的新的表述，值得留意。
在“我爱比尔”这一故事结构中，“比尔”显然是一种文化象征，对应着西方发达世界或一种异域想象，“我爱比尔”因而也可以视为第三世界的个体所具有的“到世界去”的文化渴望。在《深海夜航》中，名叫比尔的美国人由于一心牵念远在墨西哥城的女友，没有参与到“阿三爱比尔”这种文化结构及其文学叙事中。这一结构实际上是由雅思女孩和西班牙男友、阿玲与香港男友充当人格主体。雅思女孩与西班牙男友的故事，是非常典型的另一版本的“我爱比尔”，包含了“到世界去”中的身份认同、文化差异和交流困境等问题。雅思女孩是一个比王安忆笔下的“阿三”复杂得多的女性形象。她的原名叫姚小梅，出生于苏北贫穷小城——这是一个她父母从没有离开过、封闭而凝滞的地方。姚小梅为了摆脱这种小城生活和底层身份，异常决绝地“反对”这个名字，并找到了“莎拉”这一新名字。莎拉代表的是走出苏北小城，并努力自学各种语言、准备通过雅思考试“到世界去”的崭新的姚小梅。值得注意的是，王安忆的阿三在靠近比尔的过程中，极其谦卑而主动消弭自我。朱文颖也意识到这一点，她说：“阿三为了和比尔的世界接近，已经完全彻底地放弃了自己的世界。”[25]因而，在塑造雅思女孩时，朱文颖赋予了她极为主动的性格和飞扬的生活状态：当过美院学生的裸模，担任乐队的主唱，在蓝猫酒吧兼职做服务生，自学多国语言，熟稔各种文化和艺术。当苏嘉欣把“阿三与比尔”的故事讲给莎拉听时，莎拉坚持自己和阿三不一样，也没有阿三那种如何融入他者文化的困扰。莎拉的自我评价是基本准确的。莎拉和西班牙男友出生于普通家庭，甚至都有一个酒鬼父亲。作为一个穷留学生，西班牙男友在世界各地“漫游”，游荡在中产和底层之间，其物质和社会身份与莎拉并无太大差距，至少这种差距不像外交官比尔和大学生阿三那样巨大。也正因为这种平等关系和诸多相似之处，两人甚至各自把对方视为双胞胎“镜像”。这段交往带给莎拉极大的愉悦，她觉得“可以做她自己”，她既可以坚定地做“莎拉”，又可以自由做回曾经的“姚小梅”。
但是，《深海夜航》并没有让莎拉和西班牙男友沿着王安忆“我爱比尔”的叙事逻辑继续往前走，不断蔓延的流行病中断或是延宕了两个人的交往走向。面对令人生畏的大流行病，西班牙男友急切想要回到自己的祖国，而莎拉则歇斯底里地希望他不要走。大吵一架之后，两人后续情况如何，莎拉与他一起去西班牙了吗，还是一起留在中国，他们会有美满的未来吗，莎拉“到世界去”的梦想能够实现吗——这些问题，小说并没有给出确切答案，小说最后借欧阳教授的视点，写他在一次去超市买东西时，看到莎拉和西班牙男友在街上走，但小说随即就用“并不能确定”消解、模糊这种“事实”。可以看出，朱文颖借莎拉与西班牙男友探讨了另一种版本的“我爱比尔”，呈现了区别于比尔和阿三的交往关系和情爱状态。尽管莎拉“明年的”雅思考试还没有到来，她的“到世界去”的路途还未展开，但小说真实呈现出了两个人无法破除的“文化之隔”和难以解决的“现实困厄”——前者比如，中国的昆曲传统文化对西班牙人来说犹如谜一般难以理解，再如两人关于“平衡”的差异性认知是中西哲学层面的根本分歧；后者比如流行病的到来成为两人关系的分水岭。这些文化和现实的问题，是横亘在西班牙人和莎拉面前的阻碍性力量，影响着他们未来的走向。小说里“我爱比尔”故事的另一对主人公阿玲和比她大二十来岁的香港男人，最后以离婚收场。阿玲当初风光无限随着自己的“比尔”去了香港，几年后苍老而寒碜地回到原地。朱文颖对作为制度的婚姻本身并不乐观，小说里反复写到男男女女们对婚姻状态和情感生活的“厌倦”，即使像欧阳教授这样的中产者也面临着“中年婚姻下沉”的现实，更何况“到世界去”的这些男女们还要面临更为复杂的国族/区域、差异、融合等问题。当然，我们也可以沿着小说叙事已有的草蛇灰线，预测这个“我爱比尔”故事未来的可能性走向：比如，西班牙人在与阿玲交往时明确说“我不会结婚”是他的人生观，比如相对贫穷的经济条件和喜欢四处漫游的习性等等，这些会不会成为两人未来情爱或婚姻进一步发展的障碍？会不会影响雅思女孩实现“到世界去”的宏大理想？我们只能说，都有可能。也许，在朱文颖未来的作品中，“我爱比尔”的故事还会得到再次生长和延伸。
总之，《深海夜航》构造了一个全球化时代的大叙事，南方和地域性的内容成为小说内嵌的元素，关于世界秩序、文化交融、人性隐秘、大流行病、新兴科技等命题构成的一个庞大世界走向小说前台，构成了对当下世界视野和中国语境下复杂经验的深度摹仿，形成了奥尔巴赫意义上的关于集体生活形态的“三维形象”。《深海夜航》的叙事内容和知识体系是复调多重的，阐释姿态理性而富有逻辑，在价值评判上则多有留白或存疑，尽可能尊重事物的可能世界。《深海夜航》是对世界进行的理性探询，是关于人类现实的巨大寓言，而在美学上，呈现出一种诗意的抒情和含混迷蒙的韵味。小说最后，欧阳怪诞的梦境依稀折射出深不可测的人性迷宫，蓝猫酒吧的解体，意味着一个具有乌托邦色彩的文化共同体的幻灭，一种曲终人散、万物寂灭的悲凉感扑面而来。《深海夜航》是朱文颖写作实践中的一次极致写作，是把叙事的广度、思考的理性、美学的含混推向极致的一次文学探险。
本文系江苏高校哲学社会科学重点项目“域外资源与江苏作家作品关系研究”（1978-2016）（项目编号：2017ZDIXM112）和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平民文学理论与中国现当代平民文学史建构研究”（项目编号：21BZW137）阶段性成果。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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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朱文颖、姜广平：《“你应该是苏州文化的女儿”》，《莽原》2005年第1期。
[2]李雪、朱文颖：《渴望更真实、勇敢、宽阔的生命与创作——朱文颖访谈》，《小说评论》2013年第5期。
[3]朱文颖：《两个人的战争》，天津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封面内页。
[4][5]林舟、齐红：《气息之美：极致与局限——朱文颖小说印象》，《当代作家评论》2001年第6期。
[6][8]宋桂友、宋平编：《苏州作家研究 朱文颖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74页、49-50页。
[7][10]朱文颖：《必须原谅南方》，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2017年版，第7页、7-9页。
[9]朱文颖、魏微：《写作、印象及内心活动》，《作家》2003年第4期。
[11][12][法]贝西埃：《当代小说或世界的问题性》，史忠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译者序第6页、译者序11页。
[13][15][16][20][22][23]朱文颖：《深海夜航》，《钟山》长篇小说专号2022年A卷，第73页、49页、91页、44页、41页、69页。
[14][英]鲍曼：《全球化：人类的后果》，郭国良、徐建华译，商务印书馆2013年版，第4页。
[17]王先霈、王又平主编：《文学理论批评术语汇释》，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793页。
[18][19][美]詹姆斯·C.斯科特：《六论自发性：自主、尊严，以及有意义的工作和游戏》，袁子奇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9年版，第200页、197页。
[21]金耀基：《全球化、现代性与世界秩序》，《二十一世纪》1992年2月号。
[24][25]朱文颖：《假如阿三在今天遇到比尔》，《作家》2010年第19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