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神高地的审美铸造
一名文学接受者或文学评论家，从数以万计的作家作品里，挑选其中的一部散文集进行细细品读，并能够从中读出点儿什么，原因是特色鲜明的题材选择和主旨凸显，还是内蕴深沉的社会意义和文化思想，抑或是新意特出的艺术方式和审美表达？这无疑是我们必须关注的重要问题。正是带着这样的问题意识与深入思考，论者走进了阿来新近出版的《西高地行记》的肌理。从总体上看，作家在这部散文集里，非常专注于对西高地的自然与社会、历史与文化的真情抒写，这既是对散文题材选择范围的确立，又是对散文思想主旨表达的明示。那么作家为什么要将西高地视为一种精神高地，或者说是一种特殊的审美观照？这无疑与作家的心理影像和思想情感有着隐秘而深刻的关联。
一
作家余华曾这样说道：“童年生活对一个人来说是一个根本性的选择，没有第二或第三种选择的可能。因为一个人的童年，给你带来了一种什么样的东西，是一个人和这个世界的一生的关系的基础。我们从母亲的子宫里出来以后，面对这个世界，慢慢地看到了天空，看到了房子，看到了树，看到了各种各样我们的同类，然后别人会告诉我们这是天空，这是房子……这就是最早来到一个人的内心中并构成那个世界的图画。今后你可能会对这个世界有不同的认识，但是你的基础是不会改变的；你对人和社会可能会有更进一步的理解，但你对人的最起码的看法是不会改变的。所以，我认为这是一种最根本的连接，谁也没法改变。”[1]在余华看来，每一生命个体都必然存在着这种“根本性的选择”，无论时光流转、社会前行，还是生命的健硕与衰弱、人生的灿烂与沉浮，都无法改写铭记于人内心深处的这幅最初的“世界的图画”，以及对于社会、民族、世界的“最起码的看法”。正是因为如此，由童年和少年记忆及其幸福或创伤的生命体验所组成的情感记忆，对于作家而言显得尤为珍贵，不仅会成为他们生命中最富有意义和价值的“不动产”，而且也是开启他们文学之旅的原点。众多作家不约而同地将这种情感记忆，以及从中获得的生命体验、生存感知、人生触动、心灵影像等，或多或少地浸渍于各自的文学创作活动过程中，只是因为所擅长的文学体裁不同，存在着这样那样的差异。文学评论家洪治纲也同样指出：“童年生活对一个人的一生具有决定性的作用。像马尔克斯、福克纳、卡夫卡、胡安·鲁尔福等等，可以说，童年记忆对他们的创作都产生了极深的影响。这种影响，无论是自觉还是不自觉，都会在他们的作品中表现出来。……尤其是他们幼年时代生活过的那种地域文化风情，那种民间的语言和形象，都可以在他们的作品中找到影子，好像这是无法改变的。”[2]就此而论，阿来的这部散文集，既是对作家童年和少年时代情感记忆的书写，又是对他在成熟后的人生领解和生命感悟的表达。
批评家陈剑晖在《散文的难度是思想的难度》一文里曾这样指出：
就散文来说，思想首先必须具备心灵性。散文作为一种人类精神的实现方式，它比任何一种文类都更倾向于心灵的倾诉，灵魂的呢喃，因此，思想散文的特点是用“心”去思考、质疑和批判。这就要求散文作家在创作时要以人为中心、为主体，突出创作者的主体作用和潜能，而且必须具有内心世界的通透和丰盈，这样散文才能在个人心灵的建筑、在对人类内在精神的探测上有所突进。其次，散文的思想还需要有智慧的中和。因为散文既是哲人的近邻，也是智慧的文体，所以散文家需要用慧眼慧心去体人悟事。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由于散文的精神一般寓于个体的生命，但精神的盔甲有时难免过于沉重，生命的热烈有时也会过于绚烂刺目，这时如果加进一些智慧和幽默，那么散文的冷峻尖锐中就有了温润和柔韧，厚实沉重中也会有从容、闲适和机趣相伴，这于散文无疑是不可或缺的元素。最后，也是更为重要的一点，由于散文本质的自由随意；或者说，由于人类的精神是自由和独立，而散文对自由精神的依赖又超过了所有的文类，所以，自由的精神应是思想散文旗帜上最为耀眼的标志。[3]
在这段论述性的话语里，陈剑晖先生明确地告诉我们，散文的思想由心灵、智慧、自由精神组构而成。批评家所谓心灵，就是以人为中心的思想理念，散文创作主体必须用心灵或灵魂，对现实人生进行深入思考，对现实存在进行大胆质疑，对各种丑陋现象进行无情批判；所谓智慧，则突出强调散文是一种关涉人智慧的文体，需要散文作家充分发挥各自的慧心和智能，去深沉体察人间和领悟世事；批评家最后指出，散文这种文体，在本质上体现为一种自由随意性，因而它是对自由思想和独立精神的深刻展示。沿着这位批评家的这种思维路径，来审视阿来《西高地行记》这部散文集的思想蕴含，可以发现它正是对作家心灵、智慧和自由精神的表达。
二
倘若以文学表达的地理空间作为观察视角，我们不难看出，这部集子里的《故乡春天记》《嘉绒记》《贡嘎山记》《平武记》以对四川西部和西北部的抒写为主，《玉树记》《果洛记》以对青海南部的描述为主，《山南记》《武威记》《丽江记》则以对西藏南部、甘肃中部、云南西北部的表达为主。这些省份都集中在中国的西部，居民以藏族为主。从中国地形、地势构造角度而论，这些地区皆分别处于第一级阶梯、第二级阶梯，堪称地理意义的高地。从这部散文集篇章顺序的安排来看，作家表现出清晰的思维路径：先南后北，再北而南，三度来回往返。这给读者一种深刻的印象：作家仿佛是在西部地区的南与北、上与下之间进行精神行走，从而架设起一座情感放达、内心坦诚、思想从容、灵魂自若的桥梁，或者说构建了一种蕴含特殊审美意义的文学地理空间。
《故乡春天记》，既可以视为作家对故乡春天的一种艺术描绘，也可以看成作家对西高地的特殊关爱。这篇散文由《岷江道上》《达古冰川》《突如其来的地震》《古老的开犁礼》四个短章组成，分别描绘了岷江道上的高原春景、达古冰川的自然之美、地震带来的灾难和开犁礼上的动人景象，表达了作家对故乡春天别样的深厚情意。在《岷江道上》开篇，作家首先交代了自己回乡的理由：高原春天默无声息而又深情款款的召唤。接着便以细腻的笔触描绘了岷江道上的春景。在这样的春景里，既有公路两边人工栽植正开着白色繁花的洋槐，又有河谷台地上和围绕着村落的丛丛翠绿的桃树；既有枝上开满细小黄花的堆花小檗，也有耐旱耐瘠薄的带刺灌丛沙生槐。但令作家最为钟情挂怀的，还是那两种蓝色鸢尾花：一种叫薄叶鸢尾，它叶片细窄、花朵清瘦，多长在土质贫瘠的干旱山坡上；另一种叫鸢尾，叶片宽大肥厚、花朵硕大，常生于肥沃腐殖土堆积的地方。在作家的印象里，这两种蓝色鸢尾花，一开一大片，花朵犹如蓝色的精灵，特别是在风起时，一朵朵花摇动于起伏的绿叶子上，仿佛成群的蝴蝶在飞翔一般。看着这样的春景，作家喜不自禁，于是便拿出随身携带的照相机，用不同的镜头一一拍下这些精灵一般的小生命，以待回去后好好欣赏。折腾得有些累了的作家，坐在山坡上翻看相机里的那些花朵，脑海里却突然冒出了许多不明白：他不明白大自然何以让植物开出这么多的花朵，更不明白这些花朵是生命的恣意绽放，还是对某种神性密码的昭示，对于这些不明白，作家自然给不出答案，但由此明白了一个深沉的道理：人们都在世界上力图明白，但有些明白却是更加的不明白。带着这样的领悟，作家心情愉悦地开着车向黑水一路进发。从上面的论述中不难看出，作家对故乡的春天有一种特别的深情和眷顾，对大自然里的那些花朵，不仅表现出非常专注的爱怜，而且从中明白了一些深刻的道理。这无疑是作家对故乡春天的真实描写和感悟。
在《达古冰川》里，作家则为我们描绘了故乡土地上的另一种春景。在这篇短章里，作家借自己三度亲临达古冰川，写出了对其的深刻理解和认知。作家第一次光临达古冰川，是“前年的秋天”。无论是站在山巅还是山谷，无论是俯瞰还是仰望，那由栎树、槭树、栌树、花楸、红桦、白桦、高山杨、落叶松组成的秋林阵容，犹如一片跌宕起伏的庞大丛林，在高原艳阳的照耀下，无一例外地呈现出层林尽染、五彩斑斓的色调，仿佛自然世界演奏的一曲浩然盛大的色彩交响乐。这是作家与达古冰川的初识。作家第二次光临达古冰川，在“去年的春天”。刚刚经历了一夜飞雪的达古冰川，碧蓝的天空倒映在静谧的湖水中，雪融时的滋润气息带着松杉的芳香扑鼻而来。作家顺着栈道一路向上攀爬，进入眼帘的三座晶莹雪山在峡谷的尽头越升越高，仿佛诱惑着人一直走到它们的跟前，把平视渐渐地变成仰望。待走到栈道的尽头，作家索性躺在松软洁净的雪地上，令自己的凝视和聆听由近及远地展开：山上起风了，把远远近近山体上的雪花扬到半空中，薄云很快消散；风停之后，雪花又纷纷回落到山上，四野顿时寂静无声；不远处的杉林间，传来一两声脆响的鸟鸣，悠长婉转的是画眉，有些突兀的是粗嗓门的噪鹛。这是作家对达古冰川的重读和再认。“今年的春天”是作家第三次光临达古冰川，再度面对它次第呈现的春天之境，作家毫不吝啬地挥洒出他情深义重的文字。作家充满深情地这样写道：“达古景区的自然之美真是无处不在啊！从海拔三千多米处，积雪刚刚融化，落叶松柔软的枝条上就绽放出了簇簇嫩绿的针叶。而刚刚从冰冻中苏醒的高山柳、报春已经忙着开花了。……达古景区把旅游的高潮定在秋天，如果能打开游人寻美的心思与眼睛，其实初春的山野，处处生命力勃发，已是美不胜收了。”(《故乡春天记》，第12-13页)这是作家对达古冰川的深入体验和尽情描绘。作家正是通过对两次回忆和再度亲临的真实描写，为我们力显出故乡春天迷人的自然风光和丰赡的思想内蕴。
《嘉绒记》通过对金川梨花之美和四姑娘山自然风情的描述，为我们展现出作家所具有的深层的草木情怀和大山情怀。驱车数百公里，去高原一睹梨花的芳容，的确不失为一种浪漫，作家便是具有这种浪漫心性的人，同时也从另一个角度证明，作家是一个富于浓重草木情怀的文化人。那是一个依山而立的庞大梨园，株株梨树参天耸立，树干苍老而粗粝，树枝遒劲有力、生机勃勃，特别是没有经过人为的修剪，更是营造出一种自由生长、从容舒展的生命之境。为了更好地描写梨花，或者说为了力显金川这个梨花国度的大观之象，作家先是抵近梨树进行观察。在作家专注而精细的眼睛里，每一个枝头上都是簇簇繁密的花朵，少的有二三十朵，多的达七八十朵，朵朵花瓣滋润而丰腴，有着绸缎一样的质感；朵朵梨花，散发出一股股浓郁的香气，层层叠叠的气氲萦绕着人的整个身体。特别是在阳光的照耀下，梨花的白光从密集的花团中飘逸而出，形成了隐隐约约、浓淡不一的光雾，更是给人以一种意象迷离、情感漫漶的感受。接着作家又进行隔时的观察，发现这些梨花在刚刚绽放时花粉一律都是红色的，但在两三天之后却渐渐变成为沉着的黑色。梨花何以有着这种色彩的变化？原来是在殷殷期待蜜蜂的光临，因为蜜蜂将把它们带到另一些羞怯地低着身子的花房上，产生奇妙的生命遇合，这是美丽而幸福的花事。作家毕竟是一个理智之人，明了蜜蜂授粉终究是一件偶然的事情，更深知风才是花的幸福使者，当然只能是那种徐缓有致的微风。于是作家悠然地进入自我的美妙想象：“风把花粉从这一群花带到那一群花，从这几树带到另外的那几树。……那些高大的树皮粗粝苍老的树干纹丝不动，虬曲黝黑的树枝却开始摇晃，枝头的花团在这花粉雾中快乐地震颤。”(《嘉绒记》，第38页)在作家看来，这幅情景无疑是对生命之美的有力承载和凸显。由此可见作家对金川梨花描写细腻深入和生动形象的程度，力呈出作家浓烈深重的草木情怀。
《一起去看山——嘉绒记之二》则为我们展现出作家的大山情怀。这篇散文的一开篇，作家就提出这样两个问题：一座生在嘉绒藏人语言里的山，何为生来就是一个汉语的名字呢？人们来到四姑娘山这座美丽雪山，只是打算到此一游，还是为了增长更多的见识和生命体验？对第一个问题的回答，作家因为自认为不是语言学家，便无法从语言历史文化发展角度加以详解，但他在内心深处却始终以为，四姑娘山理当应有一个藏族的名字；至于说第二个问题的答案，显而易见，作家则更倾向于是为了增长见识和生命体验。从某种意义上讲，这篇散文正是对作家之于山的深入体验和深沉情怀的审美表述。尽管蜀地多山，但在作家的感知意向里，贡嘎山和四姑娘山却最为驰名，前者乃雄性之山，被赞誉为蜀山之王，后者是雌性之山，被称为蜀山王后。对于耸立在川西高地上的这两座名山，作家都曾先后领略过它们的风采，两座山在他的情感记忆中留下深刻的印象。但相与比较，作家似乎对四姑娘山更富有深深的偏爱之情，于是作家便为我们呈奉出他的这份珍贵的情感记忆。第一次去四姑娘山，作家就感知到了它的美所具有的丰富性：绿色的草地被森林环抱，清澈的溪流蜿蜒而去；一缕一簇的苔藓在阳光下自由舒展，枯草和落叶随风飞舞；株株老树点缀在岩壁之间，弯曲的山路隐没于幽静的林中；鸟儿在湛蓝的天空自由飞翔，昆虫在山里发出细密的声音。在作家看来，这种融合了寂静与喧闹的丰富之美，能够使我们在尘世中迟钝的感官变得灵敏。再度走进四姑娘山，已是十年之后，作家重点为我们描写了四姑娘山在春、夏、秋三季呈现出的不同美丽。在万物萌发的春天，山野笼罩着深浅不一、如烟如雾的绿色；在烈日炎炎的夏季，所有的草木都长成一样的浩荡、幽深、宽广的绿色；在凉意渐深的秋天，那么多的赤橙黄绿青蓝紫，简直就是灿烂色彩的大交响乐。可以说，作家从细节与整体两个维度，极写四姑娘山的生命灵动和大观之象，力显大山情怀。
三
如果说《故乡春天记》《嘉绒记》《贡嘎山记》《玉树记》等作品力表作家对自然景物、人文风情及其现实存在的至情描写，展示了作家浓烈而深沉的自然情怀、人文情怀和现实关注，那么《果洛记》《山南记》《武威记》《丽江记》则偏重于表达对西高地的历史、文化的审美关注和深层透视。其中，既有对藏族历史上的英雄人物格萨尔王的追寻，又有对藏王墓、雍布拉康等古迹背后隐藏的真实历史的探索；既有对河西走廊四郡历史文化的觅踪，又有对雪蒿村历史遗迹的打捞；既有对大量历史细节、历史场景的生动描述，也有对某些历史事实、历史真相的客观表达。从中不难看出，作家具有深沉的历史意识和哲学思想，以及浓重的历史情怀和博大的文化胸襟。
《果洛记》由《果洛的山与河——果洛记之一》和《果洛的格萨尔——果洛记之二》两个姊妹篇组成。前者主要描写了作家对阿尼玛卿雪山的遥祭，颂扬了这座神山的庄重与威严、圣洁与神性；后者重点描述了作家对藏族历史上的英雄人物格萨尔王的传说故事的再度审视和重新认知，由此作者深切地感知到自己在《格萨尔王》这部小说创作中对人物故事进行的艺术虚构，可能导致藏族人民对这位英雄人物在认知与把握上的困惑与迷茫。两篇文章都卓有成效地融合了藏民族悠久的历史与文化内蕴，体现出作家强烈的历史意识和哲学思想。作家的这次果洛之行，一是为领略阿尼玛卿雪山的神圣丰仪，二是要参加当地举办的文化遗产与产业开发研讨会。对于阿尼玛卿雪山，作家早已神往，当他抵近这座神圣雪山时，便沉浸于对它悠长历史和民间传说的追索中。在藏语安多方言里，“阿尼”的本意是祖父，这位老祖父的名字叫沃戴贡杰。传说中远古时期的果洛一带曾经是妖魔肆意横行的地区，沃戴贡杰击败了大大小小的妖魔鬼怪，一举成为拯救这片大地和无数生灵的英雄。随着部族的代代繁衍，这位老祖父慢慢成为部族的集体记忆，他的故事开始代代相传，并被后人一次又一次地改写，最终他成了一位创世的神。有了这位神一样的人物出现，部族更需要有一个富于象征意义的具象中心，于是阿尼玛卿雪山就成为人物与山神的合体。正是这样一个有着象征意义的合体，不仅体现出人们对于自然的深沉感受，同时也反映了部族对于卓有建树的领袖的强烈情感。作家对自己先前创作的长篇小说《格萨尔王》的重新审视和再认，则缘于他与一位身形强壮、脸色黝黑的高原汉子的对话。这位汉子说：你的小说写得很好，就是虚构成分太多，这里的人恐怕再也不会相信格萨尔的事迹是真实的。这位汉子的一席话立即引起了作家对自己创作的反思和内省，由此步入对格萨尔这个人物所具有的丰繁历史的追寻。这既是对历史传说的重新审视，又是对历史真相的理智再认，体现出深沉的历史意识。
《山南记》由《从天上看见》《山南》《藏王墓》《雍布拉康》《雅拉香波》五个短篇组成，尤其是后四个短篇，着力体现出作家对藏民族历史的深入探寻。在《山南》里，作家首先为我们描绘了雅鲁藏布江渡口的漫长历史。这是作家从英国人亨利·海登所著的《在西藏高原的狩猎与旅游》一书中读出的历史，作者在这部书里描写了自己曾经两次来到渡口的亲眼所见：第一次发生在20世纪初，因为西藏地方政府拒绝英印殖民政府的通商要求，英印殖民政府便组成一支远征军直扑西藏腹地，迫使西藏地方政府签订城下之盟，身为远征军里一员的海登，由是目睹了渡口一派繁忙而热闹的景象；第二次则是在18年之后，海登以纪实的笔调具体描绘了所见到的情形，有两艘巨大的长方形的驳船，它们的船头均雕有粗糙的马头图案，两名船夫在船头划桨，另一名船夫在船尾掌舵，船上装着15头负重的骡马，船在波涛汹涌的江水中驶向对岸。接着作家又细致地描绘了作为藏文化发祥地山南的历史，指出这里曾经产生了最早的藏族人，同时开了藏民族种植青稞的先河，也因此出现了藏族历史上第一个国王、第一座宫殿和寺院。最后作者生动形象地讲述了藏族人产生的历史：一群猴子生活在泽当附近的山洞里，某天来了一个魔女，引诱猴子与其交媾，他们的后代就是今天藏族人的先祖。《雍布拉康》这篇短文，则为我们讲述了这座藏人史上第一座宫殿的由来。在遥远的古代社会，有一群牧羊人在山上放羊，某天他们遇见了一个人，便问他是从哪里来又将到何处去，那人始终沉默不语，只用手指向高高的天空。信神的牧羊人便认为这个人是从天上下来，是苍天的神灵要护佑他们这些牧羊人，于是把这个不知来自何方的人扛上肩头、抬回村庄，拥立为雅砻河流域黑头黎民的王。这个人被后来从雅砻部落兴起的吐蕃王朝追溯为第一个国王，雍布拉康就是为此而建筑的第一座宫殿。这无疑是对历史的深沉考量，从这篇散文的具体描写和审美表述中，也不难看出作家富厚的历史意识。
《武威记》也由五个短小的篇章组成，大多是对武威这座城市曾经的历史与文化的描述。在《武威，武威》这篇短文里，作家一起笔便发抒了他丰富的内在情感：“在我意念深处，河西走廊上好些地名都曾这样反复念叨。一个地名，在史籍中，在地理书上，在诗句间，在想象里，反复出现，自然就会带上咏叹的调子。”(第188页)作家为何要抒发这种略显凝重的深情？是因为武威处于荒凉之地的缘故，还是由于在半醒半梦间发生的恍惚之感，抑或源于这座城市在建筑与损毁中历经的沧桑历史？可能是兼而有之吧。为了使自己的心绪和情感能够平静下来，作家细致地翻阅谭其骧先生主编的一套《中国历史地图集》，于是关乎武威这座城市的一幕幕历史便闪现在作家面前。河西走廊四郡是汉代的建制，而武威为四郡之首，在唐代时称为凉州。安史之乱中，吐蕃大军趁机从高原上呼啸东来，兵锋所指，河西走廊四郡皆应声而下，都城长安也一度被吐蕃大军攻占。自从那时起，吐蕃统治河西走廊近百年，即便是北宋形式上在河西地区建立凉州府，但实际上的控制者仍然是吐蕃六谷部。正是这样一段历史，令走在武威大街上的作家感知到：虽然党项族群大多都已消失，但吐蕃人的后代还在，虽然吐蕃政权已然灭亡，以部落为单位东征的人们却留在了此地，武威市下辖的天祝，便是其中的两个藏族自治县之一。在作家看来，这无疑是今天的中国进行民族融合的典范。《白塔寺》这篇短文，则为我们描述了藏匿于白塔寺背后的一段隐秘历史。宋代以后的西藏，随着吐蕃帝国的分崩离析，已陷入不同教派掌权的分裂时代，也就无法抵挡蒙古铁骑。为了进一步巩固对西藏的统治，高居汗位的窝阔台之子阔端，决定邀请萨迦派首领萨班前来凉州会谈，他们会谈的地点叫幻化寺，即今天的白塔寺。正是由此开始，雄强了数百年的吐蕃余部终于式微了。对于这样的历史，作家显得并不悲伤。
（《中国历史地图集》，中国地图出版社1982年版）
《丽江记》也是由五篇短文组成，除了描写作家对丽江古城、玉龙雪山、九子海等风景名胜的体验和感知外，重点表达了作家在雪蒿村洞见的历史烟云，以及藏族人在丽江的历史过往。作家去离丽江不远的雪蒿村，完全是因为约瑟夫·洛克，一个曾经享誉世界的植物学家、人类学家、文化学家和探险家。这个人在1922年至1949年期间，曾先后六度前来中国西部，足迹遍及云南、四川、甘肃、西藏、青海，不仅带走了数以万计的珍稀植物标本，还获取了众多有关纳西族历史与文化的文献资料。雪蒿村便是洛克当年驻扎的根据地。为了凸显这个历史人物的人生经历和文明贡献，作家运用历史叙事的方法对其进行了富于选择性的艺术描绘，既有对洛克采集植物标本和探险经历的概述，又有对其因失去《纳西语-英语百科词典》手稿而悲痛欲绝细节的描写；既有对洛克为了撰写《中国西南古纳西王国》一书历尽艰辛的叙述，也有对萨顿所著《洛克传》内容的引用，生动再现了这个历史人物形象。那么洛克这个历史人物，同藏族地区或藏民族之间究竟具有怎样的关联呢？在作家看来，一是因为洛克曾涉足过西藏的昌都地区，对西藏的历史、文化、宗教有所知晓和见解，二是因为洛克编写的《纳西语-英语百科词典》一书对西藏苯教历史给予了一定程度的关注，尤其是后者展现出一个文化学家应有的思想见地。《顾彼得和他笔下的藏族人》这篇短文，主要描写了作家在阅读俄国社会学家兼作家顾彼得的《被遗忘的王国》后生发出的兴奋和喜悦之情。在这部书里，顾彼得描写了众多作为生意人的普通藏民的生存图景，每一个人物形象都栩栩如生，充满着浓郁的世俗生活气息。在作家的印象里，大部分关于西藏或藏族人的书写，要么聚焦一方的教派领袖，要么关注某些得道的高僧，很少有普普通通的藏民形象，而顾彼得的这部书，却完全不受这种模式的影响，他别开生面地描写普通藏民的生活与社会现实，不仅表现出新颖的艺术视角，而且显示出丰富的审美内蕴。因而作家认为，这是一部具有崭新历史和文化意义的著述。
四
从上面的分析中我们不难看出，“自然”与“历史”是《西高地行记》这部散文集里两个重要的关键词，所有的文本无不是围绕这两个关键词展开的。从对自然的艺术表达维度看，山川河流、冰峰雪地、草木花卉、飞鸟鱼虫，这些都是大地上的自然物象，意欲将这些自然物象提升为富于审美意义的自然意象，唯有通过有效的艺术手段才能够实现。因而，在这些散文文本的创作里，我们看到了作家为之付出的种种努力，即恰当地运用丰富多样的艺术手段，诸如比喻、拟人、夸张、象征，或者是描写、叙事、抒情、议论等，对所见的自然物象进行卓有成效的艺术处置。正是从这样的艺术表达中，我们体味和感受到深隐于作家心底丰繁而又博大的自然情怀。这是作家对自然世界的深层理解，又是他对自然文化的艺术礼赞。从对历史的审美描述视角看，作家通过对大量历史书籍和其他文献的阅读，对藏匿于西高地这片土地上的历史有深入的认知和把握，即便是对某一段历史、某一种文化现象不甚了解，诸如藏王墓、雍布拉康宫殿拥有的历史，武威鸠摩罗什塔和白塔寺中掩藏的文化含蕴，来往于丽江与拉萨之间的众多藏民形象和历史故事，西藏马帮的发展史及其经历等，作家也会想尽各种办法尽力熟识。在对西高地的历史文化、宗教文明、社会现象具有整体认知和充分把握的基础上，再运用各种艺术手段进行富有深层意义的审美描述，展现出深层的历史意识和哲学思想。就此而论，作家的这部散文集，既是对西高地自然属性和物化特征的深度把握，又是对它的历史内蕴和文化特质的艺术表达，有力铸造出富有新意的精神高地。
作家何以对西高地的自然与历史有着如此深层的情感？论者以为，这与作家的创作心理紧密而深沉有关联。首先，作家具有一半的藏族血统，这样的客观事实，使作家对那片巍峨雄奇的西高地有着天然的深厚情感。其次，在作家的内心深处，西高地是自己出生的地方，无论生命的道路多么漫长、曲折、复杂，它都是自己最终回归之处。最后，西高地已然成为作家生命与成长、生活与人生、理想与情怀、思想与灵魂的精神高地，一个人文主义作家理当应有这样的精神高地。
从阿来文学创作的整体看，如果说作家在小说创作中，是以纵向的时间为中轴，以不同凡响的虚构艺术手段，筑造出一部气势波澜壮阔、思想主旨深邃、审美意蕴丰繁的雄浑史诗，融合了藏民族的情感史与心灵史、宗教史与文化史、民族史与文明史，那么他的散文创作，则是以横向的空间为序列，以真实性、思想性、艺术性高度融合的超卓笔力，建构了藏民族业已经历的社会历史变迁，正在经历的与其他民族之间深层交往、友善相处的大趋势，以及充盈着现代文明风尚和气韵的社会图景。从这个意义上讲，阿来的这部散文集，既具有民族志、民族史的思想内蕴，又富于散文史意义的美学风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