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鸣：生态批评视野下的新西部小说论
生态批评作为一种文学批评方法和理论视角，中西方诸多学者对其内涵与理念均有过阐释。其公认的创始人，美国内华达大学的格洛特费尔蒂认为，生态批评是一种研究文学与自然环境关系的文学批评①。中国学者王诺认为：“生态批评是在生态主义，特别是生态整体主义思想指导下探讨文学与自然之关系的文学批评。它要揭示文学作品所反映出来的生态危机之思想文化根源，同时也要探索文学的生态审美及其艺术表现。”②显然，生态批评的核心要义是探究文学文本如何表现人与自然的关系。除此以外，还须揭示文本如何思考生态危机发生的底层逻辑。我们知道，我国西部地区有特殊的自然地理：雪山冰川、草原大漠、黄土高原构成基本地貌，干旱、沙暴、地震、雪灾是频密发生的自然灾害。西部作家置身于此，更能切身体验生命之不易，对人与自然的关系也格外敏感。如韩子勇所言：“对自然的关注，对自然与人的关系的聚焦，是西部文学普遍存在的一个显著特征……就自然而言，没有哪块地方像这里一样，自然的参与、自然的色彩对历史文化发展进程的影响和制约如此直截了当地突现在历史生活的表象和深层。”③基于此，以生态批评视野考察新西部小说，不失为一种极为恰切的研究视野。
一诘问生态环境之殇
生态批评源于对环境问题的关注，最早出现在西方。西方国家先开始现代化历程，暴露出来的环境问题也是最早的。1962年，美国生态学家蕾切尔·卡逊出版了她的生态学名著《寂静的春天》（Silent Spring） 一书，正是对西方国家生态环境问题的揭示。该书着重叙述农药特别是杀虫剂，对环境的污染和破坏。因为滥用杀虫剂，以往百鸟啼啭、草长花香的美丽春天，变得一片死寂。
毋庸讳言，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初期阶段也如西方国家一样，出现了突出的环境问题。新中国成立后，为谋求快速发展，主张人定胜天，向大自然进军。“铁人一声吼，地球也要抖三抖”“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 让高山低头， 要河水让路”等，都是当时这种意识形态的口号化表达。改革开放以后，中国进入工业化提速期，曾因大力发展乡镇企业，出现了“村村点火、乡乡冒烟”的工业景观，开发区建设热浪亦是波澜迭起。一些地方干部一味追求GDP 的高速增长，忽视环境保护；一些企业为经济效益，破坏生态环境的行为也不时发生。不得不说，在中国社会与经济发展过程中，确实出现了生态环境问题：土地沙化、河流污染、大气污染、森林资源遭到滥砍滥伐、珍稀动植物被盗猎盗采。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历史性成就，这是值得我们自豪和骄傲的。同时，我们在快速发展中也积累了大量生态环境问题，成为明显的短板，成为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④面对生态环境问题，加之长期所处生活环境的特殊性，西部作家尤为敏感。于是，他们以文学的方式书写生态危机的种种形态，或者拷问生态环境问题背后的多重原因。
其一是叙述农民生存境遇与生态环境问题之间的关系。西部农民做出一些破坏生态环境的行为，很大程度上，源于其自身贫困的生存困境。雪漠的《大漠祭》中的驯鹰老手老顺一次次带着猎鹰走进沙漠猎杀野兔，同时还让儿子灵官学习打猎术，以贴补家用。黄柴虽然能固沙，但种子能卖钱，村民便疯狂地捋黄柴。一到秋天，村庄四周的黄柴，也都被人们早早作了标记，瓜分完毕。没有抢到的人们则带着行李与食物，深入大漠深处寻找黄柴。由于生态环境的破坏，井水枯竭、被逼上绝路的豺狼不得不伤害牧人，鼠害盛行。小说叙述农民对生态环境的破坏，不完全是因为农民的愚昧与野蛮，亦不全是农民欠缺生态保护意识，而是与西部农民贫苦及乡村生存困境紧密勾连。本来老顺一家六口人以种地为生，在大漠边缘严酷的生存环境下，薄薄的几亩地只能维持温饱。憨头娶不起媳妇，只能让女儿去换亲。老二猛子娶媳妇又紧相逼。老三灵官高中毕业没考上大学，又回到了村里。为了儿子们的婚事，老顺不得不有上述行为。
他的另一部小说《猎原》亦类似，农民鹞子拿起快枪，走进大漠捕杀国家保护的野生动物，是因为房子被拆，无钱盖房；另一个农民张五也盗猎野生动物。当村里有生态意识的孟八爷向他宣讲保护野生动物的重要性时，他却怒怼孟八爷：眼下日子难挨，哪管他子孙后代。原因是他得了癌症，治疗费对他来说不亚于天文数字，连一支止痛的杜冷丁也觉得贵得惊人。雪漠虽然讲述的是西部农民的生存窘境与生态环境之间的关系，却提出了一个值得深思、具有普遍性的问题：如果不改变人们贫困的生活境况，人们就很难认同后现代的生态理想，对生态环境的破坏便无法遏止。正如艾伦·杜宁所说：“过多消费的反面——贫困——既不能解决环境问题也不能解决人类问题的。它对于人们是无限糟糕的事情，对自然界也是如此……也许世界上赤贫的10 亿多人中有一半以上的人正陷入生态与经济枯竭的恶性循环中。在绝望中，他们无计可施地滥用土地，通过损害未来而拯救现在。”⑤
其二是揭示权力异化与生态环境问题之间的关系。现代国家的管理与运行，都依靠严格的科层制进行。现代科层制主要是通过专注于技术专性和行为的预期性而实现绩效和效率，那么国家行政机关所产生的权力形态，便不可避免地指向有效率的运作以及最少资源获致最大利益的意图。“这个原则造成了一种程序、一个系统，职务晋身要取决于候选人的资格或做出的成绩，或同时参考两方面。”⑥于是，追求“做出成绩”便成为现代科层体制中权力者的决然选择。由此，一些地方官员为发展地方经济，追求政绩，而怠慢生态保护，甚至破坏生态环境。杜光辉的《哦，我的可可西里》中的石技术员起初在测绘小分队工作时，是小分队的生态导师，经常为大家讲授有关生态保护方面的知识。然而，当他转业到青海玉树藏族自治州，担任一定职务后，竟然同意开发可可西里无人区，目的是发展经济，自己做出政绩。正是此决策，最终导致了严重的生态恶果：盲目开采金矿，导致植被大量破坏，草地沙化，气候反常，干旱、暴风雪、沙暴屡屡发生。阿来的《遥远的温泉》中的贤巴副县长，为凸显自己的政绩，把天然、美丽的温泉，开发成了一个不伦不类的场所，最终被废弃。京夫的《鹿鸣》中的村支书，为升迁要为上级权力者进献一头盛年的野生梅花鹿，派捕杀队进山。从这些作品中，我们得以窥见生态问题与权力异化者之间的直接关系。这也启示我们：只有更新国家治理的价值目标考核，方可能预防权力者异化，防止产生治理弊端与生态环境问题的频发。
其三是呈现过度工业化带来的生态危机。不可否认，工业化与城市化促使人类生活发生巨大改变，但在高速发展的过程中，自然往往被无限制地破坏，乃至受到毁灭性侵害。“人类文明是以对自然的积极控制为滥觞的，然而这控制到工业化时代开始走向无限制的生产……技术进步不仅破坏生态平衡，而且带来核战争的危险。”⑦正是工业化无限制的生产与扩张，滥用自然资源，导致资源枯竭。杨志军早在1987 年发表的《环湖崩溃》，就讲述了围绕青海湖的垦荒造田计划，给荒原生态造成的严重破坏：湖区面积缩小，水位下降，草场萎缩、沙化，牦牛无草可食。乔盛的《黄沙窝》则真实反映了当代西部农民从农牧生活向当代工业化生活环境转移所付出的代价。经地质勘探，在黄沙窝土地里，埋藏了大量的优质煤炭。伴随着国家现代化煤矿的建设步伐，一些地方和私人集资开办的小煤矿开始运作。人们哪里会知道，机会可能化为风险，眼前的财富收获，正是引发他们悲惨命运的开端。由于野蛮的开采与管理，村里生态环境急剧恶化，掘金变成了灾难的开始。漠月的《青草如玉》展示一片青草如玉的牧场，在所谓调整产业结构的名义下被开发后的衰颓景象。开发前的西滩牧场的牧草错落有致，莽莽苍苍，为搞工业开发，推土机碾压过后，一层灰黑，似乎被大火烤过似的。与这些作品明显的现实主义姿态不同，刘亮程的《凿空》对工业化的反思与批判，更具文化寓言意味。小说从驴视角来写工业化对自然环境、人文生态破坏。当高高的石油井架耸立在阿不旦村时，传统的人与自然和谐生活状态遭到侵蚀。同时，古老村庄迎来了美容院的小姐们，消费主义一步一步破坏着乡村传统道德。人们对村庄的新变多是顺从与追捧，唯有 “驴们”敢于反抗。它们以万驴齐鸣的方式，泣血般地表达对工业文明的忧思。
上述对生态环境的多重诘问，体现了新西部作家对时代主题话语表达的传统。从20 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柳青（《创业史》）、杜鹏程 （《保卫延安》）、王汶石 （《风雪之夜》），到20 世纪80 年代路遥（《平凡的世界》）、贾平凹 （《浮躁》）、张贤亮（《绿化树》），西部作家对特定时代主题的关注，都有着唯恐滞后的表达。“传统是一个‘延传变体链’，作为时间链，传统是围绕被接受和相传的主题的一系统变体。这些变体之间的联系在于他们共同的主题，在于其表现什么和偏离什么的相近性，在于他们同出一源。”⑧当面对新的时代主题话语时，新西部作家继承了前辈的精神血脉，以鲜明的忧患意识与责任情怀，真实而尖锐地表现生态环境的种种问题。如出版有《沙尘暴中的深呼吸》《枯湖》的甘肃作家汪泉所说：“之所以格外关注生态，可能源于血脉天然所系。我祖籍甘肃民勤，生长在古浪县，关注生态，尤其是对恶劣的生态环境下人性的考量，是我的写作使命。”⑨
二重思人类中心主义
在一切以人类为中心的主体主义时代，人从自然束缚中解放出来，获得空前的独立性、自主性，这无疑是人类社会的巨大进步。然而，这种以人类为中心的主体性自身包含着无法克服的张力冲突，这种冲突导致了现代性带来的种种危机。有论者指出：“近代或现代生活的弊端可以直接或者间接地溯源到人类中心学说和主观主义的扩张以及对思想主体的注重。”⑩正是人类中心主义的高扬，把人作为世界的唯一主体，把人之外的一切统归为客体。在人类中心主义视野下，自然万物也就成为了满足人类需要的消费品，丝毫不具有自身价值。它们的价值就在于对人类的有用性，最大限度满足人类的欲求。当人类无限制地消费享乐，把人类赖以生存的自然当成可以任意消费的资源时，生态危机由此而生。恩格斯指出：“但是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人类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对我们进行报复。每一次胜利，起初确实取得了我们预期的结果，但是往后和再往后却发生完全不同的、出乎预料的影响，常常把最初的结果又消除了。”为此，新西部作家从多个层面审视人类主体性的张扬，显示重思与审视人类中心主义的写作立场。
在现代性话语体系中，人性高于神性，人的一切需要包括物质与精神需要，生理需求等，都是应该得到尊重和满足的。但人类中心主义的重要表现之一，便是欲望无休止的扩张。特里·伊格尔顿所谓“以普遍的个体占有形式的贪欲正在变成时代的秩序、统治的意识形态和主导的社会实践。”说的正是贪婪的欲望，导致了生态危机的加剧，占有欲 “使我们无视这样的一个事实，即自然宝藏是有限的，终有一天会消耗殆尽的。”不少新西部小说揭示现代人为了满足各种欲望，无尽地向自然索取的现实，对当代人的贪婪欲望持强烈的批判立场。在京夫的《鹿鸣》 中，人们为了满足口腹的新鲜之欲，把防风固沙的发菜挖得精光；为了一夜暴富，偷猎藏羚羊成为一部分人的首选发财捷径。《哦，我的可可西里》中的王勇刚为拥有更多的财富，在可可西里大规模地开采金矿、偷猎各类珍稀的野生动物。在阿来的《蘑菇圈》中，由于松茸市场价格持续上涨，藏民们看到了巨大的经济利益，疯狂地涌进深山，洗地一般翻找蘑菇。有的等不及蘑菇长大，就扒开土地的腐殖层。阿来的另一篇小说《河上柏影》亦如此，由于现代人对根雕、佛珠等工艺品的追捧，人们为了金钱，不惜冒着生命危险地攀悬崖峭壁，挖采崖柏。珍稀的崖柏资源遭受毁灭性的采挖。生态危机归根结底，是因为人类的破坏与欲望的异化。自然受到摧残仅是一个表征，而背后深层的根源则是无限膨胀的人类的欲望。这些小说文本叙述人类欲望与生态危机的关联，正是对人类中心主义的欲望化生存图景的一种警醒。
人类中心主义的另一种重要表征是对理性的无限尊崇与追求，认为现代人可以依靠理性，有目的、有能力去认识和掌控外在于人的一切客体。“日益智化与理性化并不表明，对赖以存在的生活条件有了更多的一般性知识。倒是意味着别的，就是说，知道或者相信：只要想知道什么，随时都可以知道，原则上没有从中作梗的神秘而不可测的力量；原则上说，可以借助计算把握万物。”正是无所不在的理性精神的烛照，自然内在的神秘性消解，人们由此失去了对大自然的谦逊与敬畏的情怀，留存的是统治、征服、占有的欲望形态。“我们已经失去了我们的先辈曾有过的与大地及其韵律的接触。我们已经失去了与我们自己和我们自己的自然存在的接触，并且被一个统治一切的命令所驱使，这个命令把我们投入到一个与我们的本性和我们外部自然的无尽的战斗中。”。认识到这些，诸多新西部作家或者通过对理性无从解释的自然或生命现象的原生态叙述，或者有意形塑先知先觉的具有预测能力的神秘人物形象，从而反拨与颠覆无所不在、无所不能的理性神话，显示对凭借理性精神宰制一切的人类中心主义之质询姿态。贾平凹的《怀念狼》叙述“舅舅”用打死的狼的狼皮做了一件褥子，每当夜半时分，狼皮上的皮毛会根根竖起，扎得舅舅难以入睡。舅舅认为，那是因为被杀死的狼尚未转世，狼皮上还附有狼的魂，发誓从此不再杀生，并开始吃素。这里以灵魂不灭的方式，阐释别的物种生命特征，在理性主义那里，显得如此荒诞不经，但这种非理性思维蕴藏的思维方式，却对一味依靠理性对自然祛魅有纠偏作用。叶广芩的《长虫二颤》则叙述了山民二颤与蛇有着心灵感应的传奇故事，他几乎是蛇的化身，不穿衣服，盘绕于树，有鳞甲的光泽、蛇的目光与蛇的习性，不会说话，嘶嘶声就是他的语言，听不到声音，却能凭感觉舞蹈。在理性主义者看来，他毫无疑问是山林里的野蛮人，但却体现人与自然合一的神性色彩。还有红柯的《雪鸟》中的雪变成鸟、《廖天地》中的人成了鱼、泉水化作了女人；杨志军的《藏獒》写了人与动物之间的多种神秘事象。刘亮程的《凿空》写到了驴有思想，其他动物也有生命气息。新西部小说对这些异乎寻常的，单凭理性无法解释的自然或者生命现象的大量讲述，建构了人与自然之间的相互感应，灵性馥郁的神秘全息世界，由此表现出与人类中心主义中极度理性主义的一种对抗。
新西部小说除了对人类中心主义中的欲望扩张、理性至上，表现出重审的立场之外，还试图重构动物书写的一种新的叙事伦理。以动物书写的新叙事伦理，彰显人与自然之间的平等关系，从而反思人类中心主义的立场。纵览中外文学史，对动物形象的塑造有一个共同的价值归趋，就是以工具型的动物形象作为其显目特征，即为人类表情达意的工具。由此形成了几种模式：一是寓言、童话类型的拟人化。动物作为传达观念的载体，达到教育或规诫人之目的。如中国传统寓言故事《狐假虎威》《狼狈为奸》，格林童话中的《狼和七只小山羊》《金鹅》等即如是。二是人类某种精神、理想的象征、比附。如杰克·伦敦的《野性的呼唤》 中的狼，海明威的《老人与海》中的马林鱼等。这两种模式的共同精神指向，是把动物当作修辞工具，或某种意蕴外显的符号，体现的叙事伦理则是动物仅是人类表达意志或愿望的符号替身，动物与人物没有获得平等主体的伦理位置。罗米·边沁呼吁动物也需要道德关怀、塞尔特为动物的权利辩护、史韦兹的“敬畏生命”、纳什的“大自然的权利”、奥尔多·利奥波德的“大地伦理”等生态学思想以及建设性后现代主义的自然返魅的世界观，为文学的动物书写建构新叙事伦理，提供了思想资源。
新西部小说中的不少作品，不仅解构过去以人为表现中心的人类中心主义的文学观点，把动物作为作品中的主角，而且以动物本身的生态位为基准，对动物形象重新改写。主要方法是聚焦于动物自身属性，凸显动物情感世界与人类情感世界的共通性，与人类同样具有快乐与伤感，能感知死亡等。在红柯的《美丽的奴羊》中，奴羊用清纯如泉水般的目光凝视着举刀的屠夫，屠夫不禁感到从未有过的虚弱而栽倒在地。石舒清的《清水里的刀子》中的老牛，看到在清水里那把与它有关的刀子，开始为清清白白死去而不吃不喝。杨志军的《环湖崩溃》中的白熊库库诺尔到死都要捍卫自己在荒原上的尊严，虽然老得走不动，吃不了草，但当敌人来袭时，在死前最后一刻，还是用那聚集生命原气的厚掌反击，最后才毫无声息地倒下。叶广芩的《熊猫“碎货”》中的熊猫感觉要离开生活多日的四女家，愤怒地咬坏木头大笼子，表达强烈抗议；在另一部作品《猴子村长》中，母猴面对猎人黑洞洞的枪口，也要从容、镇定地给小猴喂完奶。作家们对这些非人类生命赋予了灵性与情感，它们与人类一样具有丰盈、复杂、自足的情感世界，同样是我们值得敬畏的生命存在。这如史韦兹所论： “我们意识到：伦理不仅于人，而且与动物也有关，动物与我们一样渴求幸福、承受痛苦和畏惧死亡。那些保持敏锐感受性的人，都会发现同情所有动物的需要是自然的。这种思想就是承认：对动物的善良行为是伦理的天然要求。”
需要指出的是，人类中心主义仅仅是一种现代意识形态，以理性控制自然与以人为中心满足欲望是其核心观念。但这种意识形态并不是生态危机产生的直接驱动力，生态危机发生的直接原因，与现实社会中的资本驱动、盲目的发展主义推动相关。但无论如何，新西部小说能够反思人类的贪欲、理性、重构动物书写的叙事伦理，显示西部作家写作具有的思想深度与时代责任意识。
三寻绎传统生态智慧
中华传统文化包含着丰厚的生态智慧。如“天人合一、万物并育”就表达了人与自然的和谐状态，其融渗于儒家、道家和佛家之中，构成了中华文化的深层底蕴。此外，中国一些远古神话、原始的民间宗教亦包孕着敬畏自然、尊重自然的理念。
神话是人类童年时期普遍存在的一种文化现象，叶舒宪对此概括道：“神话虽然是初民的想象，但是其中却潜藏着丰富的原始智慧和深奥的人文蕴含。神话不仅是文学的源头，也是哲学思考的开端。神话用象征仪式，向后人传达着文明发生的永恒信息。”可以说，神话一定程度上成为历史与文化的原动力，也是一个民族精神文化的胚胎，在各民族文化形成与发展中，占据着重要位置。但随着科学与启蒙这两种向度的现代性话语的铺展，神话所反映的内容已然被视为蒙昧时代的认知，显得荒诞无稽。
然而，随着理性的极度张扬与对科学的无节制崇拜，人们发现美好家园正在变得荒芜，人性被扭曲与异化。如何破解现代性的困境？西方哲学界兴起了“再神话运动”，尼采等人提出神话哲学思想、海德格尔认为神话是人类一种特有的自由自在的方式，弗洛伊德主张神话是公众和集体的梦。同时，一批现代作家亦将创作转向了远古神话资源。艾略特在《荒原》中运用鱼王的传说，寻找圣杯和耶稣复活的神话，创造了一个象征西方世界的“荒原”。乔伊斯在《尤利西斯》中用希腊神话奥德修斯在海上漂泊十年的原型，表现现代西方人的失落感、孤独感以及对理想生活的寻觅。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亦具有明显的神话结构，将印第安神话意识完全融入故事情节之中。还有福克纳的《喧哗与骚动》、戈尔丁的《蝇王》也如此。这种借助神话资源的写作路径，中国作家亦不在少数。如陈忠实的《白鹿原》中的“白鹿”神话意象，迟子建小说中潜藏着“大母神”“扇子参”“牛金山的传说”“小马倌与敖赫达”都是这类神话结构模式。西部作家纷纷将笔触伸向自己生活所在区域的文化深处，侧重于远古的自然神话复现，希望将古老神话中的观念、禁忌等合理化、神圣化，从而激活中国传统文化结构中的生态智慧。
有关狐的神话在我国有着悠久历史，最早有关狐的神话是“禹会涂山女”的传说。狐幻化成人的神话传说在民间传播甚广，如唐代事狐神的民间风俗就很兴盛。在中国文学中，从六朝志怪小说、唐代传奇到清代的《聊斋志异》皆有狐幻成人的神话形象。新西部小说有意识地复活狐变幻为人的这一神话原型。如阿来的《红狐》插入了狐幻化成人的神话，小说叙述一只红狐对猎杀者的神秘的报复方式。一只红狐携带着阴风从猎人金生背后飘过，此后金生似乎就神志不清了，村里人都认为，是叫狐妖夺了他的魂魄。李晋瑞的《原地》写到了女孩卓玛的一种信仰，认为狐懂得修炼，是吸纳自然气息的祥瑞。
少数民族一般都有特定的民间口耳传承的关于本民族的起源神话、部族英雄神话等，这些神话往包含人与自然和谐的生态智慧。如阿来《空山》中的有关色嫫措湖的神话就如此。色嫫措湖是机村的神湖，过去的机村干旱寒冷，光秃秃的一片荒凉，后来色嫫措里来了一对金野鸭，从此机村生机盎然。金野鸭负责让机村风调雨顺，机村人则必须保证给它们一片青山绿水。正是机村人对这个神话的尊崇，他们对森林的索取，仅限于做饭煮茶、烤火取暖等。但在极左政治的年代，金野鸭的神话被斥之为封建迷信，开始向森林贪婪索取，结果金野鸭飞走了，色嫫措湖湖底坍陷。杨志军的《藏獒》系列，亦是复活青藏高原上那久远的游牧民族的古老族源神话，因为藏獒是由一千多万年前的喜马拉雅巨型古鬣犬演变而成的高原犬种，是犬类古老的活化石，六千多年前才被驯化，在青藏高原一直占据着神的位置：“在藏族英雄格萨尔的口传故事里，那些坚披执锐的战神很多都是藏獒。藏獒也是金刚具力护法神的第一伴神……是雅拉达山和采莫尼俄山的山神，是通天河草原的保护神。”（《藏獒·序》）
日本神话学家大林太良认为，神话具有决定性功能，体现在说明与证明功能上。“神话不但向人们说明已经存在的现象，并使他们能够理解它，而且还要用一次性上古起源事件提出依据并证明这些现象，从而使人们的日常行为必须严格遵守神话中规定的行为规范。”马林诺夫斯基也认为：“神话有建立习俗，控制行为准则，与赋予一种制度性以尊严及重要性的规范力量。”上述新西部小说大量神话因素的介入，与其说是远古自然神话的一种当代再现，不如说是远古神话而开展的当代重构。通过对古老神话的重述，恰好重新唤起积淀于人类文化心理深处中的人与自然的原初情感意识。作家表达恢复自然本性，拯救生态的意图，也有了一种合法性与权威性的传统文化资源作为支撑。
除激活中国神话中生态智慧之外，新西部小说也试图开掘中国原始宗教、民间宗教以及道教、佛教中的共同内容或主题显示——自然信仰或自然崇拜，努力激活这些传统文化基因，充分展示其与当代生态保护相通的一面，达致促使人们敬畏自然、感受自然神秘、维护生态平衡的目的。
萨满教流布于东北，西北等地。不同地区的萨满教信仰的精神内涵、祭祀形式和活动方式等方面有着相当程度的一致性，都是集自然崇拜、图腾崇拜、祖先崇拜之大成，以万物有灵论为基础。其信仰涵纳了原始信仰体系中最古老、丰富的内容，诸如天地山川、日月星辰、风雨雷电、飞禽走兽、草木鱼虫等自然界的诸多事物和现象，都被赋予神的地位，被顶礼膜拜。刘亮程的《本巴》以蒙古族史诗《江格尔》为叙事原型，小说通过梦境叙事、独特的禁忌和仪式的描写，细致地演绎了萨满教中的万物有灵的原始思维，表达对自然万物的尊重。比如乌仲汗在梦境中，把河流看作是母胎中延伸的脐带；在本巴草原上，人们经常为各色草木、马匹举杯祝福。郭雪波则在他的多部小说中塑造了萨满文化追随者形象，如《大漠魂》中的萨满“孛”师老双阳，在《狐啸》《银狐》研究萨满教的下放学者白尔泰。这些形象的共同特征就是，信奉长生天为父，长生地为母，信奉大自然、信奉闪电雷火，信奉山川森林土地。这些正面形象的反复出现，表明作家推崇萨满教中敬畏自然的立场。
道教是我国的本土宗教，其古老教义不乏有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生态理念。如道教中的“天父地母”思想体现了天、地、人和谐，共同生养万物的理念，把天、地、人之间的关系看作是父、母、子的关系，要求人们像孝敬父母那样尊重天地自然。 “夫天地中和凡三气，内相与共为一家，反共治生，共养万物。天者主生，称父；地者主养，称母；人者主治理之，为子。”道教中“贵生戒杀”的原则将道德关怀的对象扩展到了生命与自然界。《洞真太上八素真经三五行化妙诀》 说：“慈爱一切，不异已身。身不损物。一切含气，木、草、壤，灰，皆如已身，念之如子，不生轻慢意，不起伤彼心。”贾平凹的《怀念狼》中写到了一位老道士与狼的故事，就闪烁着道教中慈爱自然万物的精神异彩。狼被老道士抚养长大后放生。一旦得病，主动跑来找道士治疗，并以跪姿拱手表示感谢。老道士像对待好友似的，尽心照料它，并与其对话。当老道士羽化时，这只狼也赶来祭奠，并在门口放了金香玉表示答谢。道士与狼之间的交谊情深，映射了道教中天人合一、报恩悲悯的精神。
佛教在人与自然和谐关系上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承认万物皆有佛性，都具有内在价值，所谓“郁郁黄花无非般若，青青翠竹皆是法身，”二是尊重生命，强调众生平等，反对任意伤害生命。三是讲究因果报应与轮回，对人类的破坏自然愿望与欲望，起到惩戒和遏止作用。还是在贾平凹的《怀念狼》中，揭示了残杀动物会因果报应带来恶果。小说中的傅山和猎人们猎杀了不少狼和小动物，最终很多人都得了不治之症。在贾平凹其他小说中，如《山本》《古堡》《库麦荣》都有关于人与自然之间关系的因果报应的情节。郭雪波的《沙葬》中的云灯喇嘛从佛教教义中领悟道尊崇自然的生态智慧：人类头顶有主宰它的东西，这个主宰就是那个神秘的自然，按喇嘛教的信奉，那就是佛，无所不在的佛。
西部作家之所以有意识地表现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宗教内容，旨在激活传统资源中的现代因子。这表明作家对生态危机问题的思考，已开始把视线投向中国文化体系，以自主知识体系重建人与自然和谐的深度思考。
四形构生态人格图式
人格是诸多学科关注的视野，心理学、社会学、伦理学都对这一概念有着各自阐释角度。基于本文讨论的是人与自然之间的环境伦理问题，因此，这里是从伦理学角度来审视人格，它是指个人内在的道德状况与外在行为的显性表现，是区别其他自然界存在物的道德规定与根本性质，关涉着人之为人的意义。在不同历史时期，由于人类生存的环境、目的不同，人类会形成不同的人格图式。“个人怎样表现自己的生命，他们自己就是怎样。因此，他们是什么样的，这同他们的生产是一致的——既和他们生产什么一致，又和他们怎样生产一致。因而，个人是什么样的，这取决于他们进行生产的物质条件。”由此，人类社会在不同的历史时期经历了不同的人格图式，如原始社会的“族群人格”、封建社会的“依附人格”、工业社会的“占有式人格”。
回顾中国现当代文学史，小说在塑造人物形象上，有一种总体趋势与精神向度，即以人为中心，单向度地吁求人的现代主体性建构。例如，五四时期文学注重国民性改造主题，20 世纪20年代的鲁迅、台静农、彭家煌、蹇先艾等乡土小说注重对乡土传统文化的批判，认为这些乡土传统文化之于农民而言，是沉重的枷锁，阻碍农民的主体性成长。20世纪30 年代巴金的小说《家》《春》《秋》等家族批判主题，亦是对人物主体性的呼唤，期待人作为独立个体，浮出“历史地表”。20 世纪50-60年代的文学，建构革命英雄主义，当然也是凸显以人为中心的向度。进入新时期以后，文学呼唤“大写的人”“人的主体性”，几乎充满着20世纪80 年代的文学场。由此，表现人乃文学唯一的中心，塑造的人物形象要么是对某种人格类型的批判（如文学对奴性人格的剖析），要么是急切建构的主体性人格类型（如文学表现人的自觉与发现的主题）。
随着工业文明向生态转向，形构一种新型的生态人格，是生态文明的应有之义。所谓生态人格是“一种建基于生态文明价值理念的新型伦理性人格样态，它要求作为德性主体的人类在检视与批判占有式人格的基础上，对人与自身、人与他人的道德伦理关系进行创造性的更新，并将道德伦理范围从人类自己延伸至整个自然界，进而实现人与自身、人与他人、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换言之，这种生态人格的图式，就是超越人与自然关系的二元化、人与人（人与社会） 之间的个人主义、工具理性等道德联系方式，追求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自我的有机和谐的价值理念。依此考察，新西部小说中塑造的一些人物形象明显具备上述生态人格特质。
众所周知，生态危机的出现，是人与自然关系严重对立的结果。生态人格则主张对自然回归与复魅，重新思考人在自然中的地位。杨志军的小说《圣雄》中的巴思坎得尔就如此，他珍惜自然界的一切，奉自然为神明。当采金人要挖走金块时，他认为是金块是神明的骨骼，整个果果哈奇荒原也会痛苦的。他从来不伤害荒原上的野兽，对动物充满温情。他也从来不去攻击远方居住着人家的一座座山脉，因为他认为他的脚趾就是十座山，不能举起拳头打自己的脚。当然，生态人格也不是一切以自然为中心，忽视人类需求，而是追求科学精神、人文精神、自然伦理的统一，使得科学精神具备生态方向，在人文伦理与自然伦理之间保持平衡。杨志军另一部长篇小说《雪山大地》中的“父亲强巴”就是具有这样生态人格的典型：他为解决过度放牧的问题，推动建设沁多城，让牧民进城生活，从事其他产业，从而实现生态保护与人文关怀的统一。建立自然保护区、绿化沙山，拆除因承包草场出现的铁丝网和围栏，目的是让野生畅通无阻，不受到伤害。这些举措都是以科学精神保护生态的体现。环境问题，其深层原因还是人的问题，当人极度功利时，就会忽视自身精神价值，过于追求物质，从而导致破坏自然。强巴父亲与藏民相处和谐，无私为藏族同胞的幸福生活殚精竭虑。对自我生活要求甚低，追求为民族团结奉献的人生意义。正是强巴父亲有自我的道德自律，不会因为自己欲望或者升迁，而产生破坏自然的念头。
很难想象，在个人主义极度膨胀，以最大化获取利润、满足个人欲望为终极目的的现代社会经济、政治结构中，人与人之间会自觉形成内在一致的保持与自然和谐共存的文化观念。马克思明确指出：“人对自然的关系直接就是人对人的关系，正像人对人之间的关系直接就是人对自然的关系，就是他自己的自然的规定。”因此，人与自然关系要实现向生态范式的变革，依赖于人与人之间现实功利关系的改变。生态人格表现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上，力图抛弃现代激进的个人主义，把人类看成是关系共同体。这就意味着自然不是单个人的自然，而是一个人类共同体自然，具有共同体意识。在京夫的小说《鹿鸣》中，林明也是一个具有生态人格的人，他毕业于首都林学院，宁愿放弃在南方城市的高薪工作，与鹿群相守，在他看来，鹿们与他完全是平等的，是不可分开的伙伴关系。小说中另一个老人铃木亦如是，他认为地球是一个生态共同体，如果沙漠化加剧，势必吞噬整个地球。在75岁高龄之际，他放弃在日本安享天年的生活，组织一个行动小组来中国西北志愿治沙。方英文的《后花园》中的宋隐乔来到“娘娘窝”后，过着简单的生活，感谢这里的植物、动物，向它们深深鞠躬。他认为动物才是真正的世界公民。他卖掉别人送给他的高级香烟，毫无功利地资助贫困学生。
上述小说中的人物形象以敬畏之心复魅自然，将人与自然视作一个生命共同体，在以爱化育自然的同时，赋予自我的道德完善，重构人与人之间的有机和谐的价值理念。无疑，这些小说所形构的生态人格，在现实生活中是颇具价值与意义的；同时显示西部小说在人物形象塑造的一种突破，有着文学史的意义。
结语
总之，新西部小说文本繁多，意蕴丰盈，以生态批评阐释之，仅是一种角度而已，无法穷尽它们的复杂而多元的题旨表达。不过，在生态批评的视野观照之下，新西部小说呈现诘问生态环境之殇、反思人类中心主义、寻绎传统生态智慧、形构生态人格图式等几个层面的题旨，却是十分显目的。因此，把生态批评与新西部小说联系起来考察，努力挖掘生态意蕴，既丰富了西部文学研究的维度，亦有利于从文学角度滋育读者的生态文明意识。
需要指出的是，生态文明建设已经成为今天中国式现代化协调推进的“五个文明”之一，全社会对生态文明建设和环境治理的重视，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在此情形下，就生态议题而言，当代西部小说可以开辟新的精神向度，关注后人类时代面临的一些新的课题，诸如人类在先进技术和人工智能的加持下，其身体生态、精神生态均发生新变，这样的后人类又如何与自然生态的互动问题。这也应该是生态批评转型的方向。
注释略，见本刊纸质刊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