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惠雯《美人》读札：女性为什么“不拒绝”？
早想为张惠雯最新的一本小说集《美人》写些什么，但一直碍于熟悉而无法下笔。熟悉分两层意思。第一层熟悉是文本的熟悉，《美人》中收入三篇小说：同名中篇小说《美人》，短篇小说《丽娜照相馆》和《南方的夜》，占篇幅比例最多的《美人》首发在《收获》杂志2022年第2期。关于美人何丽一波三折的命运，我和惠雯隔着地球半径在微信里相互激动地讨论了太多太多，现在还有新的话想说吗？
第二层熟悉是生活的熟悉。《美人》这本书，用惠雯在《南方的夜》开篇的语言，就是写了“八十年代后期，我们县城有三个出名的美人：何丽，丽娜和红霞”。注意定语，故事发生的时代——“八十年代后期”，继续用惠雯自己的语言来说，是一个“小城的风气逐渐开化”、“人们度过了一个漫长的蛮荒时代，刚刚睁开眼睛的时候”（《美人》）。故事发生的空间——“我们县城”。“我们”，即作者一代人，三篇小说的首尾都使用了少年/儿童凝视和仰望的视角，诚实还原年代现场；而“县城”，就更是个普遍的经验对象，中国式县城的经济地理空间与人口体量规模，是年岁稍长的大部分读者熟谙的。至于“美人”，县城里的女性命运与县城在时代中的流变互为一体，她们同样由简而繁、从闭塞走向开化，并以精神与肉身承受着或显著或隐秘的代价。正因为诸多熟悉情状，仿佛《美人》三篇并无创造性“突破”之处。出版以来，评论界并未多加注意。
这当然是对《美人》的低估。《美人》在追忆往事的砂纸下充满动感地创造了一些新的东西，但我无法准确指出它们的名字。直到最近读《奥德赛》，一小节叙述滑过，我又倒回去盯着重看，一点光亮显现。
前情是，奥德修斯离乡无音讯多年，儿子特勒马科斯忧伤痛苦，因父亲既不是和同伴们一起战死特洛亚，也不是战争结束后死在亲人手里，而是被狂烈的风暴“不光彩地刮走”。不仅蒙羞，更因父亲的缺位，导致“统领各个海岛的一个个贵族首领们……都来向我母亲求婚，耗费我的家产……”按照当地的好客传统，主家必须招待他们，伊萨卡岛实际上已被异族占据。面对雅典娜乔扮的外乡客，特勒马科斯刚刚责难了不在场的父亲，接着就责难了母亲佩涅洛佩，他的指控是：“母亲不拒绝他们令人厌恶的追求，又无法结束混乱，他任意吃喝，消耗我的家财，很快我也会遭不幸。”
在“不拒绝”这三个字上，我停留了很久，仿佛看到的是刚刚创造出来的三个字，它们构成了一面新的意思，而又包含着女性古老的忧愁与无奈。我一下子想到了《美人》，解读它的关键就在于无数个何丽和佩涅洛佩共同面临的指控：不拒绝；仿佛她们真的可以选择“拒绝”。
何丽的“不拒绝”有两次。第一次似乎是情有可原的。当哥哥在“严打”中入狱后，她的追求者、县财政局局长三公子李成光是她唯一可以依靠的对象。她决定接受李的追求，除了一部分朦胧的好感，更因为“她不认识任何有权有势的人，现在只有这个人才有可能救她哥哥”，这在后来的对话中也直接呈现出来——李问：“如果不是因为你哥的事，你大概永远不会主动来找我？”“可能。”她如实回答。
重点在于第二次。这之后，何丽经历了作为女性一系列的痛苦历炼：李成光迫于父母压力与她分手，她在李不知情的状况下去人工流产；她在县城里声名扫地，谁都能打她主意。经过一段消沉，何丽接受了老同学孙向东的追求，结婚了，但幸福的裂缝依旧是从小城里那些风言风语开始的，有人传话她曾经在街上和李成光说笑。在面对孙向东的质询时，何丽如实回答为何没有躲开他：“都是过去的事儿了，也没有什么深仇大恨……他叫我，我总不能不理睬。”看，在何丽一团混沌的心里，轻易抹去了“深仇大恨”属性的往事，她的这种以德报怨、吃亏还念好的立场显然很不现代。故事继续，孙向东意外去世后，何丽成了寡妇，李成光又开始接近何丽，但这是她所“拒绝”的，她托中间人带话，没有奏效。在口径狭窄的县城空间，一个人很难彻底消失。当李的妻子闹到单位来的时候，是何丽的上司替她终结了这场纠纷，而又开启了何丽的故事中最后一场多舛的情事。
那么佩涅洛佩的“不拒绝”又如何理解？她果真要从求婚者们当中挑一个后夫吗？书中借雅典娜之口，安抚满怀疑云的奥德修斯：“在你对你的妻子进行考验之前，她却仍幽坐家中，任凭不幸的白天和黑夜不断流逝，悲泪常流不止。”不仅如此，雅典娜还点破了佩涅洛佩的“不拒绝”：“她一直心怀忧伤地盼你能归返，同时使求婚人怀抱希望，对每个人许诺，给他们消息，心中却盘算着别的主意。” 佩涅洛佩明面上是在选夫君，允许他们“雄竞”，实际上是以各种方式拖延着作出决断。虚构中的时间变形夸张，如同山鲁佐德把故事讲了“一千零一夜”，佩涅洛佩也把危机延宕了十年之久，于此图存，以期转机。佩涅洛佩的“不拒绝”，颇见政治家手腕。假使佩涅洛佩不充分利用礼仪的程序性，这些野心勃勃的外来者们早就杀掉少主特勒马科斯，占领了这片无主之地——而特勒马科斯看不清利害，还在非难母亲的轻浮软弱！
假如“不拒绝”的何丽和佩涅洛佩都是传统女性的代表，那么让我们再来看一位勇于拒绝的现代女性：勒达。
意大利作家埃莱娜·费兰特出版于2006年的小说《暗处的女儿》在2024年推出了中文版。女主角勒达是以自在享受沙滩假日的中老年女性知识分子形象出场的，独立而有决断。她旁观着一位年轻的美丽母亲尼娜，为她淹没在吵吵闹闹的大家族中感到惋惜。在帮助尼娜找回在海滩上走丢的小女儿埃莱娜之后，勒达悄悄藏起埃莱娜的布娃娃，这无法解释的行为仿佛是对尼娜过于投入当母亲的某种惩罚或克扣。在回忆交织中，勒达的个人道路逐渐呈现，她曾为追求事业与自由，把两个女儿遗弃给了前夫。勒达“离家”后的自述：“我在很远的地方，似乎变成了另一个人，终于成为了自己”（ “新的色彩，新的身体、头脑，新的语言——我终于感觉要拥有自己的语言了” ）[1]。一个现代女性，通过拒绝成为妻子、拒绝成为母亲，甚至拒绝停留原地，才终于可以成为自己。勒达与尼娜之间，有隐约的触动和鼓动。
那么勒达“拒绝”的时长达到了多久呢？仅仅三年。三年后，勒达就重新回到女儿们的身边，“两个女儿经历故乡带来的伤痛，是我永远无法愈合的伤口”。余下的日子，她内心深处一直在坦然与愧疚之间徘徊。小说的最后，遭受巨创的勒达接起的恰恰是女儿的电话，她这样描述自己的状态——“我死了，但我很好”。你看，再一次，自由意志的毁灭，“死”，发生在女性的知觉里，但她们所维系的那部分与他人（亲属、伴侣、后代……）之间的现实关系得以存在下去，展开着“好”。“现代性”取得的胜利，委实不多。
说回《美人》在旧忆光影下隐藏的新意。张惠雯没有把何丽一再的苦难归咎于她的“温驯”、“不拒绝”，这是了不起的。长久以来，文学作品容易从欲望的角度来解读女性的“不拒绝”。以“夏娃”为例，男性为主要视角的文学主要把女性创造为欲望的对象或欲望本身，甚或还发明了“欲拒还迎”这样的形容。当女性作家拿起笔之后，身处事件之中的女性人物每一次作出抉择的道德性依然是讨论辨析的必经之地。解读的常见关键词有“堕落”“软弱”“屈服”“迎合”等许多。回顾当代文学史，作家们强调女性的自强自主自立，往往是从“拒绝”或“原本可以拒绝”开始的；作家为人物所准备的“生活苦难”，毋宁说某些时候是对她们选择不当的“果报”。这条路是正确，但可能也是狭窄的，生活绝不都是欲望，生存占据更首位。
与其他当代女作家不同，张惠雯既不歌颂女性的“地母”性，也不在道德上加以苛责，当然更不是消极的“乡愿”。她书写的是一种不渲染好或坏、而只是存在于女性本体意识中的有生命力的“常”。“常”无定法，凭依于具体的生存条件和生存愿望。“何丽”不是一个书面化的理想人物，不是为了训诫而存在的塑造，而是生存的透射，是生命力的慷慨。写出美人“何丽”的故事，是作家对真实而复杂的生活的尊重，更是对女性处境的负责任的还原。在这一纬度上，来自中国小城镇的的何丽与伊萨卡岛上的佩涅洛佩和那不勒斯的勒达站在了一起。
早想为张惠雯最新的一本小说集《美人》写些什么，但一直碍于熟悉而无法下笔。熟悉分两层意思。第一层熟悉是文本的熟悉，《美人》中收入三篇小说：同名中篇小说《美人》，短篇小说《丽娜照相馆》和《南方的夜》，占篇幅比例最多的《美人》首发在《收获》杂志2022年第2期。关于美人何丽一波三折的命运，我和惠雯隔着地球半径在微信里相互激动地讨论了太多太多，现在还有新的话想说吗？
第二层熟悉是生活的熟悉。《美人》这本书，用惠雯在《南方的夜》开篇的语言，就是写了“八十年代后期，我们县城有三个出名的美人：何丽，丽娜和红霞”。注意定语，故事发生的时代——“八十年代后期”，继续用惠雯自己的语言来说，是一个“小城的风气逐渐开化”、“人们度过了一个漫长的蛮荒时代，刚刚睁开眼睛的时候”（《美人》）。故事发生的空间——“我们县城”。“我们”，即作者一代人，三篇小说的首尾都使用了少年/儿童凝视和仰望的视角，诚实还原年代现场；而“县城”，就更是个普遍的经验对象，中国式县城的经济地理空间与人口体量规模，是年岁稍长的大部分读者熟谙的。至于“美人”，县城里的女性命运与县城在时代中的流变互为一体，她们同样由简而繁、从闭塞走向开化，并以精神与肉身承受着或显著或隐秘的代价。正因为诸多熟悉情状，仿佛《美人》三篇并无创造性“突破”之处。出版以来，评论界并未多加注意。
这当然是对《美人》的低估。《美人》在追忆往事的砂纸下充满动感地创造了一些新的东西，但我无法准确指出它们的名字。直到最近读《奥德赛》，一小节叙述滑过，我又倒回去盯着重看，一点光亮显现。
前情是，奥德修斯离乡无音讯多年，儿子特勒马科斯忧伤痛苦，因父亲既不是和同伴们一起战死特洛亚，也不是战争结束后死在亲人手里，而是被狂烈的风暴“不光彩地刮走”。不仅蒙羞，更因父亲的缺位，导致“统领各个海岛的一个个贵族首领们……都来向我母亲求婚，耗费我的家产……”按照当地的好客传统，主家必须招待他们，伊萨卡岛实际上已被异族占据。面对雅典娜乔扮的外乡客，特勒马科斯刚刚责难了不在场的父亲，接着就责难了母亲佩涅洛佩，他的指控是：“母亲不拒绝他们令人厌恶的追求，又无法结束混乱，他任意吃喝，消耗我的家财，很快我也会遭不幸。”
在“不拒绝”这三个字上，我停留了很久，仿佛看到的是刚刚创造出来的三个字，它们构成了一面新的意思，而又包含着女性古老的忧愁与无奈。我一下子想到了《美人》，解读它的关键就在于无数个何丽和佩涅洛佩共同面临的指控：不拒绝；仿佛她们真的可以选择“拒绝”。
何丽的“不拒绝”有两次。第一次似乎是情有可原的。当哥哥在“严打”中入狱后，她的追求者、县财政局局长三公子李成光是她唯一可以依靠的对象。她决定接受李的追求，除了一部分朦胧的好感，更因为“她不认识任何有权有势的人，现在只有这个人才有可能救她哥哥”，这在后来的对话中也直接呈现出来——李问：“如果不是因为你哥的事，你大概永远不会主动来找我？”“可能。”她如实回答。
重点在于第二次。这之后，何丽经历了作为女性一系列的痛苦历炼：李成光迫于父母压力与她分手，她在李不知情的状况下去人工流产；她在县城里声名扫地，谁都能打她主意。经过一段消沉，何丽接受了老同学孙向东的追求，结婚了，但幸福的裂缝依旧是从小城里那些风言风语开始的，有人传话她曾经在街上和李成光说笑。在面对孙向东的质询时，何丽如实回答为何没有躲开他：“都是过去的事儿了，也没有什么深仇大恨……他叫我，我总不能不理睬。”看，在何丽一团混沌的心里，轻易抹去了“深仇大恨”属性的往事，她的这种以德报怨、吃亏还念好的立场显然很不现代。故事继续，孙向东意外去世后，何丽成了寡妇，李成光又开始接近何丽，但这是她所“拒绝”的，她托中间人带话，没有奏效。在口径狭窄的县城空间，一个人很难彻底消失。当李的妻子闹到单位来的时候，是何丽的上司替她终结了这场纠纷，而又开启了何丽的故事中最后一场多舛的情事。
那么佩涅洛佩的“不拒绝”又如何理解？她果真要从求婚者们当中挑一个后夫吗？书中借雅典娜之口，安抚满怀疑云的奥德修斯：“在你对你的妻子进行考验之前，她却仍幽坐家中，任凭不幸的白天和黑夜不断流逝，悲泪常流不止。”不仅如此，雅典娜还点破了佩涅洛佩的“不拒绝”：“她一直心怀忧伤地盼你能归返，同时使求婚人怀抱希望，对每个人许诺，给他们消息，心中却盘算着别的主意。” 佩涅洛佩明面上是在选夫君，允许他们“雄竞”，实际上是以各种方式拖延着作出决断。虚构中的时间变形夸张，如同山鲁佐德把故事讲了“一千零一夜”，佩涅洛佩也把危机延宕了十年之久，于此图存，以期转机。佩涅洛佩的“不拒绝”，颇见政治家手腕。假使佩涅洛佩不充分利用礼仪的程序性，这些野心勃勃的外来者们早就杀掉少主特勒马科斯，占领了这片无主之地——而特勒马科斯看不清利害，还在非难母亲的轻浮软弱！
假如“不拒绝”的何丽和佩涅洛佩都是传统女性的代表，那么让我们再来看一位勇于拒绝的现代女性：勒达。
意大利作家埃莱娜·费兰特出版于2006年的小说《暗处的女儿》在2024年推出了中文版。女主角勒达是以自在享受沙滩假日的中老年女性知识分子形象出场的，独立而有决断。她旁观着一位年轻的美丽母亲尼娜，为她淹没在吵吵闹闹的大家族中感到惋惜。在帮助尼娜找回在海滩上走丢的小女儿埃莱娜之后，勒达悄悄藏起埃莱娜的布娃娃，这无法解释的行为仿佛是对尼娜过于投入当母亲的某种惩罚或克扣。在回忆交织中，勒达的个人道路逐渐呈现，她曾为追求事业与自由，把两个女儿遗弃给了前夫。勒达“离家”后的自述：“我在很远的地方，似乎变成了另一个人，终于成为了自己”（ “新的色彩，新的身体、头脑，新的语言——我终于感觉要拥有自己的语言了” ）[1]。一个现代女性，通过拒绝成为妻子、拒绝成为母亲，甚至拒绝停留原地，才终于可以成为自己。勒达与尼娜之间，有隐约的触动和鼓动。
那么勒达“拒绝”的时长达到了多久呢？仅仅三年。三年后，勒达就重新回到女儿们的身边，“两个女儿经历故乡带来的伤痛，是我永远无法愈合的伤口”。余下的日子，她内心深处一直在坦然与愧疚之间徘徊。小说的最后，遭受巨创的勒达接起的恰恰是女儿的电话，她这样描述自己的状态——“我死了，但我很好”。你看，再一次，自由意志的毁灭，“死”，发生在女性的知觉里，但她们所维系的那部分与他人（亲属、伴侣、后代……）之间的现实关系得以存在下去，展开着“好”。“现代性”取得的胜利，委实不多。
说回《美人》在旧忆光影下隐藏的新意。张惠雯没有把何丽一再的苦难归咎于她的“温驯”、“不拒绝”，这是了不起的。长久以来，文学作品容易从欲望的角度来解读女性的“不拒绝”。以“夏娃”为例，男性为主要视角的文学主要把女性创造为欲望的对象或欲望本身，甚或还发明了“欲拒还迎”这样的形容。当女性作家拿起笔之后，身处事件之中的女性人物每一次作出抉择的道德性依然是讨论辨析的必经之地。解读的常见关键词有“堕落”“软弱”“屈服”“迎合”等许多。回顾当代文学史，作家们强调女性的自强自主自立，往往是从“拒绝”或“原本可以拒绝”开始的；作家为人物所准备的“生活苦难”，毋宁说某些时候是对她们选择不当的“果报”。这条路是正确，但可能也是狭窄的，生活绝不都是欲望，生存占据更首位。
与其他当代女作家不同，张惠雯既不歌颂女性的“地母”性，也不在道德上加以苛责，当然更不是消极的“乡愿”。她书写的是一种不渲染好或坏、而只是存在于女性本体意识中的有生命力的“常”。“常”无定法，凭依于具体的生存条件和生存愿望。“何丽”不是一个书面化的理想人物，不是为了训诫而存在的塑造，而是生存的透射，是生命力的慷慨。写出美人“何丽”的故事，是作家对真实而复杂的生活的尊重，更是对女性处境的负责任的还原。在这一纬度上，来自中国小城镇的的何丽与伊萨卡岛上的佩涅洛佩和那不勒斯的勒达站在了一起。
注释：
[1] 《暗处的女儿》，113页，【意】埃莱娜·费兰特 著，陈英 王彦丁 黄语瞳 译，人民文学出版社2024年3月版一版。
[1] 《暗处的女儿》，113页，【意】埃莱娜·费兰特 著，陈英 王彦丁 黄语瞳 译，人民文学出版社2024年3月版一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