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倾谈录：深度对话鲁奖作家》：文学的和声
1本书具备一种多线条多层面交流的特性，比如采访者和受访者之间的交流，同一文体创作者之间的交流，不同文体创作者之间的交流，作家和评论家之间的交流，外国文学阅读者和翻译家之间的交流，身在幕前者和身处幕后者（评委）之间的交流，因而形成一种交流的和声与丰富性，使人在这样的多重交流中获得种种新鲜认知，这一特点是首先要说出来的。
2 置于每篇访谈前面的“采访手记”，匠心自用，不可或缺。它们就像一个个显明的路标或者言简意赅的导览手册，在大量必要功课的基础上，撮其大要，告知你接下来受访的是什么人，有什么样的专长和个性。比如对于潘向黎，采访手记里是这样介绍的：“潘向黎的身上自有着一种古典美，旗袍对于她是最合适的……可她同时又是现代的，说话做事另一番生动活泼，走到哪里，哪里的氛围便热闹起来。”这简直是小说一样的描述，寥寥几笔，所描述者的形象、性情就宛若眼前。关于作家马晓丽的介绍是这样的：“马晓丽年轻时曾经在部队炊事班当过班长，每次做糊饭，她都会带着全班站在饭堂前面给大家做检讨，而现在，马晓丽是美食家，她亲手制作的各种色香味俱佳的美食常常令朋友们惊艳不已。”“马晓丽习惯于自我‘枪毙’，她的电脑里，一直雪藏着不少被自己毙掉的作品。”介绍作家周晓枫：“晓枫热爱生活，喜欢电影，喜欢旅行，喜欢美食，她的穿着总是大胆时尚，多么艳俗的大红大绿在她身上也很妥帖……她的笔触是细微的、敏锐的，她的呈现却是广阔的、厚重的；她的表现是热情的、喋喋不休的，她的内心却是羞怯的、恐惧的。”在介绍诗人路也时，作者自己先设问说：“路也是谁？”接着一路慨然答来：“诗人、作家、教授，自称‘路霞客’，从小是个‘摇街走’，连吃饭也不愿待在家里。”“长大了，她果然还是喜欢到处跑，喜欢看各种地图册……居然喜欢探访作家的故居和墓地，即便是偏僻阴森的地方她也不怵。”《堂吉诃德》的译者董燕生家里就挂着堂吉诃德的挂像，说这老先生“字典里不设‘防护墙’，想到十分非要说到十二分，有时候把话说得越尖酸刻薄，越觉得过瘾……实际上，他心地善良，又充满幻想”，等等。舒晋瑜在她的采访手记里，就是这样介绍她要采访的人物的，使人看完采访手记，就会有对受访人做更深了解的兴趣，这无疑是舒晋瑜访谈的一个优胜之处和独到之处。
3 在访谈中，舒晋瑜也会不时引用一些其他人对采访对象的描摹概括，因为搁到了合适的位置，就使得这些引用部分以少总多，有点睛之效。
比如邱华栋对徐坤的描述：“一直是短发，戴一副不断变换样式的眼镜，仔细看，她的短发讲究，总需要及时修理，打扮得利落而入时。”“她酒量大，酒品好，任何时候都是体面地坐在那里，比男子更有气魄。”
陈世旭对葛水平的描述：“一身装束满是乡村元素，就像个活动的民俗博物馆。”
路也的朋友对路也的描述：“有一天，我在路上看到一辆开足马力的汽车，一边跑一边漏油……我想，这不就是路也吗？”
迟子建描述潘向黎：“有一种清爽的妖娆。”
所有这些描述，都给人一种见人见骨、一见难忘的印象。
因为引用得当，这些文字甚至显现出了比在原文中更多的光彩。曾经读过张承志写文天祥的随笔《水路越梅关》，其中引用的文天祥的诗词，就让我大感兴趣，但是专门买了文天祥的诗集来读时，感受并没有那么强烈。把别人的诗文加以利用，从而使之焕发出别样光彩，也是一个值得注意的能力。我甚至动了心思，想把类似这样在高度概括中精准描摹人物的文字辑录到一起，形成一篇特别的文章。
4 访谈录的题目，应该也是舒晋瑜一手拟定的。这其实也是值得关注的一个方面，我觉得很多题目都准确深入地说出了受访者为人为文的主要特点，就好像题目是访谈的“文眼”一样，对整个访谈有提纲挈领的作用。
不只这本书，舒晋瑜的多本访谈录都体现出这一特点，在给文章起标题方面善抓七寸。比如和史铁生的访谈题目是《要为活着找到充分的理由》——这样一个题目真是再恰切不过，让人觉得辛酸的同时，又平添一种力量。
和红柯的访谈题目：《走出大漠很慢，生长期很长》；邓一光，《在绝望的故事中找出不绝望的人》；池莉，《通过写作，变成接近天使的物质》；刘恒，《文学一旦丧失锋芒，也将同时失去诱惑》；王跃文，《文学应该是思考生活的重要方式》。
结合每个作家的具体创作，这样的题目可谓量身定做，同时对他人形成一种有效的参照性和启发性。
我的访谈题目是《留心日常生活里的漩涡和浪花》，在我看来是不二之选。它几乎概括出了我一生的写作主张和写作追求。
5 从前几本访谈录看，一些受访者在匆匆言说之后，业已辞别人世。年高者不说了，就连正当盛年的雷达、史铁生、李鸣生、红柯等人，也杳然西去，让人痛感生命的脆弱和无常，同时也感到，舒晋瑜的辛苦访谈因此显露出一种特别意义。曾经来过，留言为凭，也算是虚茫人生的一丝痕迹和慰藉。
6 对于几位翻译家的访谈，我好像有着特别的兴趣。印象里不少作家都表达过同样的意思，就是我们这一代写作者，要好好感谢各位翻译家带给我们的福惠。我们阅读的翻译文学，都是他们千里万里乘风破浪，给我们运渡过来的。说到托尔斯泰，就要感谢草婴；说到契诃夫，就要感谢汝龙；说到福克纳，就要感谢李文俊。这是应有之义。《倾谈录》中涉及到的翻译家，都很有个性，像董燕生谈及杨绛翻译《堂吉诃德》，说杨绛省略了一些不该省略的。当被问及“中国当代文学在西班牙情况如何”时，董先生的答复也是有些过于直接了，他张口就说：“没有任何反响。”但翻译家黄燎宇对中国当代文学就没有董燕生这么悲观，虽然他也承认“我们的主流作家在德国整体而言受到冷遇”。但黄燎宇自己对中国当代文学评价还是很高的，尤其对汉学家顾彬对中国文学、中国作家的评说不以为然。这样一些观点和信息，有助于我们知己知彼。而且各位翻译家在翻译方面的认知都很有启发性，值得一再领会和玩味，如董燕生提到塞万提斯借《堂吉诃德》中的人物之口，表达了他对翻译作品的看法，这看法是：“译文就像是编织和刺绣的反面”，这大概是翻译家们都不爱听的话，但也只有他们，对这话的理解是最深刻的吧。
7 整部《倾谈录》中，最乐于读的，倒是关于评委们的访谈。什么道理呢？也许是想看看幕后的故事吧。
《倾谈录》访谈到的几个评委，都特别遗憾地提到了自己中意的哪些作品最终落选。董强是第八届鲁奖文学翻译奖评委会副主任，饶是副主任，他个人喜欢的《赫贝特诗集》也没能最后胜出。还有一些细节令人印象深刻，比如丁晓原说，原本第七届鲁奖报告文学奖评委里没有他，因为有规定，同一评委不能多次参加同一门类，但评委会主任张胜友考虑到丁晓原更熟悉报告文学的创作情况，向相关领导申请后，将丁晓原增补为第七届评委。张胜友是术后带病参加评奖工作的，两个月后就去世了，这是一段让人嗟叹的往事。谢大光是第四届鲁奖中篇小说组评委，他说到这样一个细节：“印象最深的是，崔道怡声嘶力竭地往上推葛水平的《喊山》，他穿着红色的衬衫，极力推荐，以压倒一切的气势说：‘如果不评上，我这个评委不当了！’”类似这样一些细节，读来真是摇动人心，难以忘怀。对一个作者来说，碰到这样一位有资历、有坚持的评委，该是何等幸运。
这样一些幕后细节，都是从《倾谈录》中得到的，因此不能不感慨《倾谈录》的秉笔直书和有闻必录，这可能正是它特别的价值所在。甚至想，可以就历届评委的深度采访出一本专著，一定具有多方面的价值。当然说到底，文学的真正价值唯在文学本身。
一个设想：许多年后，《倾谈录》中的一些作家也许会湮没无闻，但《倾谈录》却流传了下来。会否有人指着我的名字说：“这人是个做啥的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