穆涛：文章的气象，就是人的气象
穆涛，《美文》杂志常务副主编，中国散文学会副会长，中国作家协会散文专业委员会委员，西北大学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陕西省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陕西省有突出贡献专家。著有散文集《俯仰由他》、《看左手》、《明日在往事中》（与贾平凹合作，贾平凹作画，穆涛行文）、《先前的风气》、《中国人的大局观》、《中国历史的体温》，随笔集《肉眼看文坛》《放心集》《散文观察》。《先前的风气》一书获第六届鲁迅文学奖和“2014中国好书”奖。2017年获全国五一劳动奖章。
《先前的风气》获得鲁迅文学奖后，沉寂八年，作家穆涛的两部历史散文集《中国人的大局观》（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中国历史的体温》（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出版后再度引发关注和热议，《中国人的大局观》获首届“漓江文学奖”、获评《中国出版传媒商报》“2022年度影响力图书”、获评2022《文学报》年度好书。《中国历史的体温》入选探照灯2023年3月“中外文学佳作”榜。
记者：获得鲁迅文学奖后，一旦谈及获奖作品《先前的风气》，您都颇为低调，一直在说：“这就是一本编辑手记。”批评家鲍鹏山直言：“《先前的风气》是承绪着散文的文脉的，是承接着先前的散文风气的。是立德立言之文，是敦厚风气之文，境界高迈，超越是非，文字厚道，几乎圣贤气象，直接最高境界。”您是怎么看这本书的？
穆涛：《先前的风气》中的文章，基本是《美文》杂志每期扉页上的导读语，只有一页纸的地方，字数有限制，想多写也不行。
这个栏目，以前是平凹主编写。由他写，读者爱看。他写得好，编辑部琐碎的稀松平常事，也写得神采飞扬。有一天他把我叫到办公室，说这一段事情多，让我替他写几期。我说这是主编的活，我干不了。他问我：“知道做副主编最重要的是什么吗？”我说：“听主编的话。”他说：“回答正确，写吧。”从1999年开始，就这么写下来了。平凹主编写的叫“读稿人语”，我写的叫“稿边笔记”。
扉页上的这些话，写起来挺费劲的。要体现编者的用意，又不能太具体。平凹主编倡行“大散文”的写作观念，大散文是什么？散文写作应该大在什么地方？这些东西是不能喊口号的。我从中国古代文章的多样写法入手，再参照史料，一粒芝麻、一颗苞谷地收拾，尽可能去掉书袋气。假装内行的理论腔，读者是厌烦的。有一次研讨会上，一位评论家说我举贾平凹的大旗，我当场反对，平凹主编那天也在场的。旗子是什么？节庆日挂出来，平常日子卷起来。以这样的意识从事文学工作是不妥当的。2011年吧，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的刘东风社长找到我，建议把这些文字归拢一下，结集出版，并一起商量了书名，于是就有了《先前的风气》这本书。
《先前的风气》是2012年出版的，2014年获的鲁奖，运气不错，同年还获得了“中国好书”奖。
获奖后，有记者让我说感言，我只说了一句话：“平凹主编让我做编辑，还主持常务工作，我却得了创作的奖。让我当裁缝，我却织布去了。”
记者：您长期沉潜于典籍阅读，上读先秦典籍，下读唐宋、明清文献，经、史、子、集，从典籍中汲取养分，抒写散文，把自己由一个编辑、作家读成了“汉代的经生”，这种阅读是为了探究世道民心，还是您的精神取向？
穆涛：我不是作家，是编辑，我下功夫读了一点汉代和汉代之前的书。不是为了写作，是编辑《美文》杂志的需要。
《美文》杂志的主编贾平凹提倡“大散文”写作，他个人比较关注汉唐文化，我是副主编，要把他的理念具体化来编刊，就开始阅读汉代的一些作品了，比如董仲舒的《春秋繁露》、贾谊的《新书》、司马迁的《史记》、班固的《汉书》，在具体读书的过程中，感觉汉代的东西很值得我们今天借鉴。
今天的大学教育，还有中学，教历史的方法不太对路数，把历史弄浅了，差不多快弄死了。我们经常说承续传统，接通文脉，不过嘴上说说而已。“五四”时期那一批文化人是通中国文脉的，“五四”的功德是让我们建立了现代意识，但有一个大的遗憾，他们反传统下手重了，矫枉过正，后来再经过“文化大革命”，让我们这一代人和历史隔膜了。没有历史感，看社会问题的眼光会短浅。
我有一个熟人的孩子，在英国一所比较好的大学读书，他和我说过一个事情，他同学里有欧洲的，也有埃及、日本和韩国的，老师时常让他们谈一点自己国家的文化，要求谈具体的人和具体的书。有一次分给他的题目是介绍儒家。这个孩子一直很优秀，小学中学一路考试名列前茅，关于“四书”和“五经”的名词解释他是烂熟于心的，但英国教授不让这么谈，要谈对人和书的具体认识。最让他不好受的是这个题目让日本同学完成了，他觉得很没面子，用他自己的话说，我给中国人丢脸了。他让我推荐书，我就说读读“五经”吧。同时介绍了一点汉代整理“五经”时的具体情况，也提醒他先不要看《易经》，到了一定岁数再看。一年后他又来看我，带着一个本子，他把《诗经》抄了一遍。
为什么我要讲这个呢？我们今天把“五经”视为典籍，觉着有多么高大上，望而生畏，望而生敬。但在汉代，“五经”是大众读物，和“四书”是明清的大众读物一样，科举考试考这个。汉代还没有科举，是察举制，相当于推荐制，但推荐的基础和标准是“五经”。
记者：您在一篇文章里谈到，“读书和吃饭一个道理，吃饭长身体，读书长脑力、长精神。有人说读书是雅事，我觉着是苦事，需要辛苦扎实去做的一件事。一说雅，就虚了，弄虚就会有假。”今天人们似乎很难坐下来静心读一本书，您是如何坚持，排除干扰的？
穆涛：中国人重视读书的这个传统，是因为“学而优则仕”，读书出众的人，又有能力，可以出仕做官。这个“优”字，不是优秀的意思，通“悠”，指有余力，有做事的能力。从汉代开始，隋唐之后，这项制度进一步完善为“科举制”，直到清末废止。科举考试，是我们中国的智慧创造，用今天的眼光看，至少有两个亮点：一、科举考试的大门是开放的，底层的百姓可以通过科举改变人生命运；二、科举考试是智慧中国建设的一种探索和实践。官员手中的权力，融入了中国传统智慧的内涵。为了写作去读书，我觉着，这是把关系弄颠倒了。因为读书养脑子，长主见，一个人长时期读书积淀，再用心研究社会和人生，有了主见，一点一点表达出来，写成文章，这是写作的基本途径。为了写作去找书读，写出的文章会窄。掺进一些“硬知识”，也会有“夹生感”。好比为盖一个房子，去找建筑材料。如果你是大户，家底充裕，这个房子会水到渠成；如果家里没存货，穷人一个，现去挣，房子盖起来也是东挪西凑的。
读书要有目的，就像吃饭。要去干活，就得吃，再难吃也得咽。真正累的是干活，吃饭吃累的人，是闲着的贵族，还有老人。
记者：一部好的文学作品，什么是最重要的？
穆涛：文学写作，认识力是第一位的。无论散文，还是小说，跟人怎么活着是一个道理。一个人目光长远，看问题透彻，就会得到尊重。文学写作有点像跳高比赛，跨过了两米六的高度，就是破纪录的冠军。用什么姿势都可以，俯卧式、直跨式、剪式什么的，腿脚笨一点也不伤成绩。如果横杆只是一米，再不断翻新姿势花样，别人不会当成跳高，还以为是练体操呢。
散文与时代的关系，就是文学与时代的关系。
记者：您说过作家写农村，要警惕“失真”，但中国作家“失真”着写农村，是有传统的，能否具体谈谈这种“失真”背后潜藏着的文化伤痛?
穆涛：当下的中国农村正在经历前所未有的大转变，在脱胎换骨般变化着。改革开放40年，基本上形成了由“乡土中国”到“城乡中国”的社会转型，“土地”一词的内涵也发生着质的变化。简单地说，土地不仅仅生产庄稼了，传统的乡土观念在裂变。当下有两亿六千万“农民工”，这是中国职业中的“新人类”，分布在中国所有的城市，包括县城。在这个群体的背后，还有几千万的留守老人和留守儿童。今天的农村问题，不再是简单的文明与落后、进步与保守，已经关乎中国的社会进程以及未来趋势。这样的现实状态下，如果再用“田园诗”那样的眼光观察并书写中国农村，就有点不合时宜了。
把当代文学和现代文学相比较，还可以发现一个明显的欠缺点，进入现代文学史的那些作家，中国传统文化底子厚实，他们启动了向外国作家学习的程序，眼界和眼光开阔了，但他们创作的作品中国气韵浓郁，也饱满。今天的文学杂志与现代文学杂志比较，同样可以印证出这样的认识，当代的文学杂志对中国传统文化和文学，继承和研究得远远不够。
比如“文学标准”这个问题，中国古代的文学是有中国标准的。但自从白话文写作以来，直至今日，已经一百年了，我们尚没有建立在现代汉语基础上的严格的中国文学标准。一个国家的文学，是呈现国家精神的。应该认识到，我们已经到了建立中国文学标准的时候了。中国文学要有“中国芯”。在这个问题上，文学杂志要有所作为。
记者：《中国人的大局观》这本书一经面世就备受关注，中国人的大局观究竟指的是什么？
穆涛：大局观是指生活态度。我们要蹈大方，但大方是什么呢？大的东西是无止境的，外延是广阔的，是可以无限探索的。大的东西有时候不一定是在远方，可能在我们心里面，在我们认识里面，是需要我们具体认知、认真探讨的。
记者：在《中国人的大局观》中，对“时间”“春天”“春秋”“二十四节气”这些概念，您以“引经据典”的方式进行了“注释”，这些都是需要深厚的学养支撑的，您对古代典籍的阅读是从何时开始的？
穆涛：1998年我主持《美文》工作，担任副主编，平凹主编提倡大散文写作主张，他建议我读一些汉代的文章，这是原因之一。第二个原因是我个人喜欢韩愈的文章。我们读中国古代文学史，知道韩愈在唐代推动“古文运动”，所谓的“古文”具体指的就是西汉及西汉之前的文章。这一时期的文章行文朴素，清醒大气，这样的状态也是韩愈文章的特点。
宋代的苏轼评价韩愈是“文起八代之衰”，讲韩愈的写作扭转了八个朝代文章的衰势，而回归到中国文章的文宗正统。由唐代上溯八个朝代，正是上接西汉。由此可见，苏轼与韩愈不谋而合，他们同时推崇汉代的文风。苏轼的这句评论，还另外带出他的一个文学判断，他讲的由汉到唐的八个文风衰势时代里，包括晋代的陶渊明，和我们冠以“风骨”的魏晋。在苏轼看来，这两种写作方式均不入中国文章的主脉大统。
我从汉代的贾谊、董仲舒、陆贾、晁错开始读起，之后又系统读了《史记》《汉书》《淮南子》《礼记》，渐渐沉浸其中。汉代被称为“大汉”，还有一个词，“汉唐气派”，汉代的气派和气场，有大的智慧之光。今天很多东西都可以直接上承到汉代，汉代坚守中国的大传统，同时又是一个开放的思维形态。比如丝绸之路，在汉代之前，中国不跟外国人往来，丝绸之路开启之后才有了世界的概念，有了交流和交往，它代表了一种中国人思维方式的转变。汉代开启的这种与国外的交流交往，使中国成了一个本质上的世界强国。此外，还有一个重要因素，我们今天读到的秦朝之前的典籍、历史文存、孔孟之道、诸子百家等，95%是汉代的学人们重新整理出来的，这也是我越来越对汉代的历史感兴趣的原因。
记者：您的两部新书《中国人的大局观》《中国历史的体温》都是历史随笔，您过去的大部分著作，也都是从历史经典中来。您觉得书写历史随笔，应该遵循怎样的历史观？
穆涛：我不是刻意准备去写这本书的。河北廊坊有一句土话，挺形象，“搂草打兔子”，本来是去拔草的，顺手打了一只兔子。我读书有一个笨习惯，说是做笔记，其实就是抄书。这也是逼出来的，尤其是史书，没有时间专门研读，工作中杂事多，有空了就抄几段，事情忙了就放下。我个人的经验是，抄书好，抄一遍等于读三遍。我的抄书卡也简单，把A4白纸一分为二，一个章节或一个文章抄得了，就装订成册，中间有了想法和感触，随手写在纸卡上，一并装订。我的这种“活页文选”累积了三个纸箱子，有一年暖气管渗水，其中一个箱子腐败了一半，心疼死了。亡羊补牢，后来买了一个大樟木箱子，全部囊括其中，不仅防潮，还防蛀虫。作家写历史人物或历史事件，要留心一个重要问题。中国的史书体例很特别，有纪（本纪）、传（世家，列传）、表（年表）、志。写一个人物，仅仅读他的传是不够的，可能在皇帝纪中也有记述，文武工商不同人物，可能在志、列传，甚至年表中都有相应的记载。写一个人物，只读他的个人传，可能真的会挂一漏万。
记者：您说有了时间就有了历史，这对于现代社会有什么意义？
穆涛：我们为什么回头看？其实多数情况下是为了往前走。往前走会遇到很多问题，也会遇到很多障碍，有些地方可能走不通，有些时候辨识不了方向，那就回头看看我们历史上发生的事，从历史经验里找找方法，找打开难题之锁的钥匙。在历史典籍中找答案，是我们的愿望，我觉着可能性不大。历史可能有相似之处，但不会重合的，重演的历史一定不是既往的史事，而是新的存在。
在我的理解中，我们反观历史，很多时候是在找启示，给我们今天如何往前走提供一种智慧的选择。
记者：当年您在《长城》杂志顺风顺水，也在石家庄安家，后来来了《美文》杂志，这是怎样的一种机缘？
穆涛：1991年时，我在河北的《长城》杂志做小说编辑。主编交给我一个任务，让我去约贾平凹的稿子，最好是小说，散文也行，而且说得很严重，约到有奖励。原因是1982年贾平凹在《长城》发表过一篇小说《二月杏》，刊发后受到不少批评，之后再没给《长城》写过东西。去西安之前，我做了些功课，把两三年间贾平凹发表的小说找来读了，还读了一些评论他的文章，把观点也梳理了一下。到西安后，一位朋友带我去他家里，他挺客气，还说对《长城》有感情，批评的事与杂志无关，但不提给稿子，说以后写。我知道这是托辞，便把读过的小说逐一说了我的看法。他听得特认真，但直到我们告辞，也不明确表态。
第二天晚上，我独自又去了他家里，开门见是我，还是那种客气。我说，昨天忘了说几个评论文章的观点，今天来补上。我把几个观点陈述了一下，也说明了我的看法，有同意的，也有不同意的。他一下子聊性大开，谈了很多他的想法。聊的过程中，我看见墙角有个棋盘，就问：“您也下围棋？”他说：“偶尔玩玩。”他建议下一盘，我说好呀。我本来是想输给他的，趁着他赢，我抓紧要文章。下过十几手之后，我就发现要输的话，太难了。后来是他主动推开棋盘，“咱还是聊写作的事吧”。接下来就融洽了，他铺开宣纸，给我画了两幅画，还写了一幅书法。我拿着字和画，说：“其实我就想要您的小说。”他笑着去里边的屋子，取出一个大信封，说：“你读读这个，咱先说好呀，这个小说是给别人的，我想听听你的意见。”我接过来一看，地址是《上海文学》，收信人是金宇澄。记得当天晚上西安下着小雪，我是一路走回我的住处的，四五里的路程，心情那个爽朗。
这是个中篇小说，名字叫《佛关》，当天晚上我就看了大半，写得真是好，酣畅淋漓的。第二天一早，我先去复印，当时复印还贵，一张一块多。再到邮局，把原件挂号寄回《长城》，忙完这些，回宾馆再看小说。一个下午看完了，晚上我拿复印件再到他家里，他翻看着厚厚的复印件，看我在稿子边上写的读后记，说：“复印挺贵呢。”我说：“您的手稿我早上寄回《长城》了，打电话跟主编也汇报了，他说发头条。”他听过就笑，说：“你是个好编辑，我们西安市文联正筹备办一本散文杂志，创刊时你来吧。”《佛关》刊登在《长城》1992年第二期。1992年9月《美文》创刊，1993年3月，我到《美文》报到。后来见到金宇澄兄，为《佛关》这个小说向他致歉，他笑着说：“平凹跟我说过了，说被你打劫拿走的。”
记者：您和贾平凹老师既是朋友又是同事，为了让您安心，他连续三年跟您去石家庄过年，用真情打动您的夫人随您调到西安，这种感情是多么真挚。你们在工作、生活中是如何相处的？
穆涛：我给你说一件事，让我感慨至深的事。二十多年了，一直铭记着，从不敢讲。
1998年4月，我做《美文》副主编，主持常务工作。当时我爱人还在《长城》做编辑，她在石家庄长大，父母年事已高，孩子又小，她对来西安工作有顾虑。记得是1999年底，腊月二十左右，平凹主编跟我说，想去石家庄看看。我说快过年了，春暖花开的时候去吧。他说这几天正好有时间。说走就走，我们两个坐火车到的石家庄。当时没有高铁，火车慢得很。路上他告诉我，不见生人，不住宾馆，在你家里住两天就回。其实这挺让我为难的，我家房子是那种老式的两居室，一间孩子住，女儿穆一九岁，儿子穆拾三岁，姐弟俩住上下两层床。他说我住孩子房间，大学宿舍都是这种上下铺。我拗不过他，就这么安排了。在石家庄三天，他也不出去转。我约来三个老友跟他打麻将，都是编辑，《河北日报》的桑献凯，《诗神》的杨松霖，《文论报》的刘向东。他们四人打，我负责倒茶，下楼买烟，到时间点做饭。
在石家庄三天，关于我爱人工作调动的话，他一句也没说。他走后，我才想明白，他来石家庄，是告诉我的家人和朋友，我在西安挺好的。
2000年春节前，他又跟我回了石家庄。我不让他去，但他坚持去，托熟人早早买了票，当时的火车票很不好买。这一次，我给他安排住部队的招待所。安静，没人打扰，就是吃饭不太可口。三位老友陪他打麻将之外，还见了画家韩羽先生，两个人一起又写又画，很愉快。他这次到石家庄，我爱人感动了，跟他说：“贾老师，您别再辛苦了。我同意去西安工作，什么工作都行。”一家人跨省调动很麻烦，又一年后，我爱人调到了西北大学出版社，还是做她喜欢的编辑工作。女儿就读西安最好的中学，西北工业大学附属中学，儿子读西北大学附属小学。
平凹主编的两次石家庄之行，我一直记在心底。他于我，不仅是知遇，更是安身立命。
记者：您和贾平凹合作的《看画》在读者中影响很大，可否谈谈创作起因？
穆涛：《看画》，是贾平凹的画，以及我的添足文案。最初应《十月》杂志之约，是顾建平兄的创意。后来就移植到《美文》上，作为一个固定栏目，有十几年了。平凹主编有一次问我：“你写了几十篇看我的画的文章，关于我的画，你怎么一个字也不写？你都看哪去了？”我说：“写您的画好吧，有人会说媚上；说不好吧，有人会说我抗上，还是不写为好。”
平凹主编的画，也是他的文学创作，我行我素，不拘不束，兴致而来，兴尽忘归。有时突然而至的一个灵感，他会先画出来，之后再慢慢写成文字。最近这几年，他开始研究技法了，一次他问：“什么最难画？”我说：“画云。”他铺开一张纸，一团一团地挥毫，之后端详了一会儿，在边上题字：羊群走过。画面上，是云之下的羊群，还是羊群走过之后的云团，出其不意，似是而非。知非诗诗，未为奇奇。
我读他的画，是领略他的精神。“看画”这个栏目，出版过一本书，叫《看左手》，意指他右手为文，左手为画。
记者：您在西安读书，工作生活有30年了吧，这座城市在您心中是什么位置？
穆涛：2018年，西安市给我颁发了一个极大的荣誉，叫“西安之星”，我从市委领导手里接过证书，貌似平静着走回座位，但晚上回到家里，是掉了眼泪的。到西安快30年了，这是西安给我上了精神户口，我融入这个城市了。如果我是一棵苗，是西安这块厚土让我破土的，如果我是一棵树，是这块厚土让我长起来的。谢谢贾平凹，谢谢《美文》，谢谢西安！
记者：当年我们在西大读书的时候，您是著名诗人，后来在《青年文学》杂志发了一篇短篇小说《茶酽了》引起震动，再后来，您最醒目的身份是编辑，《美文》杂志常务副主编，您的文学才华很多时候都被编辑身份的光芒遮挡。直到散文集《先前的风气》出来，人们才发现，穆涛是一个实力派作家，这个过程相当漫长，您最满意的是哪个身份？
穆涛：回头看，说从前，是反省不足，可以把自己的薄弱处看得更明了一些。我是河北廊坊人，1980年到张家口师专上学，那一年十七岁，三年后分配到承德钢铁厂。承钢在当年是一家有影响的国有企业，我们那一批进厂的学生有好几百人，来自全国多所学校，多数是学习冶炼和矿山开采的。那个时候正值改革开放初期，大规模经济建设风起云涌，钢铁是紧俏物资，与钢铁相关专业的学生是紧俏人才。当时师资也缺乏，但没有那些人抢手。我在工厂总部招待所住了一个月后，被分配到下属的太庙铁矿中学，距厂部大约有五十公里的山路。
我当时教书还算认真，因为是人生第一份工作，有新鲜感。学生基本是职工子弟，不同于一般山区的孩子，有知识基础，后来还有考上复旦等名校的。
但实话实说，我投入程度不够，心里想的是怎么才能尽早离开那个地方。当时矿中教师也紧缺，调走是不可能的，很苦闷，但也没有办法，只好闷头读书。鲁迅的书就是这一阶段读的，还做了细致的笔记，后来再到西北大学上学，这时期的阅读打下了比较结实的基础。一边读书，一边写作，也开始陆续发表文学作品。
1984年11月，我有幸去石家庄参加了河北省业余文学创作会议，这个会在当年挺重要，是省委书记提议召开的。这次会议坚定了我从事文学工作的信心，这之后先在承德的《热河》杂志，继而在石家庄的《长城》杂志做小说编辑，还在《文论报》待过一段时间，中间在西北大学上学两年，1993年3月到了西安的《美文》杂志，做散文编辑，一直到今天。严格说，我的文学写作一直是业余的，最初的职业是教师，接下来一直做编辑，“编龄”三十多年了。
记者：您在一篇文章里说“散文是说话。说人话，说实话，说中肯的话”，主持《美文》杂志这么多年，您对目前的散文写作满意吗？什么样的散文写作符合您的文学标准？
穆涛：散文是说话。说人话，说实话，说中肯的话。说人话，不要说神话，除非你是老天爷。不要说鬼话，除非你是无常。也不要说官话，就是个官，也要去掉官气，官气在官场流通，在文章里要清除。也不要说梦话，文章千古事，要清醒着写文章。说正常人的话，说健康人的话。
今天的散文写作，文学标准也是不太清晰的。在散文这个概念之外，还有杂文、随笔、小品文等名目。小说以长篇、中篇、短篇区分，诗歌以抒情、叙事、哲理等区分，但散文内涵和外延的界定比较模糊，有待研究界做出理论的梳理与认知。
记者：家庭对您的创作有何影响？
穆涛：母亲去世早，当时我每天的家务活有两项“规定动作”：早上外出捡煤核，中午和晚上给一家人做饭。主食是玉米面饼子，我们河北老家叫“棒子面饽饽”，“贴饽饽”我不会做，鼓捣着做点“副食”，熬点棒子面粥、蒸红薯、烩大白菜什么的，我同龄人都会干这些。小学三年级，我从邻居家好不容易借到《水浒传》，每天干完家务活，就在屋里看。我父亲发现后，黑着脸训我，让我快还回去。他认为这是闲书，是对学习没有用处的东西。小说我看得正带劲儿，没舍得还，找空隙偷偷看，屋里看不成了，就躲院子里。结果有一天，父亲提前回家，我因为沉迷于小说中还没做饭，正坐在屋门口凑着光亮看小说，父亲突然一把抢过书，同时飞来一脚，我还算敏捷，闪身就跑。那天晚上没让吃饭，后半夜饿得受不了了，也不敢找吃的。
我父亲是有点文化的，他只是顽固地认为，小说不是正经书。长大以后我更多地理解了他的坏脾气。当时，我母亲刚去世一年多，一个中年男人，又当爸爸又当妈妈，真是不容易。我大学毕业的第二年，1984年父亲去世，劳碌清苦了一辈子。我后来一直没把《水浒传》看完，一看到这本书，就想到老父亲的苦命。
记者：您和贾平凹老师比较亲密，他会送您字画吗？
穆涛：我有他多幅画，其中三幅是用劳动得来的。
有一年夏天，出奇地热。编辑部几件事情交织在一起，连着轴转。当时办公室还没有空调，开着电扇汗更多。他让人给我捎过来一幅画，四尺整张宣纸，核心是一个写意的盘子，盘子里有一团隐隐约约的物质。下方是题款：“天热，送穆涛冰淇淋，记着吃完盘子还我”。这是第一幅，他主动给的。
另两幅是我赢来的，是战利品。一幅牛，一幅虎。上世纪九十年代的《美文》编辑部，其乐融融。中午都不回家，在单位凑合着吃。饭后聚一起打扑克，主要玩一种“挖坑”的游戏。只有我们两个人时，玩“一翻两瞪眼”，一副牌放桌子上，各自抽出一张，以点数大小简单取胜。一回是他抽了“Q”，我抽的是“K”，我赢到了虎。赢到牛的一回是我抽了“2”，他得意地看了我好一会儿，一伸手抽出了“A”。他气得把牌扔地上，我捡起来，严肃地告诉他，“A是一把手，是主编”。
虎是上山虎，一身倦态。题款是：“当人愤怒时下山变成了虎，当虎上山后又变成了人”。牛是牛头，笨笨的一张大脸。题款是：“能驮，能哞，能犟，能忍受，不识方向就低下了头”。
记者：您做了三十多年的编辑，最后说说您和作者之间的故事吧。
穆涛：说一下我敬仰的汪曾祺和孙犁先生的两个细节。
1991年，汪曾祺先生和施松卿老师受《长城》杂志邀请到石家庄，住在河北宾馆。我年轻，被安排照料老两口的生活起居。每天的行程满满当当，参观、游览、座谈，这些场面事情没我什么事，我只负责早晚。早餐很简单，但晚饭之后事情就多了，见各方重要人物，而且每晚都要写字作画，基本是客人走后才开始“操练”。领导每天给我一个名单，我配合汪老按这个单子或写或画。汪老风趣、随和，作书画却认真，不敷衍应付。当年也不时兴润笔，全部是“义务劳动”。每天都有人索要字画，汪老没有过一句怨言或不耐烦的话。我记得最多的一个晚上是三十多幅，房间都铺展不开了，放在外面的走廊上。松卿老师心疼汪老的身体，不停地在房间里走，我都不敢看她的脸，觉着自己像一个罪人。汪老在石家庄的最后一个晚上，说：“今天活少，给你写一幅。”我掏出一直带在身边的册页簿，“您给我写一句鼓励的话吧。”老人想了想，写下八个字“以俗为雅，以故为新”。让人敬仰的作家，不仅因为作品写得好，还有很多作品之外的东西。
在《长城》工作期间，我编辑过孙犁先生与一位中学同窗的往来通信专辑，记不准确了，好像是三十多通。我拿到手的不是信函原件，是手抄之后再经过复印的。有些地方字迹不太清晰，我知道孙犁先生素来对文章的编校要求严格，因此特别小心，但杂志印出来后，还是有两处小的疏失。过了一段时间，孙犁先生托人捎话给杂志的领导，指出了疏失，据说挺生气，但也表示了谅解，特别讲了做编辑要精益求精的叮嘱。又过了一段时间，一个朋友去天津专程看望老人，带回老人题写的“坚持不懈，精益求精”的书法。我听说后便到朋友家里，见到了这幅字，特别喜欢，便跟朋友借回来看，这一“借”，到今天也没有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