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亦是行人》——小人物的生死悲欢
近年来，周芳凭借《重症监护室》和《在精神病院》两部“非虚构”作品受到了广泛的关注和讨论，其创作已经彰显出鲜明的个性。她以在场的方式，通过真实地还原疾病生存体验来表现个体的生命状态，并反映当下社会的现实问题。周芳新作《我亦是行人》由九个小人物的故事构成，作家从九个主角的疾病或生死一刻回溯一生，回望边缘人的真情。同样书写疾病、衰老和死亡，但相比之前的作品，《我亦是行人》超越了“非虚构”作品中常有的见证、参与和记录的手法，把“自我”从叙事中剥离开来，进行主观克制，让人物主导故事，进一步印证了“每个人的人生都由他们自己书写”的生命力量。《我亦是行人》在内容上少了对疾病触目惊心的书写、对凡人俗事凌厉直露的刻画，多了些平和和洒脱。贯穿那些始料未及的意外和晴天霹雳的病痛之中的，是周芳轻松、温暖，甚至戏谑、淡然的笔调，以及平静舒缓的叙事节奏。周芳以健康、成熟的心态，平静、释然的语调写小人物的生死悲欢，以还原生活的真实、人性的原貌。
一、疾病：于极端处境审视边缘人生
生存困境能否破解？命运走向何时了然？当疾病逼近时，破碎的不仅是身体还有灵魂。人生的爱恨情仇、悲欢离合，在疾病的催化下骤然现形。周芳的前两部深受好评的“非虚构”作品已经表现出对疾病的深切观照，在这两部作品中，有患重症肌无力的王佳璐，从面容姣好的当红美女变成连自主呼吸、吞咽都无法完成的一具躯体；有糖尿病晚期的老红军，在众多器官衰竭的情况下，宁愿回家等死也不愿在病床上排泄；有狂热地爱好卡夫卡的李鹏程，幻想“反恐任务”割下了父亲的头颅，是一个精神分裂者。新作《我亦是行人》延续了她对疾病这种命运隐痛的人文关怀，她以“不虚美不隐恶”的态度还原真实的疾病体验，从而让读者把目光回到身体和灵魂本身，并试图去梳理其中所显现的社会和伦理症结。
《我亦是行人》中塑造的小人物，平凡中也有骨气，命运的变故残忍地摧残他们原本的人生，在病痛之下他们沉默寡言，面对病痛带来的尴尬和窘迫，周芳记录了疾病困扰下的勇气与坚持。周芳在《我亦是行人》中的疾病书写，展现了小人物与病魔搏斗时坚守的尊严。
他们被称为“病人”，然而，在肉身与精神都深受疾病摧残的情况下，都坚守自己为“人”的自尊和志气。《林氏恩怨录》里的父亲和大嫂一家恩怨纠葛，几十年间，无数次偏执与误解，但在大嫂癌症晚期之时，父亲还是前去探望。这时“她又深吸口气，右手抓住椅靠旁的龙凤拐杖，使劲地撑住地面”。（周芳：我亦是行人[M].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23：20.后文同上，简述为第X页）大嫂的生命在绝症的折磨下无比虚弱，但她仍然要面子，不肯在斗了一辈子的小叔子面前失了气势。他们这样执着的对立，早已变成生命的执念，即使是在生命的终章，也要在对手面前活得漂亮。《热血战士王美丽》中的王美丽是个特殊的主人公，和其他八个故事主人公不同，她不是作为一个疾病和死亡的本体出现的，她曾有幸福小康的婚姻和家庭，现在却是一个植物人的家属。丈夫车祸昏迷后，她给自己取名为王美丽，给丈夫取名为高兴。在脑外科病房里，哭丧和忧愁终日笼罩，只有王美丽每日带着笑容，温柔细心地照顾丈夫，精心护肤和化妆等他醒来。王美丽是死气沉沉的医院里少见的亮色，用一团热火驱散阴霾，她的出现，颠覆了重症病人家属的形象。王美丽以超强的乐观和坚强，表达了她的态度：哪怕陷入命运的谷底，也要坚持着，不仅要生存还要生活。
周芳在《我亦是行人》中的疾病书写，以疾病生存体验透视无常人生。我们曾如此司空见惯于无病无痛的身体、庸常忙碌的生活，然而当疾病到来，微妙的平衡被骤然打破，疾病变成是一场检验爱和人性的考题，去观察疾病带给自己和旁人的影响。《林氏恩怨录》里一辈子精于算计的大嫂和自私自利的远程表哥不为亲人所喜，大嫂去世后，后人的哭泣也未必真心，只有被从小带大的孙女兰兰哭得肝肠寸断，一度晕厥。机关算尽的大嫂不会想到，正是因为年轻时太过挑剔精明，自己长辞于世后竟然都难得到一捧真诚的泪水。人生的兜转就是如此炎凉，幸福的家庭永远不是斤斤计较的，算计来的繁荣只不过是一场沤浮泡影。《父亲的管子》里，父亲曾是个心高气硬的乡村教师，后来变成体面的校长，衰老袭击身体后甚至不需要一纸诊断，只须看看：他不断拧大音量，他像吃饭一样吃药，他夜里上无数次厕所，他时不时地疼痛和叹息。父亲和所有中国式的老父亲一样，用强硬而深沉的方式爱着“我”，像训练鸿鹄一样训练“我”，在生命旅途的下半程，却变成一个蜷缩的老头，一具被药物连接的身体。还有村子里的得贵伯，做了十六年的老书记，却“败在了一泡尿里”（第161页）……这就是他们的人生，意气风发的年华落下帷幕，直到命运张开了血淋淋的爪牙。
《我亦是行人》里，无数主人公因疾病而苦痛，作家的叙事伦理和人文情怀，使某些疾病情节具有形而上的意义，可从中回顾跌宕无常的人生往事。书写疾病的作品自然带有厚重的悲剧色彩，疾病在周芳的笔下却成为探索存在的意义，是认识世界、生命、人性的媒介一个有效的切入点。他们与病魔搏斗却从不偃旗息鼓，坚持生而为人的尊严和骨气；病痛发生后，生命的无常愈显清晰，疾病成为观察人生、考验人性的窗口。周芳对于疾病的书写已经成为她的符号，这些有关疾病的情节，可以引发读者对生命和爱产生前所未有的理解和重视，促使我们在健康的前提下感受人生的可贵和幸运。
二、死亡：小人物的自我救赎和灵魂彼岸
死亡即生命的消亡，在中国文化语境里，人们对于死亡有着关乎彼岸的浓厚情结。因此，死亡书写成为观照心灵与精神的重要方式，也是人类审美的永恒主题。关于死亡的一切思考，都反映出我们对生命意义的思考。在经典文学之中，许多故事都与死亡有关。鲁迅的《阿Q正传》《祝福》《孔乙己》无一不是以死亡结束故事。在现代主义的领军人物卡夫卡的笔下，《判决》中投河的儿子，《审判》中主动就死的约瑟夫，还有《变形记》中那个最后在孤独、寂寞与自惭形秽中悄然死去的有着虫形体态的小职员格里高尔等等，共同组成了他笔下独有的“孤独的死者”人物群像。先锋作家也热衷于表现死亡，以死亡书写直逼生存的意义，并衍生出暴力、欲望、丑恶、恐惧、苦难、神秘等多层次意义。
从某种意义上说，死亡是文学中严肃的、有精神分量的主题。周芳的几部非虚构作品都体现了对这一文学母题的现代性继承。《重症监护室》全篇讲述重症监护室里的故事，写那些罹患重症的人们在生死之门的徘徊；《在精神病院》里也描写了不少有关凶杀、自戕的精神病患者，并深入他们的精神世界和住院生活；《我亦是行人》里九个故事都有死亡的身影，以一个个人物的离世讲述形形色色的人生。
《我亦是行人》通篇贯穿死亡的影子，表现了向死而生的洒脱与勇气。死亡有时是突如其来的意外，但是大多数时候，是漫长的末端旅程。周芳表达的心态是开放的、健康的，当死亡的倒计时开始，坦荡地向死而生，展现了一种乐观的生生不息（王占斌：文学伦理叙事研究[M].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20：142）。《从骨灰到钻石》中“我”和女儿毫不避讳地谈论这一中国人忌讳的死亡话题。谈起“我”的后事，女儿说：“妈，你不必埋掉，我把你的骨灰提炼成一颗钻石。”（第145页）死亡构成了生命完整的回环，逝去的人永远不会消失，无论何种方式，只要有了亲友的纪念，珍贵的记忆将与时空永存。这样浪漫而新奇的妙想是属于现代人的温情，死亡在谈笑风生中袪魅，失去了可怖的面具，“我”于是抱着洒脱和自然的心态不惧风雨、勇毅前行。
《我亦是行人》中还有主动去拍遗照的父亲，他在照相馆完全放松地开怀大笑；每年从不缺席扫墓和认祖的“我们一家”，是他们永葆怀念和敬重，用生生不息的生命延续家族的香火；罹患癌症的老人们，在生命的终章不再挣扎和搏斗，平静地等待死亡……生命不会因呼吸暂停而停止，而是作为生者的情感和精神寄托而不断延续，正如文中所说：“死亡，不过是人们回到泥土里，重新长出绿叶。”因此，死亡绝不是终结而是重生，以这样的观点看待死亡，中国人故而少了许多恐惧。这是属于周芳的大胆，全篇直面死亡，放肆地观看生命的深渊景象，以开放的心态、平静的语调，把它作为正常现象看待，作为文学情节来书写，作为生存本身来体验。
周芳笔下的主人公都是生活中的普通人，甚至是边缘人，他们的死亡通常不被世人关注，而她写下了小人物的悲壮美和崇高美，并从中凸显人性的美善和温暖。《舅舅名叫李中焕》中舅舅大限将至，始终不愿咽气，儿时随母亲改嫁到湖北的李中焕，当了一辈子的刘中焕，把自己的根留在了河南老家，等到他的李家孙子赶来送他最后一程，他“叫‘刘中焕’这名字，叫了七十年，等他叫回他原有的名字‘李中焕’，他就安安心心地死去了”。（第16页）舅舅把归祖认亲当成临终大事，是叶落归根的乡土热望，是对故人故土真挚的情感，是对血脉之根的孜孜以求。《林下村的数学老师》讲述了“我”的小学数学老师夏明圣，他在外是个耐心尽责的好老师，在家是个木讷老实的“妻管严”。在“我”的学生时代，夏老师对教书育人充满激情和热忱，尽心地教授学生，孕育出优秀的桃李。夏老师的离世让人心碎不已，仅因为返回学校修正改错的答案，结果意外地惨死于车轮下。文章的结尾形容他的死状时写道：“自行车撞了上去，夏老师口袋里的钢笔被甩到一边，几十滴红墨水溅在雪地上，滴滴鲜明。”（第66页）这几滴鲜红，是夏老师平凡一生里燃烧的热血，是他渺小却灿烂的人生。同样以老师形象出现的还有《一桩落水事件》中的汪公公，汪公公本名叫汪作成，因少言寡语、无趣木讷被取笑为“公公”。但在他老实呆板的外表下，也有属于他自己的活力与坚持。汪作成饱含深情地热爱文学，作为一名语文老师，他在课堂上绝不是“公公”，“他有血有肉，爱抑扬顿挫，爱落泪，爱微笑”（第81页）；作为一名文学爱好者，他喜欢写随笔，找机会和“我”这个作家朋友交流。就是这样一个活在一己世界里的怪人，以悲剧性的神秘落水结束了一生。汪作成的离开带有悲壮的殉道色彩，可能死亡对他这样的人来说，是真正进入属于他自己纯粹的世界里，获得解脱。
正如新作出版之际，周芳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我亦是行人》中九个人物的取材标准是：“他们用心地活过，他们对生活有过热望，有过情义。他们或许终其一生庸常无为，沉默如草芥，用所谓的‘成功学’来界定他们，他们就是不起眼的小人物。可是，他们也有着自己生命的故事，卑微中也有高贵，孤寒中也有热烈。”这些小人物的死亡也值得关注。
周芳在《我亦是行人》里大谈死亡，并不是对生命大张旗鼓地优游嬉戏，反而是对生命消逝的礼赞。她认识到死亡就是生存的形式，是生命不可逾越的可能性，于是关于死亡的言说，不再恐惧、避讳、含糊其词。这样的态度可以视作人类的一种健康的、成熟的心态（施津菊：中国当代文学的死亡叙事与审美[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81.）。死亡是一种自我的救赎和灵魂的彼岸，在《我亦是行人》里，周芳赞赏现代人向死而生的洒脱与勇气，赞美小人物的悲壮美和崇高美，并把死亡主题、悲剧主题以及命运主题交织在一起。
三、叙事新变：主观克制和舒缓节奏
作为非虚构作品，《重症监护室》和《在精神病院》在创作上的主观性话语比较强，常以“我”为主视角直接在场讲述疾病与死亡的大波大折，刻画人物的悲痛和挣扎。“其倡导的创作主体的在场性、事实的亲历性、结局的反思性等叙事特点，呼应了中国文学和传播阈值中个性化觉醒的现实需求，突破了不同文体的内在规定性和固化特征”（张林贺：非虚构写作：时代呼唤人性觉醒与群体意象表达[J].中州大学学报,2019（02）：24.）。所以在场性、亲历性是非虚构写作显著的特点。在探索“非虚构”写作的创作特性上，我们可以从2010年《人民文学》设置“非虚构”栏目并发表的“启事”中找到要义：以“吾土吾民”的情怀，以“行动”和“在场”的姿态，深度表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和层面，表现中国人在此时代丰富多样的经验（周芳：非虚构写作的经验、真实与叙事策略——关于《重症监护室》生死场写作的回望[J].武汉：写作，2019(03):24）。谭杉杉认为，非虚构写作“是用新的话语重新讲述中国故事，也是为失语者发声的一种手段”（谭杉杉：非虚构与中国故事讲述[N].湖北日报,2019-7-4（011））。作家的“在场”和“介入”意识是“非虚构”一大特点，以期用亲身经历的书写使文学回到生活与真实本身。
但在新作《我亦是行人》中，周芳大胆突破自我，摆脱了前期作品常用的见证、参与和记录的手法，回归Fiction的虚构本质，尽管作家依旧把疾病和死亡当成故事贯通的主题，但写法上更富有小说色彩。《我亦是行人》中，周芳将“自我”从叙事中剥离开来，还给人物自足生长的空间。行文基调上，把疾病痛苦死亡铺陈在日常的、恒态的生活中，抽离那些荒诞莫测的经历和惊心动魄的情节，更加追求举重若轻之感，甚至有些诙谐、调侃，以还原生活的真实、人性的原貌。
主观克制与人物主导，是周芳相较于前期“非虚构作品”在《我亦是行人》中的一个突出变化。《林氏恩怨录》开头部分，对于大妈举止、神态的描写非常传神，直接传达出主人公内心复杂的情感纠结。《夏梅梅的少女时代》中，主人公夏梅梅的人物形象非常鲜明，全篇虽以“我”这个旁观者和朋友的身份贯穿情节，但是作者让人物的个人经历与现实深度耦合，以夏梅梅人物对情节的完全主导，完整展现了她的一生。而像在《“色色王”传奇》里，“我”已经完全隐身退去了，几乎完全没有出现第一人称的叙述和主观态度的流露，只有故事的主人公“色色王”在演绎着自己的故事。在探索“非虚构”文学的局限性时，杨会认为：“大部分非虚构写作将视线停滞在事件的表面上，仅仅是罗列真实人物真实事件，缺少立体的表述、深刻的反思以及震撼人心的力量。”（杨会：《人民文学》与底层叙事潮流[J].当代文坛,2017（04）：49.）和前两部“非虚构”作品不同的是，作者大胆突破“非虚构”的创作窠臼，新作《我亦是行人》的视角和描述范围不再紧紧黏合于疾病和死亡的特定时刻，而是在时间上、空间上跳脱出来，将视线投射死前命运，因而在写作方法上，作品借鉴吸收了小说的创作手法，以故事人物为主导去回溯病患的一生。减少了“我”的主观态度和评价，故而极大增强了作品的可读性，“我”好似在场，又好似不在。作者把文章的舞台全权交给主人公，但其实疾病和死亡与我们每个人息息相关，从某种意义上说，你我皆是行人，皆是故事的主角。这种在“非虚构”写作上的“放手”，实是作家的巧思。
《我亦是行人》里体现的平静舒缓的叙事节奏也值得关注。这种平静舒缓首先体现在语言上，《我亦是行人》中的语言朴实简练，冷静克制，存真去伪而无雕饰，给人轻松从容之感。如《舅舅名叫李中焕》写大家为了让舅舅早日解脱，想了三套方案，“第一套，把憨陀小崽子关起来，让他闭紧嘴巴，不得大呼小叫”（第1页），“第二套，不让人靠近他，特别是壮汉们”（第3页），“第三套方案，把他的去路打点打点，疏通疏通”（第5页）。子孙们为满足老人早点就死的心愿颇费功夫，让人虽心情沉重但忍俊不禁。周芳写死亡的语言，没有死亡叙事常有的与死神赛跑的紧迫感和焦虑情绪。她很少抒情、议论，简洁平淡的语言里带有作家独有的幽默乐观。从那些重重叠叠的往事中，还原生活本来的面貌，让它有声有色，有烟火气，有人情味。
其次，在故事情节方面，周芳并不精心安排冲突和转折，因为荒诞现实和莫测人心自有生活真相支撑，只须用平实的笔调记录，即可还原生活的真实、人性的原貌。夏梅梅一生坎坷，飞升至云端也跌入过谷底，但作家在讲述她的故事时十分克制。夏梅梅从不幸丧夫，直至当上女士内衣品牌董事长，其间一定有惊人的过往，至于她的奋斗历程，一定能洋洋洒洒千字有余，然而作者仅用一句“夏梅梅回林下村回清宁镇的次数少了，一笔笔汇款寄到夏博文的名下”（第123页）带过，再详写夏梅梅的出现已是确诊乳腺癌的时候。在《夏梅梅的少女时代》里，作者不惜以很大篇幅写夏梅梅的青春往事，却在她人生重要转折时期给读者设计一处留白，仿佛让人在回看夏梅梅走马灯式的前半生时骤然放慢了脚步，给读者丰富的想象空间，似乎在带领读者由只言片语的画面，拼出一个美艳动人、命运多舛却倔强坚毅的女人，反而更具强烈的审美震撼力。
自2015年首发《重症监护室》，周芳坚持“非虚构”的创作，娓娓道来，不断突破自己，制造“新变”。她善于对各色人物和对话进行体察，善于讲故事，把“我”的所思所想藏在幕后，挖掘故事内核的隐秘人性，塑造立体的人物。每篇作品都曲径通幽，平实中也有激烈，悲痛处也有释然，沉重里也有幽默，展现更深更广的空间背景和心理背景，让人欲罢不能。《我亦是行人》从此前作品指涉的特殊空间、特殊人群走向了周遭世界、普通你我，从书写生死瞬间到回溯死者一生，写作的视野更宽阔，故事的紧迫感减弱，回归日常生活，使这九个人物更有普世性。去除个人经验，周芳对疾病和死亡的书写还展现了她对生命的同理心和同情心，展现了对底层人物的关注，饱含深厚的人文情怀。
疾病和死亡是周芳作品一以贯之的主题，更是她作为现实主义作家的使命与担当。《我亦是行人》里的疾病和死亡，是对我们生活的提醒，不要重复已有的遗憾，不要忽视近在眼前的爱。疾病和死亡是柔软的尘世最残忍的地方，平凡如我们也许并不能改变命运，但至少可以在自己所爱的人尚且平安健在的时候，及时说出爱。“人生如逆旅，我亦是行人”是苏轼在《临江山·送钱穆父》中所作的名句，余光中先生也以此为题出过散文集，时至今日仍耐人寻味。新作出版之际，周芳说：“‘我亦是行人’蕴含的是惆怅，也是豁达；是挣扎，也是接纳，是在历过千山万水，度过无数无眠之夜后，对生命的深情拥抱。”（周芳：历过千山万水，深情拥抱生命[N].山西晚报,2023-07-07.）你我皆行人，相扶相携走在人间路上，值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