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志坤“谢晋三部曲”：文献、文学与文化的融汇
上虞作家顾志坤的“谢晋三部曲”，融通汇聚文献、文学与文化三重价值，是对谢晋百年最真诚、最深沉和最重要的敬献与纪念。
2023年11月21日，是导演谢晋的百年诞辰。上虞作家顾志坤呕心三十年撰写完成，并于近期出版的“谢晋三部曲”——《远去的背影：谢晋年谱》《永不谢幕：谢晋传》《让生命燃烧：谢晋评传》，融通汇聚文献、文学与文化三重价值，是对谢晋百年最真诚、最深沉和最重要的敬献与纪念。顾志坤以史家笔法的文献为基石，以作家眼中的影人形象为轴心，以评论家视域的历史思考和文化思辨为旨归，年谱、传记、评传以各不相同又彼此映照的维度和路径探询谢晋的人生与艺术。
电影史学的开拓
关于谢晋的年谱编撰与传记写作，必然需要具备严谨的历史性、学术性。文献是学术研究的基础。文史学家陆侃如曾提出，文学史研究工作应有朴学工作、史学工作和美学工作三个依次展开的步骤（《中古文学史系年·序例》，载《陆侃如冯沅君合集（第10卷）》）。就“谢晋三部曲”而言，年谱所展开的无疑是“朴学工作”，即以编年纪事的方式著谱，内容客观翔实，材料丰富可靠，选材凸显历史眼光和价值。传记写作首要在于真实，是以真实性为根基的文学性历史写作。评传与传记同中存异，“评”是评传的旨归，“评”同时需以“传”为线索、链条和基石来展开。借用中国传统哲学的体用关系范畴来说，谢晋传记可以理解为“史学工作”为体、“美学工作”为用，谢晋评传则是“美学工作”为体、“史学工作”为用。如果参照中国古典艺术的形神论来看，则谢晋传记是史学为神、美学为形，谢晋评传是美学为神、史学为形。
电影是现代工业文明时代诞生的现代艺术。电影史研究的主流范式是以电影作品为中心的综合历史研究，电影家研究的主要形态则是以电影作品为聚焦的综合美学研究。就电影家个案专题研究而言，电影家包括谢晋电影的艺术或美学研究已经蔚为大观，电影家传记也不鲜见，谢晋传记已有数种著述出版。需特别指出的是，顾著“三部曲”之外，迄今尚无谢晋年谱和谢晋评传。而且，顾著《谢晋年谱》还是近现代以来唯一一部全面、系统、完备的中国电影家年谱。在这样的比较视野中，“谢晋三部曲”的意义和价值无疑是显见且独树一帜的。这首先就在于电影史学术方法与范式的开拓——其一，在中国电影史研究领域，“谢晋三部曲”开拓性地引入中国所独有的朴学述史体裁和学术方法；其二，在谢晋专题研究领域，顾志坤创作了第一部评传；其三，如上文所述，“谢晋三部曲”以朴学、史学、美学三种学术方法的互通、互映、互阐，以年谱、传记、评传的三位一体范式，实现了中国电影家专题研究的重要开拓。
年谱围绕谢晋的家世背景、成长经历、教育状况、人际关系、社会活动、电影创作、艺术成就、社会评价、影响与传播等等诸多问题，将谢晋的个体生命与历史时代相融合，全面还原了一代电影大师的生平事迹与艺术道路。作者也敏感于电影的集体性、工业化生产方式特征，年谱的资料挖掘与选择在体现个体性同时，充分关注着谢晋的社会性活动才能及贡献，为当下电影产业发展提供了全面丰富的有价值的镜鉴。在考察谢晋电影活动的同时，作者的视野也拓展到不同时期时代潮流、社会文化与电影艺术的复杂关系。诸如《舞台姐妹》的修改，《芙蓉镇》的创作波折等等材料的挖掘爬梳，幕后故事的辑录，是重要的电影史料。上世纪90年代以来的市场环境下，在中国电影的商业化转型过程中，谢晋做出的重要探索，年谱也都做出了弥足珍贵的客观历史呈现。有学者曾撰文提出：“从年谱学与影人年谱的角度进入中国电影史研究与中国电影的历史叙述，不仅是为了在电影史研究中传扬中国史学的优良传统，以此克服当下学术领域里反复出现的主观化和情绪化弊端，而且是为了以更加勤苦、谨严的姿态和客观、翔实的方式进入中国电影的历史现场和本土语境，在最大限度还原社会历史面貌和体认影人生命轨迹的过程中，为中国的电影史研究提供必要的知识积累和价值导向，并为重述中国电影史以及构建‘中国电影学派’奠定不可或缺的学术基础。”（李道新：《影人年谱与中国电影史研究》，《当代电影》2019年第1期）顾志坤编撰谢晋年谱，正是将年谱学开拓性引入电影史学、推动中国当代电影研究“历史化”的先行实践。
影人即文人
如果说年谱是白描叙录的编年史，传记则为更具文学色彩的生命史。顾志坤将他的谢晋传记题名为“永不谢幕”，寄寓着作家对谢晋的深情缅怀，也传达了无数谢晋电影观众的心声。这是谢晋电影恒久艺术魅力与价值的形象譬喻，同时也是影人谢晋之艺术生命历史的精警凝练。在传记作家的笔下，谢晋的“永不谢幕”不仅是一种结果，更是一种进行时的生命抉择与行动，是谢晋性格、谢晋情怀、谢晋精神的传神写照。
谢晋性格是坦荡赤诚、激情澎湃的，纯粹甚至天真，这源自他对电影艺术的始终不改的赤子之心。谢晋性格又是严苛倔强的，这是他的艺术态度使然，他精益求精的镜头里容不下任何遗憾。《芙蓉镇》外景地 的遴选，谢晋要 求“地 毯式地推进。找遍湖南，再找湘西，不要受地区限制，影片中的典型环境要高于小说，只要有湖南特色就是成功。”于是寻找外景地的足迹遍及了湖南、广西、贵州、四川等五省区的一百多个村镇，行程一万余里。他以满腔热情从影六十载，生命为电影而燃烧。
谢晋情怀既是济天下的家国情怀与时代关切，也是悯人生的人道主义和人性关怀，充满爱、怜悯与人道理想。且不论拨乱反正、思想解放背景下“反思三部曲”的《天云山传奇》《牧马人》《芙蓉镇》。《谢晋传》详尽地记叙了红色经典影片《红色娘子军》爱情戏删减的细节。谢晋始终认为“吴琼花对洪常青是非常、非常健康的爱情”，这是他对人性的细腻洞察。
谢晋精神是电影艺术之爱、民族国家之爱相酵合而升华喷涌的艺术家精神，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士的精神与现代知识分子的反思批判意识相融汇的现代文人精神。谢晋常常被视为主旋律电影的代表人物，其电影艺术始终与当代中国的时代主潮同频共振，担当起以电影阐释时代、参与时代的艺术家使命。在电影艺术生涯的后期，谢晋拍摄了《最后的贵族》《清凉寺钟声》《老人与狗》，虚化了时代政治和社会背景，更多地表现对个体命运与人性人心的沉思乃至哲思。这其实是谢晋面对转折新变的社会，对时代脉搏与旋律的一种特殊把握。90年代，中国电影在市场环境下开启了商业化转型。1989年 4月，谢晋在上海市政协会议上作了《勇敢地接受商品经济的洗礼》的发言，正与他筹拍《最后的贵族》相同步。谢晋电影之“变法”，不仅是电影艺术片的先锋实验，同时也是基于电影产业变革而展开的国际化与商业模式的探索。不仅仅是电影作品本身，包括电影产业与商业的先锋意识，这构成了与时俱进的谢晋精神的一个重要侧面。
历史大传与乡音交响
年谱好似一面历史的镜子，以叙录方式摄取和映现谢晋的人生及其周边；传记是为谢晋造像——通过人与事的时空发掘，一笔一笔地完成由谢晋事迹、谢晋性格、谢晋情怀与谢晋精神构成的谢晋形象的立体雕像；而评传则变换为一盏灯，进一步展开谢晋其人其事、其形其影的纵深透视。
清代历史学家章学诚在讨论“以诗文论史”时说：“文集一人之史也。家史、国史与一代之史，亦将取以证焉。”（《文史通义·韩柳二先生年谱书后》）谢晋的历史，当然不仅仅属于他个人。谢晋的传记与评传都是双重的，同时也是历史的大传。谢晋作为新中国电影大师、中国电影第三代导演的代表人物，他的人生构成了中国当代电影历史进程中独特且重要的篇章。而且，因为电影是现代社会最具影响力、传播力的大众文艺形态，中国当代电影的历史，也必然成为折射当代中国历史流动与文化变革的一个特殊窗口。谢晋曾自嘲说：“我的每一部电影都是‘一场风波’。”他为电影而燃烧的跌宕起伏的生命，他的生命中的激情与凝重、冰封与解冻、理想与现实、掌声与质疑、荣光与遗憾，都成为了鲜活的历史坐标与见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