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阳部落》：新夸父追日与文化寻根

当我们谈到文学功能的时候，往往会说到它的审美、娱乐、教育、认知、宣传等诸多关涉层面，但这只是就理想状态而言。对于普通读者来说，能从一部作品的阅读中获得什么，在信息爆炸、节奏加速、艺术形式选择多样化的时代，愈加成为一个问题。带着这样的问题进入贾文成的《太阳部落》，就显得尤为意味深长。

这并不是一部特别容易读的作品，无论是篇幅还是结构，乃至语言，它都显示出某种强烈的探索气质和象征意味。从情节上看，它的主线由侏儒冯晓椿的亡灵记忆展开，他是跟随着考古学教授夏维溪、朋友吉雅等人在瓦莱湖寻找古城遗址的过程中被害的。但是，通过冯晓椿的阅读和夏教授的破译解码，又衍生出多条叙事线索：大汉帝国远征中的李陵和苏武故事，殷商时代的先人求索太阳历法的秘密并在大地上驱驰奔走，近代殖民者进入瓦莱湖和杭乌盖草原的探险……它们通过意识流动和情节交织几乎无缝衔接在一起，也造成了情节的时空杂糅与枝蔓丛生。

第一人称与第三人称的穿插，主观代入与旁观的零度叙述，让《太阳部落》的语言和叙述充满了先锋小说在涉及历史时常见的含混氤氲的氛围，并由此生发出理性与迷狂并生、日神精神与酒神精神交错的风格。只是与新历史主义小说常见的解构宏大叙事不同，《太阳部落》更多倾向于建构某种精神图腾。与考古这一通过历史流传物的断简残片进行拼接、构想与推理，进而建构出历史叙事相似的是，小说通过现实、虚构的文本和悬想的过去，构造出一个关于在大地上生活、行走和追寻的族群。那个族群被称为夸父族，他们战斗、求索、失败而百折不挠，可以视为今日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的精神寄托。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太阳部落》是一部新时代的寻根之作，寻找地方、族群和文化的血脉根茎。

寻根文学可能是1980年代文学延续至今没有消磨、反而重新绽放出新异之花的思潮。与先锋文学留下的形式上的遗产内化在后来的表述中不同，寻根文学更多的是在观念上的传承。如果说当初的“文化热”和“寻根文学”带有改革开放时代西学涌入的“冲击-反应”痕迹，新时代的寻根则是全球化作为既成事实后的文化自觉和自信逐渐确立的整体性思维转型。这一点折射在《太阳部落》，就体现为一种新的神话式表达。

与上世纪80年代以边疆或文化为主体的写作相比，《太阳部落》并不意在进行文化反思或者书写某种文明论寓言，而是将本土文明作为一种不言自明的价值所在。考察小说中现实人物的行为动机，我们会发现，无论是冯晓椿还是吉雅都不具备功利意义上的驱动力，尽管他们也许遵守老爹的叮嘱，但那不足以支撑他们不计利害、不假思索地加入寻找古城的事业之中。唯一可以解释的是，他们是象征性的、精神性的人。小说还专门设置了一个从北京到草原来寻找生命意义的王远京，表征了物质富足后的精神寻求。

这些现实中的人映照着那些远古的在大地上求索的人们。他们是被称为夸父族的人们，是行走在天地间的巨人，其恩怨情仇、坚忍品质与性格缺陷都鲜明异常，为了理想而不懈追求。显然，这是一种对于神话的新解，或者说夸父追日原型叙事的当代显现。“一些寓言，尽管延续了千年，但他们从未消失，就像灵魂。”那些文化中具有母题意味的核心意象和故事，一代一代经过移形换位的重写，以不同的面目呈现给不同的人。变动的只是外在的皮相，而内核始终如磐石般稳固。

在《太阳部落》中，无论是现实里的市民与教授、历史上的将军与文士，还是传说里的巫师与奴隶，都可以称之为不同时代的夸父，他们显示出一种对于梦想的追求。就像神话里追日的夸父殁于半道一样，小说里不同时代的夸父们也多是赍志而没的失败者：李陵兵败，苏武被困牧羊，萧扶桑东渡时死于海上，夏维溪的考古成果被学生林秋雁剽窃走，而冯晓椿在找到宝藏时却功败垂成被杀死……但这并不妨碍他们生命的意志显现：正是在那种踔厉奋发、殒身不顾的过程中，才显示出其意义。

在神话重述中，作者显示出强有力的整合与虚构能力，营造出巫风弥漫、恐惧凌厉而又不失壮怀激烈、昂扬雄壮的笔调。这是一部写意化的小说，而非故事化、情感化的作品，贾文成更多着意于意象的塑造和意境的营构，如同造型艺术，很多时候的描写不由得让人想起第五代电影，如《猎场扎撒》或《黄土地》里的场景。值得一提的是，小说还常用闲笔、调侃或者说虚拟西方历史的段落，打开了历史叙述的场域，让人不免会心一笑，这表明我们时代的写作者已经有足够的自信站在本土立场上，叙述世界历史和总体性的人类图景。

于此，我们可以回到文章开头我提到的关于我们时代文学的功能的问题。我们阅读这样的作品，似乎并不能带来知识的积累和经验的增进，却可以带来情感的激荡和精神的提振，从中窥测到人类生命意志的显现。置入到新时代的语境之中，尤为具有一种文化传承赓续、拭旧如新的意味——只有不断地回溯文化的源头，一次次地重新发掘原点及其源流，才能波澜自阔，开拓出新的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