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言：中国式现代化的乡土视野
摘要：莫言小说揭示胶东半岛农民自抗德斗争以来百余年间应对现代性冲击的复杂态度，从乡土文化传统中汲取资源，寻找而且获得“民间音乐”的真谛，在文学的现代性与本土化之间取得积极的创造性成果；以丰盈而陌生化的感觉描写、创造中国式的新感觉小说，抗争禁欲主义对人性的戕害，也抗拒资本主义工具化造成的人性异化，救治“单向度的人”；在现代性之风云跌宕中倾诉农民的苦难哀伤和乡村的衰亡，更着力塑造乡村中的“狠人”形象，为农民的英雄主义奏出最后的绝唱。
关键词：现代性的冲击；乡土文化资源；新感觉小说；单向度的人；现代农民英雄
一、引言
莫言笔下的中国乡村故事，从1982年问世的处女作《春夜雨霏霏》，到2020年推出的中短篇小说新作集《晚熟的人》，滔滔不绝，与时俱进，常写常新。在个人的写作才华之外，对于乡村文化传统的汲取、继承和张扬，是其创作生命持久而弥新的秘诀所在。他站在中国的乡野上，就像安泰一样，从乡土大地获取源源不绝的力量，面对着自20世纪初以来发生在胶东半岛而至今尚未完成的中国式现代化的巨大转型，把富有中国农业文明底蕴的观察、体验、参与和思考，生发为古老乡村和中国农民的本真的声音，铺展出百余年间中国历史变迁的宏伟史诗。
列宁夸赞列夫·托尔斯泰是俄国革命的一面镜子：“托尔斯泰富于独创性，因为他的全部观点，总的说来，恰恰表现了我国革命是农民资产阶级革命的特点。从这个角度来看，托尔斯泰观点中的矛盾，的确是一面反映农民在我国革命中的历史活动所处的矛盾条件的镜子。”我们不能说莫言的创作已经达到托尔斯泰的高度。我有一个说法：在世界文坛上，狄更斯、雨果、巴尔扎克、托尔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就是长篇小说的泰山北斗，别人是无论如何都难以比拟的，但是，莫言作为中国农民的文学发言人，在相当意义上，从农民的切身感受出发，其作品也确实是表现出百年来中国乡村现代化进程的一面镜子。
二、 转益多师与乡土传统
乔治·艾略特指出，作家除了倚恃个人的才能，更要推重历史意识，将自己置身于文学传统的行列中：
历史的意识，我们可以说这对于任何人想在二十五岁以上还要继续做诗人的差不多是不可缺少的。历史的意识又含有一种领悟，不但要理解过去的过去性，而且还要理解过去的现存性，历史的意识不但使人写作时有他自己那一代的背景，而且还要感到从荷马以来欧洲整个的文学及其本国整个的文学有一个同时的存在，组成一个同时的局面。
一个有才华的作家，要有对文学传统的尊重与传承的自觉意识，理解传统的永恒与瞬息，传统的过去性与当下性。这就意味着，每个作家的创作，不仅是个人行为，而且是置身于文学的长河，承前而启后；对于持续地执着地在文学道路上前行的作家，曾经被年轻气盛、少年才气所蔑视的历史意识，或迟或早地都会萌发，都会促使其产生自省意识，反顾所来径，并非空无依傍，而是一直站在巨人的肩膀上而不自知。传统并未逝去，它曾经照耀既往，也在辉耀今天。当然，作家也不必为此自惭形秽，他们的日思夜想惨淡经营，不但改变文学的现状，也改变着文学的传统，自身也化为传统的一部分。
对于莫言和他的同代人作家，他们是经历过文化荒芜和被“样板戏”强化灌输的一代人，精神文化的苍白贫乏几乎是与生俱来的。在走出“文化大革命”之后，在对曾经的昨日进行控诉与清算的同时，他们同时面对着多种文化资源：随着改革开放涌入的世界文化包括现代主义文化，文史哲经典构成的典籍文化，散落在民间的市井文化和乡土文化，以及从苏联文学到新中国的红色文化。因为个人机缘和兴趣所在，这一代50后作家对于诸种文化资源的取舍各有短长。
杜甫云：“未及前贤更勿疑，递相祖述复先谁。别裁伪体亲风雅，转益多师是汝师。”（《戏为六绝句》之六）莫言的文学之路，就是转益多师之路。他的早期小说，许多都是有模板的，《春夜雨霏霏》模仿茨威格《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以书信体抒写一个乡村少妇的思夫之情；《丑兵》在谋篇立意和某些语感上都是对鲁迅《一件小事》的刻意模仿。他效法过许多欧美文学大师，如福克纳、芥川龙之介、川端康成、马尔克斯、略萨、肖洛霍夫，也对曲波的《林海雪原》、欧阳山的《三家巷》、冯德英的《苦菜花》赞不绝口。可以说，莫言在对中外文学包括红色经典的阅读和借鉴上不遗余力，他的文学谱系是非常广泛的。
对于乡土文化，莫言可谓是得天独厚。相比于知青作家于数年之间到农村打一转便回城，“滚一身泥巴”镀一层金的浮光掠影，两者的乡村生活体验不可同日而语。同时，相比于路遥、贾平凹和阎连科等农家子弟，虽然都是出身乡村，但路遥等人都是进入中学校门读过书的：路遥完整地读了技校三年，贾平凹读到初二，阎连科是读完高中的。算起来，掐头去尾，他们在乡村中劳动的岁月并不长，其中时间最长的是贾平凹，从1967年离开中学到1972年被推荐到西北大学读书，是5年时间。莫言从1967年小学毕业，然后回村参加生产队的劳动，直到1976年初参军入伍，从12岁到21岁，几近10年。而且，农村的孩子读中学，许多时候要离开自己的村庄住到县城或者作为乡村之中心的乡镇去，偏离自己从小建立起来的乡村经验。小学教育很大程度上是常识教育，一个人的人生观和认识论、理性精神、逻辑思维及语言方式正是在中学阶段初步建立起来的。莫言未能升入中学继续读书，是他少年时代的一大创伤，却也让他在从小熟悉的土地上继续土生土长，接受乡土文化日积月累的熏陶，形成其农民本色的思维和情感方式。
面对乡村的贫困落后，上过中学的路遥和阎连科都是想要逃离家乡的，路遥的《人生》和《平凡的世界》的核心动力就是能够离开黄土地，阎连科早期小说系列的中心命题是农村孩子入伍后争取在部队提干以便摆脱重返乡村生活的宿命。以弱小年龄参加生产队劳动而饱受歧视的贾平凹和莫言，却只能是希望自己尽快成长为强壮的、能够和成年劳力一样赚工分的农民。按照通行标准来计算，10个工分合计为1个劳动日，成年男性壮劳力一天可以记10~12分。初中毕业后的贾平凹在村子里劳动，一天只能够记3分工，还被认为是得到照顾；后来到水利工地上做宣传工作写写画画，一天可以记8分工，每月还有2元钱的补贴，就颇为满足。莫言的《透明的红萝卜》中的小黑孩，被生产队长打发到水利工地上，为的是让他吃饱饭，能够干多少活倒在其次。小黑孩先是和妇女劳动力在工地上砸石子，后来被派到铁匠那里去拉风箱，他最羡慕的是小石匠和小铁匠两个壮小伙，劳动技能出色，在追求爱情上也表现出强烈的竞争意识。
再换一个角度讨论莫言的乡土本色。近半个世纪，始终致力于表现乡村生活而且成就颇高的作家，当推贾平凹和莫言。两位作家都有“我是农民”的宣言。但是，除了地域性差异和文化资源的选择，贾平凹的重要作品，有一种乡村传统文人的趣味，与乡土密切相关的文化人，在《浮躁》《高老庄》《老生》等作品中都有重要塑造。莫言却一落笔就是本色农民，如下文论述到的余占鳌、上官鲁氏、西门闹等。许多论者都夸奖两人对传统戏曲的取法借鉴，分别写出《秦腔》和《檀香刑》，为乡土文学继往开新，此语不虚。但两者的鲜明区别在于，《秦腔》中对于秦腔艺术家白雪和秦腔脸谱萃集者夏天智的叙写笔墨颇多，是将秦腔作为乡村传统文化行将没落的感伤注入笔端，《檀香刑》则是“猫腔”的艺术发生学，是孙丙的“出戏”与“入戏”，是他作为农民领袖与舞台英雄的双重悲歌。孙丙是从他饰演的“猫腔”剧目中汲取戏曲角色的英雄豪气，奋起领导抗德斗争，而在孙丙身受酷刑接近生命尾声之际，他抗德斗争的英雄事迹就被“猫腔”艺人搬上舞台，为他送行。
因此可以说，早在莫言产生自觉的历史意识之前，他就被上帝之手安置在齐鲁大地上，地域文化、乡土文化以及新中国成立初17年的红色文化，都对他的成长，对他后来“作为老百姓而写作”“作为农民而写作”形成深刻影响。
三、民间音乐何处寻
莫言有那么多的天时地利和丰厚资源，也还要有发自内心的自觉追求和努力获取，要把自己融入大地的血脉之中，曾经受到孙犁赞赏的短篇小说《民间音乐》，就表现出莫言这种顽强追求。作品中的男主人公小瞎子，双目失明，但是清雅脱俗，被人轻慢也不怨怒，底气来自他的良好造诣。他是一个游走四方的民间艺人，箫、笛、二胡、琵琶等乐器样样拿得起，而且非常动情非常投入，具有极强的艺术感染力：
小瞎子眼前幻化出枯树寒鸦，古寺疏钟，平沙落雁，残月似弓，那曲子也就悲怆起来，马桑镇的听众们突然想起苍茫的深秋原野与在秋风中瑟瑟发抖的槐树枯枝。
故事由此而展开。小瞎子在暮色中走进马桑镇请求留宿，被几个经营店面的男人们婉言拒绝，富有同情心的美艳少妇花茉莉将他收留下来，将他收拾得清清爽爽。小瞎子用音乐征服了马桑镇的居民和过客，在花茉莉的餐馆里给顾客演奏音乐，让花茉莉的餐馆生意兴隆。眼见得就可以当上花茉莉的丈夫，过上衣食无忧的生活，他却因为在马桑镇停留时间过长，心生烦恼，认为自己的艺术都被掏空了，而多次重复同样的曲目也让他感到有愧于听众。他需要再次出走，去补充新的音乐灵感。这里的枯树寒鸦，古寺疏钟，平沙落雁，都是来自古典乐曲，但小瞎子新的音乐取向是什么呢？《民间音乐》的结尾处，那些铺路工人们在劳动休息时，同声哼唱起来：“在金灿灿的阳光下，他们哼了一支曲子又哼另一支曲子。这些曲子有的高亢，有的低沉，有的阴郁，有的明朗。这就是民间的音乐吗？这民间音乐不断膨胀着，到后来，声音已仿佛不是出自铺路工之口，而是来自无比深厚凝重的莽莽大地。”《民间音乐》的叙事结构，是对美国女作家麦卡勒斯的小说《伤心咖啡馆之歌》的模仿，连这一段关于筑路工人歌唱的语言都可以看作是一种转引的文字。但是，照应小说立意而独出机杼的两句话，“这就是民间的音乐吗？这民间音乐不断膨胀着”却是莫言的精心巧构。小瞎子的音乐是一种“雅乐”，铺路工人的哼唱是“俗乐”，但前者是表演，后者是生命的本能表现——这才是小瞎子寻而未得更难以落到实处的民间音乐吧。
历史悠久、地域广袤的中国不乏民间音乐，而且传承发扬，浩浩荡荡。但是，它更多的是在乡村大地，是那些民众喜闻乐见的地方戏曲。筑路工人哼唱的歌声，挪用自《伤心咖啡馆之歌》，也让我们想到曹禺《日出》结尾处在幕后传出的工人劳动的歌声。两者都是作为一种隐喻或者象征出现的，很难走上前台做正面展现，也无法对作品本身的情节发展做出某种干预。所幸的是，莫言很快找到了民间音乐的正调，并且将其融入自己的作品之中，与其中的人物和故事，从相互对映到有机融合。《透明的红萝卜》中，老铁匠唱出来的沧桑斑驳的戏曲片段，以及在场者的不同反应，就是非常精彩的一幕。老铁匠所唱，是传统戏曲中常见的对于始乱终弃的负心男子的严厉指责：
你全不念三载共枕，如云如雨，一片恩情，当作粪土。奴为你夏夜打扇，冬夜暖足，怀中的香瓜，腹中的火炉……你骏马高官，良田万亩，丢弃奴家招赘相府，我我我我是苦命的奴呀……
被老铁匠富有感染力的歌唱代入情境最深的是菊子姑娘。她一边是和小石匠偎坐在一起，沉醉于此刻的情意无限，一边又似乎感应到自己爱情行将破灭的未来。“凄婉哀怨的旋律如同秋雨抽打着她心中的田地。”深深陷入对菊子和小石匠爱情的嫉妒怨恨的小铁匠，此刻却恶意迸发难以自控。而小黑孩正是在老铁匠歌声的催眠中，进入化境，看到那只璀璨透明的红萝卜，“红萝卜晶莹透明，玲珑剔透。透明的、金色的外壳里苞孕着活泼的银色液体。红萝卜的线条流畅优美，从美丽的弧线上泛出一圈金色的光芒。光芒有长有短，长的如麦芒，短的如睫毛，全是金色……老铁匠的歌唱被推出去很远很远，象一个小蝇子的嗡嗡声”。
这一让所有在场者动容的场景，将地方戏曲的唱段与人物的命运推进到关键的节点，可谓其作用力之巨大，远非《民间音乐》和《伤心咖啡馆之歌》中浑莽的大地歌声可比，后者的象征意味十足，却只是对作品正文的一种烘托，而且缺乏具象，无法在读者阅读中产生应有的形象感和情感冲击力。
四、民间文艺发生学与民族审美现代性
民间文艺在莫言的文学创作中，也具有一种特殊的功能。如《天堂蒜薹之歌》中盲艺人张扣的演唱。这是来自民间的“不平则鸣”，是民间文艺的发生学：张扣亲历并且参与了天堂县农民因为蒜薹丰收而遭受巨大伤害进而引发群体事件的全过程，用他的歌谣演唱及时地表达农民的心声，也起到激励农民维护自身权利的斗争的作用，而且把这场斗争过程创作为自己的表演曲目，将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的古风传统表现得淋漓尽致，为受损害被侮辱的农民伸张正义。《天堂蒜薹之歌》的每一章第一节，都是援引张扣的唱词，和作品中次第展开的四婶一家、高羊高马兄弟的命运悲剧交织在一起，从不同层面描述了蒜薹事件的缘起与结局。《檀香刑》直接借取胶东半岛地方戏曲茂腔（在作品中被写成“猫腔”）的表现方式，让作品中的几个主要人物用类似舞台上酣畅淋漓地唱出长篇大段戏文的方式，推进情节发生发展，作品主人公孙丙的身份恰好被设定为“猫腔”演员，不仅使作品的形式和内容得到有机的统一，孙丙的人戏一体化，在参加义和团起义和抗德斗争中，在接受酷刑被处死的刑场上，都经常会处于一种戏剧幻觉中，丰富了人物的心灵层次。
如果说，《天堂蒜薹之歌》所表现的是中国农民与农业产品商品化市场化初起之际的调适失效导致的社会冲突，那么，《檀香刑》则是德国人抢占胶澳地区后，强行修建胶济铁路引发中国农民保卫家园保卫土地的反抗斗争。二者都处在中国由农业文明、乡村文明向现代文明转型的标志性时刻。莫言正是从广大农民的英勇历史和震荡现实中获取创作激情，做出前所未有的动人宣叙的。莫言在一次演讲中如是说，中国作家怎么样在世界文坛上确立自己的地位？我们必须拿出自己的气派的小说来，要写出一种带有鲜明的中国特色、中国个性的小说来。我们过去是向西方学习，向历史上的文学学习，包括向我们的红色经典学习，当然我们对民间文学、民间文化这块往往是重视不够，我觉得我们现在应该把目光收回来，向下看、向民间看，民间文化的一个重要构造部分就是我们的民间戏剧。
在此意义上，民间文艺的重要性就不仅是一种写作技巧的借重，它上升到新的层面，就是中国文学怎么样走向世界，实现富有中国特色的审美现代性的至高标的。20世纪以来的中国文学，同时要担当两个使命：其一，要表现从农业文明向现代文明转型的中国式现代化的伟大进程；其二，要实现中国文学自身的现代转型，从古代文学、近代文学走向世界文学，彰显中国文学的现代性。
改革开放的大潮初起，世界文化思潮涌入中国，老作家徐迟曾提出，民族要实现现代化，文学就要追随现代派。这其中既有对于现代派文学的误读，更表现出中国作家急于与世界文学接轨的迫切之情。随后一些年间，中国作家对北美南美的福克纳、马尔克斯，欧洲的萨特、卡夫卡，前苏联的艾特玛托夫和日本的川端康成，都进行了大规模的追随与取法。这无疑促进了中国当代文学的突飞猛进万象更新，但是，这样的别求新声于异邦，最终的落脚点还是要回到怎样表现中国的现实生活的根本，怎样以鲜明的民族艺术风格展现中华民族为实现历史的巨大转型的艰辛努力与顽强意志。
和同代人一样，莫言在追随现代派文学的方向上，曾经走出很远，他的《十三步》和《酒国》就在小说叙事技巧上炫奇斗巧，让人眼花缭乱，难以置喙。但是，他又很快就觉悟到模仿现代派文学的陷阱所在。1986年，现代派文学在中国文坛还是轰轰烈烈推进的时候，莫言就得风气之先，率先提出要逃离福克纳和马尔克斯的巨大吸引力，逃离两座灼热的高炉，去寻找自己的言说方式。
从20世纪90年代起始，莫言就有意识地借鉴蒲松龄，写出《夜渔》《神嫖》《地道》《鱼市》《翱翔》《夜渔》《麻风的儿子》《屠户的女儿》《姑妈的宝刀》等10余篇富有传奇色彩的神奇故事。莫言选择从福克纳和马尔克斯那里逃离，回归本土的民间文艺传统，为中国式的文学现代性追求，树立了一道标杆。莫言在写完《十三步》和《酒国》后，脑海空空如也，以为自己的创作才能近乎枯竭。是他少年时代在家乡听到的那些和《聊斋志异》相似的“奇奇怪怪的故事”，激活了莫言的灵性，帮助他走出创作的瓶颈，再度活跃起来。在莫言的心目中，《聊斋志异》的故事都是周边的乡亲们讲述给蒲松龄的，这也正是莫言的重要的写作方式，将一段段民间传奇故事写入他的小说中，而他的爷爷、父亲、母亲都是很会讲故事的人。莫言的代表作之一《生死疲劳》，以六道轮回的形式写小说，更是受到蒲松龄《席方平》的启发：席方平为父申冤勇闯地狱鸣冤叫屈，先后遭受鞭笞、火床、锯解等酷刑，始终不肯屈从冥王的淫威；被强行投胎回转人世后，拒绝乳水，三日而亡，再次踏上申冤告状之旅。这和《生死疲劳》的第一幕，西门闹因为含冤而死，在地狱不肯喝下可以遗忘前世记忆的孟婆汤，因此受尽地狱各种酷刑，带着前世记忆重返世间，先后脱胎于驴、牛、猪、狗、猴之腹，最终转回人世，滔滔不绝地向世人讲述他的前生，确实有很大的相似性。更为重要的是，《生死疲劳》的六道轮回的故事结构，章回体小说的章目构建，20世纪后半期中国乡村土地问题与农民命运的变迁交相辉映，这在追求中国特色、中国气派的中国小说创作上，取得了极大的进展。
五、饱含泥土气息的新感觉
我曾经称莫言的小说是新感觉小说，也正是从生命感觉—艺术感觉入手，开始了我的莫言研究之旅。这里可以再次回到上文所论及的《透明的红萝卜》。老铁匠的歌唱，引发在场者的不同反应，不单是心理的，还是生理的，心理感应难以描摹，生理感应却真切可感，而修辞方式都是源自可感可触的乡村生活经验。
“凄婉哀怨的旋律如同秋雨抽打着她心中的田地，她正要哭出来时，那旋律又变得昂扬壮丽浩渺无边，她的心像风中的柳条一样飘荡着，同时，有一种麻酥酥的感觉从脊椎里直冲到头顶”，这是菊子姑娘。
“他听到老铁匠像头老驴一样叫着，声音刺耳，难听。一会儿，他连驴叫声也听不到了。他半蹲起来，歪着头，左眼几乎竖了起来，目光像一只爪子，在姑娘的脸上撕着，抓着”，这是小铁匠。
“红萝卜晶莹透明，玲珑剔透。透明的、金色的外壳里苞孕着活泼的银色液体。红萝卜的线条流畅优美，从美丽的弧线上泛出一圈金色的光芒。光芒有长有短，长的如麦芒，短的如睫毛，全是金色……老铁匠的歌唱被推出去很远很远，像一个小蝇子的嗡嗡声”，这是小黑孩。
一段戏文唱腔，引发三人的不同反应，却都照应着乡村景物，秋雨抽打田地，柳条随风飘荡，老驴嘶吼，禽兽爪子乱抓，透明的红萝卜泛出的光芒如麦芒如睫毛，修辞生动准确，充满泥土气息，诉诸读者的眼光，也诉诸读者的感觉，进而更新读者的眼光，更新读者的感觉。
莫言从印象派画家梵高、高更那里得到启迪，注重于形与色、光与影、动与静，让生命的律动与搏杀、血性与坚韧，都在荡气回肠的画面中展现出来。最典范的例子，是中篇小说《金发婴儿》中的一个场景，在连队指导员孙天球眼中，一座体态丰满的渔家女雕塑，在天光云影的流动中不停地变幻情态。莫奈曾经反复摹画池塘中的睡莲在不同时间不同光线下的浓妆淡抹，莫言则在朝晖夕阳下捕捉到了光线移动中渔家女塑像的微妙变化：
这个塑像在他感情浪潮的冲击下，似乎获得了灵魂和生命，他觉得已经和她达成了一种默契，已经心心相印，只要一套进镜头，她的一切美就属于他了。她面部表情丰富，那显得非常结实的嘴唇里正在吹出三鲜水饺的香味。从下午四点到暮色苍茫这一段时间，她的外在的激情逐渐收敛，色调由明艳强烈渐变为柔和舒适。她的周围，笼罩着草窝子庄稼地的温情脉脉的气氛。在太阳即将沉沦那一霎，湖上往往升起淡淡的薄雾，雾气缭绕中，紫红色的光晕像一片云彩裹住了她的身体，洞房花烛照美人的香艳气氛弥漫湖畔。
《金发婴儿》中的连队指导员孙天球和他的战士们，他们执勤地所在的城市广场上，出现一座富有视觉冲击力的渔家女雕塑作品，因为人体线条饱满，女性特征毕现，让这些很少能够接触到年轻女性的男子汉心旌摇荡，负责全连战士思想政治工作的孙天球更是将渔女雕塑视为洪水猛兽。时值1980年代初期，人体艺术作品尚且未能从此前的思想禁锢中挣脱，孙天球就是典型例证。为了了解战士的心态，他每天都在连队办公室用望远镜观察战士们走过这座雕像时的神态表情。不料，战士们在最初的新奇感过去以后很快就脱敏了，孙天球却在晨夕守望中，有了新的发现，对于女性，对于青春之美产生了精彩感应。孙天球对自己的乡村妻子紫荆，本来是非常排斥的，寡情绝性，是对于女性美的无感症患者；他娶紫荆为妻，不是出于少年多情，而是因为他当兵离家之后，家中的寡居老母无亲无靠，而且双目失明，亟须有人照料。无爱的婚姻，让他心灵产生畸变。匪夷所思的是，孙天球的望远镜聚焦，逐渐从战士们和游客转移到了这尊渔女塑像，在长久的凝神观察中，他从这尊雕像身上发现了女性的青春生命之美，进而激发出对妻子紫荆的眷恋爱情，可谓神奇而感人。
莫言的小说，在感觉描写上确实是非同一般。这来源于他童年——少年时代的乡村生活记忆。如前所述，莫言土生土长，小学毕业后就回到乡村，以懵懂而敏感的身心全方位地去感应陌生的成人世界和繁重的体力劳动，那些难以理解的理性与情感，都化作是原生态的感觉被接受，而且往往分不清真实与幻想的界限，因此，莫言小说所展露出的感觉描写，是视觉、嗅觉、听觉、味觉和触觉尽情尽兴的张扬与解放，而且互相融通，即所谓通感。感觉到了的世界，未必能够理解它，却以其汗血蒸腾、毛发偾张的姿态迎接它承受它，并且将其与懵懂的幻觉幻象幻想都融为一体。这不仅是对文学描写的独特创造，更是对马尔库塞所言的新感性的暗相呼应，是对现代性造成的人的异化的弊端的强烈抗争。
马尔库塞提倡新感性，以对抗现代社会畸形发展造成的“单向度的人”，以审美特性为路径，恢复人的生命的完整性和多样性。马尔库塞认为:“‘激进的感性’这一概念强调感觉在构造理性时那种能动的、建构的作用……如果我们的社会改造真要造成革命性、实质上的变化，就必须彻底变革这种原初的经验本身，即彻底变革这种定性的、基本的、无意识的或者前意识的经验世界的结构。”这种“激进的感性”可以凭借一种直观的力量达到对所有对象的认识，它可以将感性和理性全部联系起来。在这种变革中，能充分地体现出感觉对于形式的改造,感觉对于理性的超越。
莫言的新感觉小说由此可以得到更为深刻的诠释。菊子、小铁匠和小黑孩对老铁匠的戏曲唱段的反应各有不同，但都是出自生命的原初感觉方式，质朴、混沌，直指生命本身，唤起生理感觉。孙天球对于那尊渔女塑像的前后观感之所以迥别，则在于不同的感觉方式对于形式的改造。20世纪70、80年代之交，中国打开了禁闭已久的门户，世界文化思潮纷纷涌入，人体艺术让尚且未能走出禁欲主义桎梏的国人大为惊诧，因此不断地引发相关的纷争。袁运生的大型壁画《泼水节——生命的赞歌》的封禁就是一例。孙天球的心灵禁锢并非偶然,亟需打碎旧我而获取新的感性，如前引马尔库塞所言，“必须彻底变革这种原初的经验本身，即彻底变革这种定性的、基本的、无意识的或者前意识的经验世界的结构”，以健全的感觉拥抱现实。《金发婴儿》就精细生动地表现了这一自我更新、自我解放的曲折过程，并且实现了对于形式的新的感知和主动改造。
禁欲主义和现代迷信与特定的时代氛围密切相关，今天已经渐行渐远，清除它有赖于现代性的展开。但现代性也带来将人作为工具，片面异化的一面。今人往往感慨于“996”的单调乏味的劳作，向往诗和远方。诗歌带给人心灵的抚慰，远方则是充满生命喧哗的大自然，是在乡野世界和蓝天碧海间充分舒张生命的每一个毛孔，用全部感觉去拥抱生活，唤醒自己的“新感性”。比起人造都市、水泥森林、商场巨无霸，鸡栖于埘,日之夕矣,羊牛下来，暧暧远人村，依依墟里烟，乡村大地是一种充满生命力的存在。农耕文明是在人和自然万物之间进行着有机的交换，带着体温和呼吸。在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人们曾经急于用工业化取代农业化，用大工厂的烟囱林立覆盖千百年间垦殖而成的乡村大地，但是，这样的简单化思维遭遇到多重抵抗。从全球化的层面讲，人类的发展和进步付出沉重的代价，大面积的生态恶化物种灭绝，江河断流和空气污染，年复一年没有最高只有更高的环球升温和自然灾害，将人类和万物的生存环境空前劣化。愈演愈烈的核战争危机，昭示人类寂静的春天并非未来学家的杞人忧天。大地万物的生命质量受到严峻挑战，倒逼人类生态意识的强化，迫使人类遏制无止境地向大自然索求的贪欲，主动地修复生态，向大自然补还积累甚久的桩桩欠账，也修复人类自身的感觉能力，修复人与大自然在漫长岁月中建立起来的和谐一体、可感可触的友好关系。感觉的爆炸、感觉的解放，通过艺术描写，通过由此营造的陌生感、新鲜感，唤醒人们的感觉，为恢复生活的丰富多彩、摇曳多姿而斗争，将异化的人复归为拥有全面感性的人。
六、农民英雄下夕烟
推重艺术感觉的丰富复杂性，还有其更高的层面，就是对于莫言小说的乡土性与现代性的关系，要注意到莫言处理这一命题时的丰富复杂性。
历史学家喜欢说，中国在宋代，就已经萌生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海上丝绸之路也是在偏居一隅的南宋时期兴盛一时，但中国本土大面积地进入全球性的现代性历程，是第一次鸦片战争和五口通商之际，这五个口岸都在长江以南，广州、厦门、福州、宁波、上海。就莫言所在的地处胶东半岛的高密乡村而言，众多的乡亲们，是在非常极端的境遇中遭逢现代性的。《檀香刑》描写的是猫腔艺人孙丙带头抵抗德国人修筑胶济铁路工程中对村民们的凌辱与暴行，投身义和团战争。作品中的村民们相信，修铁路要毁弃自家根系命脉的祖坟，还要在铁轨下面埋进去从男人头上剪下的辫子，这都是要危及生命的恶行。还有很重要的非常现实的利害冲突：德国人修筑胶济铁路，途经高密县境，最初的线路设计会妨害农田的防旱排涝，是现实中经过农民领袖孙文（即《檀香刑》中的孙丙）等民众的流血牺牲斗争，才迫使德国人考虑农民利益而改变铁路线的走向。《丰乳肥臀》中的母亲上官鲁氏，还在襁褓之中，父母亲亦死于抗德斗争，从此开始了鲁璇儿苦难而漫长的一生。义和团战争失败，德国人主持建设的胶济铁路，像一柄利刃切开山东大地。此后，日军两次踏入这片北方沃土，五四运动的起源地和抗日战争的重要战场都在这里。战争年代，地处南北要津的山东大地，是兵家必争之地；和平建设时期，中华人民共和国历经的诸多风雨，它也是必然的承重所在。《红高粱》描写了高密农民与日寇的殊死决战，《父亲在民夫连里》《我们的七叔》都写到胶东农民舍生忘死地支援淮海战役的不世之功，《透明的红萝卜》《牛》等与人民公社时期的乡村生活，《生死疲劳》与20世纪后半期的农村土地问题，《蛙》与曾经被认定为基本国策的计划生育制度，《晚熟的人》与2010年代的乡村新貌，彼此对应，都具有断代史的意义，《丰乳肥臀》则像一串珍珠项链，贯通了20世纪百年沧桑。中国式现代化的每一阶段，都在莫言的作品中留下深刻的印记。
作为农业文明的主体，从现代转型开始，农民的历史地位就非常尴尬，它一直是处于被动的地位。按照马克思、恩格斯的理论，小农经济的农民会在这样的大转型中日渐弱化。依照德法美日等发达国家的经验，农业的集约化和生产力的提高大大压缩了农业人口，大型农场取代个体农民，确实可行。但是，直到20世纪末，中国仍然是农业人口占绝大多数，何况是20世纪初，中国的现代性进程还是刚刚站在入口处呢？这就形成极大的悖论。一方面，是世界各国现代转型的普遍经验，工业文明要取代农业文明，但是，中国的工业和商业发展薄弱，直至当下，始终未能够充分地吸纳农业人口的充分就业。一方面，农民在现代进程中一直是处于被动状态，从被列强侵略，到被工人阶级领导，被改革开放召唤，被经济困境遣返，似乎无法充当历史前进的火车头。但是，人口众多和地域辽阔的特征，为中国农民提供了许多保留自身特性和曲折前行的空间。一旦遇到恰当时机，他们就迸发出极大的改变现实也改变自身的力量，就像地里的麦苗，经历冬日的酷寒，遭受酷烈的风霜，根还在，心不死，给点阳光就灿烂，得到雨露就复壮。
这是从高大上的宏大叙事层面讲起。在形而下的层面，农民可能没有多少文化修养，没有多少理论思维，但中国农民能够历经千百年的风云变幻而生存下来，既有其自我克制、压缩其基本生活必需品的艰辛忍耐，也能够在山穷水尽时拼死一搏绝处逢生，如安徽凤阳小岗村村民为自作主张实行包产到户而签下的那张生死文书，展现出了当代中国农民仍然具有强大的历史创造力，强烈的英雄主义、乐观主义。这才是中国式现代化既纠结蹒跚又势不可挡之最为深刻的奥秘之一。
这也是莫言小说的独家标记。在当代乡土文学作家笔下，出现了各色各样的农民形象，陈忠实的厚朴凝重，路遥的锐意精进，刘震云的谐谑悲辛，贾平凹的悲悯叹息，都凝聚在其塑造的人物身上。莫言的独特性则是塑造了一系列的农民英雄或者农民枭雄，在诸多的无可奈何花落去的哀伤中别具一格，雄风猎猎，风华绝代。孙丙和赵甲、上官鲁氏和司马兄弟、西门闹和蓝脸、余占鳌和戴凤莲，乃至小黑孩、姑姑等，都是其中的“狠人”，对自己狠，对仇人更狠。这种狠劲儿，又潜藏着改变社会现状的强大动力。
即如《蛙》中的姑姑万心。论者指出她的 “狠劲儿”，它的自我伤害与自我拯救，它的英雄悲壮与它的荒诞无稽：这样的精神力量要么成为现实发展的助推力，使之欢恣和奔腾；要么刺向表面花团锦簇、一团和气实则千疮百孔、分崩离析的现实，使之左支右绌、节节败退。这种“狠劲儿”具有极为广阔的概括力，不管你是功利性地高唱赞歌，还是道德主义地义愤填膺，你都无法否认它的犀利和凶猛，无法否认它的革命和草莽来源——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高速发展哪里是空穴来风，一股英雄气和革命豪情一直荡漾其间。
这就是乡土大地面对中国式现代化大潮的两难姿态，既尴尬无奈，又英姿勃发；既左支右绌，又势不可挡。他们沉默隐忍到极致，被鲁迅视为沉默无言麻木不仁的万千灵魂，又能够被现代性所询唤。“唤起工农千百万”，其实就是唤起农民千百万，为了打天下立下盖世之功，为了工业化而承受“剪刀差”之痛，为了吃饱肚子而签下包产到户的生死之约，为了生活奔向异地他乡。作为现代化的标志物，高楼大厦，万丈长桥，高速铁路，穿山隧道，都刻下了进城农民工的辛劳身影，但是，他们并没有分享到与他们的付出对等的现代化红利。这让我们理解莫言所说的家乡父老“既英雄好汉又王八蛋”有了一重新的历史视角。
在漫长而又短暂的20世纪以降，中国农民经受了严峻的历史考验，拯救了自己。在今后一段为时不算很久的时光段落和历史段落中，他们仍然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主体，仍然具有强大的、左右历史进程的重要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