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到这历史动乱的最中心去”
在抗战中，报告文学因敏锐、及时地反映战争状况发挥了积极效用。这一文体在1930年代后期获得迅猛发展，“全国的文艺刊物，几乎有十分之九是登载着通讯、速写和报告文学作品”。当时许多作家应战之需，纷纷投入报告文学写作，周立波是其中引人注目的一员。实际上，早在左翼作家联盟成立之初，报告文学作为一种具有时效性、战斗性的文体就颇受关注。左联执委会曾在开展工农兵通信运动的基础上，重点提倡“创造我们的报告文学”。周立波自1934年加入左联以来，已深受报告文学热潮的感染。在《谈谈报告文学》一文中，他讲述如何写作报告文学：“我们要设法走到这历史动乱的最中心去，走到‘贫穷和贫穷反叛’的正中去。用那由精密的科学的社会调查所获取的活生生的事实和正确的世界观和抒情诗人的喜怒与力，结合起来，造成这种艺术文学的新的结晶。”
从1937年9月到1938年2月，周立波在晋察冀边区两度担任随军翻译，实地考察八路军抗日的情况。置身“历史动乱的最中心”，他写下《晋察冀边区印象记》（以下简称“《印象记》”）等报告文学作品，生动而及时地记录自己的所见所闻。正如毛泽东说：“中国的革命的文学家艺术家，有出息的文学家艺术家，必须长期无条件地全心全意地到群众中去，到唯一的最广大的最丰富的源泉中去……然后才有可能进入创作过程。”对于周立波而言，晋察冀的战地经历给予他丰富的体验与感受，不仅激发他创作报告文学的冲动，而且为其贯彻、坚守“深入生活”的创作论奠定了基础。
应战之需：置身晋察冀边区的文体选择
1937年，日军加紧了对华北的进攻，深受战争震动的周立波决定前往延安。在途经西安时，他受邀陪同美国作家史沫特莱在华北前线进行采访，并担任其翻译。行程结束后，周立波又担任美国驻华使馆参赞卡尔逊的翻译，再次前往晋察冀边区。
1938年2月，周立波在完成了翻译任务之后前往武汉，结束了近半年的前线生活。此时，汉口读书生活出版社总经理黄洛峰在得知他拥有大量真实且丰富的战争生活经历后，立即为他租了房子，希望他能够以此经历为基础进行创作并出版。当时，敌人为达到“以华制华”的目的，肆意在思想、教育等方面进行欺骗宣传，企图在文化上发起进攻。武汉作为当时“全国出版业新的中心”，在很大程度上承担着推介抗战救亡读物的重任。因此，黄洛峰希望周立波尽快完成有关边区前线生活的创作，使其成为当时读者“了解华北抗战情势的最好报道”。可以说，在抗战宣传和为出版社供稿的双重任务之下，周立波无暇撰写逻辑缜密的文艺论文，也没有办法在仓促中写作人物形象丰满、情节复杂的小说。此时，既能在一定程度上承担小说的叙事功能，又可以在短时间之内完成并起到一定鼓动作用的报告文学，就成了他讲述边区“印象”的极佳选择。由此，周立波整理自己的战争经历，并陆续在报纸上发表报告文学作品。1938年6月，《印象记》正式出版后，在读者中引起较大的反响。
周立波之所以选择报告文学来记述前线生活，也与他曾翻译捷克作家基希的报告文学集《秘密的中国》相关。这是基希在1932年到南京、上海等城市进行实地采访后创作的一部报告文学集，其中流露出的对被欺辱者的“同情和理解”，令周立波十分感动。从1936年4月开始，他陆续翻译其中的章节，并发表论文《谈谈报告文学》介绍基希的报告文学观，称赞他为“最有名的一名激烈的报告文学家”。在译介基希作品完成后，周立波初步形成了以“事实、思想、艺术”作为三要素的报告文学观。可以说，选择报告文学这一文体来展开对晋察冀边区印象的描写，很大程度上也是他主观意愿选择的结果。可以说，选择报告文学这个文体既是当时抗战宣传和推介救亡读物的需要，又体现出其从此前译介基希的报告文学集《秘密的中国》中获得的启发。
军民相济：周立波的边区“印象”及书写
周立波抵达晋察冀边区之时，这里的政权建设尚未步入正轨。但军队作战的英勇、军民关系的融洽给他留下深刻印象，也成为《印象记》记录的重点。值得重视的是，作家运用独特的叙事技巧增强读者对边区生活的现实感，既反映了战争中的真实状况，又在一定程度上鼓励抗战终将胜利的信心。
在深入边区时，周立波经常见到战争带来的严重破坏。晚上住宿时，他几乎都是在废墟般的环境中度过漫漫长夜，半夜醒来还能听到“远远的有婴儿哭泣”。可以说，他切身感受到了边区那“分外的寂寞与荒凉”。尽管如此，周立波并没有泯灭热情与希望，他笔下多书写抗日军队紧密而从容的作战安排、融洽互助的军民关系。在随军的过程中，他借访问刘伯承、宋任穷等军事领导人的机会，了解到一些作战的详细情况。在参观边区的军校时，最令他“惊异而且赞叹不已”的，是精密严谨的军事和政治形势沙盘。在这些沙盘上，周立波了解了军事政治知识，将其想象成“一篇动人的故事”“一幅壮丽的图画”，从中感受到“敌人临危的狼狈，我们游击队搏战的英勇”。在探望伤员时，他看到憔悴的战士们仍积极地讨论政治问题，不禁感叹“这就是在重重的困难中继续前进的我们战士的姿态”。在周立波的观察中，军队作战的顺利展开离不开群众的大力支持。在正规军队之外，边区中每个村庄的自卫队肩负起战争中保卫群众的任务。“当他们在旷野与山间，拿起披着红缨的长矛，或是巨大的钢刀放哨的时候，他们是英武庄严的卫国的战士。”当村庄遭到敌人的破坏时，村民们也能迅速地组织起来，努力开展重建工作。正如周立波观察到的那样，在边区“人人都紧张，都有事情做”。
在紧密的战事配合之中，军民之间逐渐形成了良好的互动关系。当战士上战场时，妇女缝纫队会细心地帮助他们补衣服。周立波在随军的过程中也时常从村民的身上感受到温暖的时刻。在喝到一位老太婆送来的水时，他觉察到了其中对战士的“无穷的热烈的情意”；当看到村民们匆匆买来细碎的冰糖来作招待时，他由衷地感到愉快；在看到村民家里的墙上写着“还我河山”四个巨大的字时，他想起边区中军民团结的情景，在离开时不禁流下了眼泪……可以说，周立波尽管感受到战争的残酷及其带来的巨大破坏，但更加打动他的是战士们坚持不懈的抵抗、军队在开展边区建设中与群众的和谐相处，这些都让他无比动容。
值得一提的是，周立波在讲述边区的所见所闻时，会注重运用一定的叙事技巧来增强事件的现场感。这既拉近与读者之间的距离，又在一定程度上起到抗战宣传的作用。例如，周立波时常运用第二人称来与读者进行对话。在《自卫队》一文中，他写道：“你在边区乡野走路的时候，天天可以看到这样的情景：四个自卫队用门板抬着一个伤兵，小心地慢慢地走，走到一个村庄，就放下来，给‘带花的弟兄’弄些水和别样的食物”。可以看到，转换人称让读者仿佛身临其境地进入战争中的真实场景。在《封建、受难和解放》一文的结尾，周立波写道：“但是，体贴的读者一定能明白，作者自己也是不愿写这文章的。写到中间，他常常停了笔，走到夜晚的窗前，望着星空。他想：就是这星空，曾经看到了我中华民族的兴盛，我们的祖先的荣耀与庄严，他们的骄傲，他们的欢喜。”通过人称的转换，作品抒发了自身对战争结束、国家繁荣发展的期望，一定程度上激发着读者坚持抗战的信心。
扎根生活：晋察冀时期报告文学实践的影响
《印象记》出版之后，不仅让读者了解晋察冀边区的抗战情况，也激发了其他作家尝试报告文学的热情。1938年7月中旬，沙汀读到《印象记》深受鼓舞，产生了强烈的上前线去的愿望，也亲涉晋察冀边区。之后，他根据自己的经历完成长篇报告文学《随军散记》。周立波将实地考察、在亲身体验基础上进行创作的方法延续终生。他不断深化自身对生活的认识、总结深入生活的方法，此后的创作呈现出深刻且广阔的现实主义风格。
1940年，周立波被分配到延安鲁迅艺术文学院工作。在延安解放区，他的“走到历史动乱的最中心去”的经验与毛泽东号召“到唯一的最广大的最丰富的源泉中去”发生深深共鸣。1946年9月初，周立波在哈尔滨尚志县元宝区调研时，主动要求留在那里参加土地改革运动。在发动群众时，他“采取了探贫访苦，扎根串连的工作方法”“通过同吃同住同劳动和他们交上朋友”。他根据自己土改工作的经历创作小说《暴风骤雨》，其中就穿插着对上述实际经验的相关描写，并塑造了善于开展群众工作的干部赵玉林这一人物形象。
新中国成立之后，周立波在新的时代形势之下继续扎根生活，开始建立自己的“生活基地”。1955年10月，他带着全家一起搬回家乡湖南益阳，全心全意地投入到农民的生活之中。为了能够更好地对人物原型进行观察，他直接搬到了竹山湾的一座带阁楼的木板房里，和村民们住在一起，在其中不断摸索观察和描写生活、人物的方式。他带着对家乡的喜爱，结合自己的生活观察创作了《山乡巨变》，不同人物在合作化运动之中的表现在其对家乡风景的自然叙述中徐徐展开，这部展现山乡人民的精神迭变的小说作品也呈现出别致的风格，成为新时代作家乡土文学创作的一面“镜子”。
总体说来，晋察冀战地经历给周立波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促成他展开报告文学的创作实践。更为关键的是，这种基于实地考察、深入生活的创作方法对他以及同时期广大作家的文学创作生涯都发生了深远的影响。“新时代文学攀登计划”“新时代山乡巨变创作计划”启动以后，持续鼓励当代作家去观察、体验山乡巨变中的广阔生活，从某种程度上说，“写好乡村人、乡村事，坚持严格甚至苛刻的文学标准，不断进行艺术创造”，正是周立波创作方法与精神的当代回响。这种创作理念和文学准则，正激励新一代的文艺创作者走出书斋、在生活实践中把握时代脉搏，书写出“立得住、传得开、感染人”的优秀文学作品，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铸入“更磅礴的精神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