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性的史诗写作
厚圃《拖神》，是作家的集大成之作，潮汕民系史诗巨作，民族秘史和民族寓言式的写作。自然首先也一定是百科全书式的写作。
之所以说是集大成之作，是作家整合了各种历史文化、政治经济的素材，整合了若干文化经典的原型，整合了若干文学形态（现实主义、现代主义、魔幻现实主义，包括通俗文学类型文学中的悬疑小说等等）的技法。
之所以说是百科全书式的写作，是书中对潮汕历史地理民俗风情信仰饮食医药建筑岁时节令戏曲等物质文化非物质文化做了细致精确的描写和介绍，是一种有着民族志和文化人类学般地还原性极强的写作。
之所以说是民族秘史和民族寓言，是因为书中设置了一个史诗式的开篇，主人公带着骗来的妻子逃到樟树埠（樟林古港为原型）之时，此时的樟树埠尚是海边旷野，形同洪荒，主人公的生存开拓史就与这里的开发息息相关，进入了历史，影响改变了历史。他曾担任第一任樟树村主事，最终成为樟树埠的埠主；他和他的后代子孙最终成为这里最重要的记忆，相当于中国神话中的开天辟地，也相当于圣经中的创世纪。确实，书中其实出现了“诺亚方舟”的意象，从早期的造大船，到晚年的造船形的建筑群（“繁盛里”），都源自一种类似于乌托邦的梦想。
作为一个民族的寓言，则在于书中的两重思考：一个海港的兴衰，与一个国家的兴衰的关系。一个族群的下南洋的生存探路，与一个国家的可能的前途命运。这样以来，写一个港口，一个区域，一个族群，就与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密切关联了起来。樟树埠就因此不会是福克纳的“约克纳帕塔法县”那块“邮票大小的地方”，也不会是莫言的东北乡，而是与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形成了某种意义上对话，探讨的可能就是一个更宏大的话题。
当然，这是客观上的效果的呈现。作者其实更愿意将这部作品归之于小，而不是大。在大的时代背景天下大势浩浩汤汤之下，作者选取的关注点其实很小，这个小，就是他其实关注点在于人性，或者更具体来讲，是欲望，是谎言。这种对欲望、对谎言的控诉和批判，甚至从鬼神叙事中的娘娘和假托水流神的鬼魂嘴中说出并重复。作者想要推演的是，故事从一开始，就是一个谎言的开篇和缘起，谎言一路行进，勾连起来系列的故事。陈鹤寿是暖玉的假表哥，水流神是陈鹤寿假造的神灵，而假神灵却有如花的鬼魂附体假扮，陈与柳三娘的儿子沧海（温兆吉）也是编造了个假身份送出去，成了海盗头子温鹏程的义子。陈鹤寿一而再为他的创业梦想画饼骗村人入局（当然有的成功了有的失败了），白辫先生的戏班原来是太平军的卧底，直接给他儿子成功洗脑使他加入反清行列，海盗头子与陈鹤寿的交往和过手也处处陷阱处处挖空圈套套着圈套等，不一而足。欺骗和谎言，其实是故事推进的逻辑动力。这瞒与骗的背后的动力，其实自然就是欲望，是贪嗔痴慢杀盗淫妄的人生之恶，构成了历史行进的推动力，是恶推动历史而不是善，是恶造成人类社会的千变万化不消停不安稳，而不是慈悲、爱和宽容。
说这部作品有史诗性，还有一个原因，是作品从主人公的大概20岁写到了他的大概八十岁，1820年左右-1900年，鸦片战争前，到新世纪的春天也即1900年。知府、县令、传教士、农民军、太平军、海贼、渔民、商人、省城、汕头、南洋、南澳岛、虎门、泉州、香港等等，书中写到的地点涵盖了整个潮汕区域及其潮商勾连的区域，以及发生在潮汕地区的近代史上的若干事件。如果历史书一般地来写，肯定乏善可陈。为此，厚圃在博采广取、转益多师、融会贯通多种文学资源【巴尔扎克的，马尔克斯的，莫言的，陈忠实的，聊斋的，以及通俗文学、民间戏曲（说唱）的，等等，不一而足】的基础上，将叙事模式和故事动力，做出自己的择取，那就是，以结实的历史编年和事件框架，不掩饰宏大叙事的历史写作冲动，追逐写成一部史诗的目标；同时，鉴于传统史诗神话的耗散和已经祛魅，意识到宏大史诗写作可能存在的虚假性和难以自洽性，遂赋予他的史诗写作之旅以诗性对历史的消解方式，呈现为新的历史观：民间的，底层的，世俗的，小传统的，甚至是人鬼神混杂的，是众生平等，平等平等的。
所以，在厚圃的史诗中，通过抒情性极强的幽灵叙事（或者称为神灵、神鬼叙事）的独立成章独立视角，参与史诗建构和结构，并通过民俗（小传统）叙事，亦即花团锦簇的民间生活（这繁盛的生活，生机勃勃的生活，建构起来是樟树埠、澄波县、潮州府的民间泥沙俱下的蓬勃生活），我们看到了诗；在宏大里，看到了细微；在成功里，看到了朽败；在神话里，看到了苦；在人生如戏“尘世”如“破破烂烂的戏台”（桑田语）中，看到了人的起心动念无不是恶的“造”“作”；看到了轮回过患，人生八苦，缘起缘灭，缘聚缘散。
《拖神》之谓，显然摆明了厚圃写作这部作品的发心（初衷），他有他的对于信仰的理解，对于神灵乃至宗教（大的与小的，公认的与民间的等等）的理解。潮汕地区作为信仰云集宗教汇聚之地，作为各种神灵各立山头各逞其能的竞技场，作为万神之殿的神灵总集之地，妈祖娘娘、三山国王、水流神、营火帝、天主教、佛教……都在这弹丸之地轮番上演神与神对决、人与神感通、不同信仰的人与人之间争斗的故事，作家熟谙家乡的神灵谱系和浸染，所以将神灵与信仰并于一条副线，作为作品叙事展开的重用功能驱动，甚至是叙事者借以臧否人事、世事的一个依托，一种角度。
作者最大胆之处，在于化用转借并使用了“拖神”的情节故事（以潮汕地区正月二十二“拖老爷”或称“拖神”习俗为原型），从而成为全书的一个重要“文眼”，成为作者理解评判宗教信仰的一个核心观念，神灵信仰无所谓好坏，也与神灵无关，只与人心人性有关，是人的欲望包括救赎愿望的投射。正是因为有了这样的人神其实相对平等而不是总是凌驾于民众这样的民间意识，从而在潮汕之地，才有了胆敢“拖老爷”的冒犯之举。
世事如棋，人心惟危，神仙也不能太舒服，这是《拖神》的潜台词。众生皆苦，人神都难，信仰经常不敌欲望（爱情自然更是一种欲望），人甚至往往还不如鬼。但慈悲与智慧的结合（按书中的表述，是暖玉的“大爱”与陈鹤寿的“忠义”），终当是也应该是最后最究竟的拯救力量。这或许应是作者的断语。
从而，这部力作，可以称之为史诗之作，“繁华”之作（说破看空之后，繁盛丰富意）、“富贵”之作（憨山大师说“不读《华严》不知佛家之富贵”之意义上的“富贵”，博大浩瀚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