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漂泊》：人性的觉醒与灵魂的救赎

阿微木依萝的中篇小说《漂泊》是一部构思精巧的寓言体小说，以一个幻化为人做厨师的海龟姚远的视角叙述了一家餐厅背地里所经营的非法生意。小说的主人公除了姚远以外，还有周奶奶，她不仅将姚远引入饭店的“地下”生意场，又把他从中解救出来，将餐厅女老板告上法庭，最终战胜了邪恶，伸张了正义。本文以这两个主人公的经历和心理变迁为基本线索，考察这部小说所阐发的人性觉醒与灵魂救赎的主旨趋向。

首先是姚远的人性觉醒。姚远本是一只海龟，却意外变成了人，且以20岁的男孩形象示人，他寓居人间十年，做过多份底层的工作，因为对餐厅女老板的爱慕而甘愿在她手下做一名厨师。一天在荒野意外遇见一个孤独的老女人周奶奶并相谈甚欢。姚远在餐厅兢兢业业，但始终未进入其中一道隐秘的门。直到周奶奶将她引入门里（此时姚远尚未识破其身份），他才发现这家餐厅的地下竟然“别有洞天”，里面有穿着各种兽衣的人在忙不迭地炮制着供本城顾客们食用的食材，其间不仅卫生环境极差，而且这些人毫不顾忌地用脚踩着缸里的酸菜，且“一些发霉的樱桃，只要经过我们清洗和打蜡，就让它看上去新鲜又漂亮了。”姚远被迫加入其中，但他始终经受着良心的煎熬，因为他知道这种行为是不人道的并且是违法的。小说非常细致地剖析了姚远在混入制菜队伍之后的心灵纠葛。姚远虽然知道这些工人都生活无着，只能通过这种特殊的方式赚取费用，但他内心的道德底线一再告诫他这样的工作绝非正途。他开始思索一个严肃的问题，即这些工人如何一步步地将原本活泛的心灵变得麻木，使自己异化为一架只知生产不知思索的机器，从而坦然接受这份明知是损人利己、游走在法律边缘的特殊工作，他想“也许兽衣穿久了，会真的觉得很舒服，并且真的有了一些兽性。”

在此，小说设置了一个十分精彩的悖论，从而产生出巨大的反讽意味，即姚远本身是兽，但他却不断激发出合于自然人道的人性，而他身边的人，却似乎都泯灭了人性，发展出极度扭曲的兽性，他们不以伤害人类同胞的身体健康为耻，反而与黑恶势力同流合污。姚远在经历一番心灵的挣扎之后，终于觉醒了光辉的人性——他想逃出这个制造违规食品的渊薮，并将这桩隐秘的罪恶绳之以法。在周奶奶的巧计安排之下，他实现了自己的愿望。姚远的人间游历是由兽变人、由兽性转为人性的心灵成长过程。他战胜了兽性，实现了自我主体的创生，而这个主体，是具有正常的人性和对最广大同胞的理解、同情、尊重的完满的主体。在此，我们能够再一次体会到钱谷融先生所说的“文学是人学”的真义。小说通过姚远的精神淬炼重申了人性的可贵。我们不难联想到王统照的《微笑》中一个女囚的微笑就让一个男犯人的人性苏醒，重拾对生活的信心与爱自己的能力。而《漂泊》里的姚远的人性觉醒，并未借助外力，纯粹是靠自身的精神坚守，这就更为难得。我们由此也可以更深刻地认识到，人性的伟力往往能够促使一个即将跌落罪恶之深渊的人悬崖勒马。在罪与功、善与恶、光明与黑暗激烈角力之时，在命运将走向两个截然不同的方向的关键时刻，在心灵纠缠、撕扯得最厉害之处，往往是人性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这是《漂泊》藉由姚远这个人物形象所抒发的第一重主旨。

其次是周奶奶的灵魂救赎。周奶奶或许是由海鸟幻化的，小说对于这一叙事关节并未交待明确。关键点在于，她始终具有和海鸟一般的对自由的向往。她是孤儿，又未婚未育，长期寡居于荒野之中，之所以去餐厅的地下工厂上班，一方面是为了挣钱完成自己的梦想——驾着自制的三叶船驶向大海；另一方面则是忍辱负重，为了有朝一日揭穿餐厅女老板地下工厂的罪恶。小说中所呈现的周奶奶的故事就是她自我灵魂救赎的过程，而这一过程的激发点则是她与姚远的偶然相遇。她自己长期在地下工厂上班，已几近麻木。虽然屡次想扳倒餐厅女老板，但这个女老板善于利用自己的姿色游走于政治与商业之间，因此总是稳操胜券。当周奶奶面临绝望之际，姚远的出现重新点燃了她的斗志，她不断考察进入地下工厂这个泥潭的姚远能否出淤泥而不染，将之视作自己的孙子——“我觉得有义务照顾你的人生，哪怕一小段人生，这么做也仿佛是在救赎我自己。”最终姚远经受住了考验，而女老板的后台支撑力量塌陷，周奶奶趁此时机给予女老板致命一击，并带着姚远乘着三叶船驶向理想的彼岸，实现了灵魂的救赎。尽管小说对周奶奶的灵魂寄托写得有些别扭，即对她为什么如此向往海洋，真正驶入海洋后，目的地又何在等系列问题缺乏充分的解释。

不过，我们还是可以体会到作者设置周奶奶灵魂不安这一情节的苦心。从普遍意义来说，人类都需要一个存活下去的理由，其中既包括肉身和生命的延续与愉悦，更包括灵魂和精神的附着与依托，正如许巍那句广为传唱的歌词所说的：“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还有诗和远方的田野。”周奶奶正是努力地寻求着活着的意义以及能够安放自己灵魂的别样空间。她费尽心思打造三叶船，就是为了最终能够离开琐碎且又带有罪恶感的工作及凡俗人生，结尾周奶奶的驾船而行，能够看到孔子“道不行，乘桴浮于海”和苏轼“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的历史投影。周奶奶在小说中是一个复杂的形象，她具有超出常人的正义感，所以才会与餐厅女老板这样的邪恶集团势不两立，同时她又是一个具有谋略的智者，否则她就难以实现将女老板扳倒的愿望。如果单凭姚远一己之力，要做成这件壮举几乎是不可能的，因此周奶奶就像一个幕后的军师引导着姚远的工作与人生航向。而她之所以这么做的根由，则是为了救赎自我的灵魂。在此，小说并没有显露出浓郁的宗教意味，周奶奶也不像北村充满基督教色彩的小说中的主人公一样承受着灵魂自我责罚的痛苦，她对自我灵魂的救赎更贴近于中国传统士人对精神家园的执着追求。这种追求是不为五斗米折腰，是希冀一个没有尔虞我诈习气的桃花源，是李商隐所心心念念的“永忆江湖归白发，欲回天地入扁舟”。小说对这一主题的阐发给予了文本一定的哲理上的提升。同时，我们需要看到，小说对人性觉醒与灵魂救赎这二重主旨的表述有时是交叉进行的，也就是说，姚远的人性觉醒和周奶奶的灵魂救赎并非机械式的一一对应，姚远的选择同样促成了周奶奶的人性善的一面的扩张，而周奶奶的行动同样是对姚远灵魂的一种洗礼。这二重主题的相互生发实际上达到了相得益彰的阐释效果，使得小说文本更具有深厚的文化内涵，能够启人深思。

阿微木依萝的《漂泊》所具有的深刻性和社会意义，以及其对人性与灵魂的发掘和探索也值得赞赏。不过，小说也有一些地方值得探讨。一是对于姚远的海龟习性书写还可以更加细致一些。小说虽是写变成了人的海龟，但从艺术逻辑来说，海龟与生俱来的一些生活习性和特征是难以改变的，例如卡夫卡的《变形记》是写变成了甲虫的人，他就将甲虫的习性、情绪写得惟妙惟肖，让人觉得格里高尔已经真的变成了甲虫，可谓是以甲虫的心性述说甲虫，而《漂泊》更倾向于以人类的心性揣度海龟，少了几分艺术上的真实。二是某些情节设置上略有生硬之感。如姚远在地下工作竟不能认出周奶奶的身份，使人觉得他过于愚笨，如能写成他迅速认出了周奶奶，二人在地下继续密谋如何推翻恶势力，或许能使小说更高能，更“烧脑”，也更有看点。此外，餐厅女老板对姚远在地下工作后的那份说辞似乎也不符合她的老板身份。

我们期待阿微木依萝的后续作品能够继续完善提升，开创出新的审美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