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社会中的扎根与寻根——邓一光的深圳书写

邓一光的深圳书写以关注人的精神世界为重点，他以移居者的目光，打量城市里这些抛却自己的故乡经验杂沓而至的人。在与刘洪霞的访谈《一个两千两百万座孤岛组成的群岛》中，邓一光提到：“四十年来，数以千万移民来到这里和离开这里，他们割裂和背叛了自己的前生活，在一座完全建立在虚拟之上却得以快速发展的城市中，没有什么文化基因可以帮助他们连接现实生存和抵达理想，直到现在，人们仍然在不断抛弃阻碍自己前行的那些既定的东西，创造全新经验。”① 断裂性移民带来的彷徨，重新构建与这座城市的根系，就成了邓一光构建自己深圳文学的重要基点。在最新小说集《花朵脸》中，邓一光尝试通过对历史和血缘追根溯源来确立城市和个体的存在及意义。而十余年来，邓一光在空间维度上进行建构与解构，塑造自然空间与城市空间的对峙，血肉饱满的城市形象建立了起来，使深圳建造精神归乡成为可能。

一、移民者的空虚与对扎根的渴望

在邓一光较早的《你可以让百合生长》《在龙华跳舞的两个原则》《深圳在北纬22°27′—22°52′》等一系列深圳小说集中，无论是深圳本地人，还是外来打工者中的底层、已有一定立足之地的中产阶级，面对的最大问题都不是物质上的困难，而是更深层次的精神问题。一方面，人难以与日新月异的城市维系深刻的联系，失去价值的个体容易被时代的列车抛弃；另一方面，故乡的血缘与人情关系受到城市文明的巨大冲击，个体在深圳这座城市中与他人的情感联系淡薄，人更迫切于证明自己的存在。《想在欢乐海岸开派对的姑娘有多少》中，喜子讲述了第一代来深建设者被城市遗忘的故事。他们为深圳付出了青春和肉体，但城市中的艺术、文学将他们除名，他们的来源、归处、生命都变得无关紧要。得了阿尔茨海默病的不仅是那对垂垂老矣的拓荒牛伴侣，更是这座残酷的城市。《宝贝，我们去北大》中，汽车维修工王川为这座城市的“速度与动力”提供新鲜的血液，城市却让他得到断子绝孙的诅咒。《北环路空无一人》提及清明节时深圳的空城现象，七十万人只有出城回到故乡祭祀才能确认自身的来源和归属，他们未能在深圳这座城市实现精神与情感意义上的扎根。《轨道八号线》中，四个流水线工人在短暂的工作休息空隙浏览这座城市的繁华，寻觅着轨道八号线企图前往市中心。李德南在《他们都是造物主的光荣——论邓一光的深圳系列小说》中提到，寻觅的行为背后反映的是韦立马确认自身价值的诉求：“他希望行动，想爬到会展中心的顶部去，想站在高处，借此证明自己的存在价值。”② 征服市中心之旅的失败、行人的无视极大地挑衅了韦立马，盛怒之下他杀了柴琳，对他而言这是唯一一个能引人注目、确认自身存在的行为。

在这种断裂性移民带来的情感空虚状况下，邓一光笔下的人物常常处在不确定的状态——对身份、记忆、现实的不确定，对目标、未来的不确定。相应地，这些人物常常进行无意义的、重复的寻找。《你可以看见前海的灯光》中，“我”压根无法确定好朋友铜管的职业，更是忘记了与铜管、左丁户相识的过程。《脆弱的心都很敏感》中，“我”无法找到爱车，甚至无法确定停车位f13的存在。最好的朋友、最爱的车的确定性与游移记忆中的不确定性之间，产生了巨大的裂痕。《乘和谐号找牙》中，年轻女人要去寻找自己的乳房，“我”则要寻找自己丢失的牙齿。《北环路空无一人》中的个色，则要寻找并不存在的女朋友。刘洪霞在《生命移植的时代精神症候——以邓一光深圳系列小说为中心》中提出，个色的“寻找”和反常小狗皮卡从来不与其他狗玩耍的“不寻找”行为，指向的都是孤独的命运，二者的荒诞和反差构成了极其空虚落寞的心理感受。

邓一光捕捉到了小说中的人物对于扎根的欲望。在这种漂泊无根的状态下，他们都展现出了对“祖宅”“房子”“家”“床”等这类具有扎根意味的事物的强烈渴望。《宝安民谣》讲述发仔对宗族祠堂的坚守，他的兄弟姐妹为了更好的发展偷渡去香港，子女也移民到加拿大，他依然留守祖宅，每天坚持喝老屋的井水，时不时去宗祠看一看。这份对祖宅的坚守，也是对血缘、宗族的守护。《我在红树林想到的事》中，红树林本身是史前生物的住所，海鸟鱼虫栖居在此，而从海洋爬到陆地上的人已经无法找到这样天然的栖居地，只能在茫茫城市中寻找一个价格合适的房子。申霞艳在《如何书写现代城市——以邓一光的深圳书写为例》中谈到，深圳人苦苦寻觅的房子可视为精神家园的代指：“不管是作为新移民的‘我’寻找房子，还是原住民的他寻找母亲和母亲的男人们，都隐含着在陌生的城市中寻觅精神家园的企图。”③《台风停在关外》中，岳小白目睹同厂工友的胳膊像塑料玩具一样被折断，不断向杨桃申述成家的渴望，家在此时意味着一种确定安稳的生活。《有的时候两件事会一起发生》中，自由画家碎米对一张不符合她年龄的童床有着非同一般的执拗，甚至为了在童床上多睡一会儿而懈怠了自己最热爱的美术事业，这张床为她带来婴儿般的包裹感，仿佛让她回到胚胎时期，回到稳定、安然的状态中。“祖宅”“房子”“床”能够短暂地为漂泊的深圳人提供一个稳定的肉体寄居空间，却无法解决漂泊者精神上无所皈依的问题。

二、建立根系的新尝试

物质的栖居无法解决精神的漂泊问题，于是邓一光在精神层面寻找寄居处，尝试以回溯历史的寻根方式为个体和城市寻找支柱。早在二〇一七年，邓一光就描述过自己初到深圳时认识这座城市的方法：“第一件，从梧桐山开始，沿着地理学上的深圳河走一趟……第三件事，我想看看深圳人埋在什么地方，看看那些逝者，他们来自哪儿，怎么安葬。墓地是血缘、信仰和历史的集中地，是一个地方的历史，有墓地的地方才有前世来生。”④ 河流为城市的来时路做注脚，墓碑是个体最后的归途，二者都共同指向回溯历史这一条路。在邓一光的最新小说集《花朵脸》中，他也将历史寻根的方式大量地投入实践中。

深圳以缺乏历史感著称，追溯深圳的历史和传统似乎是天方夜谭，而邓一光不愿意拘泥于这种“深圳没有历史”的观点。在《第一爆》里，他引入了一个关于深圳蛇口的神话故事：“我们脚下站着的蛇口，是当年嫦娥丈夫射日的地方，那位尧帝的御用射师怒射九日，误射下护日的九头神蛇，神蛇掉在蛇口，变成九曲海湾。”⑤ 地处岭南的深圳在历史上长期被划入荒岭蛮夷一带，与盛产中华神话的中原地区不可同日而语，而在邓一光的笔下，九曲河湾由蛇口而起，深圳从历史册里寂寂无名的小地方变成五千年文明的重要源头之一。这无疑是对深圳历史感的一种构建。在《猜猜云彩》中，邓一光将深圳的历史追溯到了明朝：深圳由明朝东莞伯何真的老宅坐镇。而通晓天下时势，摒弃个人称帝欲望来换取岭南安定的何真是岭南人风骨的代表，深圳也理所当然成为岭南文化中的一脉。在这篇小说中，邓一光还虚构了一张王不空拍摄的照片，照片中，邓小平在边界线处眺望着落马洲桥对岸的香港。香港这一块邓小平晚年付出大量心血的土地，他从未踏足。照片是虚构的，历史是真实的。《深港关系四百年》中记载道：“1992年1月18日，邓小平二次南巡到深圳视察。在深圳皇岗口岸，这位老人站在高高的落马洲桥面上。眺望完深圳市容和皇岗口岸全景后，老人转身沿着桥面向南走去，当走到深圳、香港的分界线10米处时，老人停住脚步，将目光投向了南边与大陆紧密相连的土地。他笔直地伫立在桥头，一动不动地凝视着香港足有八九分钟。”⑥ 百年殖民史将结束之际，小说借助王不空的眼睛，回顾了中国现代史中的重要一步，让深圳成为见证者。这是邓一光让深圳参与历史的另一种巧思。除了在宏大的时间轴上确立深圳的一席之地，邓一光也在一些看似漫不经心的细节上塑造深圳的历史感。《猜猜云彩》描述了“我”在笋岗老围闲逛时买了一包云糕充饥的小插曲，寥寥数语，一笔带过。云糕实际上是深圳具有代表性的百年小吃，光绪二十七年，福田人黄果就将深圳云片糕正式投入生产，“合成号”商号在深圳圩正式挂牌营业，深圳云片糕制作技艺也早早成为广东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薯莨的秘密你可能知道》以莨绸纱技术作为背景，而这门技艺依托于珠江下游富含铁的灰黑色河泥而为广东独有。道光年间，莨绸染坊就在深圳东门大街落脚，东生源店也通过继承和开发这项古老的染整工艺，成为百年老店。邓一光对深圳的历史下了扎实的功夫，考究种种细节，都是为了证明这座城市并非无古迹可寻，深圳亦有自己的传统。

目光投射至现代，邓一光透过深圳锦绣华服的装饰，看到了它贫困落魄的前身。四十多年前那段人们为求果腹而赌上性命的偷渡香港史，是这座城市无法忘却的痛。《纪念日》中的神秘客人每年都要为葬身大海的父母预订一桌传统客家宴席，以告慰他们涉险渡港却无福靠岸的神灵。《入侵物种》中九岁的小男孩，因为全家偷渡而成为孤儿，这段经历更让他在孤老院备受欺辱，他逃到山中孤苦过活。窄窄的深圳河更像一道时代的、政治的、经济的鸿沟，区隔深圳和香港两个截然不同的世界。二〇一一年发表的《深圳河里有没有鱼》和二〇一四年发表的《所有花都是梧桐山开的》中，邓一光已经在尝试挖掘那些早已被历史河流冲走、泥沙掩埋而销声匿迹的种种。他并不回避这些惨痛的过往，“我听到的故事，不过是很少很少的一点点，更多故事，已经消失掉了。我觉得这个故事不应该消失。我觉得一座城市的纪念册上，如果没有愚昧和觉醒，没有贫穷和死亡，没有向死而生的愿望和勇气，是不完整的，不配叫纪念”。⑦ 作家对这些历史的书写，并不是要炫耀自身另辟蹊径的视角，或在灯红酒绿的都市形象外开拓苍凉和厚重感，而是唯有回溯深圳曾经的贫瘠落后，改革初期的蛇口第一爆才显得那么重要，它带来的开放才足以改变了一代人命运。对历史的寻根，让城市的发迹不再是空荡荡的符号，而成为对个体有温度、有意义的实体。

城市在追根溯源的过程中认定自己的内核，人亦需如此。《薯莨的秘密你可能知道》是小说集《花朵脸》中非常潮流新颖的一篇，它以“饭圈”文化为楔子，给出个体在现代文化中寻找精神安身立命之处的良方。不少五〇后、六〇后作家曾尝试将网络时代快速衍生的新文化纳入自己的写作系统，却往往只能在新造词的语言门槛外徘徊，或以遥想当年的姿态表现出对当代青年颓态又激进的情绪的不理解。邓一光是为数不多的、没有被语言和时代的陷阱绊倒，捕捉到新旧时代间关联的作家。商业时代的偶像是一件展出共享的商品，如何让商品保值甚至升值，促成了多方利益的博弈。在网络世界，语言文字成为维护偶像形象最直接的手段，话语权成为“饭圈”的兵家必争，占领网络实时广场、刷屏控制评论、举报对家发言就成为一系列的兵家对策。在热闹的交战中，粉丝们仿佛找到一种现实生活中难以寻觅到的强烈归属感和成就感，朱立果那样的领军人物也在网络世界有了举足轻重的、类似精神领袖的位置。而这种归属感和领袖地位是脆弱易破的，当口水战失败，当人们对“饭圈”文化话术的厌恶蔓延到对自家偶像的观感，为了平息众怒，为了维护偶像的商业版图，精神领袖朱立果首当其冲成为被割席、被献祭的代罪羔羊。朱立果的账号被清空，宣告这个虚拟的存在、虚拟的身份、虚拟的归属感的消失。这是在虚无缥缈的时代，个人难以确认自身存在、自身价值的悲哀。在文本中，“饭圈”粉丝控评的高效、词汇用语的不断扩容变化、情感联系的脆弱易碎都与现代化城市文化的特点不谋而合。因此，朱立果的难题不仅是“饭圈”的难题，更是个体面对城市文化的难题。而在这个难题上，朱立果并非孤立无援，沉浸在古老的薯莨浸染技术中的程子骞给出了答案：他摒弃嘈杂的话语，回归自然的纯粹，和浸染的布匹达到身心融合的境界；他在迷离的家族历史长河中找到自己的谱系，在追根溯源中定义了自己的存在。薯莨浸染是一个超脱于“经济效益”“个人地位”话语体系的事物，所以程子骞与薯莨浸染的精神联系不会因为外界而改变。朱立果与程子骞这两个看似风马牛不相及的人物艰难的交合，正是邓一光对现代和传统的巧妙联系，是对精神寄居问题的回答。

小说《花朵脸》讲述了上世纪八十年代的一段动人的深港恋故事。南下的北妹与元朗少年跨越祖国的千万里路程在深圳相逢，两个异乡人诗意的爱情超越了那个漂泊不定的物质时代，成为彼此精神的栖居地，二人共同患上的孤儿病为这段佳话点上凄惨的结尾。他们的女儿说：“我一直在想，是不是因为拥有同样脆弱的生命，他们怜惜自己，又能感觉到对方，才千里万里走到了一起？”⑧ 二人在城市中形成的情感依赖，指向了精神联系对于个体的重要性，他们的深刻情感联系并不是由象征安居之所的工地棚子维系，也不是由象征物质基础的照相馆保障，是命运的缔结，让他们在这座城市有了可依附的精神港湾。能够确认个体存在的，不是户口、支票、房子，而是血缘、情感、精神的依赖。故事结尾，南下的姑娘在死亡降临前将自己、丈夫和象征他们爱情的相机都归还至原本的土地。落叶归根，这又何尝不是一种对生命本质的追溯。

城市文学是关于城市的一种想象，邓一光的小说中从集中展现人物的迷茫、空虚转变为一种回溯历史，确认自我的寻根模式，这意味着，邓一光对深圳这座城市的理解有了不同。两千两百万座孤岛，也开始勘测其他岛屿的信号，深圳也可以成为南国温暖的水域，供人扎根建系。

三、空间维度的立体形象

要让一座城市在当代文学史上承担精神归乡的意义，就必须构建一个具有饱满血肉的立体的城市形象，避免其在扁平的刻板印象中继续沉沦，这也是邓一光十余年来深圳书写的最大特点。城市通过空间规划设定其功能，工业区负责转换廉价劳动力的人口红利，高新技术区负责在时代发展中转型升级，居民区和休闲场所安放人的情感欲望，洗涤工作中的疲倦怠惰。区域功能的划分提高了城市发展的效率，人从属于城市发展的要求来按部就班地安排自己的生活。对城市发展功能的单向赞扬或批判都容易将城市指认为欲望的化身，让人在被客体化的过程中沦为城市的工具。因此，邓一光以解构地标符号和重新划分城市空间的方式来避免城市的空洞物质化。

防止深圳被扁平标签化并非对极具特色的地标敬而远之。邓一光从不避讳对深圳各类地标的提及，市民中心、万象城、梅林关、香蜜湖、欢乐谷、梧桐山，这些极具城市政治、经济、休闲功能特征的地标大大方方地出现在邓一光小说的标题中，承担着隐喻作用，杨庆祥、张坤等学者都曾对这些地标的象征意义进行过深层次的解读。然而，如果小说文本只是停留在凭借地标符号建构城市意义这一步，城市就只是一个工业化的功能产物，故事只能走上赞扬城市发展或批判城市吞噬个体的单向道，城市依旧只有空虚的物质含义，个体在城市中只能丧失自由意志，作为一枚城市的螺丝钉收获快乐或痛苦，城市更无法成为人的精神归途。在邓一光笔下，符号的建构和解构是双向的。《离市民中心二百米》中，安洁因入住城市的中心区而兴奋不已，对她而言，与市民中心的物理距离意味着她被城市接纳的程度。但她惊讶地发现，在深圳的中轴线上工作了三年的保洁工从未踏入过市民中心，也从来不认为自己是深圳人。她突然意识到与市民中心物理距离上的靠近并不意味着城市对个体的接纳认同，更不代表个体能进入城市权力的核心圈层。在小说中，市民中心这座大楼抽象为权力符号，指涉社会结构、身份认同等文化问题，市民中心对保洁工这类边缘人的排斥代表着城市对个体意义的消解。而从另一种层面而言，保洁工对市民中心的毫不在意，也对这座城市孜孜以求的权力、经济表象进行消解。对他而言，这座建筑的象征不具备任何意义，他的“无知”帮助他拒绝掉入追求符码的陷阱。在邓一光的小说中，这些地标不是为了重复“城市消解个体”或“个体不得不追求名利物质而被物化”的戏码，他通过个体对城市符码进行反击，肯定人自身的主体性。在《邓一光访谈录：我就是那只暴风鹱》中，邓一光就提出，地名的意义处在不断生成、转换和消失的过程中：“‘万象城’是钱的命运还是寄居地?‘市民中心’是公民身份还是理想中的家?‘罗湖’是陌生化人际关系还是取暖游戏?‘龙华’是工业规则还是爱情恐惧?‘北环路’是遗传基因测试点还是社会自闭症群容留所?‘前海’是灵异现象还是信任?‘梅林关’是逃亡之隘还是错误的生活?”⑨ 城市符号对个体意义的消解并不是单向的，人并非在城市的压迫和吞噬中走投无路。

为了避免深圳成为流水线上的物质材料堆砌物，邓一光在创作中引入了自然地理的维度，重新对城市的空间和其功能进行了划分。城市立足自然，所以这片土地首先是自然物种的栖居地。邓一光乐于描写这片土地上的植物、动物，比如《我在红树林想到的事》写黑嘴鸥、白琴鹭、刺水蚤、三角藻，《簕杜鹃气味的猫》写马缨丹、异木棉、金山葵，《所有的花都是梧桐山开的》写凤凰木、火焰木、小叶榄仁……动植物元素的引入并不是为了通过罗列堆积出丰满的城市形象，而是意在揭示维持自然环境与城市发展之间存在的空间对峙。《像一块即将消失的陨石》以天鹰的视角，对动物原住民栖息地不断被侵占的悲惨经历进行控诉。城市对自然的开发和勘探，让黑脸琵鹭失去了庞大的族群靠山而成为孤零零的珍稀动物，水濑、穿山甲、果子狸也结束了在这片土地的驻扎史。这是城市空间对自然空间的挤压。如果只是重复城市危害自然的控诉，自然生态只能在受害者的角色上不断被客体化，等待上位者的拯救。因此，在《入侵物种》中，邓一光对城市本位的空间划分方式进行了消解。小说以“如何处理野猫”的争议引出了“谁是入侵者”的问题。对于珍稀动物而言，指数型繁衍的流浪猫是入侵者，对于人类而言，飞速传播的新冠病毒是入侵者。在自然的生物链中，洄游虾吃掉水蚤和硅藻，弹涂鱼吃掉毛虾和磷虾，自然规律使然的捕猎和侵犯每天都在发生，病毒更是早在几亿年前就成为地球的居民，辗转寻找宿主，人类无法因自身受害便以道德观干涉自然规律。“法律没有赋予公园驱逐任何动物的权力，公园也没有向任何动物发出过邀请函，我们只能维持现状。”⑩ 公园是城市文明的产物，而在小说中，公园承担的城市功能被自然功能替代，人类不再是这片土地的主人，主宰地理空间的划分，高傲的城市本位观也无法获得天然的合理性。这是自然对城市的反击。正如《离市民中心二百米》中边缘化的保洁工消解了城市发展的符码一样，动植物栖居地天然的合法性也对这些城市热切追求的物质符号进行嘲弄，某种程度上消解了城市发展的神话性。《我在红树林想到的事》中，对于黑嘴鸥、白琴鹭、寄居蟹而言，红树林是无须支付租金的天然栖居地，而人类已无法从陆地回到海洋，丧失了这个自然的家。这是空间意义上，边缘对中心的消解。

对城市符号的建构和解构，自然空间和城市空间的对峙，避免了城市发展神话传奇的重复，也让深圳文学不再是字字泣血的生物控诉书。邓一光的克制成就了这种对峙和张力，个体在城市中才能书写除了被异化以外的情节，深圳才能安放个体的情感精神诉求，邓一光在空间维度上的巧思，让深圳建立了具有血肉脉络的城市形象，在现代社会中开拓了个体扎根的可能性。

注释

①邓一光、刘洪霞:《一个两千两百万座孤岛组成的群岛》，《上海文学》2021年第6期。

②李德南：《他们都是造物主的光荣——论邓一光的深圳系列小说》，《南方文坛》2015年第3期。

③申霞艳：《如何书写现代城市——以邓一光的深圳书写为例》，《当代作家评论》2016年第4期。

④张克：《邓一光的城市书写》，《名作欣赏》2017年第31期。

⑤邓一光：《花朵脸》，花城出版社2022年版，第5页。

⑥南方都市报：《深港关系四百年》，海天出版社2007年版，第289页。

⑦邓一光：《〈第一爆〉创作谈：消失的白暨豚和消失的故事》,https://mp.weixin.qq.com/s/4VlsZa8FMfagh2GLvvynNw。

⑧邓一光：《花朵脸》，花城出版社2022年版，第178页。

⑨花田：《邓一光访谈录：我就是那只暴风鹱》，《长江丛刊》2016年第19期。

⑩邓一光：《花朵脸》，花城出版社2022年版，第19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