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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学文: 纸上书写犹如在雪野上行走

2023-09-20 11:30: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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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学文,生于1967年9月,河北省沽源县人;毕业于河北师范大学中文系,现为江苏作家协会专业作;著有长篇小说《燃烧的苍白》《天外的歌声》《有生》等5部;中篇小说集《麦子的盖头》《命案高悬》等17部。中篇小说《一棵树的生长方式》《飞翔的女人》《极地胭脂》《婚姻穴位》等多部作品被改为影视剧;曾获鲁迅文学奖、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中国好书奖、孙犁文学奖,鲁彦周文学奖、《小说选刊》全国优秀小说奖、《小说月报》百花奖、《十月》文学奖,《钟山》文学奖,花城文学奖等;现居南京。


生活确实艰难,但弥足珍贵

记者:您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小说创作的?或者说因什么机缘开始了小说的写作?

胡学文:我开始小说写作是参加工作之后,在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那个时候写小说,也写散文。当然,热爱文学应该是很早的事了,那时候比较喜欢阅读,但少年时代读的书也不太多,一直到上了师范学校之后,才开始读了一些,其实也没有读多少,但是毕业之后,就想尝试写作。

那个时候很有激情,工作任务比较重,所以写作常常在中午或者晚上、夜里进行。就像一个人盖房子,准备了很多石头、砖块、木头,觉得马上就能盖起来了,但是真正动工的时候却发现无从下手。那个时候写小说也就这样。一直到90年代,我发表了第一篇短篇小说,是在《湖南文学》,题目是《岩浆》,那本刊物我手里已没有了。

记者:您在教师岗位上待了多久?

胡学文:八年。在乡镇四年,在县城四年。乡镇那四年是刚参加工作,任语文老师,也当班主任,那段经历还蛮重要的。因为我过去是在村里生活,中学是在乡镇,等于在乡镇生活了几年,对乡镇也有了一些了解。而且那些孩子们的家基本都在村里,所以我经常家访,这样就对乡村有了另一种认识。另外四年是在县城中学。一个人对社会的了解,从宏观上是不可能了解得那么清楚、那么细致的,只能从一些具体的事情去进入。在县城当老师,也经常和学生家长打交道,也是对社会的一个了解。

记者:您的第一部小说《骑驴看唱本》是在什么情景下创作的?

胡学文:《骑驴看唱本》是一个中篇小说,发表在张家口的《长城文艺》上。《长城文艺》原来有刊号,后来变成内刊,所以准确地讲,这部小说还不是在正式的公开刊物上发表的。这个小说写实性比较强,就是根据我在乡镇的经验和体会写的。写的是乡镇小人物的故事,也触及了某些社会问题。后来再看当时写的小说,就发现,过去的小说可能写外在的东西比较多,内在的心理描写比较少。

记者:您的小说大多有黑色幽默的成分,这和塞外相对艰苦的生活有关吗?

胡学文:我的小说有多少黑色幽默成分,这需要读者和评论家去评定,但是我能肯定的是,这和塞外相对艰苦的生活有一定关系。现在回头去看,那个时候的生活真的特别苦。我记得特别清楚,可以随便举一个例子,比如说我少年时代,有一年过春节,我母亲买了两斤瓜子,叫我父亲炒,但是他从来没有炒过,结果炒糊了。类似这样的事情其实挺多的,现在回想是比较艰苦的,但是过去,在当时并不觉得艰苦,觉得生活可能就是那样的。在我的少年时代,就是感觉永远吃不饱。

虽然艰苦,但是人还是蛮快乐的,可能越是苦的时候,越需要快乐来调节,不然的话精神上没有支撑,心情不好,日子就没法儿过了。所以说虽然苦,但是大家还是懂得去调节的。怎么去调节?可能语言是一种方式,另外可能就是通过某些事情去调节。

记者:记得您在故乡张北时留下过一些影像,那里的记忆一定非常深刻吧?

胡学文:我的故乡不是张北,是沽源县。当然我对张北也很有感情,因为我在张北县读了三年师范,记忆很深。实际上,我在写作时把我的家乡沽源县、张北县,还有康保、尚义等坝上四县,都是作为故乡来关照的。这个记忆很深,当然最深的还是我出生的村庄。我在写作当中,常常将故事和人物放到那个村庄。

比如说我写两个人在街上说话,脑里马上会出现一个很强的画面,那个街道的走向是什么样的,左边是什么房子,右边是什么房子,前边是什么,后边是什么;是鸡从街上走过,还是哪个地方有狗;早晨是什么样子的,中午是什么样子的。是很紧密、很密切的一个整体,这个印象很深。把这个人物放到这样一个地方去写作,就会发现那个画面变得非常生动。

深刻的记忆就更多了。比如说在少年时代,我们照全家福,父亲因为干活没去,我母亲带着我们兄妹几人坐牛车,来回一天,就为照一张相,黑白照。我的少年时代,当时村里有很多水坑,因为我不知道哪个深哪个浅,本想蹚着过去的,没想到掉了进去,掉进去的时候还听到上面有人说,快拿东西来,等等一些很杂乱的声音。

生活确实是很艰难的,但是经过时间的打磨,经过时间的过滤,特别是作为一个写作者,回忆的时候,那些东西、那些记忆可能都变得非常珍贵。因为,根本不用去体验,那就是你的生活本身,确确实实经历过的。比如有一次,那是改革开放之后了,我们家分了地和牛。我和母亲从地里赶牛回去,遭遇大雨,真是滂沱大雨,睁不开眼,但又要往前走,低着头在雨柱里,跟着牛走,那种在雨中行走的感觉,在写作当中就可能用得到。

还有寒冷的感觉,我的故乡特别冷,数九天常常在零下30多度,雪也下得特别大。风雪之后,在村庄最后面的人家,雪积到一定程度,就跟房顶形成一个斜坡,我们玩儿的时候,常常就跑到人家房顶上了。那种寒冷,常有迷路冻死人的事。

还有就是塞外高原,风特别大,常言道,“一年一场风,从春刮到冬”。不是夸张,是真实的,只不过夏天风略小一点,春天和冬天,风都特别大。特别是冬季雪天的风,我们老家称为“白毛风”,雪被风吹起,天地茫茫。那种时刻,待在家里行不行?那不行,有时候必须得出去。所以在老家走路,辨别方向是很重要的。

自然环境对一个人,不管是写作者还是普通人,影响都是非常大的。除了自然因素之外,其实还有文化因素。我的老家是内蒙高原的边缘,是游牧文化和中原文化的过渡地带。等于在文化上是一个交融的情况,那么这种影响,就会有特别豪放的一面,有特别坚韧的一面,但是又有很细致的一面。

记者:北方作家的语言和南方还是有不一样的地方。

胡学文:北方作家的语言和南方可能不一样,有方言的影响,有说话方式的差别,还有风俗饮食文化的不同,都会这样那样地对作家的语言产生影响。但细分的话,南方作家他们自己也是不一样的,北方作家也不相同。语言是文学最重要的一个要素,一部作品好不好,未必需要看完,可能看一部分就知道了是不是值得看。一个判断的标准,就是看这个作家的语言怎么样,语言好不好,这是其一;其二是看作品有没有个性,我想这首先跟作家的个性有关系,然后也和他的追求有关系;其三,可能就是自觉不自觉的,有文化也有自然的因素。我曾经在一个地方举例,两个人见面说话,要在南方是很安静的,轻言慢语,彼此听得都非常清楚。但是要在北方,尤其是我们那个地方,风又大,在冬天里见面,必须得大声说话,甚至得喊出来吼出来,不然的话听不清。喊的时候,声音自然是不一样的,语音语调也是不一样的,作家在写的时候,所用的词汇也应该是不一样的。似乎没有太直接的关系,但是追溯起来关系还是很大的,影响还是蛮深的。

记者:《怒放的康巴诺尔》里有坝上的描写,是非常典型的高原叙述。小说家的散文很少受到关注,但这篇非常好。

胡学文:《怒放的康巴诺尔》写的是我们坝上的一个县,康保县。康保县城南面有一个湖,叫康巴诺尔,诺尔在蒙语里是湖泊的意思。那个地方有很多鸟,叫遗鸥。那种鸟长得很鲜艳,也不怕人。当时和朋友去玩,很有触动,就写了这篇散文。因为我们老家的鸟,一般是喜鹊、麻雀,还有百灵,我们村庄附近这种鸟比较多,像遗鸥确实很少,所以在康保见到的时候,就很感兴趣。现在康保对遗鸥的保护也非常好,我的朋友不久前还发了一个视频,他们成立了一个遗鸥保护协会,常有人从自己家里拿食物去喂鸟。

迎合,对创作必定有所伤害

记者:说说对您影响最深的作家?

胡学文:对我影响深的作家,其实挺多的。最早我读俄罗斯作家的作品比较多,像托尔斯泰、陀斯妥耶夫斯基、契诃夫,还有吉尔吉斯坦的艾特玛托夫。那个时候也不太注重什么现实主义,还是其他的什么主义,只要有书读就行。他们对我的影响可能都有,包括屠格涅夫关于草原的描写。

我读肖洛霍夫《静静的顿河》,那个时候读得真是特别过瘾,感觉就是在写我的家乡,是在家乡大地上发生的故事。后来读得多了,包括马尔克斯、福克纳,好多现代派作家的作品都读过。比较起来,可能我更喜欢福克纳和马尔克斯的作品,福克纳的小说、马尔克斯的小说,每年都要读。

近几年我比较喜欢的作家是阿尔巴尼亚的作家卡达莱,他的书我差不多全买回来读了。当然不是每一部都好,但是有几部我是特别喜欢的,比如说《梦幻宫殿》《亡军的将领》《破碎的四月》等等。他的作品风格是不一样的,但是他的很多作品里都写到石头城堡,这可能跟他的生活环境有关系。

说不好哪个作家对我影响最深,提到的这些作家,还有一些没提到的作家,对我都有影响。影响可能自己也未必能意识到,但是有。比如略萨,他的结构主义对我写长篇特别有启发,所以说对一个作家,有的喜欢其叙述,有的喜欢其语言,还有的喜欢其思想深度。

记者:您的作品受到广泛关注,是在2000年后,特别是《麦子的盖头》入选了2004年度中国小说排行榜。

胡学文:《麦子的盖头》是我个人作品中最早入选中国小说排行榜的,可能在这之后,作品受到了一些关注吧。

记者:很多作家都是在作品“触电”之后为大众熟知,《奔跑的月光》改编成电影《一个勺子》过程中,或者说版权转让过程中有什么有趣的故事吗?

胡学文:签这个协议的时候是陈建斌的一个助手过来找我的,我当时还住在石家庄,他到石家庄去跟我签的。当时我知道是陈建斌想拍。似乎也没有什么特别有趣的故事,反正很快就达成协议了。

记者:陈建斌导演对这部小说非常推崇,说说您对他的印象?

胡学文:陈建斌在别处讲过,他当时要找一部小说来改编成电影,一直没找到合适的,有一天看《人民文学》杂志,正好看到这部小说,马上让他的助手跟我联系。实际上到现在,我和陈建斌并没有见过面,但是我看过好多他主演的电视剧,我觉得他人还蛮好的,在《一个勺子》获了金马奖之后,他给我打过一个电话。后来,比如说我出小说集,出版社说想用一些剧照,这种时候有些影视公司是不乐意的,因为出版社提出来了,我就试着跟陈建斌联系了一下,看看可不可以,陈建斌非常爽快,后来这个图书营销让他帮忙做一些宣传什么的,他也答应得比较痛快。我觉得这个人挺好的。

记者:除了《奔跑的月光》《婚姻穴位》《大风起兮》都被改编成了电影。影视改编对小说的创作有什么影响?

胡学文:影视改编对小说的创作没有什么影响,电影是导演的作品,小说家的作品就是自己的小说。但是不可否认的是,如果说有影响的话,可能就是在传播上有影响。因为电影还是大众化的,电影播出之后,很多人会回过头来找小说阅读,传播的途径多,渠道也广,读者受众也比较多。

个人在小说写作的时候,要警惕影视化的写作。但是,电影作为一个艺术类型,还是有小说或者说有文学值得借鉴的地方,比如说,福克纳的长篇小说《八月之光》,很明显运用、借鉴了一些影视的艺术手法,画面感特别强。画面感强对小说创作是好是坏?我觉得有好有坏,如果说你写一个场面,那种画面感还是需要的,但如果在写作当中考虑到影视的因素,而且迎合这种改变的话,对创作必定有所伤害。

记者:您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创作长篇小说的?

胡学文:我在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就开始写作长篇小说,但是很不成熟,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开始想得很好,但是写到中间感觉手忙脚乱,人物头绪多,故事结束仓促。人物的命运怎么安排,虽然开始想好的,但是写到中间,可能就不一样了。长篇是结构的艺术,我想当时感到写得吃力,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结构没有想好。

小说还是有技术性的,有激情也须有技术,意识到这个问题之后,长篇小说就写得比较少,主要写中短篇。我们不可否认中短篇小说创作,在技术训练方面更有效。因为一个小说有什么问题,有哪些不足,写完之后你很快就能看出来,长篇不行,长篇可能写完了,有很多问题,但看不出来,篇幅和跨度拉得太长。

所以,我基本以中短篇创作为主。当然阅读长篇还是挺多的,相当于给自己提供一些滋养,为以后的创作做一个准备。

长篇,就是让自己慢下来

记者:您的长篇小说并不多,但一部比一部扎实。从《天外的歌声》《红月亮》《私人档案》《漩涡》,到2021年出版的《有生》。

胡学文:迄今为止,我写了五部长篇,《天外的歌声》是练笔之作。那么后来的一些,包括《红月亮》其实也是不成熟的。谈不上扎实,当时觉得还可以,后来再看,觉得问题还是比较多的。有的是在主题上,可能单薄一些;有的在叙述上,可能更传统一些;还有在人物的塑造上,可能急于写出人物的性格特点,写出人物的命运,写出人物跟这个社会的关系。走得太急,相当于到一个地方,目的地是到了,但是因为走得快,中途很多风景忽略掉了。现在想想,特别遗憾,目的和终点是重要的,但中途那些风景同样重要甚至更加重要,因为它就是目的的一部分。

也正是意识到这些问题之后,在构思《有生》的时候,我强制自己不要急。前面写那些长篇小说,有时候这个出版社编辑催促,或者是刊物催促,就急于写完。写《有生》的时候,我不再有这么急迫的心情,不断在提醒自己,慢下来,一定要慢下来,而且因为这个小说比较长,所以准备工作自认为还是做得比较扎实的。比如小说的主人公祖奶,先后嫁过三个丈夫,生过九个孩子。当时,我是准备让她生十多个的,后来一想,人太多,可能会有些乱,和每个丈夫生三个,正好九个。九这个数在中国也是伟大的,所以就想九个。那么就有一个问题,九个孩子,她是在什么时候生的,哪个孩子哪一年出生的,还有过世的时候,都要考虑到。而且这个孩子出生的时候,或者这个孩子成长的某个阶段,其实是对应那个时代的重大事件或社会背景的,当时我想明确地写出来,后来想如果写出来,跟格拉斯的《铁皮鼓》就太相近了,所以就没有提,但也是隐在小说当中的,可能很多读者没有看出来。九个孩子出生的时候,都是对应中国大地上发生的一些事情,一些重要的事情。

还有其中的乔石头这个人物,我在构思的时候,还写了一个他的传记,他的极端自负,经历过一些什么样的故事,也想写出来的。但是在写的时候就想,如果写出来,可能就像一棵树,枝干太粗太长了,会把这个树冠压得弯下来,会影响祖奶的形象塑造,会影响其他被祖奶接生的那几个人的塑造,所以就简写处理了。

乔石头这个人物,他的命运其实是暗示出来的,通过他在祖奶床前的讲述,还有他和村庄一些人打交道,包括和祖奶相处,基本上乔石头这个人物性格就完成了。

所以《有生》这部小说是什么样的,自有评论家和读者去评价,我自己能说的就是我倾注了感情,准备工作做得特别细。写完之后,恋恋不舍,与她相处甚久,有些难分难舍。后来我就写了一篇后记,叫《我和祖奶》。

记者:您有过到乡村任镇长助理的经历,这和老师的身份又大不相同,这多少会给您带来一些新的认知和思考。您的长篇小说《漩涡》就是写青年教师如何成长为乡镇干部的。

胡学文:一个人在写作过程当中,有时候经常会把自己的一些经历、体验写到小说当中,或者是根据自己的经验、体验去进行想象。《漩涡》这部小说,是写一个青年教师如何成为乡镇干部的。这也是比较写实的一部小说,我还是觉得不是很成熟,单薄了些。

我当过八年老师,可以说有教学的一些经验,一些经历。为什么想去担任镇长助理,就是觉得我对乡镇的一些生活,可能某些方面还存在一些隔膜,后来就到镇里挂职,待了一段时间。那段经历对写作有多少帮助,我不好说,可能那就是生活经历的一部分。

特别是对人的认识,尤其是和村干部打交道的时候,那种认识比较多。乡村干部是极有智慧的,也可以说是极其圆滑的。他那种处理问题的方式,有时可能是凭想象达不到的,或者是难以想象的。我曾经到过一个村子,跟村长进行过交流,特别有感触。他知道我不是真正的乡镇干部,所以他也比较敞开,不加隐瞒,讲他对上如何去做,对下如何去做。一方面,可能这就是一种生活;另一方面,或者从另一个角度说,其实也体现了中国文化对于一个农民,对一个生活在乡村的人物,是如何一点一点打上烙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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