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忆”是诗歌最重要的功能之一。美国汉学家宇文所安就曾将“追忆”作为解析中国古典文学的锁钥之一,甚至将其作为中国古典文学的一个重要意象和根本性母题来对待。如是,则追忆不仅仅只作为诗歌的一种功能存在,甚至可以登堂入室成为一种诗学的存在了。我们欣喜地看待这种现象的出现,就如陈丙杰通过“旧戏台”陶醉地“追问”与“造访”曾经的村庄。那些当年的人物,以及发生在他们身上的故事在陈丙杰的诗歌里若隐若现,由此荡出一圈圈微观历史的涟漪。
陈丙杰首先在诗歌中为我们再现出当年那些活生生的小人物,以及他们所生存的具体而微的场景。他将小人物的命运与特定的时代场景结合起来进行人物的还原与塑造,通过既感性又理性的诗歌建构,将人在宏大历史中之所以为人或者不得为人的历史诱因展现得淋漓尽致。诗歌虽然着重写人物与村庄的悲剧性,然而对人物的刻画仍然惟妙惟肖、活灵活现,尤其是透过将小人物置于不可见的历史之手,展现他们无法掌控的命运的时候,一种非常强大的文学力量便在诗歌中升腾起来。这是诗歌之所以成为诗歌的真正魅力所在。但这种魅力无疑与诗人的品质密切相关,一个诗人如果没有不忍人之心和对历史的反省精神,是很难在创作上达成这一点的。
陈丙杰在这组诗中多次用到“锁”和“钥匙”这样的词语。无论诗人是否有意语含双关,这样的意象都构成一个象征性存在。在诗歌中,诗人试图找到那把有力的钥匙,将尘封“人物-村庄-历史”的隐形之锁打开,为此他在村庄中苦苦地追寻与徘徊,由此凝成了诗歌中一个非常独特的“追寻者”形象。诗人并非仅仅要通过追寻来回忆过去,而是试图通过追寻来达到拷问历史的目的。然而,诗人塑造的这个形象,自始至终一言不发,似乎失去了“问”的楛矢所在。其实细细品读就能发现,并非如此。诗中“钥匙”和“族谱”这两个比喻至为关键。诗人正是通过这两个妙喻,达成了“不言之言”“不问之问”的艺术效力。
与“追寻者”这一形象相得益彰,并且一起加剧了诗歌悲剧性和艺术深刻性的是,诗人还建构了村庄的“造访者”这一人物形象。在《来客的故事》一诗中,诗人提及一个“早已消失”了的“村庄来客”。这是诗人有目的建构的又一个象征性形象,同时赋予其一种虚幻色彩。这位“造访者”俨然一个摧毁者,又仿佛一个献祭者,张力十足地再现于故事的尽头,显然不是诗人的无意安排。诗歌的结尾寓情于景,“梨花-记忆”“坟头-馒头”的交错,织就了一幅现实与过去、美好与沉重各有其所在,而又互为镜像的美妙图景。“追忆”由此也变得没有止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