邱兵：以文字对抗时间
上世纪八十年代末，乘船顺长江航行的邱兵在经过葛洲坝时，目睹逆水而上的鲟鱼群以身与混凝土堤坝相搏，刻在DNA中的洄游基因“召唤”它们在长江中出生、成长，东流入海成年后再原路溯洄上游繁衍。当年那惨烈一幕或许并未在年轻的邱兵心中留下太深印记，过了三十多年，他自国外返乡，发现世界已不同以往，故乡也有物是人非之感。鲟鱼这个意象，连同与之相关的回忆触动了他，他想要记录下关于故乡、父辈、师友的往事，书写他萦绕于心的烟火尘嚣与江湖气，让那些大时代下的人物在文字中复活、定格。这些文字聚集到一起，就是邱兵的第二本书《鲟鱼》。
邱兵的媒体生涯与近三十年中国传媒业发展、转型的轨迹高度重合，写了多年新闻报道、社论、发刊词和卷首语，年过半百的他开始为自己写作。继上一本非虚构作品集《越过山丘》之后，他在新作《鲟鱼》中继续以文字对抗时间。书中收入的几部作品源自他亲历或耳闻的人物和故事，有鲜明的纪实气质，又不乏文学意味，字里行间弥漫着人文情怀与时代烙印。至亲、故友、萍水相逢的普通人，他们的故事在书中展开，时代洪流与日常流水皆有动人之处，他的文字依然带有资深媒体工作者观察社会、捕捉线索的敏感，曾经的青春热血过渡到人近中年的沉静内敛，不变的是他对尘世的悲悯与讲故事的能力。
在北京的深秋，邱兵接受了本报记者采访。他看上去笃定、谦和，语速挺快，用词与时俱进，比书中那个“我”要文雅。谈及父母、女儿，他的声调转缓，是内心柔软之处的流露。说到写作，他一再表示自己只是素人，却又有相当多的想法和计划，充满热情。他的下一本书已经动笔，他运作的视频播客还在进行，他还在关注广东多位普通劳动者的创作……他在写作中实现回望、反思的精神洄游，又在现实世界的诸多计划中顺流而下，拓展更多可能性。
记者：《我为什么要写作》是这本《鲟鱼》的自序，其中写到——你希望女儿知道“爸爸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爸爸到底经历过什么”，而不是只把你视为“一个亲爱的陌生人，一个不真实的守护者”，某种意义上，写作是你对抗焦虑的方式，你希望在女儿心中“爸爸一直都在”，写作的时候真地会把女儿假想成第一读者吗？
邱兵：这本书出版后，我在网上看到了一些评价，蛮多人喜欢《鲟鱼》这篇，但不喜欢自序。有一点是真实存在的，我们和青春期的孩子沟通得没那么顺畅。我女儿现在十六岁，又是在国外读书，文化背景和我也有不同，我和她平时聊得很少。这让我有种冲动，把我的记忆、经历写出来给她看，也给她同龄的好朋友看，我是很真诚的。在写这篇序言的前几天，刚好她放春假，我们回到重庆江边的故乡，我给她讲我小时候的事情，讲她爷爷的故事，她还是愿意听的。至于她是不是这本书的第一读者，这很难说。这本书出版后，我带到国外放在她房间里，希望她会看看。
记者：这本书中的文字是粗粝、戏谑的江湖气与诗意、伤感的文艺气质的杂糅，自然而不违和，这在《鲟鱼》这一篇中表现得尤为明显。如果要追根溯源，也许是来自你出生、成长的故乡重庆，以及后来你读书、工作的大都市上海吧？
邱兵：在故乡重庆，我从小到大的生活环境确实有些比较“野”的味道，那是一种丛林法则吧。我在书中就写到故乡的码头文化中野蛮生长的部分。说到比较文艺的地方，在当时的重庆，有些老师拼命把他们对文艺、文学的知识和理解传给我们。在我的中学时代，有一位高中语文老师就住在我家楼下，他发现我是可以写作的，就利用寒暑假的时间灌输我怎么去写、怎么看待生命中的这些故事。
记者：新书以《鲟鱼》为名，就如同书中最长的一篇以《鲟鱼》为名一样，有明显的象征意义，请展开说说吧。
邱兵：《鲟鱼》是我很早就想好的书名。2023年我回到重庆，母亲去世了，本来很强壮的父亲也坐轮椅了，他已经听不到什么东西。在那之前，我每次回去都是匆匆地待几天就走。那一次我回老家陪父亲住了两个月，感受很不一样，觉得自己又属于故乡了，心也安定下来，真的就有那种鲟鱼洄游的感觉。八十年代葛洲坝修好后，我们看到很多洄游的鲟鱼就回不去了，这是水利工程对生态的影响。那时，《鲟鱼》这一篇中写到的船长给我讲这个鲟鱼洄游产卵的故事时，我是没什么感觉的。那一次回到重庆，我感觉自己真像鲟鱼，越过一些阻碍回到故乡。2023年夏天，我就对自己说，我要写一本叫《鲟鱼》的书，这个意象很真实，只不过这个意象需要嵌入到一个故事里。
记者：《鲟鱼》这一篇的主题、结构包括相当长的时间跨度和并不简单的人物关系，完全够写一部长篇小说的，现在书中呈现的篇幅和讲述总有些令人意犹未尽。
邱兵：是的，我也觉得这部作品写得还是有点像蜻蜓点水似地就那么过掉了。因为我做了那么多年媒体，身上有很深的媒体人烙印，总觉得要写就写非虚构作品。随着写作的推进，包括这本书出版后，我有时会考虑，也许有必要尝试虚构写作，只是《鲟鱼》这本书中的篇目基本基于真实的人物和故事而写，如果大规模地采用虚构的写法，很难铺排。
记者：从事多年媒体工作，写了那么多新闻报道，还有社论和发刊词，但那都是工作范畴，《越过山丘》《鲟鱼》这两本书才是真正意义上属于你自己的写作吧？
邱兵：应该说，现在的写作和我做媒体人时的写作是有传承的。我写东西不是学院派的，也不是作协成员那样的纯文学写作，我更愿意称之为素人写作。在写作中，我会表达自己的情绪，也会关注这个社会和普通人的生活、命运，媒体关注的视角具有公共性，我关注的则是个体，这两点在如今这个互联网时代是能够链接的，甚至很多人会认为，越是个体的越有公共性。
记者：通过你的一些采访以及你在播客节目中的表达，能感觉到你对写作这件事持有一些自谦、自嘲的态度，比如你会说自己是写作的素人。现阶段，写作对你来说是兴趣、是表达方式，还是更高层面的某种自我期许？
邱兵：有位年轻的出版人曾向我约一部书稿，他对我讲，你要写的东西可以用八个字形容——非写不可，非你莫属。我觉得他说得挺对，这就是说，我要写的东西不必牵强，也不需图快，同时，我写的东西由我来完成是最合适的。接下来我要写作、出版的作品，也是基于这两点。
我正在写一本关于我二十多年媒体生涯的回忆性作品，我最开始在《文汇报》当记者，2003年参与创办《东方早报》，后来又参与创办了“澎湃新闻”，这个过程刚好是中国的媒体高速发展和转型期。很多当事人还在，那些年代也还有历史的回声，这些经历不记录下来就可惜了。这部作品除了非虚构内容，我还想要增加一条虚构的线索。我想在写作技巧上有所拓展，这个过程有难度，也蛮享受的。
记者：你在播客节目中表达了对非虚构写作的看法，认为作品的叙事框架必须是真实的，至于细节，可以按作者的想法进行。你觉得非虚构的细节如何呈现，要尊重被写者的意愿，是否提到真实姓名，是否把人物的经历完全写实化处理。
邱兵：我写作非虚构作品有时候会很纠结，有些人物的所思所想我无从知晓，人物的经历我也不是都在场，这个故事的开头、结局不难写，中间的过程该怎么写？ 所以有读者会反馈给我，说我的写作中有些故事的节奏太快，那是因为我笔下人物的一些经历我不在场，不好太细地铺排，只能加快叙事节奏。但是，一些细节呈现也不能完全规避，有时候是根据推理来的，这就碰到了非虚构写作的边界，主要是得有合理性。比如《鲟鱼》中那位船长跟“我”借了一本冯至诗选，我并不知道他读这本书的感受，但他读了这本书、他喜欢这些诗是可以肯定的。这次我写《黄昏》也遇到这个问题，这就是我为什么要设一条虚构的线，算是一种解决方法吧。
记者：做了那么多年报纸、网站，写新闻报道、写社论，后来做公众号，也写文章，这几年又先后完成了两本书，你如何保持或者是怎样具有这么持久而充分的表达欲和写作热情的？
邱兵：办报纸的时候，我们都用MSN在网上联络，那上面可以写博客，我就常常写。之前我去波士顿给女儿开家长会，在机场转机的时候发现微信有个人开设公众号的功能，就试了一下。在波士顿，每天的生活比较规律，能够有写东西的时间，那就可以写啊。写作是一种输出，你要输出就要摄入，摄入包括读书、查资料、和人工智能聊天，这都蛮锻炼大脑的，也让我保持连贯的好奇心，很有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