尹学芸《太和》：命运的抗争与和解

尹学芸的长篇小说《太和》第一次郑重其事地将“囤子媳妇”，也就是我们常说的“童养媳”的故事如此生动地展现在读者面前。作为传统男尊女卑观念的牺牲品，小说主人公“潘大丫”潘美荣年仅8岁就被自己的母亲从潘家寨骗到了罕村，从此开始了她作为“囤子媳妇”的漫长人生。小说并没有从头写起，它开始于99岁高龄的潘美荣那次猝不及防的绊跤，敏感的读者显然能够感觉到，这大概是个不祥的征兆。而当“死鬼”刘方化身“绿毛怪”，带着满身的小螺蛳来频频作祟，一声声叫唤着“潘大丫，你咋这浑”时，所有的迹象都在预示那个最后的终局了。当死亡变得不可避免时，潘美荣终于开始怀念那些过往的岁月，重新审视曾经的苦难与欢笑。

小说以潘美荣内心独白的方式细致入微地展开，梦境与回忆反复交织，幻象和现实相互夹杂，由此详尽描绘了主人公濒死之际的最后挣扎，以及等待亲人的最后时刻。在这将死之人对自己一生的深情追忆中，我们清晰辨认出她那令人深感绝望的日子，被原生家庭抛弃的孤独感，在“表婶”家遭受的诸般屈辱，一家人所承受的历史苦难与创伤，婚后遭遇的背叛和困扰，以及丈夫自杀令她深陷的长久悔恨……

这种着力表现传统女性“地母”式的坚韧与不屈的作品，我们大概并不陌生，当代文学贡献了太多此类典型形象。然而，《太和》的独特之处在于，它不仅呈现了早已销声匿迹的“童养媳”的生活苦难史，更展现出一个时代的女性苦难史。小说在潘美荣之外，也着力刻画了众多其他女性，她们的命运同样令人扼腕叹息。如果说嗜赌的母亲属于“自作孽，不可活”，那么，一生操劳的表婶、“隔山买老牛”匆忙出嫁的刘园，甚至是有着“狐狸精”之称的张二花，谁又不是苦命的女人？她们共同铸就了男尊女卑时代的女性群像，也共同见证了20世纪中国社会历史的复杂与丰富。

对于《太和》来说，重要的不是呈现苦难，更不是渲染苦难，而是竭力凸显一种面对苦难的生活态度。小说中一个意味深长的细节在于，潘美荣并没有为了“换个活法”而参加革命，尽管她曾经一度离革命如此之近。当三位八路军女战士在家借宿时，诚挚的情感动员让她无比动心，然而在一番犹豫之后，她最终还是留了下来，继续做童养媳。这里的“虚晃一枪”，使得小说自动溢出了我们所习惯的革命叙事框架。曾几何时，为了对抗不合理的社会制度、不公正的女性待遇，革命女性往往以决绝的姿态投身轰轰烈烈的民族解放运动，革命的意义也正在于此。但是对于潘大丫来说，诸如“三民主义”“反对买卖人口”等外来词汇，只在她心里泛起一丝涟漪，并没有从实质上改变她的生活。

因此，《太和》的不同寻常之处在于，这里的故事与我们熟悉的20世纪主流叙事截然相反。潘美荣并没有如人们所期待的，把命运掌握在自己手里，进而奔赴革命的光明坦途。这一点正如小说所言的，“若是跟她们走，就改了自己的命运，也改了别人的命运”“说不定会改变很多人的命运”。然而在出走革命的“当口”，她突然留恋起腐朽旧家庭的亲情伦理，便又留了下来。这一念之间的“沉沦”，改变了小说的整体走势。

对于作者尹学芸来说，她并非不关注女性命运的反抗话题，只是她所关注的“反抗”不再是以革命的决绝方式展开的对于不合理的旧社会制度的“大反抗”。小说集中呈现的恰是更为隐秘的女性的坚韧与隐忍，以及以此为基础对于个体命运的默默承受。在她这里，“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沉默的大多数”，他们的“沉默”竟然成了最后的反抗武器。这一点恰如小说所言：“大多数人都无法选择自己的生活环境，但至少我们可以选择用什么样的态度面对人生。”是的，人们无法选择自己的命运，但他们可以选择以什么样的方式去面对这无情的命运。对于那些苦命的女人来说，无论经历怎样的风雨与沧桑，生命的意义在于如何去面对这场不断变迁的旅程。

这便不得不谈到小说的标题“太和”所寄予的独特内涵了。正如作者所言，“长篇小说《太和》，以蓟州区内一座大洼的名字命名。”但在“太和洼”的地名之外，“太和”还包含着更为深刻的人文意涵。所谓“太和”，指的是天地之间的冲和之气。或者说，太和就是人的精神、元气，以及平和的心理状态，亦是阴阳会合冲和之气。“白头万事都经遍，莫为悲伤损太和”，小说意在以平和自在的心情，去度过人生的一切苦难。

就像潘美荣真正去做的那样，面对生活中的苦难与不公，她不是去奋起反抗，而是默默地承受，以一种万事经遍的宽厚与仁慈去与生活的一切苦厄达成和解。比如，随着时间的推移，她终于与年少时曾执着认定为造谣生事、意图霸占房产的二爷爷达成和解，诚挚的歉意意味着她终究能够坦然接受那个不幸的真相，对家庭变故所带来的心灵创伤也最终释然。这同时意味着对于一切苦难的根源——她那位荒唐而又狠心的母亲的最终谅解。此外，“和解”还包括与“出轨”背叛的丈夫刘方的和解。多年之后的历史追忆，终究让潘美荣发现，“死鬼”刘方虽有过错却罪不至死。她在一遍遍的回溯和反省中终于内疚地发现自己的问题所在：正是在刘方的绝境之中，愤怒的她让他无处可去，这间接导致了他的跳河自杀。尽管事实上，那天晚上她并没有插门，但也正如老三所说的，未尝不是她亲手杀死了他。由此连带的是，与丈夫出轨对象张二花的和解。张二花是这一条街的笑话，“谁提起她都会啐一口”，但小说最后，潘美荣终究明白，张二花其实也是不幸命运的受害者。这种同病相怜的感觉，让她在最后的时刻还能梦见自己跟张二花勾肩搭背走，“像极了一对老姐妹”。

在《太和》中，这种和解的意味被空前强调。善良、隐忍、宽容，以德报怨，“知世故却不世故”的传统美德也被重新开掘。因此，这里要落实到的，其实是一种朴素的人生哲学，即小说中二先生的孙子所念叨的，“山中有直树，世上无直人。自恨枝无叶，莫怨太阳偏。大家都是命，半点不由人。”于是，小说至此出现了一个意味深长的价值归返。在革命经典之外，类似陈思和所说的“民间隐形结构”的价值理念凸显。这也显然被认为是更加稳固和永恒的所谓“超稳定结构”。从这个角度来看，这部“用一个女人的百年人生”所写就的“写给天下母亲的一本书”，恰是某种从革命中溢出，重返民间社会“超稳定结构”的小说文本。我们得以从中领略的那种柔韧而坚定的美德，以及基于隐忍的价值所突显的女性力量感，部分地呼应着今天这个时代的价值理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