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学昕：短篇小说的结构如何“灵动”

汪曾祺写过一篇关于短篇小说结构问题的文章。他说短篇小说结构的精义就是：随便。同样是短篇小说大师的林斤澜，对好友的如此说法很不满意，他说：“我讲了一辈子结构，你却说‘随便’！”汪曾祺后来补充了几个字：“苦心经营的随便”，林斤澜这才说道：“这还差不多。”显然，两位文坛挚友，都对短篇小说的结构格外重视，他们的争论竟然到了“锱铢必较”的地步，这样的对话，着实已经成为当代文坛的佳话之一。在这里，汪曾祺先生的主要观点是，短篇小说的结构无定式。他提出这样的观点，主要是针对那种给小说制定、“总结”若干种定式、写法、模式的“套路”的做法，比如什么“平行结构”“交叉结构”“攒珠式结构”“橘瓣式结构”等等。汪曾祺认为，这样的规约限制了小说家的想象力和创造力，叙述的方式一旦落入窠臼或某种既定的模式，作家必将陷入俗套而难以自拔。

“我认为有多少篇小说就有多少种结构方法。”“一篇小说的结构是这篇小说所表现的生活所决定的。生活的样式，就是小说的样式。”汪曾祺鲜明地提出自己的看法，这种说法看似老生常谈，但是却有着独到的认知角度和与众不同的见地，它完全是作为短篇小说写作的实践者身体力行的感悟和经验沉淀。汪曾祺极其推崇沈从文的小说，在谈到《长河》的时候，他认为这是一部很奇怪的小说，它没有大起大落，大开大合，没有强烈的戏剧性，没有高峰，没有悬念，有的只是很平静的叙述，文字就像流水一样，缓缓地向前流淌。

我曾描述过我对汪曾祺先生的阅读记忆：上世纪八十年代，汪曾祺的小说《异秉》《岁寒三友》《受戒》和《大淖记事》等作品一出现，就让人们眼前一亮，其叙事文体、气韵、格调都显示出与众不同的形态。大家齐声说好，但究竟为什么好，当时并不能马上说得清楚。现在看来，不仅仅是小说形态独特的问题，其实，这里面蕴藏着一种其他许多作品所不具备的气象，一种自由挥洒的飘然的气象弥漫在文字里，这种风格，特别在那个时候，尤显得弥足珍贵。那么，是什么东西支撑着这样的气象呢？应该说，是文化的底蕴和对叙事结构清晰的理解和体悟。我并不是说，那时候出现的其他许多小说中没有文化的蕴藉，况且，其中所蕴藉的文化内涵究竟是什么，那时候的我也一时说不清楚；而只是强烈地感觉到汪曾祺的小说，是极其地道的文人小说，它的语言、叙述、结构，或者说组织，完全迥异于诸多小说的叙述方式，一样讲故事、写人物，一样地呈现事物和场景，汪曾祺的小说里，却有一条不会被轻易觉察的经络，丝丝缕缕，细微地铺展，举重若轻的描述，耐人寻味的气息弥散着。而这个经络，则是由一种特殊的、极其自由的“逻辑”所统摄和牵动着。这个“逻辑”,就是传统文人判断、解析、理解事物和生活的心理逻辑：率性、睿智，深藏在朴素的文字里。朴素到极致，便清正、雅致到极致。正是这种所谓“自由”“灵动”的叙事逻辑，使得汪曾祺的小说呈现了另一种体态、形貌。从一定意义上讲，汪曾祺在短篇小说的写作中还原了小说理应具有的世俗品质，叙述之美，在他的笔下开始以极其朴素的、自由的、“随意”的面貌呈现出来，使得小说更像小说，或者说，这种小说，让我们见识到了究竟什么是小说，小说应该是怎样的。

实际上，一个小说家的写作，一旦拥有了属于自己的精神“方位”和叙述视点、个性化样式，才有可能形成与众不同的气势、气脉、气象。而且，他的每一个文本，对于叙述的轻与重，也会把握得极其到位，仿佛浑然天成。叙述里总有一个目光，起起伏伏，不时地折射出神性的色泽。虽然在里面还看不到那么明显的哲人的影子，但是，汪曾祺对生活、存在世界的体味都非常自然地浮现着，叙述的单纯性，涵义的适量，犹如天籁，无需用文字刻意地给生活打开一个缺口，使生活的运转置于某种手工操作之下，而是让现实世界本身，就展现出没有遮蔽的裸露的形态。他把生活结构得形态飘逸，轻逸但却扎实牢靠，不折不扣。他对人物、事物的态度从不苛求，不刻意、不造作、不伪饰，可谓是有甚说甚。我们所看到的生活，在他的文字里形成了另一种结构和生态、情境，其文本对俗世生活，既有调侃、戏谑，也有严格的审视和质疑；而另一方面，文字在想象力的激荡中，蕴藉浪漫的飞扬，自带灵气，且悠然不尽。

与此同时，我在这里还想提及另一位短篇小说大师、美国作家雷蒙·卡佛的小说。从另一种意义上，雷蒙·卡佛的小说也是“随便”“任性”的。他那种近乎“生活流”般的叙事，将文字的缓慢前行嵌入到生活最真实的情境之中。生活的形态，就是叙事的形态，这样的小说观使得叙述具有了应有的宽度和自由度，且缓释了硬度，呈现出如生活般的自然形态。就是说，在卡佛看来，小说叙述的内在结构，要竭力地尊重生活既有的样态，并在这种缓慢的行进中，新的文字结构建立，轻轻地将生活的缝隙和“死角”通通地撕开，将一些我们日常所不易察觉的情感褶皱细腻地铺展给你。《我可以看见最细小的东西》《你们为什么不跳个舞》《我打电话的地方》《大众力学》《家门口就有这么多的水》《瑟夫的房子》等大量小说，都是在细小的生活流中，呈现人物的喜怒哀乐，呈示出人在生活困窘的状态或是“几乎无事的故事”时，他们的率性、乖张、无奈、喜悦、惊悸和犹疑的状态，以及他们各自秉持的、不易改变的性格个性和生存逻辑。这样的叙事方式，让我们猛然地突然意识到，“小”的生活才是真正的生活，因为它是常态，小，不一定就是弱，也不一定就是逼仄，可能恰好是精致和宽柔，这种力量是不是更大一些呢？也许，这才是“‘小’说”！所以，我感觉到，汪曾祺和卡佛的写作及其文字，无不洋溢着自由的气息和质地，他们在结构生活或“重构”世界的时候，叙事的特性有着异曲同工之妙，灵动、自由的元素充盈其间，发散出特有的短篇小说的品质。

可以说，当我们走进汪曾祺和卡佛的小说世界，就是进入到种种既贴近生活本身又“出离”现实的生活，从中，我们会看到作家捕捉人物时流露的“天性”、情绪、神态，甚至能够听到人物说话时丰富的声音。而卡佛永远也不会告诉你他自己对生活究竟有怎样的判断，他给我们的就是一个有声音、有光影、有回味的存在世界和空间。正像卡佛自己所言：“好小说是一个世界带给另一个世界的信息，那本身是没错的，我觉得，但是要通过小说来改变事物、改变人的政治或政治制度本身，或挽救鲸鱼、挽救红杉树，不可能。并且，我也不认为小说应该与这些事情有关。小说不需要与任何东西有关，它只带给写作它的人强烈的愉悦，给阅读那些经久不衰作品的人提供另一种愉悦，也是为它自身的美丽而存在。它们发出光芒，虽然微弱，但经久不息。”“有的作家才华横溢，我不知道有哪位作家毫无才华。但是看问题独特而准确，并且能用正确的上下文表达那种看问题的方式，就另当别论……每位杰出的、有创造性的作家，都根据自己的具体要求重塑世界。”如此说来，卡佛也并不喜欢“依照世界或生活原有的样子”来描述出存在和现实，这也正暗合汪曾祺说的，小说的叙事结构，就是“随便”。而文本的品质，就是在这样有着深邃个性的、灵动的结构里，形成短篇小说叙事的高度和厚度。

当然，短篇小说若是局限在对现实本身的打量、揣度、判断、描摹，必然会窒息作家的想象力和创造力，因此作家也就不会发现更多的隐藏的秘密和性格、命运的变数。因此，短篇小说写作，需要伸展到超出具象世界的边界，呈现出另一种灵动、富有张力的叙事形态。如此，一些喜欢超越现实的作家，就能够冲出“写实”压力的重围，书写出变奏、“飞翔”的寓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