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陪诊师》：赤裸的面具
一直以来，王忆受到关注的作品大抵是青春题材的小说，如《冬日焰火》《夏日秋千》等，而让我感到惊艳的是，王忆会写出《陪诊师》这样对当下观察如此深刻而犀利的小说，因为在我的印象中，她总是深居简出，以对过往的回忆铺陈叙事，但这似乎并不妨碍她以深邃的笔触去思考“陪诊师”的生活，他们如何扮演亲人的角色，如何有效地抵抗现实中的无力之感，或可说，他们是另外一种面具人，而某种程度而言，小说正是面具的艺术。
从面具到人心，从镜像到自我，这是显影的过程，也是解剖的过程。但从一开始，我们在主人公韩诚身上看到的，是作为行动的人那种具体而真实的激情，从主动辞职换得女友的工作到成为一名陪诊师，王忆一直在小说中做加法，让韩诚渐渐在庸碌的生活中呈现（涌现）出自我的面影，他一方面在寻找新的机会（尽管陪诊师在他看来并不是一个体面的工作），一方面也在怀疑（面对赵雅彤冲动之下迫切领证的行为），这是一种加缪式的温情存在主义。或可说，这两者之间本身就具有某种必然的联系。但是，韩诚拒绝领证的行为在于，他并不是放弃了爱情，而是他能够确定，由陪诊师这一新兴的职业带来的新生活并不能够拯救爱情。在这个过程中，王忆对陪诊师这一职业进行了仔细的观察与思考。当一种新的职业出现的时候，背后支撑它的因素是什么？我们仿佛看到一种加速的现实，那些忙碌而孤独的现实，以及被现实剥离的情感被一种职业所取代，当患病的老者和流产的女人被韩诚这样的陪诊师照料的时候，他们得到的并不是情感的依赖，而依旧是无力与被遗弃之感。为了加深这种反讽意味，王忆让韩诚逐渐认同了这一身份，他想到了眼前不菲的收入和自己那个病重而无人陪伴的父亲，由此又回到了现实中尴尬的境遇。
或可说，王忆敏锐地捕捉到当下不再是直观把握的而是远程客观的现实，它的特征就是互动性看似紧密而真实感逐渐消失，取而代之的是一种经过便被遗忘的表象。因此，韩诚以逃离领证的方式获得一种存在的真实感，以此来对抗现实的虚无。随着对陪诊师这一职业观察的深入，王忆无比深切地意识到，如果陪伴我们的现实是真实的，那么它必须具备一种伦理（道德）尺度，才会让身体与心灵保持原本的完整。如果说韩诚与赵雅彤之间的感情是真实的，他们自会建立一种克服矛盾的默契，而不是简单地以外部的条件（物质、地位、尊严）或者对家庭的叛逆来挽救爱情，这种挽救应当始终立足于同一性之上，因为它必须从自身之内对问题加以解决，而不是从自身之外。因此，当赵雅彤的父母在医院撞见韩诚，与其说是信息的不对等，不如说是当原本遥远的距离忽然拉近的时候，感觉的维度因观念差异而变形，那些不确定的因素因此构成了坍塌的危险。
或许我们会认为，正是赵雅彤的父母与韩诚的对立构成了障碍，是他们的偏见、对现实的犹疑导致了分歧，让真正的爱情产生了冲突和悬疑，但事实是，他们并不是构成叙事的核心力量，因为某种程度而言，在看待现实的方式上，他们与韩诚一样，被一种无意识的现实论所裹挟，于他们而言，规则与生活混为一体，这让我想起阿甘本所言的“形式生命”，是现实中那些客观的、貌似毫无疑义的“形式”界定了韩诚与赵雅彤的情感，“形式”作为通往幸福生活的必要条件，对情感与生命进行了重新编码。赵雅彤的父母并非否定了两个年轻人之间的爱，但生活即规则，爱情也不能例外，他们似乎在以一个过来人的拒绝姿态无声地言说生活真正的样子，只是这种“形式生命”固执地靠近了现实，却又以同样的固执而让希望落空。王忆似乎敏锐地捕捉到了现代与传统之间的某种共通性，它们横亘在日常生活中，构成了永恒的戏剧性，小说叙事因此具有了绵密的说服力。或可说，在王忆的笔下，那些值得被讲述的现实，尽管拥有不同的面相（就像陪诊师这种全新的职业），显得更为丰富，但都是确定的细小之事，它们之所以构成了“事件”，并非因为它们本身的疏漏，而是一次次的积聚与偏离（就像小说中韩诚与赵雅彤的情感运动方式），这些其实是无意识的，用福柯的话说，我们的历史无意识就是由这些成千上万的小事件构成。
其实，从一开始，王忆就在对陪诊师这一职业进行症候式的分析，作为失败者的韩诚和刘波，与其说他们不容于某种社会规则，不如说他们也是规则的自我放逐者。尽管这个过程是被迫的，它的艰难性就在于，必须试着放弃幻想去接受现实，并重新建立自我。正如情人节那天晚上，韩诚放弃了套餐和鲜花，而是从心所选，他似乎抛弃了那些无用之用，成为真实的“人”。这种主体性的形成，一方面源于巴迪欧所谓的“自我的紧密的和想象性建构”，另一方面也在于陪诊的过程中，他看清了人间百态和世态炎凉，那些需要陪诊的人中间不仅是因为时间不够（无法照顾老人的儿子），还有不顾孩子的父亲，缺爱的孕妇，当然还有小说中那位为了孩子倾其所有，最后绝望心碎的父亲。值得一提的是，在这些分析中，王忆回避了很多作家虚浮的碎片式描写，从而避免了小说语言堕落为新闻报道，她的目光并不仅仅看到了现实的孤光在人物身上的投影，也在追寻那些面具背后的真实空间。
从一个充满激情的行动者到一个冷静的接受者，这个过程也是摘掉面具的过程。当韩诚再次面对赵雅彤父母的诘问，他尽管难以启齿，但同时也似乎接受了一切，“虽然他并不敢和赵雅彤的父母面面相觑，即便不看任何表情，他都明白他们连对自己假笑的礼貌不会再有了。”此处的“明白”是放弃幻想之后尘埃落定般的了然于心，他仿佛看到了失败而真实的“自己”从原先那个光鲜而软弱的“自己”中升起，那些风尘仆仆的面孔渐渐汇聚成一张完整的脸，作为主人公的韩诚终于拥有了像雨又像云的厚度。我们发现这个过程充满了激情的真实和伪装的真实之间的张力，在韩诚成为陪诊师之后一次次的伪装中，那个为了爱而充满激情的自己渐渐成为了一个真实活着的人，由此我们也反过来看到，从最初英雄救美式的辞职到慢慢接受成为一名陪诊师。他曾经一直活在某种伪饰之中，而在王忆的笔下，这种伪饰显得如此的真实，它既是当下的又是偶然的，真实的面庞和虚假的面具，赤裸的生命和乔装打扮成为一个模糊的整体，此时，虚构的力量穿越了虚实的鸿沟而触摸到了本真的生命。
摘掉面具的过程是痛苦的，但它是一条通往真理的道路。在日常生活中，我们每个人何尝不是带着皮兰德娄所谓的“赤裸的面具”，只是在王忆的小说中，这种面具因为伪饰的必然性而构成了叙事的重要因素，我们或许要说韩诚既可怜又可笑，而小说作为某种伪装的艺术，其叙事进程正在于这种可怜与可笑之中。也许，唯有摘掉面具才能抵达真正的爱，一如德勒兹所言，“你的脸和眼睛总是能泄露你的秘密。丢掉面孔。变得能够在没有记忆、幻想、阐释、权衡之时去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