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裘山山:文学最珍贵的是写出人性的光亮

2022-09-21 11:23: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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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美好的人和事远离我们的时候,才会怀想


记者:每个作家都有自己的处女作,你发表处女作是哪一年?

裘山山:我发表的第一篇散文叫《我们女战士》,是我在重庆当兵时写的,发在《重庆日报》上。严格地讲,那还不能算是文学创作,跟学生作文差不多。1983年我大学毕业,开始试着写小说,写了一篇我自己比较满意的,是个短篇,叫《绿色的山洼》,投给了《昆仑》杂志,1984年第6期发表了,那应该算是我的处女作。海波就是我的第一个责任编辑。


记者:《昆仑》是由解放军文艺出版社主办的大型文学双月刊,当年很有影响。

裘山山:大凡在军队从事文学创作、年龄又在50岁以上的,恐怕没有人不知道《昆仑》杂志,也没有人不知道海波。海波是个作家,同时是《昆仑》杂志的副主编,但他作为编辑的影响力远远大于作家。我那时并不认识他,我谁也不认识,就按照地址把小说寄过去了。创作之初我一律是盲投。本子上抄了很多地址,后来给《人民文学》,给《青春》,给《随笔》,给《美文》,都是抄个地址贴上邮票就寄过去了,也都很幸运地被编辑老师读到并发表了。

《绿色的山洼》寄给《昆仑》后,我很快就接到了海波的回信,说看了稿子,感觉我有一定的创作基础,问我手头是否还有新作,如有,可带作品参加他们即将举办的新疆笔会。我从来没参加过笔会,也从来没去过新疆,兴奋无比,马上回信说有新作,非常想参加笔会。

可我当时在成都军区教导队当教员,有很重的教学任务,教员们一个萝卜一个坑,领导不同意我去参加笔会。但我非要去,为请这个创作假,几乎和领导闹僵。最后还是领导大度,终于让我去了。


记者:第一次参加笔会,一定很难忘。

裘山山 :不想到了北京,新疆笔会却取消了,改成“首都青年军人笔会”,就是说,改在北京了。接下来又变了,说这个笔会不集中,各自为政。这下好,其他几位作者本来就在北京——有几个正在鲁院上作家班,都有地方住,只有我是外地来的,需要自己找住的地方。

于是那一个月,我像个游击队员似的,在北京游荡,前后搬了四个住处。最后海波把我安排到了北京军区一个招待所,在八大处一个很僻静的地方。


记者:没想到这个笔会开得如此奔波。

裘山山:是啊,对我来说太不容易了。我不是个心理承受能力很强的人,这么来回折腾,早已没了写作的心情。最重要的是,我的稿子改来改去都通不过,或者说改来改去海波都不满意,他总是说我没有“历史纵深感”,对人性的揭示不深刻,而我总是不服他。我们常常谈崩。那时我的确像个中学生一样喜欢抒情,海波却希望我能写出人性的复杂。每当他给我一些情节上的建议时,我总是断然地说,人不可能这样的,或者说,我从没听说过这样的事。他大为光火,说怎么跟你谈稿子那么费劲儿呢?你怎么那么犟呢?但我就是固执己见。我们无论如何也谈不拢。

由于稿子修改不顺利,而我请假出来时又跟领导表态说,一定能发表作品。所以到了八大处后,我的心情坏到了极点,我一个字也写不出来了。我决定提前走。当时距离我的归期也没几天了。我直接去了北京火车站,在候车室给海波写了封信,就大半页纸,其他话都忘了,只记得最后一句:“让你的历史纵深感见鬼去吧,我回成都了!”我把信丢进信箱,登上了火车。


记者:我的第二部中篇小说《如歌军旅》也是海波给发表的,当时我还是个战士。我参加过他组织的厦门笔会,知道他是个很有个性的人,没想到遇到了同样很有个性的你。

裘山山:针尖对麦芒。海波收到信后又好气又好笑,大概他从来没见过这样的作者,竟敢不打招呼就走,而且出言不逊。碰巧那天我们成都军区的作家简嘉去编辑部找他,海波把我的信扔给他看,说瞧瞧你们军区的业余作者吧,年纪轻轻的那么大脾气!简嘉历来幽默,他把信从头到尾看了一遍说,她这样做是不对的,但你要承认她的字还写得不错。

我以如此不礼貌的方式告别了海波,海波生气归生气,并没有记恨我。他非常了解业余作者的处境,他知道我离开单位一个月,回去得有个交代。于是在当年最后一期的《昆仑》上,编发了我最早寄去的那篇《绿色的山洼》。那时的《昆仑》很有影响力,我的小说处女作能在《昆仑》发表,实在是很荣幸,同时也很羞愧。

之后海波仍向我约稿,继续邀请我参加笔会,还让我去编辑部学习。当然,也继续“枪毙”我的稿子。他“枪毙”我稿子时从不含糊,总是直截了当,一针见血。有两回气得我发誓不再给他投稿了。但不管怎么样,那些年我还是在《昆仑》上发表了许多作品,并且获得了“昆仑文学奖”。

现在,我只要想起最初走上文学道路的时光,就会想起海波,想起《昆仑》,想起心高气傲的自己。只有当美好的人和事远离我们的时候,我们才会怀想。


记者:你一开始写作就是作家的脾气。

裘山山:年轻气盛,不知深浅。本来作为一个业余作者,应该对编辑好点,不说拍马屁,起码应该套套近乎,但我的确不会(这里应该龇牙)。1993年,我获得了《中国作家》小说奖。当时获奖的还有汪曾祺呢,评委也是章仲鄂、陈荒煤、林斤澜那种大佬,可我完全不知道这种场合我应该干什么,觉得自己就是去领奖的。我还记得我们住的招待所是地下室——这种招待所当时北京很多。我上午到那儿,下午颁奖,晚上就和评委们一起吃饭。吃饭的时候,我都没想到要去给那些评委老师敬个酒,说个谢谢啊什么的,一点都不懂事,脑子就是没有这根弦。我在地下室睡了一晚,第二天早上就买票回成都了。当时儿子才五岁,我很惦记。那时我已认识了几位编辑,他们听说我到北京了,就找我,可我人已经在成都了。他们在电话里说,你这个人,好不容易来北京一次,怎么那么快就回成都了呢?我们还想带你去见见一些文学前辈呢。


我喜欢干净利落的文字


记者:其实,你就没有想过走什么捷径。

裘山山:我在文学上确实是老老实实地写,没有走过任何捷径。我起步很晚,是个晚熟的人,呵呵。刚开始因为工作繁忙,还要带孩子,写得很少,一年就两三篇,甚至一篇。儿子上小学了,我相对轻松了,开始猛写,1995年一年之内,就在各家刊物发表了九个中短篇,其中五个是头条。这一年对我来说非常重要,感觉一下子就呼吸顺畅了。四川省作协也挺重视的,当时的作协老领导对我很好,提供了各种学习机会。因为有这些中短篇小说垫底,我才敢在1998年创作长篇小说《我在天堂等你》。


记者:你认为自己是个纯正的“军旅作家”吗?你对“军事文学”这个概念是怎么看的?

裘山山:以前有人提出不应该把文学类型化,比如军事题材、农村题材、城市题材等等。我很赞同,文学就是文学嘛。用隆莲法师的话说,烧火就那么几块柴,还分什么门分什么派。但现在我觉得也无所谓了,这样分类可能解释起来比较容易。

一定要区分的话,我感觉我不能算纯正的军旅作家。有性别和经历的原因,虽然是个军人,当了三年兵,但没有在野战部队待过,后来的大部分时间都在学校和机关,又身为女性,故很难成为一个纯粹的军事文学作家。最近看到有个读者说,他很喜欢看我的泛军事题材小说。“泛军事题材”这个说法我觉得很有意思。大概他认为,我的小说不是纯粹的正面的军旅故事,而是很宽泛的军旅故事。的确如此。

应该说,军旅生涯对我的创作影响还是很大的,体现在很多方面。比如说即使我写个老头,也要写他当过兵。可能是感情因素,也可能是阅历。就是说,军旅生活的底色始终在。《解放军文艺》主编文清丽每次跟我约稿我都犯难,因为我写不了纯粹的军事题材作品,战争写不了,一线部队也写不了,于是我就写这种“泛军事题材”。我觉得这样挺好的,连着写了几篇。

毕竟我们写小说最终还是在写人,写人的命运,不管是什么题材。只不过这个人的命运和其他人的命运有所区别。有的人可能因为当过知青有了区别,有的人因为当过兵有了区别,有的人因为出国留学有了区别。原因不一样而已。


记者:你是一个军人,一个军人的后代,这种军营生活对你和你的写作有什么影响吗?

裘山山:当然有影响。我虽然是女性,但我自认为我的文章不矫情,没有脂粉气。这就是军人的影响,我喜欢干净利落的文字,是军人这个职业潜移默化影响的结果。我从小生活在我爸的部队大院,长大以后又生活在自己的部队大院,慢慢地,它影响了我的性格,我的性格又影响了我的写作。所以,在女作家里面,我的文风是偏硬的,但在军旅作家里面,我又是偏柔的。这就是我和别人不太一样的地方吧。徐坤、潘向黎几个好朋友经常开我玩笑,说我是女砖头,长城上的女砖头。作为女性,我会有比较坚硬的一面。

记得汶川大地震的时候,我在抗震救灾一线采访,老有余震,我依然不停地奔波,不停地写作。潘向黎就说,老姐,真佩服你!大地一边摇晃,你一边写东西。当时潘向黎是《文汇报》笔会副刊编辑,约我给他们写救灾稿。我就一篇一篇地发给她。其中一篇还获得了上海新闻金奖。震后她又给我打电话,看我一切正常,就说,我还以为你需要很长时间才能消除心理阴影呢,没想到这么快就恢复过来,确实像个军人。


记者:但你没有陷入“军旅作家”这个行业标签,你是怎么做到的?

裘山山 :有好几位编辑说,虽然我穿着军装,从小住在部队大院,但觉得我写的东西和地方作家差别不大。没有那种明显的军旅作家烙印。我想是这么回事。但具体是怎么形成的,我也不知道。

我写《春草》就让很多人意外,他们说你一个军旅作家,怎么写了一个农村女人的奋斗史?我写《隆莲法师传》更让人意外,他们说你怎么写到佛教领域去了?

前不久我去参加一个活动,主人介绍我是军旅作家,旁边一个作家马上说,你们不要这样介绍她,我觉得这样介绍把她给局限了,她就是个作家,是普遍意义上的作家。我很感谢他这么说,但我也理解说我是军旅作家的人,他们可能觉得军旅作家响亮,觉得那个标签抢眼。人总是会被贴上标签的,无所谓,我现在越来越看淡了。


记者:无论是什么身份,一个作家最重要的就是写作。

裘山山:我2016年在云南参加《解放军文艺》的笔会,当时会上好多人觉得军队作家地位越来越低了,挺失落的。我就说,根据埃隆·马斯克的观点,事物都有第一性。他造了像药丸一样的胶囊火车,人家说他那个不像火车,他说火车的第一性就是快速安全地把东西从甲地运到乙地,至于像不像火车,那是第二性、第三性的问题。那么,写作的第一性就是你喜欢写,你想写,你想用语言文字来表达情感。你写了以后得不得奖、是否被认可,能否得到重视,那就是第二性第三性了,不是作家该去想的。

我发言后,有两个青年作家给我发信息,说很受启发。

我觉得只要能坐下来写,就好。其他都无所谓。


记者:你写了不少军事题材作品,也写了大量地方题材的作品,这在部队作家里很少见。是不是正是因为这一点,才让你成为一个更广阔意义上的作家,而非仅仅是个“军旅作家”?

裘山山:我写过下岗工人、退休教师、孤寡老人、打工仔、司机、票贩子、小偷,我甚至还写过卖淫女,总之写了大量的底层人物。我觉得可能还是和我的秉性有关,作家里有一种是批判性很强的,有一种是悲悯情怀很强的,我属于后者。由于这种情怀,我会有意无意地关注底层。比如说有一次我买菜的时候,看到有个女人在卖菜,她的小孩流着鼻涕,在地上乱捡东西往嘴里送。我很受触动,时常会想起这个孩子,他有一个和我的孩子完全不一样的童年,他长大了会怎么样?而那个卖菜的女人,她过得那么艰难,生活中有快乐吗?她快乐的时候是什么样的?她最难过的时候又是什么样的?我就老会想。

偶尔坐三轮车我也会想,这个蹬三轮的,他是什么原因来做这个事?有一回,那个蹬三轮的使劲儿跟我强调,他的孩子反对他出来蹬车,他不是缺钱,而是无聊,还是挺要面子的。他们这种人的生活和我相隔很远,但就在我的周围,会触动我,我特别想去关注他们,关注多了就会去写。社会上的人和事,源源不断影响着我。

罗素说,有三种激情左右了我的一生,对爱情的渴望、对知识的追求,对人类苦难无休止的悲悯(大意)。这三点应该也是我的艺术追求吧。

我觉得作家应该具备一个重要的能力,就是去细微地观察和体会生活,感受到别人没有感受到的东西。我经常说“悟”这个字很重要,就是你从生活中悟到了什么。很普通的人和事,你是否从中悟到了不普通的故事;很艰难很暗淡的生活,你是否从中看到了光亮。这个真的很重要,不亚于好的文字能力。


记者:你的这个理念让我想起了你在《青年作家》发表的《听一个未亡人讲述》。

裘山山:那个小说,就属于很普通的人里具有的不普通的故事。我其实很爱琢磨人的另一面,我们看到的某个人,通常是他的正面,他愿意让人看到的一面。人其实还有另一面,另一面可能更具有文学意义。我一旦发现了另一面,就很想把它讲出来,有意思地讲出来。我写的时候也很享受,好像挖到宝,享受着自己的挖掘过程。

当然也有例外。也是在你们刊物发表的短篇《金牙》,那个算是很正面的为小人物立传了。我高中毕业待业在家,无事可做,父亲就让我去部队卫生队学医,我就在卫生队混了三个月。那个教我打针的卫生员,黑黑的,貌似愚笨,却特别细心、特别手巧,也特别负责。从他,我联想到了那个年代的赤脚医生,一个非常特殊的群体,他们虽然不是专家学者,甚至没读过医学院,但在当时的农村起到了很大作用,给无数普通老百姓免去了病痛。我就很想为他们发声,觉得他们不应该被忘记。便有了这小说。


写这种理想主义的作品,一定要有激情


记者:《我在天堂等你》是你很重要的一部作品,写得顺利吗?

裘山山:开始不顺利。写了八万字就写不动了,主要是结构上有问题,我开篇就写这个母亲在给孩子们讲述往事,一直讲,一条线绷着,没有起伏,没有张弛。我就停了下来,1999年春节过后,我又开始写,把结构调整成双线,子女一条线,父母一条线,过去一条线,现在一条线,解决了结构上的问题,时空都错开了。于是用了半年时间就写完了。在写作的过程中,我选了中间一章在《解放军文艺》上发表,想看看反响。当时在解放军文艺出版社当编辑的刘静,看了后很喜欢,马上飞到成都来,说我要你这个长篇,我特别感动,就给她了。

这部小说首印只有六千册,但之后就不断加印,又不断获奖,然后改编成话剧、电视剧、电影。这是我自己也没想到的,因为是第一次写长篇,当时觉得能写出来就是万幸了,不想有那么大的反响。现在,它算是我的代表作了。

《我在天堂等你》在技术上肯定有不成熟之处,有个朋友很形象地说,你的叙述有点儿顺拐。我明白她的意思,也很感谢她告诉我。但是那个时候我激情充沛,觉得进藏女兵很了不起,凭着内心的感动,一鼓作气就写完了。写这种理想主义的作品,是一定要有激情的。现在我技术上成熟一些了,激情却少了,所以放到现在不一定能写出来。


记者:你还写过一部长篇纪实散文《遥远的天堂》。

裘山山:这部作品今年也再版了。这本书的书名,是解放军文艺出版社的编辑侯键飞定的,我本来叫《沿着雪线走》,他希望能和《我在天堂等你》关联上,像姊妹篇。正好都是他们出版社出的。

《遥远的天堂》属于非虚构,写了我前十次进藏的六十多个小故事,全部是我经历的事。也就是说,它不是一个完整的故事,没有完整的人物命运,它的可读性没有《我在天堂等你》那么强。但它却是我的艰辛之作,多少次进藏,经历高反,甚至住院,经历车祸,险些送命。

《我在天堂等你》写了一个家庭,《遥远的天堂》则写了西藏军人的群像。这本书对我很重要。但它能获鲁迅文学奖却是我没有想到的。当时是出版社去申报的。我没太在意。后来有评委告诉我,他们很感动,说一个女作家进藏十次,去写边防军人。其中的很多故事让人落泪。可以说,这个奖,是给西藏官兵的。


记者:你更多的是个小说家,你的中短篇小说写得那么好,但散文得奖了,也的确很意外。

裘山山:所以,我对这个奖心情多少有点复杂。由于我的散文得了这个奖,我的小说就老也得不到。人家总以为我得过了。我在短篇小说上下了多大功夫啊,我其实是很希望我的短篇小说能得这个奖的(此处又要龇牙了)。


记者:你是军人之后,18岁入伍又一直在军队工作,属职业军人,但你很少写战争或战争场面,即使那些训练场面也不多,这是为什么?

裘山山:说来羞愧,我就是不会写战争。我在小说中有两次涉及战争,就是《我在天堂等你》里面。一个是昌都战役,我根本不知道怎么写打仗,我连那些军事术语都不会用。我只好绕过去了。一个是写木凯,木凯是个军人,曾到南线作战,负了伤,那一段必须得写,为了不露怯,我去请教我一个部队上的朋友,他打过仗,他给我讲了半天,什么贯通伤啊、迂回啊、伏击战啊、抓俘虏啊。我总算把那一段写出来了。这确实是我的弱项,也很难提高。所以我就回避战争,只从情感角度去写军人,也算是扬长避短吧。


记者:我第一次看到长篇小说《我在天堂等你》,就被这个书名吸引住了。它好像是爱人之间的一个约定,一句誓言。小说是从离休将军欧战军召开一次家庭会议开始的。会议中欧战军突发脑溢血,不治身亡,母亲白雪梅就开始讲述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初进藏女兵的往事,同时揭开了六个子女的身世之谜。我们都知道,长篇小说开头很难,你这样开头,当时是怎么想的?

裘山山:我当时毫无写作长篇的经验,只是凭直觉,要让小说好看,所以把子女的身世之谜当作线索和悬念。欧战军去世,白雪梅讲述,都是进入揭开身世之谜的契机。总不能平白无故地就开始讲往事。正好也成了小说的结构,一个谜一个谜去解开,就是一个又一个章节。在揭开六个子女身世之谜的同时,呈现出了当年进藏的艰难和伟大。虽然人物关系是虚构的,但历史背景和生活细节都是非常真实的。


记者:《我在天堂等你》对两代人——共和国的建立者及其子女——在两个时代里对信仰和理想、事业和爱情进行了深刻表达,同时追问了人活着的意义究竟是什么?你觉得你在这部小说中回答了这个问题吗?

裘山山:我根本回答不了这个问题。我只想表达我对老十八军那些前辈的敬意。当然我也不能说子女这代不好,要批评。不是的。我觉得他们,其实也是我们,可能进入了一个更复杂的时代,有更多的困惑、更多的纠结,不像老一代那么单纯。他们只要一声令下就会开拔。他们的目的很单纯。就像我在创作谈里说的,我的小说并不想评价十八军进藏的社会意义,那个是政治学家社会学家历史学家的事。我作为一个作家,只想写出在艰难的进藏过程中,官兵们所呈现出来的人性光辉。说到底,我觉得文学最珍贵的就是写出人性的光辉。因为人性中确实有太多的黑暗和晦涩。我作为一个作家,只想尽可能地呈现,呈现出来后,读者自会有评判。当然,这个呈现的过程中,肯定会有我的主观倾向性、有我的情感表达。


记者:西藏和西藏文化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是热点,你也把西藏称为自己“灵魂的故乡”,这么多年来,它一直都是吗?西藏对你的写作来说,意味着什么?

裘山山:说西藏“是我灵魂的故乡”其实就是一种表达,不能考证。确实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西藏让我向往、让我钟情。可能我这个人很敏感,成都阴天多。阴雨绵绵让人容易忧郁。一到西藏便豁然开朗,天地明亮澄澈,心境如洗。同时也感觉人很渺小,那些曾经烦恼的琐事都不值得。记得有一回,我们坐一辆很旧的吉普车沿冈底斯山脉行进,停下来拍照、上厕所,我想拍雪山,就一直走,不知不觉离车远了。那是我独自和大自然最近距离地一次接触,感觉天空下、大地上就我一个人。我甚至有些恐慌,如果把我丢在这里,我能活下去吗?

总之,第一次去西藏,我就很喜欢西藏了。当时如果不是有了孩子,我可能会要求到西藏工作几年。后来,我就隔一段时间去一次。像我散文里说的,当你被都市的嘈杂纷扰所围困,你陷入庸俗的生活里时间太久,你就需要到西藏去脱俗一下。那种透明和澄净,能让心灵得到洗刷。

有一点我比较肯定,西藏是我写作的福地,你看我只要写西藏的作品都得奖了。真的,《我在天堂等你》得了全国“五个一”工程奖,《遥远的天堂》得了鲁迅文学奖,儿童文学《雪山上的达娃》又得了全国“五个一”工程奖,真的拜西藏所赐。


记者:你现在还想去西藏吗?

裘山山:现在我不敢去了,因为高反严重。最后一次进去就是2015年,我带着我们创作室的几位作家,就是你、王龙、王甜、杨献平、纪莹,一起去西藏边防一线采风,合著了一本书,《雪线上的西藏》,算是一个很好的纪念。那是我第15次进藏。那次去我反应太大了,晚上喘不过气来,经常被憋醒,翻越五千多米的雪山时,我的嘴唇都黑了。我原来准备去了樟木还想去边防五团的,纪莹说你不要去了,太危险。她自己去了,我就从亚东返回了日喀则。


春草早已进入我的体内


记者:我对《春草》这部小说的印象深刻。它写了一个生活在底层的、叫春草的农村女孩与命运抗争的故事。按理说,你没有经历、体验过这样的生活,你的生活也很难与她产生交集,但你写得非常逼真、感人,你的生活素材来自哪里?

裘山山:《春草》也是我的一部重要作品,今年也要再版。主人公的原型是我浙江老家的一个远房亲戚,跟我同辈。她在杭州打工,时常到我们家来看我爸妈。每次来都风风火火的。我爸妈经常提起她,还帮她和她老公找工作。有一天她来了,我正好探家在,她给我爸妈提了一只鸡。我爸妈说,这个大活鸡怎么弄啊?她说她来弄,她进厨房就十几分钟,一只鸡就收拾好了。我看她腰间挂了一大串钥匙,叮叮当当的。我妈告诉我,她现在做了六家人的钟点工,六家的钥匙都在她腰上。聊天的时候,她跟我妈说她最近尿血,验了血两个加号。我妈说那是肾不好,你要住院治疗,我爸也劝她。她说她没有时间,也就抽了半天时间输了个液,就出来上班了。她走了以后,我爸妈就感慨,说她太不容易了,生活很辛苦,虽然没读过书,但人很聪明。就那次,我对她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其实我们家请的保姆、钟点工,都很聪明的。如果读书,人生肯定不一样,但都由于各种原因没有读多少书。我就动了念头想写一个这样的女性,我开始跟我爹妈和我姐刨根问底地问她的事,也开始关注其他进城打工女性的生活,以及她们和老公的关系。她们大多对老公特别好,觉得男人就跟家里的门神一样,不干活也要供着。甚至被家暴也不离婚。真让我心疼。


记者:你并没有农村生活的经历,甚至都没下过乡,所以写这个小说对你来说还是很难的吧?

裘山山:是的,不容易,但我还是把它写出来了。我没有农村生活,甚至对浙江都没有对四川熟悉,只能下笨功夫,那段时间脑子里回旋的都是浙江话。小说二十四章,用二十四节气作为章节题目,以浙江农村为背景,还写了一点浙江的风俗、土话,很多都是请教我妈妈的。小说出版后,拍了三十集电视剧,郑晓龙是导演,主演是陶虹、奚美娟,男主角是王雷——他主演过电视剧《平凡的世界》;电视剧得了好几个奖,影响挺大。小说也得了第二届中国女性文学奖,还得了电视剧最佳原作奖。


记者:你小说的原型看过这部小说吗?

裘山山:有一次我回去看我爸妈的时候,她正好来了。她跟我说,有一天她看电视剧,看见一个女人背着大包小包赶火车,她一下从椅子上站了起来说,那不就是我吗?那就是我!我很感动,也有点儿不好意思,小说虽然是虚构的,但用了她的好多生活素材,我就拿了一本《春草》要签名送给她。她竟然拒绝了,她说你不要给我书,我一个字也看不懂。我说让你儿子读给你听。她说他才不会给我读呢。我听了很难受,真的很心酸,后来我就送了她一套《春草》的光碟。还好,她后来过得不错,在杭州买了一套二手房,全家人在杭州安了家。儿子也在杭州工作了。

《春草》带给我很大福气,因为它,我得以在2011年和2014年两次去美国讲学。这辈子还算有了几个美国学生,在美国的大学校园里能用中文给他们讲我的小说,这个真的是非常难得的事,不是每个作家都有这个机会。


记者:因为《春草》被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的汉语中心选为高级汉语教材,你当时作为现役军人、军队在职作家,受邀到美国做访问学者,这可能是非常罕见的。

裘山山:俄亥俄州立大学有个汉语中心,那个主任对汉语教学很有想法,他认为学中文不能一天到晚背字词句,学了就忘,跟我们背英语单词一样,他说必须放到中国文化环境里学。他们就决定找一部小说,让学生一边听故事一边学,有语言情境,他们把这称之为“体演教学法”。当然了,用这种方法学习中文,是有一定中文基础的学生。汉语中心有一位李老师,是我上大学时认识的一个师兄,他出国读了博士,就一直在国外教书。他刚好看了《春草》,就推荐了。当然,也有人推荐其他小说,最后《春草》胜出。我猜想胜出的原因是,第一,这本小说既写了城市,又写了农村;第二,时间跨度大,从六十年代一直写到改革开放;第三,拍了电视剧,学生可以将文字与影视结合起来看。现在他们已经将这本小说编辑出版了一本教材,不仅在俄亥俄州立大学用,也在另外几所大学用。它有很多对话,适合学习语言。


记者:当时作为现役军人,要办理去美国的手续,容易吗?

裘山山:不容易,很不容易。我说的那位李老师,他先来问我,他们想邀请我去当访问学者,能行吗?我很激动,但我是现役军人,不知道这个身份能不能出去,我就说先去问问领导看。出乎我意料,领导们很开明,一个说,作家就是要走出去,多看看,开阔眼界。另一位说,是好事,可以多宣传一下我们的国家。于是美国那边发了函,中间办手续还是很麻烦的,我差点儿放弃了,最后还是办成了。


记者:《春草》从1961年写到2001年,写了春草40年的人生经历,也可以说是她命运的抗争史,也以此反映了一个时代的风貌和世道人心。为什么把她出生的年份设置在1961年?把小说结尾于2001年?有什么特别的意义或者寓意吗?

裘山山:从上世纪60年代初——即自然灾害期间,一直写到改革开放,就是想反映中国这段历史发展的缩影。生在贫困,长在贫困,终于遇到了改革开放。春草进城后发愿,她自己这辈子不能成为城里人,她的孩子也一定要成为城里人。她没有什么宏大理想,没打算把孩子培养成什么栋梁之材。她就是不想让孩子再像她一样受苦了。进城以后她才知道城里人的生活与她有天壤之别。她觉得自己这辈子就算了,但她要让孩子改变命运,为此她拼死拼活地干。


记者:小说直到结尾,春草还在与命运抗争,让人依然揪心,难以释怀?为什么不给她一个美好的结局?

裘山山:为什么叫“春草”?草是踩不死的,很坚韧,虽然开不出富贵的花朵。有人说《春草》是中国版的阿信,阿信最后成了女企业家,有一个圆满的结局,而春草最后还在奋斗之中。我想这更真实吧。千千万万的人辛苦一辈子,都没有所谓的成功。当然,从某种意义上说春草成功了,因为她的孩子终于在城里上学了,这是她的理想。

小说结束于2001年没有什么特别的,就是我写这部小说的那年。当然也有跨世纪的意义。这么一想,《春草》也是20年前的作品了,现在翻出来看,我还是挺感动的,春草聪明、好强,什么都明白,但生来带着命运的枷锁,连读个小学都要以绝食来和母亲抗争。

写的时候,春草进入了我的体内,我感觉自己和她一样。虽然我的父母给了我公平的教育,但我也在和命运抗争。比如说高中毕业待业在家,看不到前途,我就宁可下乡,我说,不给我一个抗争的机会是不公平的。最终是改革开放给了春草,也给了我一个抗争的机会。

小说有个情节,写春草夫妇跑到陕西做生意,在火车上大包小包的。这里面就有我的个人体验,我上大学回家抢不到座位,经常就在两个车厢中间连接的地方铺上报纸,坐在那里。一顿饭就是一个苹果、一个馒头,然后喝点水,这样在火车上坚持三天。虽然我和春草的命运完全不一样,但我特别能理解春草那种不在意吃苦,非要活出个人样来的心情。


记者:能讲讲你在美国的感受吗?

裘山山 :跟美国学生交流我觉得很有意思,让我了解到了彼此的文化差异,也看到了美国孩子的可爱之处,他们的家庭条件都比较好,没有特别困难的,毕业了也能找到工作,但学习依然很努力,星期天都有很多人上图书馆。真的是因为喜欢学习而学习。

他们很喜欢春草,不喜欢何水远。因为他们认为人不能不劳而获,不管什么情况下都要努力。他们也无法接受男尊女卑,觉得女人应该享有同样的教育。这些是非观是很明确的。他们是真心热爱汉语,有个学生一直坚持用繁体字写作文,手写,不厌其烦。挺可爱的。

那次在美国待了三个月,算是对美国的一次深度了解,对我来说,也是一段珍贵的经历。有很多感受,回来后写了一本纪实散文《春天来到哥伦布》,出版后还加印了。


记者:你好像说过一句话,也许你的前世就是春草。对自己笔下人物有这个认同感很不容易。可否谈谈你为什么会有这样一个前世。

裘山山:是的,我说过,也许我的前世是春草。其实我在写这部小说之前,就觉得命运是可以被自己改变的。我当兵的时候,本可提干留在部队,但我坚持要上大学,找很多领导请求,就是因为不甘心自己就一个高中学历,想多读书,想看到更大的世界。

另外也和我小时候在农村待了三年有关,让我跟土地之间有了一种血亲关系,隐隐约约地影响了我的性格和命运。我很幸运在乡下生活了三年,这三年对我很重要。

我有时候开玩笑说,我没当过孙子。因为我生下来的时候,我爷爷奶奶已经去世了,外公外婆也去世了。但我当过重孙。我妈当右派,把我送回老家的时候,我父亲的奶奶还在,就是我的祖奶奶。祖奶奶心地非常善良,我爸常说她是菩萨心肠。我在随笔《在故乡思念故乡》中写到过我祖奶奶,祖奶奶一天到晚在家念佛。我爷爷奶奶早逝,父亲是祖奶奶带大的,父亲认为世界上对他最好的就是祖奶奶和我母亲,所以他一直给祖奶奶寄钱。祖奶奶人善,对媳妇、佣人、邻居特别好,这也影响到我爸,然后影响到我。我外公家也是,外公还被颁发过一块匾“忠义全家”。表扬他收养孤儿赡养老人,须知他家里并不富裕。日本侵略者入侵到浙江时,他宁可带着全家逃难到乡下也不配合他们,因为他当时是县府的文书。很有节气。这些都会影响到我。我觉得“善”是家族的遗传。

写《春草》,也算是我对故乡的一次回报吧。毕竟我是个游子,一点点大就在外头飘荡,终于写了一个故乡的故事、故乡的女人。


小说要写复杂丰富的人性


记者:你有一部写“童年往事”的小说,叫《八岁的运河》——用一个叫桃树的八岁女孩来讲述上世纪七十年代的生活。

裘山山:我的童年是在石家庄度过的,门前有运河流过,所以我用了这个名字。我爸当时在一所大学教书,知识分子成堆。“文革”前学校以教师为中心,“文革”一开始造反派起来了,知识分子就成了臭老九,一个个被打倒。

我记得那时大喇叭每天都响,先是很激昂的歌曲,然后开始念语录,再然后就广播通知:以下人员今天下午几点到某某地方参加批斗会。我妈每天都很紧张,生怕念到我爸的名字,搞得我也很紧张。但是小孩在家紧张,出去就忘了。我们照样疯闹,跑到人家阳台上,学大人的样子喊口号,把捡来的传单撒下去,让下面的小孩子抢。

成年后我开始不断回顾反省自己的童年,很想把它写下来。所以《八岁的运河》是我最早想写的长篇小说。可能是离自己的生活太近了,几次提笔都写不下去,好不容易写了5万字,觉得根本不像小说,又丢开了。隔了几年又拿出来写,还是写不下去,又丢下了。

有一天我想起童年往事,记忆开始模糊,我就着急了。我想这些往事不能被遗忘,这段历史不能被遗忘。我不能再拖了,一定要把它写下来。所以2014年我再次下决心写它。还是花了很长时间才完成。


记者:你以梦和回忆为切入口,采用童年的视觉,是不是更有利于你的叙述?

裘山山:是的,我想用孩子的视角来看那个年代。经过那么久的沉淀,思考的东西也多了,写的时候,我告别童年已经几十年了,感性的东西少了,理性的东西多了些。顾忌还是有的,但不管怎么说,我尽全力把它写出来了。有评论家说,这部小说表现出了作家高度的责任感和历史意识。还有位作家说,我以孩子的视角回顾反思“文革”是很独特的,而且在写那样一个荒诞年月时,依然写出了人与人之间的温情,很难得。


记者:这种温情在那个年代显得更为珍贵。

裘山山:我父母那样的知识分子,在那种情况下,依然在努力保护孩子、教育孩子,什么是该做的,什么是不该做的。而我们的校长、老师即使挨斗,也尽可能地不让我们受伤害。我把这些都写出来了。


记者:这是你很特别的童年记忆。以童年视角来讲述特殊时代的复杂体验,是不是更为残酷?当然,童年视觉中的荒诞也会更真实。

裘山山:是的,真实而又残酷。我们家当时就两间屋子,我爸妈睡一间,我和我姐睡一间,中间是走廊。我们当时很小,睡觉不插门不安全,插门了喊不醒。我爸就每天把我们的门反锁上,早上再开门叫醒我们。有天半夜我们听见了敲门声,很急促,我们邻居是医生。因为反锁在房子里出不去。仔细听原来是2号楼有人跳楼了,来叫医生。当时已经有好几个人跳楼了,我和我姐已不觉得吃惊。趴着听了一会儿又睡着了。最让我恐怖的是,我发小的父亲,因为受不了逼迫,在河边一棵树上自缢了。那么熟悉的邻家叔叔、好朋友的爸爸,每天上楼下楼都能碰到的人,就那么死了。原来我经常到运河河堤上去玩,很长一段时间我不敢再去,我怕人家告诉我,他是在哪棵树上吊死的。我那个发小本来很文静,发生这事后就更不爱说话了,变得很沉默,这件事对她的打击、伤害,肯定会影响她一辈子。


记者:在这部小说中,你叙述的冷静、文笔的朴素温和,令人印象深刻,结合你的人生经历,是否可以说,这其实是一部你的自传小说?

裘山山 :必须承认,这其中有我的个人经历,但肯定不是我的自传。我写的是那个特殊年代的孩子们,或者说,我用童年的视角来写那段历史。疯狂、荒诞、狂热、失落、痛苦、悲伤,但依然有温暖,那是我真实的感受。更重要的是,我努力呈现了我所经历的那段岁月。我不希望它们被遗忘,用文字把它们留下来。作为作家,就是要用故事擦亮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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