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艳兵：“卡夫卡属于所有的时代”
研究卡夫卡就是研究我们自己
记者2024年是卡夫卡逝世100周年，也是您发表第一篇卡夫卡研究论文《卡住了吗？———论卡夫卡》30年。您是卡夫卡研究专家，推动中国卡夫卡研究走向深入和成熟的人。
请问是什么激发了您对卡夫卡的热爱？从第一次留意到卡夫卡到最后以卡夫卡作为毕生研究对象，这中间您经历了什么？
曾艳兵：对卡夫卡的喜爱或者说热爱的原因应该很多，首先还是应该归因于卡夫卡的创作和思想，最初就是被他的作品深深吸引，然后才关注他的生平和影响。时间应该在1987年以后，因为那时我刚刚入职青岛大学工作，给中文系的学生开设西方现代主义文学研究选修课，讲这门课必然会讲到卡夫卡，所以一定会去研读卡夫卡，这应该是一个比较重要的契机。再往前就是1984年读硕士学位的时候，对卡夫卡有些接触和了解，听过一些有关卡夫卡的课程，看过一点作品，但还谈不上热爱。
真正激发起热爱来，应该在我2000年读博之后。当时我在北京师范大学做博士论文选题，在国家图书馆查到当时日本已出版研究卡夫卡的专著三十余部，而我们国内竟然还没有一部真正的卡夫卡研究学术专著出版，这让我感到非常震惊。我觉得当务之急是无论如何应该先写一部出来。于是我将原来选定的已经开过题的论文题目放弃了——这在现在当然是不可能的了——改写《卡夫卡与中国文化》这个题目。从此之后就再也没有真正离开过卡夫卡研究领域。
从第一次留意卡夫卡到后面以卡夫卡为研究对象，这期间经历了很多，不只是阅读、理解和研究卡夫卡，还经历了许多被“卡住”的生活，有了被“卡住”的经验和体会，其中有一些甚至是刻骨铭心的，改变了生活轨迹和学术路线。在我看来，卡夫卡绝不仅仅只是一个研究对象，他也融于研究过程之中，融于研究与生活之中。渐渐地，研究卡夫卡就是用卡夫卡的眼光看世界；面对被卡住的世界时不由得想起卡夫卡。说到底，研究卡夫卡就是研究我们自己。卡夫卡的价值和意义就在这里，这里既有积极的卡夫卡，也有消极的卡夫卡。
曾艳兵教授卡夫卡研究的部分成果
记者大多数人一提到您的名字，自然就联想到您是卡夫卡研究专家，请您谈谈研究卡夫卡时遇到了哪些挑战，又是如何克服的？
曾艳兵：研究卡夫卡最大的挑战就是卡夫卡拒绝研究，至少是拒绝那种所谓纯客观的研究。卡夫卡不是一个可以纯粹作为研究对象的作家，卡夫卡更是一个将研究者也带入进去的作家。卡夫卡是一位很难定性和归类的作家，而研究工作最重要的就是定性和归类。
卡夫卡是一个很难确定国籍、归宿和身份的作家。卡夫卡，应该就是“卡了又卡”，研究卡夫卡不可能一帆风顺。现在一般都说卡夫卡是奥地利作家，其实卡夫卡与现在的奥地利没有多少关系，他应该属于那个奥匈帝国的奥地利，但是那个奥地利已经不存在了；说他属于捷克，似乎更不准确，因为捷克1918年才成立，而此时卡夫卡生命所剩的时间已经不多了，且他还差不多有一年住在德国；说他是欧洲作家比较合适，但这个说法也太笼统了。说到底，他是一个一辈子主要生活在欧洲城市布拉格的用德语写作的犹太作家，这个说法应该是比较准确的。所以，卡夫卡是复杂的、多元的、充满歧义，甚至悖谬的。卡夫卡，说到底，就是有点“卡”，原文（Kafka）是左右卡，翻译成中文卡夫卡是“上下卡”。
这当然是研究卡夫卡的最重要的挑战，研究卡夫卡的其他挑战还有文学观念的、艺术技巧、语言叙述等方面的挑战，每一项挑战都看似无法跨越和克服，但最终你却发现这些障碍其实并不是卡夫卡设置的，而是深藏于我们自己内心的。这正如卡夫卡笔下《法的门前》的那位乡下人，法吸引乡下人，乡下人除了努力进入法门，别无选择，别无他法，但他最终并没有进入法门，然而，他却证明了这道法门其实就是专门为他开的。在他死去之后，这道法门也将永远关闭。
记者您曾谈到过，卡夫卡认为一个真正的作家应该是业余的，专业作家，不可能“纯粹”。请您谈谈作家卡夫卡经历了什么才会这么认为呢？
曾艳兵：卡夫卡是一位伟大的业余作家，因为他是一位伟大的作家，而且坚持业余创作，并且坚持认为只有业余创作才能写出纯粹的作品，也就是不受金钱利益侵扰的纯粹作品，乃至于我们怀疑那些专业作家是否还能写出纯粹的作品。卡夫卡上中学时就立志创作，1903年11月9日，卡夫卡在给他中学同学波拉克的信中表明了自己一生的志向：“上帝不愿意我写作，我却非写不可。”卡夫卡的写作是命中注定的，即便是上帝也不能改变这一命运。
但是，卡夫卡上大学时选择的专业是法律，他并没有学文学专业。博士毕业后找工作，卡夫卡必须寻找和文学没有关系的工作。这对于一个热爱文学，甚至要献身于文学的青年作家而言简直是不可思议的。卡夫卡当时选择职业的要求是：“这个职位不得与文学有任何联系；以文学为挣钱的职业在他的心目中是剥夺文学创作的尊严。挣钱职业和写作应该绝对分开，二者的‘混合’，比如记者的行业，亦为卡夫卡所否定。”卡夫卡的朋友布罗德后来回忆道，卡夫卡一定要坚守他的这条底线。布罗德深受影响，但后来认为这是一种“高尚的迷误”。看来，卡夫卡内心需要的是写作的纯粹与纯粹的写作，不是为了什么而写作，而是干什么都是为了写作，写作没有之外的目的，写作的目的就在于写作本身。
卡夫卡在给女友菲莉斯的信中写道：“写作和办公室相互排斥。写作位于内心深处，而办公室漂浮在生活的表面。这种永远的忽上忽下必然将我撕成碎片。”卡夫卡的工作是为了生活，生活是为了写作，而写作几乎毁掉了卡夫卡的生活，工作则又几乎毁掉了卡夫卡的写作。卡夫卡就生活在这种焦虑和撕裂之中。“如果不写作，他就完了；而正因为完了，他才写作。”专业作家自然没有这种焦虑和撕裂，因为他们的写作是为工作服务的，他们的工作就是写作。写作完成工作任务，工作带来经济效益。卡夫卡的死结在这里被解开了。当然，如果卡夫卡没有工作，他永远也看不清社会的黑暗和人生的荒谬，自然也就写不出那些充满悖谬而又无比真实的小说。这是卡夫卡解开死结的独特方式。
画家卡夫卡与作家卡夫卡：写作和绘画相互理解、阐释
记者您曾发表过《作为画家的卡夫卡》一文，近期由您和曾意翻译出版的《卡夫卡的卡夫卡———弗朗茨·卡夫卡的 163 幅画作手稿》，展现出卡夫卡作为画家的身份；请您和我们分享一下如何理解卡夫卡的画风？您如何看待卡夫卡笔下的文学与绘画的关系?
《卡夫卡的卡夫卡：弗朗茨·卡夫卡的163幅画作手稿》
曾艳兵：这个问题最近谈得比较多了，主要是因为卡夫卡的画册2024年初在中国正式出版了。卡夫卡的画得之不易，保存不易，我们今天能看到他的全部画作更不容易。这里有个很长的故事我们还是需要简单地交代几句。卡夫卡的朋友布罗德（1884～1968）坚信卡夫卡就是一位天才，他不仅相信卡夫卡是一位天才的作家，还是一位天才画家。他收藏了卡夫卡的那些不怎么起眼的画，正如他收藏了卡夫卡的创作手稿一样。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布罗德带着卡夫卡的画作逃到了巴勒斯坦。1956年以色列遭遇第二次中东战争时，布罗德将卡夫卡的画作转移到了瑞士，存放在瑞士银行的保险柜里。后来布罗德在遗嘱中将他的遗产交付给了他的女秘书伊尔莎·埃斯特·霍夫，这些遗产包括卡夫卡的手稿、信件和绘画。布罗德没有子女。1968年布罗德去世，霍夫继承遗产后开始出售部分遗产。2007年霍夫去世，卡夫卡的遗稿转由霍夫的两个女儿伊娃和露丝继承。2008年以色列国家图书馆作为原告，要求获得卡夫卡文学遗产的所有权。经过一场耗时近十年的官司，2016年8月7日原告胜诉。2019年7月15日，卡夫卡的画作从苏黎世银行转移到了耶路撒冷。卡夫卡的画作不再封存，对公众开放。我们终于有机会看到卡夫卡的全部画作了。
我们以前对于作为画家的卡夫卡了解不多，现在看到了卡夫卡的画作等于又看到了另一个卡夫卡，一个不同于作家的卡夫卡，这就是《卡夫卡的卡夫卡》这个书名的意思。卡夫卡的写作和绘画之间的关系，既不是简单的文与画互为阐释、和谐统一的关系，也不是各无关联、矛盾对立的关系，而是既保持了这种关系，又不单是唯一的某种关系，而是一种复杂多变、和谐矛盾又富有张力的关系。
在卡夫卡那里，小说的内容如果可以画出来，应该不是好小说，比如《变形记》；一幅画如果可以改写成一篇小说，也未必就是一幅好画，卡夫卡从来没有将他的画改写成小说。从这个意义上说，写作和绘画是有区别的，并不能说小说如画，画如小说。但是卡夫卡的写作和绘画也是可以相互理解、阐释的，因为他们毕竟出于共同的创作理念。
卡夫卡的画作
卡夫卡永远值得言说和纪念
记者在网络上，很多年轻把卡夫卡当成“丧神”，比如他很出名的那句“一切障碍都在摧毁我”“我最擅长的事，是一蹶不振”“我触及什么，什么就破碎”等等。年轻人出现了“丧”“躺平”的社会心理，您怎么看待这一社会心理与卡夫卡的契合？
曾艳兵：卡夫卡的确说过“一切障碍都在摧毁我”。19世纪法国作家巴尔扎克与20世纪犹太作家卡夫卡各自代表一个时代。1836年，负债累累的巴尔扎克不惜花费700法郎买了一根手杖。他在手杖上刻下：“我摧毁一切障碍。”卡夫卡借用了这个典故，写道：“巴尔扎克的手杖上刻着：我在摧毁一切障碍。在我的手杖上则是：一切障碍在摧毁我。”巴尔扎克与卡夫卡形成鲜明对比，巴尔扎克债台高筑、常常事业不顺，但他非常自信，认为凭借自己的力量，一定可以赢取成功。卡夫卡则衣食无忧、事业平稳，但他却自卑到了极致，觉得任何障碍都可以击败他。卡夫卡敏感自卑的气质给了他一种新的观察世界的视角，他从不高高在上，像巴尔扎克那样俯瞰巴黎社会，但从他的视角，可以发现不一样的景象。巴尔扎克的英雄主义与卡夫卡的弱者主义在同样一句话的不同顺序中体现出来了。
卡夫卡也说过“我最擅长的事，是一蹶不振”这一类的话，但是仅凭此就将卡夫卡看作是“丧神”、躺平、一蹶不振的代表，这种对卡夫卡的理解和认识显然是不够准确和全面的。卡夫卡是一百年前的上班族、公司的职员，经常加班、出差，当然他也有上班迟到、请假的时候。但是，另一方面，卡夫卡又是一个非常称职、专业、有责任心的职员，甚至是保险公司不可或缺、无可替代的优秀职员。他在工作上兢兢业业、开拓创新，甚至可以说是保险公司里的模范职员。他书写的报告堪称典范，他的语言天才和能力更是无人能出其右。“卡夫卡在保险局公开出版物中写的文章堪称官府通告公文中的沧海遗珠，代表保险局写就的公函也无可挑剔。他早已超越所谓‘出色法务人员’，而是将技术、保险和法学领域方面的知识融会贯通，相当难得，他也由此成为公司不可或缺的干将。身为为数不多能够应付棘手案例的人，卡夫卡很快升为部门二把手……卡夫卡在调解方面的口才日臻完善，近乎完美。”在保险公司工作过的卡夫卡的同事阿洛伊斯·居特林（1886-1970）回忆道：“卡夫卡博士是部门主管的得力助手。在与部门职员的交往中，他始终保持着适当的分寸，避免过于亲密和私人交往，对政治问题更是闭口不谈。保险局职员中大部分都是捷克人，只有极少数是德意志人，我从未听说他们当中有哪个人对弗朗兹·卡夫卡抱有敌意。”由此可见卡夫卡的政治智慧和职业智慧。所以说，卡夫卡并不是从一开始就躺平，而是工作之后的躺平，是运用智慧后的躺平。躺平有时候是为了写作，写作不顺时他也躺平，他不是一个没有灵感也非要写作的“硬写”作家。固然有障碍在摧毁他，他也摧毁了许多障碍。卡夫卡的话是可信的，但有时候其实只能信一半，另一半正是这些话的反面。这也是卡夫卡的存在方式，这种方式有时就是矛盾的，甚至是悖谬的。
记者您对卡夫卡的传播和研究有哪些展望，在卡夫卡逝世100周年您有什么纪念活动呢？
曾艳兵：2024年是卡夫卡逝世100周年纪念，我们已经做了不少事情，其中最重要的是在山西大学成立了卡夫卡与中外文学研究中心。据我所知，这是目前中国成立的第一个以卡夫卡的名字命名的中心。为此我们在山西大学开了两次会议：卡夫卡与中外文学研究中心的筹备会和正式成立大会。这一年我至少在不同期刊主持了五个卡夫卡研究专栏，自己发表了十余篇有关卡夫卡的文章。在新闻出版机构进行多场有关卡夫卡的对话、访谈等，做了几十场有关卡夫卡的学术报告，并在不同的学术会议上讲卡夫卡。卡夫卡与中外文学研究中心的成立是中国卡夫卡研究的一个新起点，我们后面需要做、想做的事情还很多，譬如召开一些有关卡夫卡研究的学术会议，筹办卡夫卡研究的辑刊，加强国际交流，创建中国卡夫卡学，出版一系列卡夫卡研究成果，培养更多热爱卡夫卡、研究卡夫卡的青年学者。
记者请您给想从事卡夫卡研究的青年学者和学生送上一些建议和寄语吧。
曾艳兵：卡夫卡“不属于某个世纪而属于所有的时代”，卡夫卡不属于某个国家和区域，而属于全世界，尤其属于少数族裔文学、弱者文学和边缘文学。喜欢卡夫卡的读者很多，将卡夫卡当作知音的作者也很多。对于那些想从事卡夫卡研究的青年学者和学生，我想说的是：研究卡夫卡，就像卡夫卡笔下的中国长城的修建一样，不可能最终完成，不可能找到终极的真意或本意，但在研究的过程中我们能接近卡夫卡的真义，甚至获得意义。研究卡夫卡有可能遭遇不可理喻的迷雾，找不到路径和出口，劳神费事、一筹莫展，但绝不会感觉简单粗暴、枯燥乏味。研究卡夫卡既可以不带情感地研究其形式和技巧，不关乎社会现实，但更重要的恐怕还是带有共情地理解和认知，卡夫卡总是和社会现实密切相关。卡夫卡是说不尽的。2025年是卡夫卡《诉讼》出版100周年纪念；2026年将是《城堡》出版100周年纪念；2027年是《美国》出版100周年纪念……卡夫卡永远值得我们言说和纪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