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体创伤叙事“缓冲带”及“复演”诗学

“创伤”(trauma)最早指身体上的物理性伤害，在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说的阐发下，该词在人文领域多指精神性伤害。从发生学来看，灾难、战争、暴力、疾病、背叛、挫折、飞来横祸以及生离死别等都不免引发创伤，导致个体身份认同危机，最终演变为精神创伤。耶鲁学派批评家杰弗里·哈特曼说：“在社会传播系统和教育水平比较落后的时代，只有达官显贵们的不幸遭遇才可能被建构为具有纪念和传播意义的创伤，并沉淀为集体记忆。但随着大众传播的发展，尤其是随着互联网时代的横空出世，创伤不再是特权，贩夫走卒生活中的创伤性事件同样可以被建构为公共事件，成为焦点。”如此看来，文学艺术反映普通人的创伤，探究创伤在人类生活领域的表征及疗救的可能，便也就顺理成章了。本文以陶丽群短篇小说《海边的火光》为个案，分析创伤叙事的心理分析特征，从叙事策略上揭示叙述“缓冲带”的成因与“复演”诗学的审美机制。

小说叙事“缓冲带”及其成因

细分起来，创伤叙事通常有集体创伤和个体创伤之分，各自有不同的叙事美学与主题追求。新时期之初的“伤痕文学”就是书写集体的一代人的创伤，其目标是平复中国社会历史的创伤，修复并加固“共同体”，团结一致向前看。而个体创伤则更多是人生际遇所带来的精神创伤，与历史与时代之间的关系没有那么直接。迟子建中篇小说《世界上所有的夜晚》就是个体创伤的观察与书写，灌注了创作主体的情感际遇与生命体验。如果做这样的划分，那么《海边的火光》则显然属于后者。没错，陶丽群的创伤叙事是个人化的，是直抵内心的，在个体精神书写的意义上体现了创伤叙事的审美维度与主题追求。

文学桂军方阵中，陶丽群的叙事颇具审美辨识度。她扎根自己所生活的那片土地，紧紧拥抱那些熟悉的日常经验，因而自带强大的精神能量。这篇小说虽是个体创伤的书写，但依然能在叙述中感受到将创伤内化为日常记忆的美学。小说围绕个体创伤疗愈过程展开，展现了精神创伤治愈的艰难性，诠释了弗洛伊德关于“创伤”的定义：“一种经验假如在一个很短暂的时期内，使心灵受到一种最高度的刺激，以致不能用正常的方法谋求适应，从而使心灵的有效能力的分配受到永久的扰乱。”正是由于创伤修复的艰难性与长久性，小说采用了舒缓的语调，叙述视点在创伤起点与现实之间迂回辗转、延宕、扩散，形成一种复沓与回旋的音乐美。随着叙事的展开，那内心蛰伏多年的伤痛渐次铺开，恰如一湾溪水汩汩流出。这种舒缓的叙述节奏与主人公不无荒谬的惨痛经历有关，契合于体验性叙事所凝成的疗救诗学。

小说的女主人公乔黛是灾难的直接受害者，是创伤的承载者。乔黛所遭受的性暴力发生在一种无意识状态，因此被性侵的痛苦经历对她来说并不清晰。正是这种模糊化的处理，主人公回归常态的过程就被不断延宕，这种受伤的情绪静态地潜伏于脑际，在记忆的激活中不断复现，这种情况被多米尼克拉卡普拉称为“复演”(acting out)。乔黛的精神内伤在很长时间内无法平复，这就给叙述留下了延迟的空间。耶鲁学派凯西·卡鲁斯在《无法言说的经历：创伤、叙事与历史》中这样定义“创伤”：“对某一突发性事件难以及时应对的体验，当事人对该体验的反应具有延时性，并伴随难以控制的幻觉及其他破坏性症状。”而这种“延迟性”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创伤题材小说对叙事语调与美学修辞的选择。

女主人公究竟遭遇了怎样实质上的伤害，导致这种伤害的原因又是什么？作者并不急于交出实情，满足读者的审美期待，也没有事无巨细地描写性侵的场面，而是有意识地把这些关键信息隐藏起来，并将性侵事件发生后受创者的精神生活作为创伤书写的重点，着力于人物咀嚼伤痛的过程以及伤痛的深重感和难以修复的悲剧性。换句话说，小说叙述在“故事”结束的时候才开始。这是现代叙事与传统叙事的分界点。作者把社会新闻事件进行艺术化处理，从外在的暴力叙事转向内在的精神叙事，力图建构不乏情感冲击力的审美空间。

同样是女性创伤叙事，弗吉尼亚·伍尔夫《达洛维夫人》中女主人公要挣脱的是父权制阴魂下被内化的男权意识，也就是福柯所说的“自我规训”，以图女性解放；门罗《逃离》中卡拉所要逃离的是没有归宿感的家庭，以求自我救赎；而乔黛想要摆脱的则是“黑暗”意念的纠缠，达成自我疗愈。如此看来，小说叙事“缓冲带”的形成，在于作者把审美视点延伸到人物的内心世界，以“复演”诗学演绎人物的精神历程，致使人物心理开掘在叙事的缓冲下得以强化和深化。

悲剧置换术

乔黛是突发事件的直接受害人和当事人，是伤痛的主要承受者，因此，小说通过闪前和闪回的手法，花了很大篇幅抒写她对过去的恐惧和对未来的期待。乔黛不仅自己遭遇性暴力，而且女儿也因此失踪，下落不明。这是她最纠结的事情。所以，她试图通过再生一个孩子来治愈伤痕，但结果还是令人绝望。这是贯穿小说的中心线索。乔黛的悲剧确实令人痛心，让读者愤怒的同时也心生悲悯。然而，乔黛被性侵的悲剧看似偶然，却是存在于人际结构和情感关系之中的。由此，作者通过悲剧置换术扩大了悲剧内涵，将悲剧根源的追究推向深层。

世间的悲剧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缘起于互相关联的人际结构与情感关系。这是因为，创伤的影响并不局限在灾难事件的直接受害者，同时也间接发生在与亲历者及悲剧性事件相关的人身上。其中，丈夫黎海生及其同事平头就是与这个悲剧直接相关的人物。追根求源，悲剧的发生源于两个人的一次喝酒。因为平头有个嗜好，就是喜欢生吃白萝卜下酒。而乔黛的悲剧正是发生在去菜地拔萝卜的途中，是这个酒局自然延伸出来的后果。作者一再强调平头与黎海生是情同手足的兄弟，在感恩之心的作用下，他通常产生无法遏制的想要将自己从里到外撕个粉碎的暴怒，因此从一个血气方刚的青年变成了终日郁郁寡欢的中年人。这样一来，一个人的悲剧就被置换成了三个人的悲剧，平头与黎海生的痛苦被一再渲染，以此强化乔黛的悲剧性。由此，作者并没有把直接受害者乔黛的故事放在前面讲述，而是别出心裁地把间接受害者的精神状态置于前台。应当说，通过间接受害者的神秘出场引出直接受害者的故事，也是充分考虑阅读效果的设计。

黎海生的出场是耐人寻味的。作者首先写“黄昏”对黎海生的特殊含义：“平缓的黄昏来临了，白天与黑夜衔接处那段短暂柔光，会让他变得松弛不少。这种时候他会做到和自己坦诚相见，他看见并接受自己的孤独、脆弱、破碎，以及无能为力。这一刻他变成了真正的自己。”这段话表明了黎海生非常态的情绪状态：只有温和的黄昏才是自我审视的最佳时刻，才能发现并看清真实的自己，而黄昏之外的时间则回归面具人的状态，一个非本质化的自我。这种异常的人格特质与情绪状态让读者觉察到其中的玄机：之所以如此，必定另有隐情。如此，作者对“黄昏”的定义不只是时间意义上的符号，更为小说的叙事奠定了不祥的基调。

为了放慢叙述节奏，以展示人物的内伤及其愤怒与忧郁并存的异常情绪，作者让黎海生充当隐形侦查人的角色，但从动机看，这种侦查与其平时作为警察办案是有区分的，它一半出于警察的职业敏感，一半出于受害者的愤怒。因此他把目标锁定在单独端坐一隅的孤客，在他眼里这样的人必定是凶手。事实上，他要捕捉的是夜幕中那些危险的气息，对潜伏中的危险有“难以遏制的渴望”。因此，黎海生是抱着审视的眼光看待周遭一切的，而这种审视已进入偏执的轨道。按照朱迪斯·赫尔曼《创伤与复原》的创伤分类，乔黛符合“记忆侵扰”，而黎海生则属于“过度警觉”。相比之下，平头更复杂，他想通过调离工作来摆脱噩梦纠缠，但又追问：“肉身可以逃离现场，良心呢？”无法逃脱“良心”的拷问，并通过素食的方式来实施自我惩戒，这是平头不同于黎海生的地方。从人际关系角度来看，这种自我拷问和自我惩戒并非矫情的显示，而是符合小说叙事逻辑的。悲剧发生后，平头虽然不是受害者的家属，但他与乔黛一家的交情深厚。作者在叙述中一再强调这一点，为平头的自我良心拷问做了充分的铺垫。

不乏反讽意味的是，黎海生和平头堪称派出所的“双雄”，都有一股匪气。然而，在亲人遭遇不测之际，他们却束手无策，这对身为警察的人来说应该是莫大的讽刺。这就注定了他们内心处于激烈矛盾中，小说对此有极富思辨的阐释：“暗夜中模糊的大海，让黎海生觉得极像人生本质：命运没有边界。黑白互相交融，任何试图想要将其弄得一清二楚黑白分明的想法都是徒劳的。这种顿悟常常让黎海生产生与人生际遇和解的想法。而到了白天，面对深邃高远的蓝天和灰色海面形成水火不容般剧烈的反差时，他又恢复那个凡事追求非黑即白的自己。”是与人生际遇和解，还是继续寻找真相，这对黎海生来说是一个问题。这种矛盾交织的情绪回荡在叙述中，扩增了叙事的艺术张力，拓宽了小说的精神空间。

“复演”叙事及审美机制

悲剧发生后，当事人精神后遗症的疗愈过程，是这个短篇小说叙述的核心地带。作者通过人与人、人与物的伦理关系展开“复演”叙事，多角度透视悲剧命运的深层原因。如果说“复演”诗学在两个间接受害者身上主要体现为燃烧不止的愤怒、过度敏感的审视与基于良心的拷问，那么，对乔黛而言，它更强烈地凸显了人物对自我命运的焦虑和反省。关于间接受害者的心理分析是这篇小说的前奏，通过这个前奏引出故事的主角乔黛，让读者对女主人公悲剧的来龙去脉产生了更强烈的期待。然而，作者依旧不甘于常规小说的写法，没有沉迷于暴力场景的渲染，以此迎合读者的窥视欲，而是把女主人公受创后重温过往的心理过程端在读者的面前，突显了“复演”叙事在人物心理分析方面的美学优势。

首先是“替补”疗愈机制。在噩梦发生后二十年间，乔黛把全部精力和热情倾注在生孩子的事情上。因为五岁女儿英慧在暴力事件中失踪，给乔黛造成粉碎性打击，让她无法面对空洞的现实。所以对她来讲，告别过去，面向未来，无疑是走出阴影的人生选择。然而，这个目标显得十分遥远，可望而不可即。关于孩子的想象无数次出现在乔黛梦中，困扰、诱惑、折磨着她：“这种梦长着非常尖利的牙齿，会咬人，乔黛每天都遍体鳞伤，对孩子的渴望变得近乎痴狂。她必须要尽快怀孕、分娩、哺乳、抚养，重新成为母亲，将那些虚幻之梦变成触手可及的现实。”重新成为母亲的强烈渴望源于一种替补心理。小说以“重复”修辞强化乔黛基于这种心理的焦虑和困惑。如果说焚烧旧物是告别过去的象征，那么购置婴儿用品、布置婴儿房则暗示了走向未来的意图。然而，黎海生的精神崩溃让他变得未老先衰，在生育方面失去了往日的精气神，以致浇灭了乔黛的所有期待。

其次是不由自主地“朝后看”。通过“朝前看”来治愈创伤并非一蹴而就的事。因为睹物思人的心理反作用，不免使过去的记忆因“物”得以激活。处心积虑准备的婴儿用品及婴儿房在乔黛心中必然唤起关于女儿成长的记忆，让她遁入一个对不复存在的过往世界的幻觉中。为了复现过去的生活场景，小说以虚拟母女对话的方式来展开心象叙事，而“对话”不过是乔黛虚幻中的呓语。又如小说尾声，由于怀孕的无望，乔黛将新买的婴儿衣物付之一炬之际，再次陷入嗅觉上浓烈的回忆。那浓郁的奶香味，那婴儿身上草木般的馨香，那黏稠如蜜的甜美气息，对她而言如同呼吸，被赋予了最热烈的期待。就整篇小说看，人物仿佛被置于梅雨季节的天空下，沉闷、压抑是主调，而在回忆性叙述中，那些慢镜头所显示的却是“充满欢声笑语的空间”，感觉“暖洋洋的”。然而，过去越是美好，现实越显残酷。这种不由自主“朝后看”的结果，便是产生更强烈的不安，因为“物”的存在将灾难无限拉长，加倍放大。由此，小说的叙事变成了“过去”与“现实”交叉互渗的情感体验，同时，“过去”与“现实”的切换形成了叙述的“缓冲带”。

最后是焦虑与期待、愧疚与苦痛的交缠与延宕。从叙事结构看，小说以后设的性暴力事件启动心理分析机制，形成了焦虑与期待、愧疚与苦痛互相缠绕的精神分析结构。事实上，上文对乔黛焦虑与期待的心理分析，直接关系到黎海生和平头的心理反应。作为警察，黎海生所背负的不仅是妻女遭受厄运的痛楚，更重要的是难以启齿且无法弥补的愧疚：在妻女性命遭遇毁灭性的人祸之际，他居然醉于酒桌边。而乔黛将婴儿衣物存留于他的视线里，似乎意味着不依不饶地提醒他所犯下的过失，使他长期被强烈的愧疚感所折磨。二十多年来探寻此案蛛丝马迹的行动练就了他对黑暗事物的敏锐感知能力和审视一切的眼光。然而，线索终究无迹可寻，这又加深了他对妻女的愧疚感，由此显示了愧疚与苦痛互相缠绕的心理维度。作为与受害者十分亲近的人，平头愧疚之意同样如此。小说把他们作为警察的失职与作为亲属的愧疚并置于读者面前，产生了强烈反讽的美学效果。

追溯作者选择“复演”修辞的缘由不难发现，这是一个修复创伤的故事，也是一个自我救赎的故事。然而乔黛最后将象征希望的婴儿用品付之一炬，是否真的可以彻底摆脱过去的噩梦？恐怕未必。不妨以《逃离》为参照，卡拉与乔黛类似，在肉体创伤与精神创伤的双重摧残下濒于崩溃，最终却难以修复。门罗以卡拉的创伤、觉醒以至自我救赎的精神旅程探讨了女性逃离被他者化的命运以及寻求独立的艰难性。而《海边的火光》则淡化了女权主义意识和主题的社会学色彩，审美视点从集体的文化创伤转向了个体的心理创伤，并以个体创伤的修复及其难度，呈示女性陷入“黑暗”意识区域难以自拔的困境，蕴含着形而上的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