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大利历史学家克罗齐在《历史学的理论与历史》中提出“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因为“只有现在生活的兴趣才能促使我们探究一个过去的事实”。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首先可以判定《春度龙岗》的历史写作是有效的。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与中国式现代化等理论的提出让我们重新思考彝族地区民主改革的历史具有了新时代意义。
一、民主改革的时代性与内生性
长篇小说《春度龙岗》通过三条线索来书写民主改革,第一条线索就是工作队的推动;第二条是底层人民对苦难生活的抗争;第三条是彝族头人对彝族社会的责任感和使命感。通过这三条线索的交织,小说写出了民主改革的时代性和内生性,让读者深刻认识到彝族同胞选择共产党,走上社会主义道路是历史的必然。
工作队对彝族地区民主改革的推动是多方面的。首先是武力保障,工作队在彝族地区工作时面临着由国民党西南联络处主任和叛乱奴隶主勾结形成的“土匪”力量的袭扰和攻击,如果没有相应的武装力量作为基本保障,连性命都难保,也就谈不上和平推进工作。多年前红军游击队的悲惨遭遇就是前车之鉴。其次是思想动员,一方面促使奴隶娃子阶级意识觉醒,另一方面争取彝族奴隶主的转变与支持。在争取彝族头人的过程中,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杨黑子救阿尔哈铁的情节。黑彝头人阿尔哈铁一直担心共产党翻旧账,但是杨黑子作为当年红军游击队受难者中的一员,却能抑制个人情绪,舍命为他挡子弹,阿尔哈铁从中感受到了共产党的容人之量,从而彻底放下了他多年来的心结。再次是为群众做实事,工作队帮助彝族同胞改善生活,修缮房屋,在鹰愁河上修桥,都是对彝胞有切实帮助的善举,也赢得了他们的信任。
底层人民对困难生活的抗争和追求,在小说中突出表现在爱情书写上。在《春度龙岗》当中重点写了两对恋人的感情故事。第一对是赫拉子日与曲布嫫,第二对是乌嘎惹和沙阿果。赫拉子日是白彝,曲布嫫是黑彝,他们俩虽然相恋,但是由于阶层不同,通婚是不被允许的。他们的恋爱最终引起了重大纠纷,赫拉子日撞石身亡,曲布嫫被迫吞下大烟膏。可以说赫拉子日与曲布嫫的婚恋悲剧是对旧社会彝族婚姻制度的沉痛反思。乌嘎惹和沙阿果同是奴隶娃子,但是他俩也不能自由婚恋,因为奴隶娃子的婚姻是由主子指配的。更何况沙阿果是黑彝阿尔拉则的娃子,而乌嘎惹是白彝俄狄伙子的娃子。但是爱情是人类自由精神最集中的体现,也是最有力量的情感。因此自由婚恋必然不断冲击着等级制度。乌嘎惹一度想带沙阿果远走高飞,但最终没有成行,沙阿果被配给丑陋的俄来史布,受尽折磨,精神也变得疯疯癫癫。小说《春度龙岗》最终以乌嘎惹和沙阿果结婚为结尾,富有诗意,也富有深意。在旧社会不能在一起的一对有情人,在新社会终于能名正言顺地结婚了。他们的婚姻跟着共产党走,是反抗阶级压迫的成果,也是新社会制度优越性的体现。
在《春度龙岗》中,彝族头人对彝族社会的发展和彝胞的生活有一种强烈的责任和使命感。在工作队到来之前的日子,以阿尔哈铁为代表的彝族头人为了保卫自己的家园,保护彝胞的安定生活,不断地与各种力量作斗争。阿尔哈铁也在这些斗争中成为彝族社会的英雄。在新的社会条件下,彝族头人们对民主改革顾虑重重,一方面固然有不愿放弃自己旧有奴隶主地位的因素,但更多的是为彝族社会未来的发展考虑。在工作队的一系列工作展开中,彝族头人逐渐看清共产党与以往的清兵和国民党兵在本质上的区别,感受到了共产党为彝族同胞谋幸福的真心。彝族头人的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要求他们必须能够在全国乃至世界的发展中看到彝族社会的发展,同时他们也最终能够为了整个民族的幸福和前途放弃自己的奴隶主身份。小说对这些写得非常清楚,特别是彝族头人们在看到成都、重庆的现代化生活后,都非常向往,发自内心地希望自己的同胞能过上这样的生活,从而推动了民主改革的进程。
二、叙事主题的多重性与彝族头人形象的复杂性
《春度龙岗》叙事主题的多重性决定了头人形象的丰富性和复杂性。彝族头人的存在是自然发展的结果,有其历史合理性。但是在不同的认知框架内,彝族头人往往就会呈现不同的形象。
林耀华的人类学著作《凉山彝家》中,以彝族为一个自足的系统来观察与描述,其中的头人很有群体责任感,十分关心娃子。在社会进步的视野中,奴隶制社会制度显露了它落后的一面,文学作品中人物形象塑造上彝族头人负面形象比较突出,高缨的《云崖初暖》和李乔的《早来的春天》是这类代表作。高缨的《云崖初暖》在社会进步视野中,突出了彝族头人奴隶主的身份,把他们作为阶级敌人来塑造。在这一意义框架之中,奴隶主与奴隶娃子形成强烈对立,阶级对立既是地位的对立,也是贫富的对立。由此衍生出伦理对立、审美对立、智力对立。奴隶娃子是善良的、勇敢的、美丽的、聪明的,而作为奴隶主的彝族头人则相反。《云崖初暖》中奴隶主罗洪鲁拉“抠眉凹眼”“钩鼻吊嘴”,形貌丑陋。《春度龙岗》也有社会进步的主题,不仅没有从形貌上丑化彝族头人形象,小说反而从不同层面多维度呈现了彝族头人精明、勇敢、富有责任感。《春度龙岗》中彝族头人在处理犯错误的娃子时,刑罚也很残酷。作者在处理这些情节时,都没有正面描写,有时候是放在过去时态中略写,如写沙阿果的母亲被女主人虐待,剜掉了眼睛。有时候是虚写,例如写有一次五个奴隶娃子犯了错误,请尔布来行刑,作者写了持枪娃子为施刑做的准备,写了围观者对残酷刑罚场面的想象,但这次行刑却因为几位老者的求情,被大头人阿尔哈铁终止了。小说的这种处理方式,相比于李乔的《早来的春天》和高缨的《云崖初暖》中的正面书写,减少了许多血腥残忍的感受。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春度龙岗》所要做的,恰恰是在新的认识框架中看待彝族头人形象,而不能仅仅把彝族社会的落后性转化为彝族头人的人性之恶。在《春度龙岗》中,作者也确实给我们提供了新的文学认识范式。《春度龙岗》不完全是阶级叙事,而是中国式现代化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话语叙事,这就要求在“中国”的视野内,以“共同体意识”,来看待彝族社会形态的转变。彝族头人既是奴隶主,也是彝族同胞的一分子,而且在彝族社会中具有重要的功能。黑彝头人阿尔哈铁被称为“飞天蚂蟥”,在龙岗山成为神话般的存在。县里开会的时候,阿尔哈铁不去,其他头人心里就会想,真有共产党说的那么好吗?如果真那么好,阿尔哈铁怎么不出来?龙岗山上的奴隶娃子虽然羡慕山下的奴隶娃子获得自由,分得土地,但是仍然不敢起来正面反抗,只能采用弱者的方式,逃跑或破坏奴隶主财产。工作队作出各种努力,请阿尔哈铁下山做了县政府的副县长。他也确实在新社会发挥了积极作用。他解放了自己的奴隶娃子,把土地牲口都分给了娃子。在政府铲除罂粟的行动中,铲掉了女儿家种的罂粟,起到了带头作用。在清除国民党西南联络处主任的行动中,他也积极献计献策。可以说转变后的阿尔哈铁在各方面都起到了榜样作用。
三、人物群像与散点透视
《春度龙岗》的叙事主要围绕着民主改革来展开,不论小说中的小事件如何千头万绪,最终都归结到彝族地区民主改革的进程上来,这是一种海纳百川式的结构。写事件固然离不开人物,但是小说并不一定需要一个主导情节发展的主人公。小说《春度龙岗》的叙事主题是依靠人物群像的塑造来完成的。如果以龙岗山上的黑彝大头人阿尔哈铁与金县长及省委统战部部长刘成亮为人物关系结构中的两极,我们很容易建立起一个人物谱系,在阿尔哈铁这边有黑彝奴隶主阿尔拉则、反叛的奴隶主勒伍尔甲、当家娃子阿力次吉等。在金县长和统战部部长那边则是工作队队长陈达五、老红军杨黑子、卫生员郑小豆等。乌嘎惹处于两组关系的交界处,他既是奴隶娃子,又因为他的特殊境遇,最先接近红军游击队和工作队,并成为工作队的得力助手。在这个人物体系中,彝族奴隶主群像层次多样富有立体性。阿尔哈铁是黑彝大头人,财产丰厚,兵强马壮,地位稳固,影响力大,但他心怀疑虑,迟迟不肯下山,是共产党努力争取的对象。勒伍尔甲虽然曾当了副区长,但是又经不起国民党西南联络处主任冯正和的诱惑,组织人马反叛政府,最后在逃亡中身亡。在民主改革中,一部分彝族头人不愿意丧失自己的阶级地位,勒伍尔甲就是他们的代表。阿尔拉则是一个没落的黑彝奴隶主,他既是阿尔哈铁的远房叔叔,又是勒伍尔甲的舅舅,还管辖着白彝奴隶主俄狄伙子。阿尔拉则的没落黑彝奴隶主身份,使他能够较容易接受工作队的改造,同时他在彝族头人中的重要地位,又能使他发挥许多重要作用。俄狄伙子是白彝奴隶主,他虽然有些财产,有些奴隶娃子,但无法和黑彝奴隶主相比,同时也受黑彝奴隶主阿尔拉则的管辖,从一定意义上来说,他是奴隶主中的下层。除此之外,小说中还有为人豪爽处事公正的白彝头人比祖什哈、作为土匪的黑彝头人木纽等,他们共同构成了彝族头人群像,反映了民主改革处境的复杂性。
《春度龙岗》没有占主导地位的主人公,也就没有一个稳定的视点人物。与小说人物群像塑造相应的,是小说中的散点透视。散点透视让众多人物都有机会以自身为尺度形成感受的小世界,反映整个大事件带来的影响。阿尔拉则就是这么一个人物,由于他在小说中人物关系复杂,他就像一面三棱镜一样,折射着各种关系。小说多采用自由间接引语来描述人物的想法,采用直接引语的方式让众多人物都有机会开口说话。在小说中特别突出的是用彝族头人的眼光和声音来看待和描述共产党的行为。例如,阿尔哈铁的想法:“别小看共产党派出的这些人,天天走村串寨,天天和穷娃子黏在一起,说的净是穷人想听的话,干的净是穷人做梦也想不到的好事。时间长了,那些得到恩惠的穷鬼,哪里还记得他的主子,不跑过去听他们的才怪!”再如,彝族头人聚在阿尔哈铁那里时,有人说:“路远了脚不愿走,话长了人不愿听。把打来的东西都分人了,他们辛辛苦苦干一阵为的是什么?天底下哪里有这种比猪还蠢笨的人!”这些话从彝族头人的嘴里说出来,看似疑惑与咒骂,从读者的角度来看,实则是一种肯定与表扬。小说的这种话语方式具有陌生化的艺术效果。同时由于这种语言是出自“反对派”的口中,也就比第三人称故事外叙述人的语言更具有说服力。
四、大美彝家与诗化语言
《春度龙岗》在强劲的历史叙事之中,还融入了“大美彝家”的主题,小说中许多彝家美景的书写都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小说总是把景物描写与情节发展有机融合在一起,通过人物的眼光和感受来呈现各种各样的景物之美。阿尔拉则带郑小豆去给阿尔哈铁看病,郑小豆看过阿尔哈铁的病之后,说他需要上山采药,于是阿尔哈铁派了两个娃子带郑小豆和乌嘎惹上山,这时候小说通过乌嘎惹兴奋快乐的眼睛,呈现了起起伏伏的大山上遍地花开的神奇美景。在小说的另一处,阿尔拉则感觉自己的奴隶主身份摇摇欲坠,这时候映入他眼帘的就是一幅夕阳远山图:“如黛的远山苍茫凝重,丝丝缕缕的彩霞,挂在冬日满目零落的树梢上,看上去凄婉缥缈,老是一副牵肠挂肚的样子。风暂时消停下来,寂静像雾霭一样袅袅升腾起来,让傍晚的彝家山寨多了几分柔美和恬静。”这段景物描写不仅让读者感受到了彝家花开遍野的另一种风景,也充分透露了阿尔拉则对传统生活的留恋。小说景物描写的语言简洁、典雅,讲究节奏,带有很强的抒情色彩。在人物的眼光和感受之外,我们也能够通过景物描写的语言特点感受到作者眼光和情感的投入。在这些景物描写中我们深切感受到了作者对大美彝家的赤子之心。
在小说语言上,《春度龙岗》具有诗化和典雅化的风格。《春度龙岗》小说语言给人印象最深刻的莫过于彝族谚语“尔比尔吉”的运用。这种语言既生动活泼,朗朗上口,又句法整饬,清新典雅。如,“鹰跟着鸡飞,狼跟着羊转。”“闲话不抵冷,空话不抵饿。”“老鹰飞得再高,利箭能把它射落;豺狼跑得再快,猎枪能把它打中。”“鸡蛋没有缝,不会爬苍蝇;石板没有缝,不会生野草。”这样的谚语运用在小说中比比皆是。作者能够根据各种情况使用贴切的谚语,这本身就是一种高超的语言艺术,没有深厚的生活基础,没有对谚语的深入研究,没有对彝家生活的深切热爱,都是无法做到的。这种谚语是彝族人对自然界和日常生活的经验积累,凝结着宝贵的生活生命经验,是他们生活智慧的结晶。这些闪耀着智慧的谚语,带给彝族读者深切的情感认同和安逸的阅读享受,也带给普通读者一种神奇的陌生化体验。同时这种富有诗意的语言形式本身也奠定了整个小说诗化和典雅化的语言基调。
伊格尔顿在《马克思主义与文学批评》中指出,文学作品的形式至少是三种因素的复杂统一体:它部分地由一种相对独立的文学形式的历史所形成;它是某种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结构的结晶;它体现了一系列作家与读者之间的特殊关系。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李美桦的《春度龙岗》将叙事与抒情有机融合在一起,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有效地重述了彝区民主改革的历史,创造出了具有多重对话意识的历史诗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