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勃《世说俗谈》：贵族的懈怠

什么是“魏晋风度”？

在《世说俗谈》的序章里，刘勃开宗明义地说道：所谓“魏晋风度”，其实就是“有意思”。在他看来，纵观历史长河，“意思”的生命力甚至比“意义”更长久，当时有意义的东西，后世未必有意义；可当时有意思的，也许永远有意思。譬如王子猷雪夜访戴，旁人看来，天寒地冻，寻人不遇，只是白费精神；可当时人只觉得，“兴尽而返，何必见戴”，意思到了即可。而这样充满趣味性、看似童话般的小故事在《世说新语》中屡见不鲜，从“东床快婿”到“掷果盈车”，“闻鸡起舞”到“我见犹怜”，几乎莫不如是。

然而，只是单纯的“有意思”三个字，既说不尽《世说新语》的不朽精髓，也道不明《世说俗谈》的独到意义。当我们谈到“魏晋风度”时，“特权”——不食人间烟火，不知民间疾苦的“无用阶层”的特权——无疑是一个绕不开的关键词。诚如序章的另一句话所言，《世说新语》本身，便缘起于一位南朝王爷的“躺平”，或者美其名曰“高卧”。而其所传递给后世的那份“意思”，也正是一种独属于那个“政治上最混乱、社会上最痛苦”然而“精神史上极自由、极解放、最富于智慧、最浓于热情的一个时代”的姿态、风貌与气质。以老子“强字之曰道”般的恰如其分，刘勃将其形容为“贵族的懈怠”。

那么，当时的贵族，或者说“名士”们为何懈怠？

《世说俗谈》的第三部分，记录了一组十分值得玩味的统计数据：当北方的先进技术与南方的肥沃土壤相结合，偏安一隅的东晋，反而成了人口小幅正增长的年代。正是这“风雨不动安如山”的生产力，支撑起了魏晋名士们那“温室里的花朵”般的好日子。否则，便无法解释为何写下《兰亭集序》的王羲之从来不在意父辈的“楚囚相对”，而是只关注内心的感时伤怀。

人口增长，士族的规模也随之膨胀。整个“无用阶层”的臃肿，最终转化为每个个体士人的焦虑。九品中正制下，一切上升的可能都源自上级的察举。“内举不避亲”是人类的天性，因此，日益严重的贵族化、门阀化倾向，不可避免地成了魏晋时期官场上绝对的主流。说起潘岳，我们都知道“潘江陆海”“貌比潘安”“檀郎谢女”；然而鲜为人知的是，寒士出身的他，一生的仕途都仰赖外戚贾谧的给予。在真正的高贵者、权力者面前，再伟大的文学家，充其量也只是一名幕僚、一个“师爷”。《世说新语》记载，这种由难以逾越的阶级差距带来的无力感，让潘岳三十几岁就有了“二毛”——花白的头发。连元好问都不忍喟然叹曰：“高情千古闲居赋，争信安仁拜路尘”。

既有内忧，岂能少了外患？一个耐人寻味的故事发生在两个世界的夹缝之间：深陷围城，走投无路之际，刘琨对月长啸，竟引得万千胡骑潸然泪下，作鸟兽散。刘琨想不到，自己的歌声有着如此巨大的魔力；但我们都知道，那歌声传达了多么绝望的心境、感召了多少憔悴的人。表面上看，若能隔江而治，谁愿“斗战求胜”？然而，不论奋起反抗，还是充耳不闻，敌人一直都在，战争总会发生。即便雄才大略如王导，所谓“勠力同心，克复神州”，也终究只是一句做不到的口号，一丝抓不住的幻影。

若非百般无奈，岂敢半分懈怠？

高中教师贾骄阳曾对刘勃说，相比他自己的学生时代，如今的中国年轻人显然更有“魏晋风度”——敢于展现才艺、表达个性、彰显自我。然而他只说对了一半：表面上看，衣食无忧，诗书传家，因而多才多艺，我行我素，似乎的确是当代年轻人令老一辈艳羡的资本；然而另一方面，塑造并维持这份光鲜亮丽、完美无缺的“人设”，又何尝不是为了生存与发展，何尝不需要殚精竭虑、煞费苦心？美国名牌大学的学生被形容为“斯坦福鸭子”：水面上稳如泰山，水底下马不停蹄。即使没有以文化课成绩为唯一标准的“高考”，他们也同样必须靠各种实践活动与个人特长填满简历，从而与千千万万的同龄人在多个赛道上竞争。归根结底，这种进来也逐渐朝国内高校蔓延的趋势，既是阶层固化的结果，也是其进一步发生的催化剂。

同时，不论古今中外，艺术的发展、思想的进步、精神的解放，也从来无法掩盖社会的动荡、政治的混乱、人民的苦难，只因前者的主体总是高于，且往往忽视后者的存在。西南联大诞生在军阀割据的民国，伍德斯托克繁盛于越战时期的北美，一如王羲之在永和南北战争之后不久写下《兰亭集序》。真正昂扬向上的年代，不论王侯将相还是士农工商，只会一心想着“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然而，当历史的潮流急转直下，“高卧”的知识精英尚且能以诗词歌赋排遣内心无边的苦闷，“躺平”的底层人民却唯有在沉默不语中隐入尘烟。

而这，也正是《世说俗谈》诞生的真正意义。正如本书的封面，纯白无瑕的底色裂开了缝隙，仿佛古老宫墙上斑驳的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