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式现代化视野下的地方性书写
在过去的四年间，新中国度过了七十华诞，中国共产党走过了百年历程，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中国式现代化迈上新征程。在这样重要的历史节点，优秀的作家们肩负着时代的使命担当，以他们的如椽之笔，创作出反映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人民百年奋斗史的长篇佳作。杨志军的《雪山大地》便是其中的代表，它以真诚动人的情感、质朴又饱含诗意的文字，书写半个多世纪里几代草原建设者艰苦奋斗的历程，以雄浑厚重的美学风格，生动反映了青海藏区由传统走向现代的沧桑巨变。可以说，这部长篇小说以一种史诗化的品格，成为经济落后的民族地区探索与追求中国式现代化实践的生动文学样本。
一
《雪山大地》是一部洋溢着理想信念的现实主义力作。小说叙事开启于20世纪50年代末期，生活在沁多草原上的牧民由传统游牧部落过渡到社会主义公社，沁多草原的头人角巴德吉，也摇身一变，成了沁多公社的主任。那时的沁多公社基本延续了部落时代游牧民的生产和生活方式，靠天吃饭，不过生产资料和劳动成果却归集体所有，作为牛羊肉供应基地，还须完成向国家上交菜畜的任务。尤其在全国经济困难时期，来自草原的肉类供应意义非同寻常。小说中第一个矛盾冲突来自沁多公社按照上面规定上交“三千五百只羊，五百头牛”，而就在上交前夕，草原爆发了牛瘟“牛尸林”，在上交过程中，在待交牛群中也发现了牛尸林。角巴主任提出将其余牛羊隔离观察一段时间，确保并未传染瘟疫再上交，却因为县委书记才让急于完成任务，最终导致在上交的屠宰牛羊肉中检测出牛瘟病毒。上头追究责任，才让书记不顾身为科长的父亲强巴的反对，决意要“甩锅”给角巴，下令让父亲撤掉角巴的公社主任一职。父亲不得已将公社主任换成了角巴的新女婿桑杰。
当时的沁多草原的生产生活完全是自给自足的农牧业，牧民个人既没有赚钱的途径，也没有花钱的用途，甚至完全没有“钱”的概念。直到以优异成绩从沁多小学毕业的草原孩子们要去往西宁读寄宿班，学杂费和伙食费成了问题，“藏族人靠牛羊养活自己，拿不出钱来”。强巴提出，想将沁多小学作为菜牛菜羊的等用畜的畜牧、繁殖、剪毛都抵押给县上，由县财政拿出寄宿班的学杂费和伙食费，县长旦增却以“大家认为抵押牛羊有风险”为由拒绝了提议。直到角巴提出将沁多小学的牛羊放在沁多公社办的畜产品站委托牧羊，借此解决学杂费和伙食费问题，并给寄宿的学校“每个月送三只羊半头牛”。后来，畜产品站还帮忙管理沁多医院的牲畜。“沁多公社的畜产品站之后两间房子、两顶账房，但它的范围却散布在沁多草原的所有地方。”由沁多公社畜产品站的经营情况，我们也大致了解了当时草原公社集体经济的运行模式：
各生产队的社员每天都会上缴新鲜的牛奶，每月都会上缴酥油，每年都会上缴牛羊肉和皮张，上缴的东西由各生产队交给生产大队，再由各生产大队交给公社，然后运往县上，再运往州上省上。这些都是无偿的。完成上缴定额之后，生产队还能有一些富余，就会送到畜产品站来，畜产品站把它们卖给州上或省上的一些单位，扣除一部分经营费，再把钱变成糌粑和盐巴还给生产队。生产队年终分红时，会按照“工分”分给社员，一个青壮劳力如果是满勤，差不多能得一百五十斤糌粑和五斤盐巴，这当然远远不够，但总比没有强。此外，畜产品站还负责管理学校和医院的畜牧，学校的畜牧是交给社员牧放的，基数不变，给学校的肉食和牛奶供应差不多抵消了繁殖和产奶量的增加，站上不会从中收取任何经营费。医院送来的牲畜是不会留下放牧的，送来多少卖掉多少，全部还给医院，一分不留。[1]
这样一个畜产品站每年的经营所得受自然条件影响或多或少，从几千元到一万多元，这些钱“救济的救济，救灾的救灾，都买成糌粑发下去啦，站上就留个应急款，每年也就三五百块钱”。到西宁上寄宿班的孩子们所需的学杂费和生活费，因为不在沁多县的财政计划统筹中，所以这是牧民个人第一次面对“钱”的难题。因为在集体经济中，需要用钱的地方，比如建沁多小学、沁多医院，及其日常运营费用都是由政府的财政计划来解决的，而牧民也可以用牛羊肉来抵医疗费。
后来，母亲苗医生为了救治生别离山里的麻风病人，需要在生别离山修建一座医疗所，然而并未获得县上和州上的财政支持。父亲强巴为了支持母亲，一方面通过沁多公社的牛羊肉换来基建所需的砖瓦、水泥和钢材，同时将牛羊肉卖给商业公司，又用这笔钱从商业公司批发了烟酒茶糖，通过县政府所属的小卖部进行售卖，以筹集修建医疗所的工程款，甚至挪用了公社上缴县上的牛羊肉。然而这些商业行为在当时都并非“光明正大”的。父亲强巴跑了三个砖瓦厂、两个水泥厂和一个钢铁厂，低眉顺眼、苦口婆心，也只是跟两个厂子达成协议，而钢铁厂始终不肯松口，而商业公司也不同意强巴直接用牛羊肉换烟酒茶糖，认为这是“以物换物”，“社会主义商业不允许这样”，并且批发商品还需要介绍信。父母亲私建麻风病医疗所最终东窗事发，成为惊动省里的“强巴案”，省委严肃处理，砖瓦厂、水泥厂、建筑工程队的涉案人员以及设计图纸的韩朴、公社主任桑杰、小卖部主任顿珠均被判入狱，父亲强巴作为首犯被判了8年，商业公司的主任也被免职，只有母亲潜逃进生别离山。
从小说叙事时间推算，这部小说上半部最大的矛盾冲突和主人公命运最大的挫折——“强巴案”发生在1974年前后。尽管小说中并没有正面书写当时的政治环境和社会经济状况，但是透过“强巴案”发生前后的细节，还是能获知不少信息，如生活物资匮乏，县里的小卖部进不到货，强巴想办法从商务公司进来的烟酒茶糖很快销售一空；牛羊肉是稀缺品，所以强巴才能以牛羊肉说动厂子和商业公司负责人“铤而走险”。商业公司的人说：“没有牧人主动把牛羊肉送上门来的，每年各州县的派购都完不成，菜畜的上缴就像挤牙膏，还得使劲挤，所以总是供不应求。”这一方面暗示了当时糟糕的经济状况，也反映出牛羊肉的定额上缴和统购统销方式，在一定程度上是对草原的剥夺，已经使牧民们慢慢失去了积极性，甚至产生了消极抵触。
“文革”结束后，中国社会进入新的历史时期，人民公社解体，集体经济基础瓦解，农村实施包产到户。在这样的大背景下，父亲说服之前接替桑杰担任沁多公社主任的桑杰长子索南将公社的全部牛羊和草场分给了牧民个人。与此同时，在行政上，沁多公社变成了沁多乡，公社主任变成了乡长。生产方式的改变调动了牧民的积极性，各家各户的牧畜存栏量大大增加，牧民的生活水平大为改善。然而，一方面，草原牧民的传统生活观念、消费观念等可能制约了他们进一步走向现代化生活；另一方面，牧民甚至当地政府一味地追求牲畜数量，导致草场上牲畜超载，草原生态被破坏，面临沙漠化的危险。为了草原未来的可持续发展，本已甘当牧民、兴办沁多贸易公司的父亲强巴再度出山入仕，担任阿尼玛卿州的书记。在他的积极推动下，将过剩的马匹赶入无人区，并建设丹玛久尼自然保护区；在草原外重新规划设计了一座新的现代沁多城，说服引导牧民一批批离开草原，让草原休养生息，修复一度脆弱的生态环境；牧民们搬进新沁多城的安置房，开启崭新的城市生活。父亲强巴还启动了“十年搬迁计划”——分十年把阿尼玛卿州全州六县的大部分牧人搬迁到沁多城，同时，把州府迁到沁多城。小说以理想之光照亮现实，故而在书写草原时有着强烈的忧患意识，更在反映草原人民解决问题、建设新草原的文字中难掩激情和乐观。强巴去世后，与强巴情同父子的小才让继承了强巴的遗志，将沁多城发展继续推进，人口的增多和建设规模的扩大让沁多城变成了沁多市，草原生态逐年向好，生物多样性越来越丰富。阿尼玛卿草原入选中国最美草原，沁多被评为“高原最佳景观城市”和“最具活力、魅力、想象力的社区群落”。父亲强巴的理想蓝图终成现实。
《雪山大地》对地处青藏高原的沁多草原及至更大范围的阿尼玛卿草原的历史和现实的观照与书写，也折射出民族地区的时代变化和历史进步。从沁多公社、沁多乡到沁多县、沁多城、沁多市，到阿尼玛卿州，到青海省，到全国，地方性由此具有了更深广的意义。小说借此明确表达出一种文化自信：需要我们自己确立的完美生态标准，以及“全世界绝无仅有”的“既有完美的自然生态，又有和谐的人类生活的示范区”。这种对自身独特性的体认与自信，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题中应有之义；而地方性由此超越地域、超越国界，具有了全人类的示范性，这也就是中国式现代化的特殊性与普遍性的统一所在。
二
高原牧区的改天换地，凝聚着几代建设者的心血汗水，广袤草原上处处可见他们奋斗的足迹。《雪山大地》塑造了几代草原建设者的形象，其中尤以父亲强巴和母亲苗医生这两位深入藏区的汉族知识分子形象的塑造最为用力。
作为新中国培养的知识分子，父亲和母亲身上有时代刻在那一代知识分子身上的深刻印记，他们既具备极强的行动能力，也有高蹈的浪漫情怀和理想主义，兼济天下，胸怀全人类的福祉。作为知识分子的母亲绝非父亲的附庸，她同样具有独立的事业追求和高度的行动能力。较之父亲，她更是一名专业技术型的知识分子，在牧区建设医院后，又深入疫区建医疗所，以现代医学救治曾被牧民视为被魔鬼缠身的麻风病人，以大爱情怀献出了宝贵的生命。父亲和母亲这两位优秀的汉族知识分子，将他们生命的绽放与灿烂，将忘我的奉献留在了这片雪山大地。《雪山大地》正是这样一部致敬父辈的深情之作。
作为党的干部，父亲强巴肩负着党领导牧民共同发展的职责使命，他善于教育民众、引导民众。我们或许可以将其视作葛兰西意义上的“有机知识分子”。葛兰西将知识分子区分为传统知识分子和有机知识分子。有机知识分子与特定的历史阶级联系在一起，成为其“有机”的组成部分：“每个新阶级随自身一道创造出来并在自身发展过程中进一步加以完善的‘有机的’知识分子，大多数都是新的阶级所彰显的新型社会中部分基本活动的‘专业人员’。”[2]这些有机知识分子直接为该阶级服务，他不应该皓首穷经地埋头于经院哲学，而应该具备积极的行动能力，并力争成为“领导者”：“成为新的知识分子的方式不再取决于侃侃而谈，那只是情感和激情外在和暂时的动力，要积极地参与实际生活不仅仅是做一个雄辩者，而是要做建设者、组织者和‘坚持不懈的劝说者’（同时超越抽象的‘数理精神’）；我们的观念从作为工作的技术提高到作为科学的技术，又上升到人道主义的历史观，没有这种历史观，我们就只是停留在‘专家’水平上，而不会成为‘领导者’（专家和政治家）。”[3]与有机知识分子相关的一个概念是文化领导权，在葛兰西看来，领导者文化领导权的形成需要依赖被领导者的某种自愿的赞同，依赖某种一致的舆论和意见的形成，而有机知识分子在领导者掌握文化领导权上要发挥作用，他们类似在领导者和被领导者中间协商谈判的“代理人”角色。在沁多草原，曾经的部落头人、后来的公社主任角巴，实际上也是草原牧民的权威和利益代理者，父亲强巴的很多工作，需要借助角巴的威望和影响力去实施。这也是在少数民族地区开展工作的重要方法。
缘于作为有机知识分子的特质，父亲强巴的形象，并不是巴赫金所说的现代“成长小说”的主人公——“他与世界一同成长，他自身反映着世界本身的历史成长”[4]，而是更接近于传统文学，“主人公性格静止不变，他们是抽象的理想人物”[5]。正是这种理想性，使得父亲强巴的行动本身携带着强大的历史理性——他离开县上，来到沁多草原，担任沁多小学的校长，是为了将现代文明的火种带入草原，通过学校教育来培养新的价值观，塑造新一代的草原人；同时让更多的草原人能走出草原，走出祖祖辈辈因循守旧的生活方式。在这片教育几乎等于零的土地上，父亲强巴首先需要改变牧民们对于教育的观念，使他们愿意将孩子们送到学校来，让他们走出草原。这无疑是充满艰辛曲折的工作。在沁多小学第一届毕业生考了全省第一后的这个假期，父亲强巴没有让沁多小学放假，“先是因为学生毕业后中学没有着落，父亲担忧放回去以后家长不让再来；后是因为已经确定要去西宁，父亲更担忧有些家长拦住不让去”。为了孩子们能去西宁上中学，父亲甚至跟牧人打了起来。牧人吼道：“我们祖祖辈辈都是放牧的，不是到城里学字的，城里人的字我们没有必要认识嘛。”父亲回道：“那你去放你的牧，你儿子不走你的老路啦，他的路高高的远远的光光的亮亮的，是金子的银子的，你不知道不怪你，现在我告诉你啦，你还要让儿子走你的泥巴路牛粪路，你的脑子叫瞎老鼠吃掉了吗？”在他的坚持努力下，才让、央金、梅朵、洛洛、达娃、尤狩……草原的孩子们一个一个走出草原，走到县城、省城、首都，甚至国外，人生由此改写；他们又一个一个回到新沁多城，成为新城的建设者和守护者。
父亲强巴身上强大的历史理性，使他具有敏锐的前瞻性。作者将其行为与中国社会大的发展方向保持一致。父亲强巴首先突破集体经济，说服索南分牛羊分草场到户；在牧民在追求牲畜存栏量增长时，父亲强巴意识到，缺乏经济意识妨碍了牧民的生活进一步改善，而同时，过多的牲畜也使草原超载，面临退化。于是他想通过发展贸易来解决草原危机。当他把他的计划——“索南劝牧人卖牛卖羊，桑杰成立畜产品站负责采购，我联系渠道批发出去”——告诉角巴、桑杰和索南这一家三代时，一向大力支持他的这一家人这次却并未给他期望中的支持。角巴说道：
……人民公社化时我把部落交给了公家，公家给了我些荣誉，我心里也是舒坦的，总觉得做了贡献办了好事。没想到公社一夜之间垮掉啦，你跟索南一商量，把沁多草原嘁里喀嚓分掉啦，我心里就有些不高兴，我赠送的草原部落公家不要啦，不要就还给我嘛，为什么要分掉？是因为部落消失啦，头人没有啦，还是公家把我这个可怜的捐赠人忘掉啦？后来看着牧人一个个欢天喜地的样子，我也就把想不明白的话咽了下去……牧人烧香磕头，祖祖辈辈盼望的，不就是牛多羊多吗？为什么要卖掉？就算将来草场会紧张，那也是牧人自己的事，到时候牛羊自然就少啦，没草吃了他们还养什么？……你让索南利用乡长的身份鼓动牧人出售牲畜，通过桑杰的畜产品站，最后交到你手里，让你去赚钱，这样的事只有坏人才能想得出来，你怎么也开始学模学样啦？你现在不代表公家，只代表个人，你赚了钱是谁的，公家的还是个人的？[6]
父亲回答说：“当然是个人的。”角巴斩钉截铁地说：“那不行，这样的事万万不能做。尽管你是索南的阿爸和老师，但他是牧人的乡长，不是你的乡长，他不能说服大家为你赚钱，要说服你自己去说服。”这场争论之后父亲与角巴一家斟酒干杯，“既有分手的悲怆，又有惜别的难过”。曾经相知相扶的密友有了隔阂，分道扬镳。
这是整部小说尤为精彩的一幕。小说并没有简单化地将父亲强巴与角巴一家的分歧写成文明与愚昧、进步与落后之间的冲突，尽管从历史的发展趋势来看，父亲固然站得更高看得更远，但是二者分歧的背后也涉及历史转折后，曾经使牧民感到温暖和荣耀的集体感的失落，以及随之而来的对个人赚钱牟利的犹疑，还有民族文化信仰的差异。与其说这是历史的前进与历史的惰性之间的冲突，不如说这是历史的理性与个人的感性之间的冲突，是理与情的矛盾。
而在父亲强巴身上，在历史理性之外，也充满个人情感，这才是他作为一个文学人物能立起来的原因。他能真正“身入”“心入”“情入”这片草原，与广大牧民同呼吸共命运，水乳交融。作为汉人，父亲强巴从内心深处爱着少数民族兄弟，在精神上真正尊重少数民族文化。父亲强巴初识桑杰一家人，学着牧人的样子对着享堂磕了一个头，就立刻获得了桑杰一家的好感，“以往对他，桑杰一家的尊重里多一些隔膜和敬畏，突然之间就变了，尊重里掺和着发自内心的亲切和信任”。在桑杰的妻子赛毛为了救父亲强巴而被大水冲走后，父亲强巴更是跟桑杰一家以及后来桑杰做上门女婿的角巴一家，产生了过命的交情。这片草原拯救了他，滋养了他，他对这片土地无限感恩，也用一生来回报。小说以父亲强巴和角巴、桑杰两个小家庭的互相融合来表现中华民族大家庭的团结友爱，以大量感人的细节，呈现了藏族和汉族人民“像石榴籽那样紧紧抱在一起”的真挚感情。当这个相亲相爱的家庭载歌载舞地迎接新年，小说叙事达到高潮。“如何才能形成这样一个奇怪的汉藏混搭的家，真是说不清楚啦。它有感情、习俗、婚姻、血液的交融，还有声气呼吸的交融，而一切交融都基于这样一个条件：向善而生。”一如那句常挂牧民嘴边的“扎西德勒”，《雪山大地》热情歌颂了人民创造生活的精神，赞美了每一位拥有向善之心的普通人。小说中没有复杂的人性撕扯，而以朴素真情感动读者。
时间如水流淌，雪山、大地依然岿立，曾经的信念、热情不曾衰减。《雪山大地》用诚挚饱满的情感、多姿多彩的笔墨，绘就富于地域风情的巨幅画卷。这幅画卷一如雪山大地那般苍远辽阔，粗犷有力又充盈着浪漫的诗意。
注释：
[1][6]杨志军：《雪山大地》，作家出版社2022年12月版，第253页、321页。
[2][3][意]安东尼奥·葛兰西：《狱中札记》，曹雷雨、姜丽、姜跣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2页、3页。
[4][5]《巴赫金全集》（第三卷），钱中文主编，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233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