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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童,一位流淌着少年血的作家

2024-11-29 11:38: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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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苏童,当过教师、文学编辑、江苏省作家协会专业作家,现为北京师范大学教授。主要代表作为中篇小说《妻妾成群》《红粉》《罂粟之家》《三盏灯》长篇小说《米》《我的帝王生涯》《河岸》《黄雀记》,另有《西瓜船》《拾婴记》《白雪猪头》《茨菰》等百余篇短篇小说。长篇小说《河岸》获得第三届英仕曼亚洲文学奖(2009)和第八届华语传媒文学大奖(2010)。短篇小说《茨菰》获第五届鲁迅文学奖(2010)。2011年获得布克国际文学奖提名。2015年,长篇小说《黄雀记》获得第九届茅盾文学奖。

李锦峰:作为中国当下最优秀的作家之一,在您迄今为止写过的那么多作品中,您最喜欢或满意的是哪些?

苏童:长篇的话,《河岸》和《黄雀记》我都挺满意的,基本上就是我只能写到这样。

短篇我满意的有很多,那本黑封面的《夜间故事》短篇小说集,里面的作品都是我自己精选的,差不多是43篇吧,其实我还能再选出30篇自己满意的。短篇小说于我是满意度最高的。

长篇和中篇我都可以重写,而且我相信如果重写会写得更好,但是短篇不能,尤其好多短篇我觉得再写,可能就写得不如以前那么好。

李锦峰:从我个人的阅读感受上来说,我觉得您作品中有一种扭曲的或者是碎裂后的对称美。比如中篇小说《红粉》中的主人公秋仪和小萼,两人都是苦命的妓女,原本情同姐妹,但在生活巨变中,最终却走向了不同的人生道路。张艺谋根据您的作品《妻妾成群》改编的电影《大红灯笼高高挂》,就敏锐地捕捉到了这种对称美。我了解到您仍在创作中的长篇小说似乎也具有这种对称性,听说您虚构了两个名字相同的女性,一个生活在城市,一个生活在农村,能不能请您大概透露下这个故事,以及这部小说的写作进度。

苏童:如果按照我原来的预想,我估计再过五年都写不完(笑)。因此我意识到我不能再这样写下去了,就是两家人物的命运不能再按照生活编年史的方式去写,这种写法实在是太漫长的过程。我今年准备把故事切割,依然是按照你刚才提到的对称性去写,这恰好是这部小说基本的架构方式。两个名字相同的女人,生活在我们江苏那边叫“塘”,其实是小湖,一个在水塘东侧,一个在水塘西侧,水塘东侧属于城市的郊区,水塘西侧属于农村。这两个家庭主妇名字对称,生活也对称,而且两人还是同一天生的孩子,两家人的命运永远在交织,但在往后的几十年里,两家人的命运走向是截然不同的,小说的故事大概是这样。

关于小说构思的更多东西我先不透露,我觉得当某一条线索写完之后,这个小说其实也是可以结束的。我已经写好的很多部分,可以作为另外一部出版,所以这个小说我明年肯定能写出来。

李锦峰:延续上个问题,您的很多作品都描写了女性的命运。我发现您特别擅于找到那个“分界点”,无论是人物生活环境的分界点,比如新旧社会交替;或是人性的分界点,比如内心欲望与压抑的强烈碰撞,这点尤其在您作品中的女性命运上体现得尤为明显。她们尝试过反抗,但最终都走向了幻灭。您正在创作的长篇,是否仍然会延续“颂莲”们的命运,虽然活着,却仍然要每天面对那口让人发疯和步入死亡的井?

苏童:不一样。这部作品里的两个女人早已不是“颂莲”了,她们分别是各自家庭里很要强且当家做主的女人,可能更像是不幸的李双双。这部小说确实具有强烈的对称性,水塘两侧,一个是工人家庭,一个是农民家庭;这两人的共同特点是“妇女都是半边天”,这俩个家庭也成为了受女性主导的家庭。所以她们不是“颂莲”,而是“反颂莲”的。

李锦峰:随着流媒体的广泛传播,余华一定程度上成了“网红作家”,而通过余华“伶牙俐齿”的讲述,比如1998年,您和余华、莫言、王朔受邀去开“我为何写作”的学术研讨会,余华说是“因为不想做牙医,不想上班”,莫言说是想“买一双皮鞋”,只有您纯洁地写“因为热爱文学所以走向文学道路”等等类似这样的事迹,当以诙谐幽默的方式呈现出来,作为余华的老友之一,您在年轻读者中的知名度也越来越高,对于不知不觉间成为“网红”(作家),您是如何看待的?

苏童:哈哈哈,余华可不只是“网红”,那是“大网红”,我还远远谈不上“网红”。

你知道为啥余华多数时候的采访会提到我们么,因为本来我和余华很难得的在青年时代就有特别好的友谊,我们平时可能一年不联系,第二年见面仍然不会有那种陌生和违和的感觉。而且跟同时代的其他作家大多出身在农村不同,余华和我从小生活的环境一样,我俩都是街头少年,虽然他生活的海盐小一点,我生活的苏州大一点,但我们都是文革时代在街头长大的孩子。余华早期写的作品,我读后就是我的少年时代所散发的气息,这也是我和余华惺惺相惜的原因之一。所以因为生活环境的相似,我俩之间始终有那种亲密性,一直保持着友谊。

到了现在,我们又成了同事,我跟余华、莫言都在北师大国际写作中心共事,所以余华每次接受采访,都会下意识地说莫言怎么样、苏童怎么样,不知不觉间,我和莫言变成了他身边的两个“词语”,哈哈哈。不光是朋友,也是他的“词语”。所以余华是“超级大网红”,有着巨大的流量,我觉得我只不过是他们身边的朋友。

不过余华很清醒,也很聪明,他早就看到了所谓“网红”的两面性,早就意识到有时候很可能会因为一件莫名其妙的小事,从“网红”变成“网黑”。

李锦峰:您的作品中,我还特别喜欢《我的帝王生涯》。一个帝王最终一步步沦为走索艺人,他只是顺应自己的天性活着,但走出的每一步都是错的。中国历史上有很多所谓的被定义的“昏君”,看他们的事迹都会让我想到这本书。可以说您通过人的天性这个很微小的点,撬动了宏大的历史话语,从而进行了解构和反思。当下,依然有很多作家沿袭着您的这条道路,写了类似题材的作品。您当年为何会想到写这样一个故事?还有您虽然说故事没有原型,但因为我们读者在阅读时总会联想到古代的很多昏君,所以这个故事到底有没有具体的原型呢?

苏童:这是我1992年发表的长篇小说。因为我不会写历史小说,我当时就是想假托历史、假托古代进行尝试,希望讲述一个穿越千年的人生故事,而且这个人生故事是这么奇特,一个帝王从王宫到江湖,我本身觉得这个故事特别有意思。另外一个有意思的看点是,我希望来一个仿写,从中能看到中国古代很多朝代的影子,比如宋朝啊明朝啊,当然肯定不是清朝,这是能看出来的。但遇到了什么技术上的难题呢,就是那些官员的职位,比如什么节度使,因为每个朝代都不一样,所以我一开始很担心这个问题。后来我就基本上沿用了明朝的,因此给人感觉好像是写了明代朱家王朝的故事,其实不存在,那完全是我想象当中的一个颠沛流离的、辉煌与黯淡都到达极点的少年的故事,一个少年与世界的故事,只不过是放在了最极端的环境当中。

我也确实注意到有好多作家仍然按我这个方式在仿写历史,我好像无意中成为了这一代人的“鼻祖”,哈哈哈,开个玩笑。不过这个小说确实也有它的缺点,文字和语言有点“洋里洋气”的。我一直在试想,人生能不能有那么多时间做一个工程,把自己充满各种缺憾的小说能够重写一遍,像《我的帝王生涯》就存在语言上的问题,我重写肯定会更好,但好像又觉得这个工作没有太大的意义。

李锦峰:“全世界的少年大部分被武装成了大人,但总有人心里流淌着少年血。”您写了一系列香椿树街上那些飞驰而过的少年们,少年们炽热躁动青春蓬勃的热血在体内肆意奔腾着。文学史上以少年视角或童年视角打量世界的经典作品很多,您写的“少年题材”的作品也是其中的经典之一。您为什么那么擅长描写女性的命运和少年们的成长故事?

苏童:这个得分开来说。第一,你说的关于我擅长描写女性命运,其实不是我擅长,是因为我第一次写《妻妾成群》的时候,我想写的不是关于女性的故事,而是一个传统的中国故事,这个传统的中国故事有家庭模式,即一夫多妻,这才是原始动因。至于后面为什么会有《红粉》和《妇女生活》呢,是因为我觉得很有意思,写出来反响也很好。到了《另一种妇女生活》,其实是有一个特殊原因,因为当时出版社要给我出书,三个中篇太少,所以我就又写了《另一种妇女生活》。这四个中篇小说奠定了别人对我的印象,什么擅长女性命运的描写,其实对我来说,不是一个我擅长写或是我喜欢写的问题,而是有这样一个渊源关系,一开始不是从女性出发的,而是从中国传统家庭模式出发的。

第二,关于少年的成长故事,确实是我自己迷恋的一个题材。从上世纪80年代到现在,我的小说里仍然出现着不同少年的形象,要说的话,可能多多少少带有一点点自传色彩。另外,我一直相信托尔斯泰说的那句话,一个作家,写的再多,到最后还是会写回自己的童年。我只不过是回到童年、回到少年的频率高了一些。

李锦峰:威廉·特雷弗曾说过,“短篇小说是一瞥的艺术”,您也曾多次提到过短篇小说的妙处,那如何才能写出一部好的短篇小说呢?

苏童:很多年来我在北师大的课堂上一直在给学生讲短篇小说的写作,但因为学校有规定,不能流传出来。短篇小说有个很微妙的点,很多人认为短篇小说是一个故事生产出来的东西,其实短篇小说的故事可以很模糊,我可以在还没想好故事的前提下就开始写。但是,短篇小说最重要的一个功能,是词语的繁衍。

我经常给大家举一个例子,我的短篇小说《吹手向西》。这个小说其实写的就是一次旅行,但它是从一个莫名其妙的路标繁衍而来的。我当时是在去苏北的路上看见一个大草垛上用石灰水写着“吹手向西”,因为我是苏南人,当时不知道吹手是什么意思,后来知道原来是红白事上吹乐器的人;向西只是一个方向。但就是这四个字迷倒了我,或者说困扰了我,在我脑子里挥之不去。

我在写这个小说的时候,故事并不完整,不过那次旅行的整个气氛和情绪,我相信我能够从看到那个大草垛后呈现出来,包括后来去参观禽肉厂,看着一只只鸡被扒光毛后从流水线上“咣”滚出来;还有公路上一个撒泼要钱的泼皮;以及我想起来我有个同学,小时候传说他得了麻风病,被送到了苏北某个地方的麻风病院,就是这四个线索最终繁衍出了一个短篇小说。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短篇小说没有一个绝对完美的构思,但是它的繁衍过程特别重要,它是被词语生育出来的。

李锦峰:正如您影响了后来的很多青年作家,每个作家都会提到对自己影响很大的作家,比如莫言说过有福克纳、马尔克斯等,那对您影响比较深的作家有哪些?还有就是有哪些作家相对冷门,但您是比较喜欢的?

苏童:我先回答冷门作家这个问题,我非常喜欢罗伯特·穆齐尔以及另外几个奥匈时代很早过世的作家。罗伯特·穆齐尔属于那种典型的虽然冷门但是伟大的作家,他写的《没有个性的人》牛逼得不得了,推荐你们去看一下。

至于对我影响比较深的作家,其实和大多数人类似,中短篇的话,有契诃夫,但是契诃夫的问题是写得太多,十几卷的小说,有很多是废品,精品也就三卷,不过有那三卷就足够了。其他的有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福楼拜、福克纳等经典路线上的作家,一直到马尔克斯。马尔克斯是离我们最近的“伟人”、“巨人”,没有人能有和他一样疯狂且爆炸的想象力。当然有的人也想象力爆棚,但那些想象力不漂亮,或者说没有能量。只有马尔克斯证明了自己是天才,而不是伟大的作家,因为是天才,所以才成为了一个伟大的作家。很多人是先成为了伟大的作家,但是不是天才则不一定。

李锦峰:我注意到您的作息时间,您说晚上三点以后才能睡着,早晨起得比较晚。刘震云曾在某一档节目里开玩笑说,大作家都是白天写作,您写作有对环境和时间的要求吗?

苏童:我基本是下午和晚上写作。而且我后来发现,我还必须在我自己的书房里写作,出门一般不写东西。我有时候因为各种不同的项目,比如应邀在国外做住市作家,一住就是三四个月,也写作,但是好奇怪,回来一看都不对,要么是要修改,要么扔掉。不知道为什么,必须还得是在自己的书房里才行。

(本文为节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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