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性：时间简史与心灵年表
故乡，人类生命与精神的摇篮，人类语言系统中最沉重的词汇之一。于每个作家而言，往往百感交集又铭心刻骨，毕生牵挂者有之，心怀哀怨者有之，甚至有人朝着故乡的方向唾恨者亦有之。日本教育家福泽谕吉就在其自传中写到，他21岁离开故乡中津时，心里想，这种地方有什么好留恋的呢？我离开之后，永远不回来。他还记得，那天他回头朝背后吐了几口口水，便毫不犹豫地地离开了中津。
没错，离开的刹那，背后的故乡，那五味杂陈的灯火，于每个渐行渐远远走他乡的人而言，都是黯淡无味的，这仿佛是故乡的宿命，亦是远行人的宿命。
直到若干时间之后，当岁月之光于某个无眠的子夜，毫无预兆地照进一颗心的左心房与右心室，故乡，这自以为的经年沉寂，忽然以一种晨钟暮鼓般的浩荡音律，如无际海水在心底轰然散漫，来不及回应，整个人已被海水瞬间围裹。
是的，精神的目光里，故乡的星空升起，远行的那个人回来了。正如作者在于文中所言：“故乡既是每个人的生身之地与成长之所，又是诸多先祖骨殖和灵魂堆积之处。每一个离开故乡的人，起初是向外的，而随着年龄和时间，却又在慢慢回到，最终可能是必将回到。”
多年后精神的归来，作者回望故乡的目光决绝而犹疑，深情而庞杂。或是曾经极度情深的矛盾重重，抑或近乡的情怯与心慌，青少年代简单的绝望，与成年后时而深刻的悲凉，无不与那片山野大地隐秘相连，也许命运中那条精神的脐带，从来就不曾被岁月与距离剪断。
从曾经“所谓的故乡，生身之地，它教给我的只有屈辱、自卑和仇恨”，到此刻沉实而笃定地意识到了 “尽管我走了很远，身体在他处停留，内心精神和骨血仍还在原地”，显然这是一次如此冗长的遗忘与忆起。当一个人的精神转向故乡的方向，他的记忆就成了最奇幻的放大镜，开启的是全景式的视野；亦是最精细的显微镜，故乡的躯体里，那些阴暗幽微的细小汗毛和血管，无一不纤毫毕现。
南太行的山石之上，作者用滚烫的足迹与心跳，厘清了一份河山地理的说明书：磅礴质朴的自然风物，沉实深厚的脾气秉性，亦真亦幻的神话传说，予人以生死存亡的草药，还有杨柳柏蒲、蜗牛鱼龟，还有地域密码般的方言，以及绝望的干旱以及之后的暴雨狂飙……不一而足。作者以纪录片似的文学镜头，让南太行充满了学术的魅力——堪称一个作家再造的“学术的故乡”：
有如地方自然风物志的《南太行大地果实》首当其冲：野杏、柿子、楸子、酸枣、元枣，酸到人激灵的野葡萄，还有第一次听说的荚蒾；其次是一场关于南太行的草药盛宴：党参，桔梗，柴胡，黄芩，荆芥……而《南太行自然日历》，则仿佛大山与村庄的四季履历，时光起承转合跌宕而来：大雪消融，孩子们和麦子一起疯长的春天；知了叫声响天彻地，果香弥漫心田的夏天；空了田里，满了粮仓，抢种冬小麦的秋天；打闲工，扯闲话，闹闲情的冬天……
这波光流转的四季之内，是满满当当的乡村日子，日子里是永远奔流不息的方言，犹如地域的方言志：有泪水和欢笑交织的日日夜夜，有拦不住的慷慨和防不住的心机，也有传承了千百年的实诚和诡诈。方言，堪称语言的地域密码，华北地处北方枢纽，故而方言也间杂着西北甚至东北的一部分乡音，张嘴发声间，一片山河大地人间烟火扑面而来，仿佛为岁月的版画注入了魂灵，方言中是无限生存中的吃穿用度，是代代相传的生老病死，是一片山河一个村庄的悲欢喜忧。
文学的老杨是一位优秀的作家，作家的老杨是位出色的诗人，基因血脉里的那种。对语言的极致敏感，造就了诗意的恰切表达，伴着南太行山野间那处心积虑又浑然天成的泉水一并奔涌而来：泉水之前，粗沙成堆，乱石横陈，看不到一滴水，它们隐匿，像是善于偷袭的地下兵团，三里之后，又悄然冒出来，似一群温柔的孩子，形成水泊，再涨满、溢出、流淌，细小的水越过粗沙和乱石，叮叮咚咚，敲着大地，走向人类的村庄……诗意流转之间，学术的南太行、志传体的南太行升腾起了文学的荷尔蒙：……而现在，那些房屋还在，尽管有些破坏或者干脆成了废墟，可当年的人，却都不见了，有的远走他乡，不知所终；有的归于地下，只能用越来越单薄的坟头，来证实他们曾经存在过。
如果说比喻令得事物温润，那么诗性作为文学的重要美学特质之一，则使作品深情，这一点在老杨的文本中尤其。是水的浸润或星光沐浴似的诗意，不惊艳，但潜移默化间足以润泽人心，这是一种隐秘的力量，因此令得文本充满美学的生命力：敏感，纤微，柔软，深刻。
文学即人学，最为令人牵肠挂肚肝肠寸断的，自然是散落在文本各个章节中的人物命运，堪称悲欣交织的乡村人物志：让自己又憎又怨的“小胡子铁匠”，那打铁的声音一直响到了现在；一厢情愿认为的“指腹为婚”，“美好的女子”最终在乡村的岁年中交出了目光的清澈；
《那些存在，那些消失》中，老军蛋那通晓堪舆风水能掐会算满山转悠的父亲和叔叔；没有名姓、没有丈夫、只养了一个哑女的会讲故事的二奶奶；“相爱相杀”的赵有志和老婆这一生蹊跷无解的生与死；“一双驴眼”善走夜路，一辈子在村里撒泼的“神行太保”随妮子；白家几个让人哭笑不得的光棍汉；以及先天发育不全的边缘人群落；《冷春》中，新婚房里并躺着的小夫妻，屋外哭得地动山摇的两家人，以及神情各异的旁观者……在人与人性中，作者从迷失到醒悟，精神的轨迹亦犹如南太行的山路，愈加清晰而空寂：有史以来，村人总是觉得，在冥冥之中，总有一种看不到的东西，深入每个人的天性和血脉当中，生生不息，源远流长。……万事万物都是时间的祭品，人像草木一样更替，草木也像人和人的那些事情一样年年翻新……这些话里的哲思与悲凉同样浩大，就仿佛南太行冬天那被大雪覆没的群山。
亚里士多德说过，“人类最伟大的艺术一定是悲剧艺术”，那么悲剧为什么会是艺术的最高表现形式？想来一定是因为它在最深刻处，折射着人类自身命运巨大的悲剧性。甚至不仅仅是悲剧，而是《难以描述的命运》中大姨一家的遭遇之惨烈，任谁也难以承受：被外来宗教信仰笼罩的大表哥，虔诚传教的大表哥，精神失常的大表哥，在一个春天摔下山坡成为一具尸体的大表哥；第一次服毒被救，第二次终于自尽而去让大姨一生无法释怀的二表哥；白发人送黑发人如在地狱的大姨，再遭大儿子精神失常的大姨，同时遭受老伴猝然离世五雷轰顶的大姨，再遭大表哥猝死的大姨，直到最后在混沌中离世的大姨；车祸中同样惨烈离世的表姐和唯一的儿子……难以描述的大姨一家，这难以描述的暴烈悲剧的命运，一连串的“令人惊悚的苦难”，每一个都堪称苦难的最高配置……锥心刺骨割肉般地绝望哭嚎之后，作者的心再次被极致的悲剧送上空寂冷冽的思想深渊：“她这一生，把人世间所有的灾难和痛楚，全部经历和体味了一次。”“……我想，她们姊妹俩起伏于黑夜的话语是有着非常丰厚的生命亮度和灵魂性质的，也许他人永不可知。”
事实上，精神中对人的深重关照，使得作者对南太行的所有书写，不止是人物与故事，包括地方风物志、自然志、方言志等等，皆是建立在对人物群像书写的奠基之上，鲜活，热切，心碎，绝望，滚烫，荒凉。正如作者所言：“只有人，才是村庄的生命力所在。”“村庄是由人组成的，大地上的村庄，人生人死，千转百回，层层黄土之下是白色的骨殖，无际皇天之下是繁茂众生。” “一个地域的核心是人，以及人的诸多形态和故事。”是的，所有的那些人们，那些“繁茂众生”，或如星辰朗月，或如田间草木，或碎作烟尘，或生如磐石，或生死寂寂无闻，或兀自尘土飞扬……读之仿佛读加缪的《人性的，太人性的》，从愤懑、怨憎、梳理，到理解、宽容与忍耐，到刻骨的心之所属：“面对这样的人和人生，如果用一句大而不空的话来表达我对村庄和乡亲们的情感，我只能说：村庄、他们、我，在的和不在的，新生的和老掉的——他们都是我的，我也是他们的。”心念变换之间，如此巨大的救赎般的宁静与悲凉。而对人性之中善与恶、清朗与混沌，作者经由直面与探究，叹息与怀念，直至于精神最深处，结晶出向死而生的彻骨空寂，这一切恰也正是文学文本永恒的魂之所在。作者笔下正在生成的是留给未来的历史，永远不会被风吹走的铁证如山：“在村庄的所有人，不断生长、青壮和老去，一个被另一个替代，深长的血缘就像天书，一笔一画都是平民历史。……有史以来，没有人为这一座南太行村庄和它的人们树碑立传，这里所有的人和自然的故事都在岩石上晾晒，然后又被风吹走”。南太行的乡亲们，因为作者的书写，而不再仅仅是草木一秋的刹那，白驹过隙的倏忽，那些曾经存在过的人们，必将于一册文本中接近不朽，这也许是文学最深沉的慈悲。
毋庸置疑，这是一次全景式的回望，是一颗心经年瞻前顾后又反复下定决心、时常咬牙切齿又一再出尔反尔之后的一次灵魂长旅。少年时毅然决然之出走他乡，青年时义愤填膺之饮恨唾弃，而中年后，却终于于某一刻宿命般倏然驻足，无端侧耳，聆听遥远天地间那一缕芜杂的乡音。脚步忽踉跄，眼角湿润。如此方才惊觉，自己与故乡的精神脐带从不曾剪断，故乡的一切，于自己的精神路途中从不曾消逝分毫。无眠的子夜，当异乡的声色犬马复归安静，故乡曾经黯淡的灯盏悄然渐次燃起，故乡，那古旧而确切之面目自此渐渐明亮。
这是一个作家眼中心里关于南太行的时间简史，南太行，因为一个个体于流年喧嚣中的不屈书写，有了自己独属一方的时间履历，这是南太行的骄傲，更是一脉宗祖面对自己后续子孙一般的浩大慰藉。这简史又极丰盛，因为里面有一个村庄确凿而漫长的碑文。
这亦是一个作家的个人体心灵年表。于此年表中，显然个体自然的生命经历已然后撤，直至后撤成心灵的某种虚幻背景，映衬着心灵以及心灵所于时空中的多维途径与途经。
动容于作者的满纸浩然琐细与无处不在的深邃悲凉，面对向死而生的人类宿命之超然空性；同样动容于一颗“四面漏风”的心对自己下笔之间的笃定：我坚信自己对故乡的记录不虚妄，甚至很伟大。
每个远走他乡的写作者，也许都有一个自己心中的“南太行”，那里同样有魂牵梦绕，亦饱浸五味杂陈，但并不是每个人都有意愿与能力，将自己的故乡于岁月的时空中全景式呈现。正是作者巨大的心灵愿力，才成就了这一册“学术的故乡”“文学的故乡”“美学的故乡”——慢慢明亮的故乡。
有时美学的最高策略也许就是没有策略，当南太行的山风千百年如一日地拂过那片山野大地，当那些在的和不在了的人们在心底纷纷醒来，当岁月狂奔的列车渐渐放缓了脚步，文本的诞生就是水到渠成的流淌，也仿佛揭开某个永不愈合的伤口，血永远鲜活奔涌。文字如血如水从作者的心中，从屋顶的星群之间，从父母的炊烟里，从亲人安息的墓野，从一个人、一群人的命运深处汩汩而来，汪洋恣意，无遮无拦。
这是文本的幸运，亦是文学的可遇不可求，仿佛山河大地天然沉积酝酿而成的宝石，无须打磨便流光溢彩。这样的光彩，应是来自一个人基因里的诗人属性，一直认定诗人的老杨比文学的老杨更具力量，恰因如此，这一卷浑然天成悠长繁复的时间简史与心灵年表，行间字里，无处不萦溢着自内而外的诗性光亮，陡然具有了文学的美学生命。哪怕是在命运最深的谷底，在人们最惨烈的暗无天日之际，是诗性持守着文本的心跳，天然、窒息而战栗。
这诗性，是心灵对尘世的执念，是精神对亡灭的警醒，是命运对光亮的恒久张望，正如
汉娜•阿伦特在《黑暗时代的人们》中所言：“即使在最黑暗的时代，人们也有权去期待一种启明，这启明或许并不来自理论概念，而更多来自一种不确定的闪烁的微弱光亮，这光亮源于某些人，源于他们的生命和作品，它们在几乎所有情况下都点燃着，并把光，散射到他们在尘世所拥有的全部所及之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