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彩骡》：岁月皱褶里的市井烟尘
一
出道40年，王松对小说叙事艺术的探索屡见成效，也算是天道酬勤。而早在二十几年前，他就被业内专家戏称为“故事篓子”，这个调侃形象生动，活画出王松那种长盛不衰的写作状态。王松对于故事有超常的嗅觉和举一反三能力，由于腹内矿藏丰富，有如老天津民俗文化的杂货铺，使其取材的触须游动自如，领域宽阔。难能可贵的是，这个“故事篓子”不会自我密封，而是敞开的，动态的，变幻无定的。
近些年，王松一直在长篇小说和中篇小说之间穿插耕耘，其海量作品很难归类。王松的写作一如既往，不会贸然进入大而无当的“宏大叙事”，直接书写波澜壮阔的历史风云大剧，而常常采用散点透视和烘托方式，把叙事焦点对准非主流的市井烟尘、日常微澜，捕捉岁月皱褶里的细小潜流，通过徐徐道来的王松式叙事腔调，碎片式地描摹各色人等的生存挣扎、命运沉浮，与历史大剧形成某种互文关系，进而营造出曲径通幽、别出心裁的小说美学效应。
民间叙事与主流书写本来就是相辅相成、彼此成就的关系，互为因果、殊途同归也是必然的。要求小说具有梳理历史脉络、澄清历史真伪的教科书作用并不现实，小说的叙事功能并非提供按图索骥的历史原貌，却可以通过人物命运的盛衰、荣枯、起伏，折射幽深且斑驳的部分历史真相，以形成独特的小说魅力。随着王松的叙事视点下沉，他在老天津旧时旧事中深耕细作，遵循文学的自身逻辑，将种种生存样态纳入小说叙事经纬。其小说取材飘忽不定，涉及三教九流、五行八作、各种生意买卖和行当、植物器物、地理水土，有如民俗大全、市井文化小百科。
《彩骡》的小说背景板看似缺少明确的年代刻度，却有浓郁的岁月气息扑面而来。天津的“三不管”，在王松此类小说中既是“背景板”，也是“故事源”。王仁安在《天津政俗沿革记》中曾有记载，“南门外一望荒凉，向多积水。自庚子（按即1900年）后，外人租借地逼至东南（城）角及海河东岸，歌楼酒肆，丛错其间”，指的就是“三不管”。按早年民间说法，那是一片埋死人的“乱葬岗子”没人管，打架斗殴没人管，坑蒙拐骗没人管。《彩骡》中摆茶摊儿的徐傻子的说法更直白，“三不三的是瞎扯，干脆说吧，就是没人管”。比较正式的解释，这块约百余亩大洼，地处天津老城区以南，法、日租界的西北，三个国家对这地界发生的混杂案件都推诿不管。
于是当年的“三不管”，便成了天津低俗露天游乐场所的代称。从清末到民国，其热闹程度，如小说中所描写的，“‘这三不管儿’就像一壶烧在炉子上的水，早晨是凉的，到上午，就开始咝咝啦啦的响起来，一过中午，也就烧开了，到了下午，尤其接近傍晚，就已经冒着热气嘎嘎达达的滚沸起来”，与北京的天桥、上海的城隍庙、南京的夫子庙有得一比，其混乱程度，由于天津五方杂处的码头江湖性质，则有过之而无不及。卖野药的，摆茶摊的，卖“折罗”（饭馆剩菜剩饭）小吃的，剃头打辫子的，拉洋片的，卖春卖笑的，可谓五花八门、奇形怪状，其中最活跃的是“金、皮、彩、挂”四门生意，即“相面”（算卦）、说书（唱戏）、戏法（魔术）、打把式（卖武艺）四大类。“三不管”是王松透视老天津民俗生态的一个叙事支脉，《彩骡》仿佛一枚斑驳的时光标本，也是一段特殊年代的岁月隐喻。
二
《彩骡》算是小中篇，不具有深不见底的戏剧性结构，也不表现充满烈度的事件冲突，却以其充满质感的老到叙事，提供了大体量的民俗文化信息和种种生存样态。小说题目似显蹊跷，甚至怪异，却透露了王松叙事构想的良苦用心。这里的“彩”与“骡”，都与变戏法行当有关。变戏法旧时叫彩门，洋人叫魔术。小说的故事框架，是以彩门艺人骡子的卑微学艺求生经历支撑的。曾教过私塾的孟先生认为骡子本是读书的料，因幼时家境动荡而耽误了上学。骡子没读过书，却明事理，孟先生曾与他谈到义气，告诉他这说的是两件事，“义是义，气是气，行走江湖，要记住，宜义，不宜气”，骡子对此心如明镜，“我这行也如同唱戏，只吃戏饭，不吃气饭”，孟先生点头称赞骡子骨子里还是个读书人，此评价对于骡子人物品性，相当于打了底色。
骡子进“彩门”学艺，一开始就受到命运捉弄。吃开口饭的人，艺名通常是由授业师父起的，骡子本名叫马友闾，最初对把人比做畜生这事并不情愿，欲收其为徒的管云长点拨他，“艺名是让街上人叫的，跟正经名字不一样，得生色，像蛤蟆李、大狗熊，也都是畜牲，艺名越奇怪，才越容易让人记住”，友闾觉得在理，于是骡子也就骡子了。管云长的这番点拨，透着一位师父对未来弟子的善意，却与后来发生的事形成了莫大讽刺。这之前曾有长者提醒马友闾，彩门里“好人不多，坏人不少”，江湖小白友闾不是听不懂，而是拜师心切，涉世太浅。友闾被这个与“关云长”谐音的高大上艺名给唬住了，该交的费用一文不少。接下来讽刺的一幕出现了，管云长把骡子从天津带到陌生的关外奉天，顺风顺水，毫无征兆，接着不动声色地施展“消失术”，让毫无防范的骡子初次领教什么叫江湖水深。骡子被撂在奉天，举步维艰中，遇到正缺帮手的彩门艺人老何，从中学到了一些手艺，带着端午和小满两个小帮手回到天津，撂地福祸莫测的“三不管”。王松不会刻意对任何人物做善恶臧否、主观褒贬，对管云长这类人物也是如此，他只负责把握人物，人物承担的角色一旦结束，就不再纠缠。然后接着一一道来，如叙家常，云淡风轻一般，能留白处，绝不饶舌。
毛姆认为：“伟人通常是始终如一的，而小人物则是各种对立矛盾的集合体。他们是用之不竭的素材源泉，他们为你储藏的惊奇永无止境。”《彩骡》中人物不算太少，戏份不一，却各有作用。骡子与兰大姑的关系无疑具有整个故事走向的主导性，令人称奇的是，兰大姑这位骡子之外的另一位重要人物，在小说中竟然从无正式亮相。这两人的关系称不上情侣，却又头绪不断。开篇“骡子第一次见兰大姑，是刚回南市的时候”，简单一笔，道出了两个人关系的特殊性和待解之谜。结尾处，兰大姑的戏份更具深意：一伙气势汹汹的家伙来砸场子，骡子浑然不觉，却毫发无损，就是事先吃过兰大姑暗自送来的一套煎饼果子，“睡过去了”，这才躲过致命一劫。自始至终，兰大姑与骡子从无交集。骡子见过兰大姑几次，也只是在杂乱的卖艺场合，人堆里有个年轻女人总来捧场，带头扔钱，出手时机恰到好处，出手大方，把场子热起来就转身挤出人群走开，留下的是背影，骡子由此开始注意到她，但对她的了解，也仅限于茶摊儿老板徐傻子的道听途说。
徐傻子对兰大姑的寡妇名头，有个俏皮的比喻，“酒糟鼻子不喝酒，枉担个虚名儿”。兰大姑的亡夫是茂生堂生药铺的郑老板，娶亲当天暴死，结果“让喜堂上的红花儿变了白花儿”，才有了如今这位药铺的老板娘。街上对兰大姑有心思的男人不少，骡子并不在追求者行列，却是唯一能入她眼眶的男人。兰大姑做事有自己的原则，变洋人魔术的于三儿一直在打她的主意，三番五次买药投其所好，兰大姑最初没有多想，后来有所警觉，知道他身后有日租界的背景，买药也是服务于日本人，干脆以没货为由拒绝，也有人出主意，钱还是要挣，可掺些假货糊弄一下，兰大姑却堂堂正正地回答，茂生堂生药铺不卖假药。骡子对兰大姑也由此高看，也仅仅如此，缺少互动，或许考虑的是，人在江湖，小心为上。清白而自尊的兰大姑，在鱼龙混杂的“三不管”开药铺，身为年轻寡妇，如何自我保护都是问题，却能尽其所能，冒着风险屡屡伸出援手，除了喜欢，还有疼惜，两个人物同让读者牵肠挂肚，但很明显，兰大姑活得更为大气，表现出的机智和果敢，比骡子也更具几分“男儿本色”。
若进一步梳理两个人物，可以发现他们在小说中的生存形态和出没轨迹，完全可用一明一暗、一显一隐形容。明者、显者是骡子，其生存线路实实在在、敞敞亮亮；暗者、隐者则为兰大姑，其行为踪迹影影绰绰、朦朦胧胧。兰大姑有如吉祥的化身，总是影子一般在骡子需要保护的时候闪现，而最后这次露面，是为了救骡子于困境。两个人物的明暗比照，在《彩骡》中既是看点，也是风景。
王松不会轻慢任何一个小人物。《彩骡》中的人物，有全称的只有骡子的父亲马青云，兰大姑的亡夫郑三林，差不多属于过场人物，其他人物，无论主次，皆以艺名、外号、姓氏、小名指称，比如管云长、老何、徐傻子、于三儿、孟先生、船老大、红菱、刘掌柜、端午、小满，这些人物融入故事情境，各司其职，相互映衬。
三
讲故事固然是小说家的天职，但谁在讲故事，以怎样的方式和腔调讲故事，这里面很有讲究。对于小说，王松更在意和强调的是如何叙述，而不是故事本身。王松腹内从来不缺故事，而让这些故事成为一种有意味的、不含水分的故事，就应该被充分地叙述化。也就可以理解了，王松何以如此感叹，“找一个好的表述方式比找一个好的故事更难”。他的这种叙事追求，决定了其小说的叙述密度要大于故事密度，并为此处心积虑，苦苦探索。于是可以发现，这种叙述浓度并非意味着面面俱到，巨细无遗，满溢其间，而是繁简有序，详略适度，收放自如。比如骡子的母亲红菱，本是一个苏南女孩，随跑船的父亲来到天津码头嫁给马青云，生下两个儿子，却因习俗不适而未能久居，与丈夫分手返回老家，匆匆过客一般。写骡子的母子关系在小说中并无浓墨重彩，只是中间插叙的一个桥段，此后也不作任何节外生枝。王松在意的是骡子卖艺经历，为此不惜花费笔墨，加入大量的行话术语和细节描写，予以渲染铺陈。
《彩骡》的故事推进，多用全知式的内视角，这也是王松惯用的处理方式。值得注意的是，这样的内视角并非一成不变，而是多维的，随机挪移，自由闪回，运用起来又能不露痕迹。比如摆茶摊的徐傻子，对于《彩骡》的“故事梗”起到的某种穿针引线作用，化为内视角里的另一种维度，旁逸斜出，收缩自如。骡子对兰大姑的了解，以及兰大姑如何在街上夸骡子“柳活儿”地道，都来自徐傻子的闲聊。
叙述的浓度、密度与语言的内敛、含蓄、克制，在王松的写作辞典中并非彼此分离，互不相容。在处理骡子和兰大姑的感情线方面，小说不肯捅破这层窗户纸，让两个人的关系一直在云里雾里兜兜转转，就连若明若暗都谈不上，引而不发，拿捏微妙，反而扩张了遐想空间，令人玩味。暗示性叙述，可有举重若轻、四两拨千斤的奇妙作用，也由此构成了王松小说的某种辨识度。
小说叙述是由语言完成的，对此汪曾祺认为，“语言是小说的本体，不是外部的，不只是形式，是技巧”。王松对叙述语言的讲究更是变本加厉。早年的王松小说，叙事语言烟火气与书卷气互为交融，兼具北方的硬朗和江南的细腻，流光溢彩中不失沉实劲道，近些年他开始求变，越来越不喜欢用复杂句型，欧化倒装句式，尽量挤干句子水分，以简洁、硬实示人，强化了隐喻性和弦外之音。这里的关键词，就是准确，这为他的写作带来了从容和自信。就王松小说而言，准确既不是单纯的建筑材料，也不是技术性的建筑手段，而是关乎建筑本身的成色和质地。不断挤干语言水分，力避叙述整体性的胡乱串调，内敛克制，轻装简从。
在《彩骡》中，骡子的女徒弟端午算不得重要人物，之所以给人留下印象，是因为细节中的准确用语。兰大姑心仪骡子，唯一有过的一次主动行为，却在骡子并不知情时被端午拒绝了。小说中有这样一段对话：
端午说，她说，今天晚上，想请您吃个饭。
骡子咯噔站住了，回身看着端午，你怎么说？
端午“吭哧”了一下，我跟她说，师父一般不吃请。
小满在旁边埋怨说，你应该跟师父说一声，自己倒先给做主了。
端午扭过头，狠狠瞪了小满一眼。
小说用“她说”“咯噔”“吭哧”“扭过头，狠狠瞪了小满一眼”几个简单的词句，泄露出一个19岁女孩子对骡子的隐秘心思。小说后面，大祸临头的骡子对自己的险境全然无知，他平时喜欢吃放生葱末儿的煎饼果子，这次忽觉香气扑鼻，正在奇怪，端午把一套煎饼果子擩到他手里，这个“擩”显然含着醋意。骡子问她是谁摊的？端午不提兰大姑，只说“有人心疼你啊”。结尾处，骡子脱险醒来，不明白刚刚发生了什么，端午“哼”一声道：“有人救了你啊。”这类不起眼的细节，不细读很容易滑过，也可得见王松叙述匠心之一斑。
《彩骡》再次印证了王松对天津城市民俗文化的情有独钟。在谈到天津民俗文化时，王松曾多次表达过“拼图”的说法，认为一百个天津人会出现一百种说法，其中的每一块都不可或缺，只有将其拼接一起，才会呈现出天津民俗文化传统的完整面目。在这个意义上，《彩骡》对于丰富、完善这样的小说“拼图”，无疑有着某种加分效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