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藏妈妈》：人间第一情
“2019年3月，作家刚解甲归田，人有点迷惘。恰好林芝山寺桃花三月开，进藏二十次了，从未见过此盛景，于是婉辞了央视采访，去看西藏雪岭古桃树。”不承想这一去，“真正的感动是在林芝儿童福利院，那是嘎拉村桃花节开幕前的一场采访，居室家中，四个孩子一个妈妈，最大的十一岁，最小的三岁，有男有女，四室一厅的套房，宽敞明亮，而她们这些爱心妈妈，有未婚女，有未生娘，也有阿妈拉，更有终生未嫁的……”这些文字是我们在《西藏妈妈》的“后记”《千年一梦桃花落》中看到的，也恰是这个场景触发了徐剑这个“老西藏”由本来只是想“去看西藏雪岭古桃树”到再次走进高原，先后采访百余位爱心妈妈，遂有了这部近30万字的长篇报告文学。
由于历史与现实、经济与文化等多种复杂因素的交织，西藏一些地区的孤儿、孤寡与病残的老人为数的确不少，仅《西藏妈妈》中所写到的昌都第二儿童福利院这一家就收养了1000多名孤儿，而且这个市的民政局局长布措还有一项工作便是开车到各个乡村“拾孩子”带回福利院。正因此，打2013年起，西藏自治区便开始实施“双集中”供养的政策，县级社会福利院集中供养孤寡病残的居民，地市一级的儿童福利院则集中供养“失怙失恃”的孤儿弃儿，以保障他们生活和受教育的权益。这些孤儿弃儿一旦集中起来供养，就必然需要相应数量的“爱心妈妈”与之相配套。徐剑这部长篇报告文学便是集中表现这些“爱心妈妈”的感人事迹，并形象地赋予了她们一个标志性的特别名称：“西藏妈妈”。
在《西藏妈妈》中，稍做一点功课便可勾绘出徐剑西藏此行的路线图：从昌都市儿童福利院开始，溯澜沧江源杂曲而上，掠过横断山，横穿万里羌塘，抵达藏北重镇那曲市的儿童福利院；再环大北线，进无人区，抵达海拔最高的双湖县；西行到西藏自治区“双集中”试点的阿里儿童福利院，直抵象泉河；再沿冈底斯、喜马拉雅而行，直抵后藏日喀则，回到拉萨，转道山南、返至林芝。7个地市儿童福利院的100多位爱心妈妈中，除两位汉家妈妈，绝大多数是藏家阿妈拉；最小的19岁，最大的50岁，三分之一者未婚，她们平静地向徐剑诉说着自己与那些孤儿们的故事，就像讲自己的儿女。数据本身显然已经直观地呈现出徐剑为创作这部非虚构之作已然做足了“脚力”与“眼力”的功课，这些虽固然都是创作一部成功的非虚构文学作品的必要条件，但却不是全部。
在我看来，这部名为《西藏妈妈》报告文学的写作其指向看似单一，但也恰是这种看上去的单一决定了完成易、完成好难。此话怎讲？
所谓完成易，指的是它所要面对的对象无非就是两类：一类是孤儿，另一类就是“爱心妈妈”。正是这样一种看上去的单一决定了完成它易，毕竟只要写出了这样两类人就是完成。所谓完成好难，说的是这两类人中无论哪一类的构成都不简单。论孤儿，真孤还是假孤？因何而孤？什么时候开始孤？论妈妈，已婚还是未婚？有家还是无家？有过生育史还是一片空白？类似这样的问号其实还可以继续罗列下去，而每一个问号答案的不同以及不同答案间的不同组合，“母”与“子”相处时的状态一定不完全一样。如何写出不同状态下爱的本质的同一性，以及呈现形式或表现方式的丰富性与多样性就是对作家观察力与表现力的一种考验。正是在这种种细腻差异的表现上，徐剑交出了一份出色的答卷。
比如在开篇不久的“三位未生娘与患癌症的小女孩”这一小节中，年仅四岁的孤女罗松卓嘎不幸被确诊为淋巴癌，福利院决定送她去位于成都的华西医院治疗。而第一位护送并陪伴卓嘎去华西医院治疗的则是仅读过小学的门拉，这位自己都从没去过成都且新婚伊始的护理员带着小卓嘎到成都后，连续十五天、一天起得比一天早才终于挂上了专家号。而在接下来的从手术到一个又一个疗程的化疗总共半年多的治疗过程中，先后又有土登卓嘎和米玛两位护理员赶来支援。正是有这三位“未生娘”爱的接力，小卓嘎的生命才得以顽强的延伸。在这个过程中，“未生娘”从一位到三位，尽管她们有共同的职业道德与爱心奉献，但由于其自身的经历与性格各不相同，因此在面对小卓嘎这一个共同孩子时爱的方式、爱的特点又不尽相同。这些大同中的小异、小异中的趋同写好了，作品也就立体与饱满而非单调与同质。
《西藏妈妈》这样的题材很自然地容易被处理成养育员们对孤儿的关心与照顾这样的单向行为。孤儿孤儿，一为孤二为幼，需要被关爱被照料，再正常不过，徐剑在这部作品中也不例外地为读者呈现了大量这一视角的场景与画面。但我同时也注意到，在他的笔下，同样还有许多“妈妈”们在护理这些孤儿们的过程中心灵得以净化、境界得以升华、行为得以纯净的演变过程。比如19岁的拥中卓玛在林芝本有份稳定的好工作，只不过有一天舅舅说，林芝儿童福利院正在扩招，我们家有慈善积德的传统，你应该去报名。听从了舅舅的建议，也得到了单位领导的支持，拥中卓玛应聘当上了“爱心妈妈”，和四个孤儿组成家庭。孤儿拉错刚来时才两岁，“眼神惊慌，像一只小猫，头发缠成一团”，身上到处是虱子，也不跟人说话，拥中卓玛抱她睡了两个月，终于听到孤儿轻声叫“阿妈拉”。比如大曲宗32岁才应招进了山南儿童福利院，尽管此时她依然还是孤身一人却在这里找到了当妈妈的感觉，爱上了“爱心妈妈”这份职业。孩子们在学校受人歧视，说他们在福利院长大，没有妈妈，大曲宗就冲到学校对老师们说，我就是他们的妈妈，不能让他们受其他孩子欺负……
在谈到这部报告文学的写作时，徐剑还有过如下的夫子自道：“这是一种春天的写作，放松式的写作，青春式的写作，或者是宗教式的写作，把博爱上升到了我们头颅之上，是一种仰望式的写作。”作家们好用排比句式铺陈渲染，虽然“宗教式”这样的顶格都用上了，无非也就是存敬畏之心、秉真实之笔。在《西藏妈妈》中我的确感受到了敬畏与真实这二要素，为此也要向徐剑致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