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文学》2025年第12期｜邓安庆：做一个麦克尤恩的梦
一
刚一坐上去往布莱顿的火车，我就注意到斜对面的那个男人了：他头发灰白且稀疏，戴着一副黑色边框眼镜，面部线条硬朗，脸颊两侧有些许松弛，留着短而整齐的灰白色胡须，是那种在英国随处可见的中老年男性。他靠在椅背上津津有味地翻看一本书，尽管旁边的乘客在大声喧哗也不曾扰乱他的兴致。细看那本书的封面：画面主体是一个弹钢琴的人物剪影，上方黑色字体醒目地印着书名“LESSONS”（直译过来是《教训》，国内引进时改名为《钢琴课》）与作者名“Ian McEwan”（伊恩·麦克尤恩）。我在英国逛过的每一家书店都能在显目的位置看到这本书，可见它畅销的程度——麦克尤恩在英国的“国民作家”名号绝不是随便叫的。那个男人终于注意到我的目光，随即向我友好地微笑点头。我慌乱地点头回应，虽然很想跟他说：“我也是麦克尤恩的忠实读者。”火车驶离了维多利亚站，此时坐在我一旁的朋友说：“咱们到了布莱顿后，还要转车，才能到白崖。”白崖是我们此行的目的地，朋友做好了详细的出行攻略，而此刻我的心却全在麦克尤恩这里了。
在海外旅行常常有一种奇妙的体验，就是现实中看到的人时刻能对应到他们本国作家或者艺术家在作品里呈现的人物。譬如在阿姆斯特丹，刚从凡·高博物馆出来，一路上看到的那些身材高大、头发偏红的男人，不就是凡·高画作里的人物穿着现代的衣服在走动吗？譬如在莫斯科乘坐地铁，坐在对面的老人脸庞暗沉，仿佛沉浸在自己的心事中，那不活脱脱的就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的人物吗？再譬如现在在看小说的这位英国男人，他不就是麦克尤恩笔下常写到的男人么，《星期六》里那位神经外科医生亨利·贝罗安，《时间中的孩子》中那位陷入精神崩溃的斯蒂芬·刘易斯，《赎罪》里那位中年富豪保罗·马歇尔……这位陌生人，我可以把他想象成麦克尤恩小说人物的无数变体。
现在我要来充当一个冒牌的麦克尤恩，把现在看书的这个男人命名为杰克，一个最常见的外国男人名字。岔开说一句，我喜欢给陌生人命名，比如刚才在维多利亚站等车时，有个年轻的女性在对面的月台上走，我就叫她玛丽，“她在低头想事情”，而在她一旁抽烟的男人就叫他汤姆，“他抬头瞟了玛丽一眼，玛丽没理他，继续走路”，此时我站在月台这边，希望他们能发生点事情，结果玛丽和汤姆各自在自己的世界，我决定回去在小说里让他们发生点什么。我相信不只是我，很多写作的人都会玩这样的命名游戏。麦克尤恩自然也不例外。好了，杰克要到布莱顿去。他应该不会跟我们这些中国游客一样去白崖，而是生活在布莱顿，或是去出差、探亲、看望孩子……总之他有一部分生活在那个城市。
假如是麦克尤恩，会怎么折腾他呢？对，折腾。小说家都是些残忍的家伙，他们喜欢让人物活在危险的境地里，正如他接受《巴黎评论》采访时所言，“我仍旧对书写处于边缘的人生经验兴味十足。不过现在开始更加看中小说中的人物。这种危机时刻也就变成了探索和检验人物的一种方式。我们是如何承受或者承受不起一种极端经验的，这期间又体现出什么样的道德品质和道德问题，我们是如何承受我们做出的决定带来的后果，记忆是何等地折磨人，时间有何作为，我们不得不求助于什么样的资源。”闲话少说，杰克很快就要承受着小说家设置的各种极端考验了。而现在，他只是安静地看着书，细密的雨点敲打着车窗，窗外的城镇浸润在阴冷的空气中。情节在此刻舒缓了下来，待会儿，从前面的车厢或许就会走来一个人，或许是军情五处的特工，或许是变态跟踪狂，或许是复仇的前任，总之以麦克尤恩的德行，他一定不会让这个男人安静太久的，太多的故事需要他来启动，至于其结局我都不敢多想！麦克尤恩可从来不会对人物心软的。其作用，麦克尤恩也说了，“或许我们是在利用这些最坏的案例去丈量我们自己的道德极限。又或许我们需要在想象所构成的安全范围内释放出我们的恐惧，希望当作一种驱魔的方式来应用。”
二
现实中的这位我姑且称之为杰克的男人，全然不知他在我的脑中有一番怎样的经历，依旧沉浸在阅读的乐趣当中。他倘若是麦克尤恩的忠实读者，一定也会看过《甜牙》吧？在那本小说里，麦克尤恩的的确确安排过一个人，跟我们现在一样坐着同样的火车，沿着同样的线路去往布莱顿。唯一不同的是，他安排的是一位年轻的女性。“在十月中旬的某个暖和得反常的上午，放下老一套的日常工作，到布莱顿跑一趟，倒也算是件惬意的事儿，沿途经过如洞穴般昏暗的火车站，空气里闻得到咸味，耳边听到银鸥的鸣叫……”这个女人叫塞丽娜，她想要见的小说家汤姆·黑利就住在布莱顿。麦克尤恩为何要把小说人物安放在这里呢？一方面布莱顿是一个美丽的海滨城市，是英国人常去度假的旅游胜地。另一方面我想这也是麦克尤恩的“私心”。他年轻时就读的苏塞克斯大学就在布莱顿。把小说人物安排在自己熟悉的地方发生故事，写起来比较趁手。
麦克尤恩安排塞丽娜在法尔默车站下来，步行四分之一英里，抵达那栋名叫“苏塞克斯大学”的红砖大楼。她可是被军情五处招募的高才生，毕业于剑桥大学，走在这样的新式大学路上，内心充满了不屑，“我看不起那些男孩——在我眼里他们就是男孩——他们穿得邋里邋遢，都是从额外军需品商店里淘来的衣服，至于那些留着平淡无奇的中分长发、脸上不施粉黛、身上穿着薄纱短裙的女孩子，就更入不了我的眼了。有些学生赤着脚，我满怀同情地猜想他们都是来自落后国家的农民子弟。”这与其说是塞丽娜的所见所想，不如说是麦克尤恩多年之后回望大学生涯时一次轻松的调侃。而在此书中，调侃还不止这一处，此书的中文译者黄昱宁曾指出：“《甜牙》中一共出现了汤姆写的六部小说，其中有三部都能在麦克尤恩本人的短篇集《床笫之间》中找到原型。……《甜牙》中出现的另三部作品——通过塞丽娜的阅读与重述展现在读者面前——都更接近于麦克尤恩现在的风格，正好与前三部构成饶有意味的对照。小说的后半段还暗示，经过‘甜牙’事件后，汤姆将在写作风格上发生剧变，这在某种程度上也可以看作是麦克尤恩的夫子自道。”我们都可以视这些为麦克尤恩放在书中的“私货”。
其实还不止这些。塞丽娜为了完成组织交代的任务，以“自由国际基金会”的名义资助了青年小说家汤姆·黑利，而黑利也不负她的期望，完成了一部长篇《来自萨默塞特平原》。一部长篇写完，自然希望能够出版，黑利就这样做了，“上周我写完了初稿，复印了一部分，寄给了那位人人都跟我说起的出版人。汤姆·米奇勒。不，是汤姆·麦奇勒。今天上午他的信来了。我没想到他回得这么快。直到下午出门，我才把信打开。塞丽娜，他要这小说！迫不及待。他想让我在圣诞节前拿出定稿。”看到此，我几乎都能想象出麦克尤恩嘴角的笑意了。他也许真是故意这样写的。为什么呢？因为汤姆·麦奇勒真有其人，他是麦克尤恩本人的多年好友，其一手创办的凯普出版社与麦克尤恩的多年合作一直保持到现在。也许《甜牙》的原版稿件就是给了汤姆·麦奇勒，麦克尤恩就等着他看到这段时的“开怀一笑”。
到此还没完，麦克尤恩在后面的章节中继续偷放他的“私货”，塞丽娜陪同黑利去汤姆·麦奇勒的办公室谈出版事宜，“那位出版家几乎是一溜小跑着进来，我把小说递给他。他拿起稿子往身后的办公桌上一搁，随即把我两边的脸颊都亲得湿漉漉的，然后抓起汤姆的手上下摇摆，祝贺他，请他坐下，开始盘问他，几乎不等他回答上一个问题就问下一个。”等汤姆·麦奇勒跟黑利聊天时，塞丽娜细细打量了一番他，“这位出版家身材瘦削，肤色深褐，爱打听新知奇闻，成天乐颠颠的，就像一直都在眼巴巴地等着一个笑话，或者是那种只需要一点契机就能突然从他脑子里冒出什么革命性的新想法。”几个细节一刻画，一个亲切生动又稍显夸张滑稽的人物就出来了。
汤姆·麦奇勒有两个身份，一个身份是此篇小说的人物，在一个虚拟的文字空间里与其他人物产生互动；一个身份是麦克尤恩的出版人兼好友，他在现实生活中是一个活生生的人，现在此刻正在跟我们在同一个星球上呼吸。读者也面临两个选择：一个是完全不知道或者不管汤姆·麦奇勒是不是真实的人，他只是在看小说，这个人只是一个无足轻重的角色，完成他推动情节的使命，他就可以退出了；一个是抱着类似于“八卦”的心情，来看作者这个夹带“私货”的举措，他可以放心地调侃这位老朋友，极有可能带着他初次到汤姆·麦奇勒办公室的种种回忆，他跟汤姆·麦奇勒的交往细节，还有对其观察后的感受。
不止麦克尤恩这样干，我相信世界上相当多的小说家都或显或隐这样干过。最常见的一种是小说家把亲朋好友的名字给了小说的人物，除开名字相同，小说人物与真实生活的人是没有什么共同点的。这种“名字游戏”，对于小说家和他调侃的对象来说，是非常有趣的。这种“私货”带着来自小说家生活中的温度；还有一种，是把自己生活中的物件，置放在小说中，这种一般读者是看不出来的，只有作者自己一个人知道，它带着小说家没有在文本中说明的情感，只是自己读到那里，会心中一阵隐含的悸动；还有更为细微的，是一些词语或者语句，对于小说家来说，可能是在自己的生活中，有着特殊的意义和回忆，如今他把这些给了小说。这种隐蔽的“私货”，仅仅属于作者自己的内心最深处。
当然，小说的本质是虚构，虚构的人，虚构的事。可是小说家虚构的过程，是需要攫取现实世界的材料的。现实中的各种事件，自身生命中的体验，听来的，看到的，经历过的，都一一在小说家的脑中产生化合作用，形成文字。很多时候，我们看不出来小说的现实痕迹，因为小说家已经消化过了，他重新打翻重组，顺应小说的书写逻辑变成全新的样貌。而有些则是直接摹写现实世界，把真实的人和事情置放在虚构的文本之中，亦真亦幻，颇有意思。不过在此，要区别对待的是，很多小说是放在真实的历史背景下的，还是说麦克尤恩，他的《赎罪》就是二战的背景，《甜牙》是冷战的背景，提到的政府机构、城市景观、新闻人物都是真实的，唯独核心的故事是虚拟的。这个未必有多少小说家的“私货”，那是小说构建本身的需要，是“必需的”。
而小说家的“私货”之处往往在一些不是那么重要的细节之中，像是一个建筑师为客户盖好了一栋房子，可是他悄悄地在墙壁放了一朵花，或者在书架的书里夹了一枚自己的书签，一般来房间玩的人都不会留意，哪怕看到也不会在意；而有心的人，刹那间看到，会心有所动，仿佛一下子能跟这位设计者有一种心灵上的默契感，“哈哈，我看到了！你藏得还挺隐蔽的。”这些“私货”，对于小说家来说，往往是珍贵的，行文至此，心有所动，想起了很多往事，于是他便忍不住以一种貌似无辜的神情，偷偷地放进一些。小说在此处，便像是吹来了一阵风，撩开了虚构的幕布，我们得以窥见作者的“私心”。
三
从布莱顿车站出来后，雨点密密匝匝地敲打着地面。我跟朋友找了一家小餐馆，既为了躲雨，也顺带解决午饭的问题。我们站在柜台前一边吃炸薯条，一边跟老板聊天。他来自伊朗的设拉子，而几年前我正好去过那里。我们兴致勃勃地聊起了设拉子的粉红清真寺、卡里姆汗城堡、哈菲兹墓，还有热闹非凡的瓦基尔集市。正聊得起劲时，杰克撑着伞从店前走过，往店内扫了一眼。有一瞬间，我以为他想要进来，心跳得特别快，但他没有停留，走到十字路口，往右边一拐，消失在我的视野里。接下来，对他来说，在现实生活中极有可能只是熟悉生活的重复，但在小说的世界他即将要面对的是怎样难以预料的意外，端看小说家的手段了。而我假定眼前跟我说话的伊朗老板，跟杰克是认识的，但平日他们都假装素不相识。他们之间有什么秘密的交易？会不会涉及英国与伊朗之间的情报谍战？如果这样构思的话，那他们分别是英国特工和伊朗特工，现在都在卧底？
抱歉，我又忍不住去把这些无辜者拽入小说的世界里去了，而且是个人卷入国际纷争的危险世界。这可不能怪我，要怪就怪我的师傅麦克尤恩。他曾宣称，“我一直对重大事件在私人生活的层面上得到反映的那些特别的情境饶有兴趣”。1989年，麦克尤恩写完了《无辜者》，一个叫莱昂纳德的年轻英国电子工程师，在二战后被派往德国参与英美合作的情报工程。他在满目疮痍的柏林邂逅了德国女子玛丽亚，从而卷入了一个充满爱与性的狂乱世界。小说的最后一章设定在一九八七年，上了年纪的主人公莱昂纳德决定重访柏林。麦克尤恩决定与他同行，“我拜访了莱昂纳德曾跟他的情人住过的那幢公寓大楼，感觉到一阵阵对于一个并不存在的姑娘汹涌的爱意，真是荒谬至极。我去了柏林的东南角那个间谍地道的所在地……”麦克尤恩曾认为具体的时代和地点不过是不相干的干扰，时过境迁之后的观念已然相差云泥了，“如今我身处一个外国的城市，感叹着时光的流逝，竟然甘心欺哄了自己，自认是我小说中一个虚构的人物。”
现在轮到我身处一个外国的城市，站在布莱顿的街头，不也是进入了麦克尤恩的小说世界吗？《甜牙》里写到布莱顿，“狭窄的街道上有一种孤寂清冷、与这个季节不相符的气息，咸湿而荒凉……”正如我现在亲眼所见。而小说中的人物汤姆有一套两居室的公寓房，就在火车站附近的一栋白房子顶上。塞丽娜见不到汤姆时，独自待在伦敦她的单间，“一边在盆里洗头，一边做着白日梦，忽而痴想一个来自布莱顿、不跟她联络的男人”。一到了周五，她就迫不及待地坐火车过来，正如我一般出了火车站，“街灯下步行不到一百码上山，闻着海风的气味，觉得布莱顿就像尼斯或者那不勒斯一样离伦敦好远好远，我知道，汤姆会在迷你冰箱里藏好一瓶白葡萄酒，在厨桌上摆好酒杯。我们的周末过得很简单。我们做爱，我们读书，我们在海边散步，有时候也在南丘上走走，我们会到餐馆吃饭——通常在巷道商业区里。汤姆还会写作。”是的，正如前面提到，汤姆是个小说家，他身上有麦克尤恩的影子。以自己为原型，写起来就得心应手了。
年轻的汤姆住在布莱顿，正如年轻的麦克尤恩曾在布莱顿。那时候的他二十出头，精力无限，我想布莱顿的大街小巷都曾留有他的足迹吧？他不用像写《无辜者》那样，专程飞到柏林去为小说人物选定空间，他只需要闭上眼睛，就能重回布莱顿，让汤姆和塞丽娜在其中自如地行动，甚至就连那一刻的光影、气温、色彩都栩栩如生。麦克尤恩的小说都有这样的特点，贴着人物走，用人物的视角去感知这个世界，然后非常精准地描写出来。比如这个人物走进一个屋子，屋内是怎样的装饰风格，光线如何，厨房那边有什么气味，一路走过去，内心有什么想法，然后手触摸到橱柜的把柄是什么感受……他能非常专业地道出描述对象的名称，像《星期六》中的主人公是个神经科医生，那么贴着这个医生来写，就出现了大量的医学术语，看人都是以医生的思维来思考。故事情节反倒是不着急的事情，麦克尤恩把读者带入这个人物的角色中来，你跟着走就是了。
在《星期六》里，麦克尤恩耐心地写贝罗安跟同事施特劳斯打球，怎么发球，怎么对垒，怎么绞尽脑汁采取对策要置对方于死地，那时候身体的肌肉是什么感觉，心脏跳得快不快，骨头能不能承受，他一点点描述出来。不耐烦的读者会自行总结：贝罗安与施特劳斯两人在练球房进行了激烈的对打，最后几比几，贝罗安输掉了比赛，他感觉很郁闷。这样，可以接下来看下面情节会怎么开展下去。这种写法，让我想起新闻常用的一个经济学名词：软着陆。王安忆在谈起自己写小说时，如果写到结尾，不会急着去结尾，而是再费上一两页稿纸，慢慢地收煞。小说的软着陆，情节如何推动烂熟于心，然而笔头却缓下来。小说软着陆的过程，让作品的肌理细腻了，节奏舒缓了，内容也丰厚了。
在一个快速阅读的时代，这种慢的、稳稳的、细致的写作是很容易招人烦的。有人看小说，只看情节，那些细腻描写的部分总是匆匆掠过。我相信在读麦克尤恩的作品时，很多人会是不耐烦的，“啰里啰唆写那么多，结果情节的发展才迈出了一小步”！是的，如果要看跌宕起伏的故事和惊险刺激的情节，完全可以跳过这些细节。这一类小说家是“慢”的，他们有自己“慢”的小说美学。当然很多小说也“慢”，可是慢而无趣，无数细节堆砌，密不透风，读起来让人窒息。对比麦克尤恩的作品，可以看到同样是“慢”，这些细节背后都透着作者的“光”。“慢”不是目的，而是作者观察和透析的过程。前者是无用的细节简单堆砌，后者则是细节背后有视角和目标。
四
我们来布莱顿的目标之一是去英皇阁。从北街拐进教堂街，再踏入肯辛顿花园街，沿路的房屋紧凑地挨在一起，它们大多保留着维多利亚时期的建筑特色，高耸的尖顶，装饰性的烟囱，拱形窗户以及精美的石雕装饰。这些曾经也入过麦克尤恩的眼帘吧，自然他又把这些细节安排到小说中去。建筑、色彩、街道……给它们的命名都会带来言语的快感。像当年人类初次面对这个鸿蒙的世界，一切都有待命名，一切都是未定的，言语给予了我们定位。而布莱顿是现存的，麦克尤恩不必去重新命名，它就提供了场所。汤姆和塞丽娜步行经过了我所站的位置时，“斯宾塞的一句不相干的诗浮现在脑海……汤姆情不自禁地打起腹稿来，一篇关于诗歌与城市——历经岁月变迁的城市——之间关系的论文。”这个感觉很奇妙，小说人物当然不会存在于现实世界，但把他们安放在真实的空间里，他们仿佛上一秒还在这里，只是你恰好晚了一步，来不及瞥见他们的身影，却还留在他们残留的气味中。
对于中国人来说，英皇阁真是一个怪诞的地方。它始建于1787年，1823年落成，是19世纪摄政王、后来的英国国王乔治四世的海边隐居地。之所以感觉怪诞，源于宫殿的内部装饰和摆设都充满了中国情调：宴会厅的墙壁上是描绘中国风情的壁画，天花板上有巨龙环绕的水晶吊灯，四个角落的水晶灯顶处则是凤凰；此外，还有用锻铁打造的仿竹子楼梯以及红木雕刻的扶手；一走进华丽的音乐厅，满眼中国风格的红色和金色画布，蓝色的绸缎帷幔，以及绘刻有飞龙的镀金圆顶天花板……按理来说，作为中国人看到这些，应该感觉到无比熟悉才是，事实却并非如此：这一切中国元素都是按照他们英国人的理解来设置和排布的，虽然到处充塞了中国人熟悉的元素，处处是“错置”的，因而显得分外别扭，甚至丑陋。没办法，这就是当时英国人对遥远东方的想象。
我忍不住想，当年住在里面的人，看到这些异国情调的装饰，是觉得无比新奇，还是深怀恐惧？如果是我在此深夜醒来，一定会感觉鬼影幢幢，只能躲到被窝里不敢伸头。这让我想起小时候我跟表弟躺在床上说话，他说：“有一天晚上，我下楼看到有个人站在门口……”我立马制止他说下去，无来由的恐惧袭上心头。我不知道他接下来会讲什么，也不知道这个人是什么人，将会发生什么事情。因为是夜晚，我特别害怕具象的陌生人在脑海中出现，不安感十分强烈。人家描述一个点，我往往会扩展成一个面，进而变得特别真实……那个人或许就在墙的后面，他带着冷笑等在那里，等我睡着后，他就会过来，几乎听不到脚步声……不敢再想下去了。表弟此时会特别贱，他笑嘻嘻地说：“那个人穿着红衣服……”我迅速跳下床，逃到外面去。还好，外面是个真实的世界，一切都是稳固不变的存在。我安全了。
或许，我不是安全的？我又一次想到了杰克。假定他还是特工，而我呢，是一个他可以榨取秘密的对象。我们在这个充满中国情调的宫殿兜圈子，他假装参观，实则一直盯牢我，我非常清楚他的目的，却装出一副天真无知的游客模样，随意地在走廊上游荡，心里却盘算着如何摆脱他的跟踪，这个时刻那位伊朗老板正躲在暗处跟踪他，正所谓是“螳螂捕蝉，黄雀在后”……我一边在走廊上慢走，一边在脑海中构建。我忍不住会追问另外一个写作的自己，“那你说的杰克现在穿的什么衣服？说话的声音是什么样子的？……他现在心里在想什么？”写作的我描述得越详细，现实中的我就越投入。让我兴奋的就是这个搭建的过程，描述给了我空间感、时间感，还有人的体温、衣服的色泽、天气的冷暖、眼神的明灭……这些具体而微的细节，往往比故事的走向更吸引我。渐渐地，我从现实的世界抽离出去，进入了这个虚拟的世界，那一刻的自由是如此迷人。
麦克尤恩深谙此道，他认为：“这种乐趣就在于惊喜。它可以小到一个名词和形容词的巧妙搭配。或是一整个全新的场景，或者一个始料不及的人物一下子就从一个短语中冒了出来。而文学批评的目的本就是追问意义，它绝对不会真正认可这样一个事实：某一页上存在某些内容只是因为它们给作家带来了乐趣。”我很惊讶的是，麦克尤恩居然没有利用这样怪诞的空间去创作一篇恐怖的小说。要知道，他当年可是“恐怖伊恩”。麦克尤恩在布莱顿读完苏塞克斯大学后，又去了东英吉利大学修了创意写作课程。他后来在采访中谈起1975年前后创作的情形：“我寻求极端的情境、疯狂的叙述者，寻求猥亵和震骇——并力图把这些因素以细致或者说训练有素的文体出之。《最初的爱情，最后的仪式》的大部分作品都是那一年写的。”这些小说即便放在现在看，依旧令人毛骨悚然。哪怕是成熟期的作品，比如《时间中的孩子》（1987）、《无辜者》（1990）、《黑犬》（1992）和《爱无可忍》（1997），跟早期的几部作品相比都更有野心，也更有深度，其底色依旧是恐怖的：一个被劫持的孩子、一具被肢解的尸体、一对骇人的犬齿和一次恐怖的热气球事故……而英皇阁是多么适合安放在麦克尤恩的某篇小说里啊，这里的异国情调、皇家旧闻和怪诞气氛，都是引发小说的绝佳之地。我为他惋惜。
从英皇阁出来，我松了一口气。下一站我们去海滩边的车站乘坐巴士去七姐妹白崖。雨已停歇，云层裂开，露出了久违的一小片蓝天。往海滩走时，我回头望了一眼，英皇阁静静地伫立在那里，迎接下一拨游客。英皇阁曾经的主人乔治四世没有来过中国，毕竟当时有诸多的限制，他对中国的想法只能停留在想象的堆砌。而麦克尤恩作为现代英国人，来中国是容易的。2018年，他飞到北京来，在人民大学的颁奖典礼上，时年70岁的他感慨道：“当作家在进行创作时，他们与自己笔下的人物独处——那一个个人物就像是幽灵；与自己的故事独处——那些故事几乎与影子无二。在完成一部小说所需的两三年甚至更长的时间中，小说家会对自己的这项工程产生严重的怀疑——而这种怀疑是很难与他人道说的。随着写作的进行，他终于会到达一个无可反悔的临界点：他已经投入了太多的时间，再也不能回头了。当然，这个过程中除了痛苦，也有快乐——但两者通常都得由他独自品尝。”
此种滋味，只要是创作的人，哪一个没有尝到过呢？同样作为创作者，有一段时间我曾连续写了几天，疲倦得不行，写到一半就倒在床上睡着了。醒来时，天黑得透透的，这一觉也睡得透透的。万物都在寂静中，文字像是一颗颗流星飞到脑海中。继续敲打键盘，一个格子种一颗文字，送雨迎风，生根发芽，伸枝展叶，开出满眼的花来。虽然写完的代价常常是腰酸背疼，辗转难眠，也只能在所不惜。麦克尤恩曾提及他反复做到的一个梦。在梦里，他坐在自己的书桌前，感觉出奇的好，“我拉开一个抽屉，赫然发现躺在我面前的是我去年夏天完成的一部小说，而我已经完全忘在脑后了，因为一直以来实在太忙了。我把它取出来，马上就看出写得棒极了。一部杰作！一时间一切都历历在目，我当时写得如何辛苦努力，后来又怎么把它放了起来。真是写得棒极了，我真高兴重新找到了它。”这真是一个好梦，甚至可以说，是所有创作者都期许的好梦。而布莱顿，就是麦克尤恩文学梦开始的地方。现在，我要从他的梦之地悄悄离开，挥一挥衣袖，不带走一片云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