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中国域外纪游文学的“中国性”
多年前和一个学生聊天时，我曾说过一个人最好的生活状态是在旅行途中。记得那时我刚读完凯鲁亚克的小说《在路上》，深深地为小说所渲染的那种自由率性的氛围所陶醉。事后我也有点诧异，自己这么说，是不是也受到凯鲁亚克的影响？仔细想想，是，但也未必尽然。过去曾流行一种说法，西方是海洋文化，喜欢冒险，中国是内陆文化，安土重迁。我一度也很喜欢这个说法，常以这种思维来看问题。但后来自己喜欢上了旅行，才觉得这一区分似乎过于绝对。喜欢游走，恐怕是人的天性。有作家曾写自己少时想看看大山外面的风景，翻过一座大山，站在山上看到的是更大的山，当下就坐在地上绝望地哭了。我看了很感动，连那么深的大山里的孩子都心生向往，想看山外的世界，说什么东方文化安土重迁，实在有点绝对化。
其实，东西方文化中都曾拥有过伟大的纪游文学。西方不用说，从荷马史诗《奥德赛》到《鲁滨孙漂流记》，还有绵延不绝的流浪汉小说，漂泊是一个经久不衰、杰作频出的文学母题。中国文学传统中，《离骚》已开漂泊母题之先河，其中如“朝发轫于苍梧兮，夕余至乎县圃”，可见游走之行迹；而“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则写尽了漂泊者阅历之沧桑。李白、杜甫、苏轼、秦观等等各个时代的伟大诗人，贡献的纪游经典更是无以计数。当然，就纪游文学所表达的内容而言，山水形胜，离情别绪，爱恨情仇，这些主题在中西文学传统中都是共同的，但仔细辨识，在共同的主题之下，由于历史、文化、地理等等的不同，表现方式甚至纪游内容存在着许多差异。其中有一点是比较明显的，海洋性民族的纪游文学往往与对海洋的开发与征服有关，带有强烈而鲜明的冒险性质，异国情调特别浓郁，而中国虽然也有很长的海岸线，但历史上长期以来采取的是闭关政策，广袤的国土和丰富的自然资源使得国人不屑于了解海外世界，而交通的艰难与舟车劳顿也使得好游者视航海为危途。因而，中国古代的纪游文学往往在疆域上囿于国境之内，在形式上徜徉于山水之间，少有异国，更多的是他乡。虽然“乡音未改鬓毛衰”的感叹，“近乡情更怯，不敢问来人”的踌躇，其心理也感人至深，但异国情调的欠缺，域外经验的稀少，以及由此而来的眼界之狭窄，也就难以避免了。近代以来，国门的打开吸引几代知识分子中的先觉者向西方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而工业革命所创造出的交通便利也大大地增进了国人域外游历的信心与兴趣，时代精神的强风劲吹和现代工业化成就的结合，鼓荡起了中国文学从古典向现代的形态转型，而纪游文学这种文学体式的改观也是水到渠成的事情了。
学术界对现代纪游文学的综合研究，如果我没有记错，大概始于朱德发先生主编的《中国现代纪游文学史》。朱先生认为近现代兴起的纪游文学给五四文学第一个灿烂的春天添上了十分光彩的一笔，还把域外纪游文学特别提取出来，同社会型、政治型、战争型、流亡型并列成为其中的一类。可见，朱先生对域外纪游文学的特殊性和重要意义也是刮目相看的。朱先生的著作出版于1990年，囿于时代条件，在缺乏大数据库的情况下，对于域外纪游文学的原始文献难以搜集完备，而时代的学术资源也还没有充分凸显城市文明这一命题。随着时代的发展，这项研究需要不断往前推进。从这个意义上看，傅建安的《现代中国域外纪游文学研究》（以下简称“傅著”）的出版对于现代纪游文学史研究，无疑是一次有价值的学术拓展。首先，资料文献更加齐全，不仅将近代的出使游记纳入了研究的范围，而且对诸如《吴宓日记》这样的更为私人化的作品也进行了考察。一些传统话题得到了更多材料的补充佐证，如红色纪游中白薇、冯铿等人的作品也进入了研究者的视线。其次，由于新世纪以来都市化进程的快速发展，都市文化成为新世纪文学艺术乃至政治、学术关注的热门问题。受到都市文明发展带来的都市文化理论的润泽，傅著对域外纪游文学的研究视点更多地聚焦在都市文化的记叙与表达上。从世界范畴来看，20世纪是都市文明发展的世纪，虽然乡土中国在发展阶段上较之世界落后了一大步，但由乡土文明向城市文明的转型乃是必然的趋势。相对于传统的纪游文学更多地着眼于乡土与自然而言，域外纪游文学对于城市与人文的关注，给国内的读者打开新的眼界、增添新的知识、传输新的信息，这正是域外纪游文学出现的意义所在。傅著抓住了这个意义，也就赋予了域外纪游文学以富有生机的灵魂。
当年朱德发先生在为现代纪游文学分门别类时，将域外型与政治性、战争型、流亡型等等并举，其潜在的意思当然是要突出域外纪游文学的现代性意义。但这种分类带来的问题就是它的交叉与混合。域外型虽然是域外经验、域外视角，但这种经验和视角又何尝不是政治的，何尝没有战争的、流亡的。许多域外纪游作品中，政治的、战争的乃至流亡的个人体验可谓融汇一起，感人至深，其包含的历史内容和文化意蕴也格外丰厚。所以，如何找到一个时代思想的高度，把这些个体经验与历史内容串连起来，寻觅、发掘和确立现代中国域外纪游文学的现代性与“中国性”？也就是说，这些域外纪游文学如何在叙讲域外风景（物质的与精神的、自然的与人文的）时呈现出中国作家的本位意识？在这一点上，傅著做出了认真的尝试。譬如晚清维新派的纪游，无论是欧游心影，还是东洋杂话，都是他们的文化人格形成和确立之后的精神产物。他们的域外游历既有着求知觅法的目标，也有着坚定的文化立场，所以傅著在分析晚清维新派的域外纪游时，着重阐述了他们的世界格局和文化自信的相得益彰。对于现代留学知识分子的纪游文学，作者也比较注意描述他们在中西文化碰撞交流过程中的心路历程，尤其关心他们的个体体验在时代洪流中的默默坚守与孤独实践。如对吴宓纪游文学中的新人文主义与现代中国思想现代化之关系的分析，就是一个很有呈现度的例证。傅著不是纪游文学史，关注的研究对象不可能也不应该面面俱到，但选择哪些研究对象，择取什么样的视角来统摄和透视，这里面体现出的恰恰也是研究者的学术高度和文化立场。
一部学术著作的样貌呈现与研究者的学术积累有着密切的关系。傅建安在博士阶段研究都市女性形象及其精神特质。都市文明与女性书写是作者长期以来思考的问题。所以，这次跨入域外纪游文学的研究领域，看似拓宽了自己的研究疆界，其实也是自己研究路数的一个承续。傅著中对域外纪游的都市性的关注，对冰心、谢冰莹、庐隐等女性作家的器重，甚至专辟一章来谈女性作家走出闺房与走向世界的重叠与合流。这些都与其以往研究相关。当然，任何一部学术著作都不可能尽善尽美，总会有这样那样的局限，有的是时代性造成的，有些是个人学识所致，傅著也是如此。譬如我在前面提到的旅游在人类精神发展上的个体意义，这是一种永恒价值。作为一部域外纪游文学研究的专著，傅著在纪游文学的社会文化意义上下足了功夫，这自然是无可厚非的，但对作为永恒价值的人类精神发展的一种原型的意义探索，显然有所回避，这多少有点影响著作的理论深度。如果作者以后继续在这个课题上拓展开去，希望能够在这样的问题上有更加深入和专门性的思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