隐喻符号、微观剖析与总体性建构
陈彦的长篇小说《星空与半棵树》，聚焦秦岭深处“北斗镇”的乡土世界，笔触绵密，交织着现实主义、自然主义、现代主义艺术手法，生动描绘了安北斗、温如风、孙铁锤、草泽明等人在社会转型期的沉寂、张狂与蜕变，深度挖掘了转型期社会的各类问题，有急切直率、尖锐泼辣的批评，也有委婉醇厚、含蓄蕴藉的建议，有忍着愤怒的温存，也有含着泪水的笑意。小说隽永深长，寓意深刻，是近年来少有的观照现实的力作。
一、“树”与“星空”：
人生隐喻与文化象征
“树”在陈彦的作品中，一直是一个重要的意象。在《大树西迁》中，苏毅带到西部的橘树开花结果（与返回上海的橘树只长叶不开花结果相比较），象征着交大一代学人在西部的落地生根。在《西京故事》中，树一方面是故事推进的重要因子，如何处置老家的两棵紫薇树，是卖钱救急还是隐忍坚守，成为罗天成和罗甲秀父子矛盾冲突的导火索；另一方面，它们也是文化象征的符号，唐槐和看护唐槐的东方雨老人，代表着西京这个古老城市的文化坚守，曾经救命的紫薇树，则是乡土世界的文化精灵，是主人公们最后的归宿。
《星空与半棵树》中，“半棵树”是推动故事前行的重要行动元。小说的第一幕即是北斗村仅剩的一棵大树被盗。这棵古槐在村民温如风与村长孙铁锤的地中间，两家积怨甚深，产权不清晰的树得以在“大树进城运动”中幸免。温如风判定孙铁锤勾结他人将树盗卖，从向镇政府讨要说法，到因何首魁办案不力而上访，再到因上访被打成重伤，直至奔赴省城、京城上访，温如风由此走上了一条“上访专业户”的道路。温如风的同学安北斗则因与他相熟，受命解决其上访问题，由此两人便开启了长时间的“量子纠缠”，围绕着上访与劝访的辛酸苦辣、悲欢离合、波折纷乱，小说的叙事得以徐徐展开。在小说最后，温如风终于在西京的别墅区见到了他的“半棵树”，不由得“百味杂陈、百感交集”“哭得呜呜呜地如秦腔苦音慢板一般渗人心脾、撕肝裂肺”。（1）大树失而复得，生活却已变了模样。丢失、寻找、重获，围绕着半棵树，小说叙事走出了一个圆环，但人生，却走不出类似的圆环。为了半棵树，温如风失去了生活、家庭乃至性命的整个森林，安北斗也妻离子散、受尽白眼。人生的悖谬与荒诞竟至如此。
“半棵树”亦是温如风人物命运的表征。温如风，本应人如其名，温和如风，却不知风也有多张面孔。所谓“不知细叶谁裁出，二月春风似剪刀”，微风拂面是一面；所谓“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狂风卷集着乌云是另一面。温如风，并非谦谦君子之“温如玉”，其如暴风，有执拗的一面，有“暴走”的一面。“半棵树”被盗，财物损失到在其次，其关系的是温、孙两个家庭的前仇今恨，更关乎个人的尊严。而尊严，是乡土世界极度看重的东西。于是，温如风开始了他的上访，开始了他“料峭如铡面刀”的“暴走”，开始了他在城市里的游历，一个卑微、边缘又触目惊心、略带喜感的上访故事得以徐徐展开。
老槐树因“大树进城运动”被盗，温如风因老槐树被盗而进城上访。树不静，则风不止，大树进城与温如风进城、树与风之间有着更加复杂的同构关系。离开了故土的温如风失去了根基，一如离开了故土的大树。进了城的温如风并未能融入城市，无论是在西京还是在北京，他始终是城市的孤魂野鬼，一如本雅明所言的“游荡者”，成为现代废墟的收藏家和精神上的自我放逐者。离开故土的大树可以通过挂吊营养液而异地重生，成为“游荡者”的温如风卒因车祸而客死他乡。“大树进城”与“上访者进城”同途异归，个中况味，值得深索。脱离了故土的树可异地生根发芽（如《大树西迁》中的橘树），脱离了故土的人却不再是彼时彼处那个完整的人，现代性的焦虑与总体性的诉求伏脉千里。
《星空与半棵树》引用了康德的那句名言：“有两样东西，人们越是经常持久地对之凝神思索，它们就越是使内心充满常新而日增的惊奇和敬畏：我们头顶浩瀚灿烂的星空，还有我们心中崇高的道德律。”（2）“星空”是小说的另一个重要文化符号。小说中的叙事与康德的哲思、梵高的绘画形成互文关系，共同指向一个更加神秘又更加高蹈的世界。这个世界，既是物质层面的，又更多的是精神层面的。如果说，树代表着中国文化坚韧、厚重的一面，是向下生长的，是现实主义的，那么星空则代表着中国文化轻盈、灵动的一面，是向外延展的，是浪漫主义的。星空与大树，两相映照，令文化构成的多元性与复杂性得以彰显。
当所有人盯着现实，盯着脚下，甚至盯着半棵树锱铢必较的时候，安北斗仰望星空的举动未免不合时宜，甚至滑稽可笑。作为北斗镇屈指可数的大学生干部，安北斗最初仰望星空被认为是文人做派、名士风流，也是其俘获杨艳梅芳心的重要助推剂。但当他升职加薪无望，陷入各种琐屑工作之后，仰望星空则被视为不打粮食，不务正业，成为众人群嘲的对象。安北斗观星自有其一整套的文化逻辑和世界观。如他劝导温如风所言：“地球都是浩瀚宇宙的一粒微尘。你那半棵树和牙花子，何值一提？”“只有这星空，才平等地属于每一个人。”（3）小说透过安北斗的视野不吝言辞地赞美着星空，歌颂开阔、丰富而又深邃的天幕，使生态的主题呼之欲出。
人们对于星空的认识，也不尽相同。在卢卡奇看来，古典时代的一切都是确知的，星空也不例外，“对那些极幸福的时代来说，星空就是可走和要走的诸条道路之地图，那些道路亦为星空所照亮。那些时代的一切都是新鲜的，然而又是人们所熟悉的，既惊险离奇，又是可以掌握的”。（4）这与前述康德的话并不一致，在康德看来，星空是外在的、高远深邃的，道德律令则是内在的、内向深沉的，但它们同样都是神秘而又令人敬畏的。星空不再是一个确知的、可以把控的东西，而是一个接近无限、不可触碰的存在。因此，当深邃神秘的星空与复杂的道德律令相缠绕时，世间的烦恼已非仰望星空所能净化，安北斗在行与思之间存在着一道道难题。
就安北斗而言，现实的磕绊远比星空的深邃更令人难以琢磨，“有多深邃神秘的天空，就有多繁复善变的人性”，“这是一个永远也探究不尽的空间”。（5）星空与人性缠绕交错，非对立，也不割裂。如果说仰望星空是安北斗理想主义情怀的话，那么恪尽职守、勤勉工作则是他现实生活中更加积极和更有效度的一面，这两者共同组合成生命的丰富性与复杂性：“仰望星空，他觉得无比幸福、快乐、感奋；回到大地，还有那么多亲情和需要他帮助的人，脚下真的很实在。他觉得自己活得已经充实满足了。”（6）作为一个基层公务员，安北斗处理计划生育问题、处理叫驴死后的遗留问题、协调“点亮晚会”的运作、处理施工方和村民之间的矛盾，更是作为追访人员和上访者温如风捆绑到了一起。小说借助安北斗的经历将基层公务员所面临的复杂事务和环境、挑战与困境，生动细致地描述出来。作家将安北斗初进北京时的恍惚、在西京的不适感、甚至在县城生活的不和谐，以及与作为城里人的孩子的疏离感描绘得入木三分，这里面既有现代性的焦虑，又纠缠着对城镇化的疑虑，作家所思考的山区如何发展的“真问题”也草蛇灰线，若隐若现。由此，小说一方面在描述仰望星空的理想的安北斗，另一方面亦将脚踏实地的根性的安北斗描刻了出来。而后者，又未尝不是大树的象征意义。从这个角度而言，星空与树，即理想与现实的交错，才是生存的本真。
无论是温如风，还是安北斗，小说的命名皆有隐喻意义。命名的焦虑，是现代性焦虑的重要子题，从“上帝死了”到“人死了”，对世界的不确定性认识，构成了今天人们思考问题的常态。当人们变成了虫子（如卡夫卡笔下）和毛猿（如奥尼尔笔下）之后，以总体性原则去命名的问题更变得无从入手。于是，我们在卡夫卡的小说中看到了测量员K，在王小波的小说中看到了M和F。陈彦擅长以隐喻的手法，赋予笔下人物更多的符号性，论家早已辨识。（7）这种命名方式，既接续了当代长篇叙事的传统，又开启了一个更加广阔的文化符号空间领地。与温如风的名字一样，陈彦同样赋予了“安北斗”这一名字别样的意义。安北斗，一是安于“北斗”，根性文化长出的参天大树，不为外力所动；二是“安”北斗，也只有从这块土地长出来的大树才知道如何更好地去保护、发展它，而不是一本正经地瞎折腾。其他的人物，如孙铁锤，一如铁锤的暴虐；何首魁（何黑脸），让人想到捉鬼的钟馗；王中石，中流砥柱是也；孙仕廉，假廉洁真腐败；武东风，想得更多的是“好风凭借力，送我上青云”；蓝一方，因甘蔗酒而“烂一方”；南归雁，因上访而“雁难归”；草泽明，每每令人联想到流落山间的黑泽明。所有这些人物的命名，一方面是戏剧脸谱化的需要，并有所臧否；另一方面，也是作家有意编织的隐喻文化符号。从中，我们窥见了其对《红楼梦》《水浒传》等传统文学文本的接续与扬弃。
二、从北斗到永安：
一个地方的微观政治经济学
安北斗和温如风所在的村庄叫作北斗村，所在的镇子是北斗镇。这两个地方都因地处秦岭深处的北斗山而命名，而北斗山因酷似天上的北斗七星而得名。北斗镇这个七八万人口的小镇归永安县管辖，永安县则是省里一个“十三不靠”的小县、穷县。天上地下，秦岭腹地，偏僻乡村，边缘城镇，小说叙事的基本地理空间由此得以建构。类似于“流浪汉小说”的结构，小说借温如风上访的轨迹勾连起了西京与北京，其地理空间得以敞开与丰富，并与秦岭腹地小镇和乡村两相映照，共同建构了一个地方的微观政治经济学。陈彦以直面现实的巨大勇气，为我们揭示了基层治理的难题。
《星空与半棵树》没有明确的叙事时代背景。从小说中使用的通信工具的变化来看（从传呼机的使用到手机的普及），故事当发生在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以降。商品经济日益发达，小镇青年面临着金钱的困扰。经济变化与人心思变如影随形，小说借孙铁锤这个典型形象，揭橥了社会转型期欲望的膨胀以及基层治理的矛盾性与复杂性。温如风式的勤劳致富在孙铁锤眼中不过是土里刨食，挣大钱和来快钱才是他心心念念的东西。起初，孙铁锤在北斗村也只是小打小闹，虽聚合了一群偷奸耍滑之徒却也并未掀起风浪。他费劲心思地盗卖那棵树也无非是因囊中羞涩，承包“点亮工程”，榨甘蔗酒，甚至克扣演出群众的费用，也都未挣到大钱。事情的转机来自小镇修铁路和高速公路，侄儿孙仕廉给他揽来了土石方的工程，使其一夜暴富。官商勾结，这正是孙铁锤发家的秘密。/
在完成了资本的原始积累之后，孙铁锤也完成了其从“地头蛇”到“暴发户”再到“黑恶势力”的人生转变轨迹，“孙铁锤由一个能人、强人，完全演变成了瞎蛋、恶人，如水之趋下，势不可挡”。（8）混迹于西京城的各种高端场所，混迹于各种各类人之间，孙铁锤做到了“开眼看世界”。他积极地融入这个城市，试图按照城市的逻辑和资本的逻辑行事。一方面，他与手握大权的孙仕廉进行了深度捆绑，以整捆的人民币和金条疏通了关系。“保护伞”的存在，使他可以和县上领导称兄道弟，镇上领导更是要看他的脸色行事，这滋长了他野心的膨胀，助长了其胡作非为的气焰。另一方面，孙铁锤掌握了资本运作的手段，进军房地产业，通过其侄儿拿到土地开发权，开发“秦岭后宫”项目，更加圈钱有术，并由此也成为全县“十大优秀企业家”。
手握政商界的重要资源之后，孙铁锤也彻底完成了“黑化”。一如小说中所言，“‘能人’与‘强势者’，一旦底线失守、约束废弛，必然衍生邪恶的本质”。（9）养打手、开赌场、放高利贷、欺男霸女，动辄断人手足、淫人妇女，肆无忌惮，他一路如奔马出栏、洪峰出山。孟繁华将陈彦的小说定义为“新世情小说”：“所谓新世情小说，就是超越了劝善惩恶、因果报应等陈陈相因的写作模式，而是在摹写人情世态的同时，更将人物命运沉浮不定，融汇于时代的风云际会和社会变革之中。它既是小说，也是‘大说’，既是正史之余，也是正史之佐证。”（10）《星空与半棵树》正是借助孙铁锤这一北斗村的小人物，折射出了社会变革期的世态与世情。
孙铁锤的发家史与西门庆的发家史异曲同工。明代世情小说《金瓶梅》为我们详细讲述了西门庆的发家史。西门庆本是清河县一普通的商人，他攀附于权贵蔡京，通过利益输送，换来了副千户的职务，他又打通关系，拿到了“盐引”，做起了官商和专卖，在短时间内积累了巨额财富。发了家的西门庆并没有放缓敛财的脚步，他投机倒把、买进卖出，偷税漏税、损公肥私，在东平府呼风唤雨，放债营利，从一个“破落户”发展成为一个豪门巨商的“暴发户”。张柠分析过西门庆“女人—权力—金钱”的“欲望三角形”，认为其是西门庆“恶人之乐的坚固基础”。（11）在孙铁锤身上，这样的“欲望三角形”同样存在。作为北斗村村主任的孙铁锤，牢牢把控了北斗村的沙石资源，廉价攫取资源，一本万利却又源源不断，为他商业帝国的搭建提供了牢固的基石。因为孙铁锤仅是一个村主任，在整个的政治生态中，甚至连一个“官”都算不上，各种的政策与制度并不能够有效约束他，也就更加助长了他为非作歹的嚣张气焰以及高度膨胀的欲望。依附于“权力”，攫取“金钱”之后，孙铁锤将眼睛牢牢盯在让他最纠结的“女人”花如屏身上，征服花如屏，既是满足自己的欲望使然，又是彻底打败最大的敌人——温如风的心理作祟。与西门庆一样，孙铁锤最终倒在了欲望膨胀的路上。他强抢民女，公然施暴，最终被何首魁击毙。私欲的膨胀带来私权的泛滥，又引来公权的制裁。由权力而金钱，由金钱而女人，由女人而权力，孙铁锤也走出了一个“权力—金钱—女人”的“欲望三角形”。
当然，商品经济带来的欲望膨胀、私心泛滥只是一方面。小说也不遗余力地为我们描绘了经济转型期基层干部的困扰与进退失据。
从北斗到永安，各级基层干部倒也尽心尽力。基层工作任务的繁重、环节的繁琐与关系的复杂，小说多有昭示。在一个没有资源、没有地利的山区小县，北斗作为县里倒数一二的偏僻小镇，如何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是个非常棘手的问题。南归雁一心想让北斗镇“跨越式发展”，但这种“跨越”又谈何容易！他找到的出路是“点亮工程”，将北斗镇的七星山逐一点亮，打造“北斗七星”的主题晚会，作为旅游开发的一部分，以吸引游客，带动经济增长。“点亮工程”带来了生态环境的破坏，却并未带来经济的飞升，反而给镇政府留下了一屁股的烂债。南归雁被调离以后，这一工程便无疾而终。续任的镇长蓝一方大力发展甘蔗酒产业，让群众毁田种甘蔗酿造甘蔗酒，因销路不畅而激起民愤，愤怒的群众点燃了政府大门。蓝一方成了“烂一方”之后，灰溜溜地趁着夜色离开了北斗镇。牛栏山主政时期北斗镇的发展，反倒是靠了孙铁锤。靠山吃山，大基建需要土石方，孙铁锤毁山挖沙实现了个人暴富的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带动了当地经济的发展。但“孙铁锤经济”卒酿恶果，带来了生态的大灾难、债务的大窟窿，解决与填平尚遥遥无期。
与北斗镇的三任镇长相对应，永安县也先后有过三任书记，王中石、武东风和南归雁。有意思的是，小说对于“本土”干部（如王中石、何首魁）基本上持肯定态度，而对“空降”干部（如武东风）多持批评态度。王中石有着充分的基层历练，对待温如风的上访态度是和缓的，处理问题（如评价“点亮工程”）能从大局考虑。武东风这一从关中大县调来的书记本想大有作为，奈何面对永安的复杂环境左支右绌。他最爱郑板桥的《墨竹图》，“一枝一叶总关情”亦是他挂在嘴边的话，到头来却也脱不了“求官”的俗套，以至于被孙仕廉利用，成为被围猎的对象。实干与空谈，两相对照，蕴味深长。但他们又比西京的干部好太多，下来挂职的储县长在游山玩水、钓鱼打牌、跳舞唱歌之余，还拐走了安北斗的老婆。孙仕廉本也是苦出身，在省城机关因姻亲上位，后充当孙铁锤的“保护伞”，成为小说后半部分左右时局的重要力量。从北斗村到西京城，小说从权力的毛细血管出发，一路溯流而上，对官场上的诸种情态，既有所渲染，又联想丰富，既简练含蓄，又耐人寻味，多从侧面落笔，反而收到了睹影知竿的效果。
陈彦对他笔下的县乡官员们饱含着同情，他在设身处地地换位思考：对于一个资源匮乏、地处偏僻的落后地区而言，如何有效地发展？小说的最后，作家用寥寥数笔概述了北斗镇的“安北斗时代”。在安北斗看来，“瞎折腾”比坐吃干等更可怕，因此，生态修复，重新审视“群山点亮”的问题，成为题中之义。他主张“保护纯净天空、发展生态旅游”，建设“星空最佳观测点”。然而，这些举措真的能解决问题吗？作家似乎也并未给我们确凿的答案。他只是提醒我们，乡村振兴尚任重道远，地方治理困难重重，而乡村人文价值的修复更是道阻且长。
三、“天道”与“人道”：
小说的生态观与总体性
卢卡奇将小说视为“上帝所遗弃的世界的史诗”。（12）他认为在古希腊古罗马史诗时代，人和世界是完整的总体，自我和世界是同质的，人对外在世界的认知是确凿的，人是自我肯定的，不知道的东西归位于神；而现代社会是衰变的，是疑问重重的，缺乏总体性，人对于外界的认识是不确定的，对自身的认知也是怀疑和自我否定的。现代小说在某种程度上，可以作为史诗的延续，其被卢卡奇赋予了新的使命，表现为一种追寻生命本质、复归总体性的尝试。《星空与半棵树》起初的叙事，让人联想到张艺谋的电影《秋菊打官司》和刘震云的小说《我不是潘金莲》，似乎又是一个上访的故事。但接着往后读，就会发现陈彦给我们建构了一个更加复杂又更加真实的微观世界。不同于《我不是潘金莲》中刘震云对语言陷阱、言说障碍和世界不确定性的营造，《星空与半棵树》以乡土叙事为抓手，用解剖麻雀的方式，详细剖析了一个小镇在20年历史进程中的变化，寄寓了作家对世事和人生的思考以及建构一个总体性世界的努力。
乡土叙事一直是百年来的中国新文学史绕不开的问题。沈从文的湘西、孙犁的荷花淀、贾平凹的商州，均在风景的发现、诗性的表达上做足了文章。鲁迅的未庄、柳青的蛤蟆滩、陈忠实的白鹿原，则在历史的挖掘中、在批判的语境中滔滔汩汩。同样是乡土叙事题材的作品，《星空与半棵树》面临着新经验和新问题。首先，作家用自然主义的手法描绘乡土世界的琐屑生活，将乡土社会的日常生活原生态地呈现出来；其次，作家又用批判现实主义的立场去编织故事、建构叙事，有直面问题、解剖现实的勇气和锐度；最后，作家通过“序幕”“四体”等戏剧元素的引入，以“猫头鹰说”来观照现实以及现实之外的荒诞空间，存在主义特色明显。这三者的结合，共同营造了是作有讽有慨、蕴藉含蓄的复杂文本。
值得注意的是“猫头鹰”这一形象在小说叙事中的特殊作用。其一，作品借“猫头鹰独幕剧”，为小说叙事引入了戏剧元素，小说与戏剧相得益彰，共同实践着陈彦跨文体写作的雄心。其二，作品借“猫头鹰说”，从一种更加直观而又理性的立场上反观林林总总的现实，提升了小说的哲理性与敞开性，为小说提供了更多言说空间。其三，作为“不祥鸟”出现的猫头鹰，也是推动故事发展的行动元，它的出现，既结构了故事，又给故事戴上了荒诞而又神秘的面纱，使小说在浪漫与写实之外，开拓了一种新的艺术风格。猫头鹰在小说中的作用，类似于诸多小说和戏剧中的傻子（如《李尔王》中的弄臣），他们往往是披着愚者外衣的聪明人，其通过一种魔幻的方式，提醒读者注意故事发展的诸多可能性，甚或是颠覆性，从而以一种对话性的语言展现故事的开放性与未完成性。在这部小说中，“猫头鹰”充当了社会现实的批判者与理性反思者角色，“猫头鹰说”则借助猫头鹰之口提醒人们解决现实问题的新思路与新方法，其与全文叙事紧密结合，以多声部的形式，共同指向了一个总体性完整世界的建构。在这只金色的猫头鹰看来，人类点亮群山的行为极度愚蠢，洞室松动大爆破造成的生态破坏是毁灭性的，使所有的动物都产生了生存的焦虑。猫头鹰批判了人类的强悍霸凌、无耻掠夺，在它看来，人类只是万千生命的一种，并不比别的动物高级，“人类认为他们可以操控一切，高贵于其他任何动生物，这是无知与自恋的表现”。（13）将人类仅仅视为生命共同体中的一员，这是生态美学的典型的认知，作家的生态观亦可窥豹一斑。
草泽明是小说中的重要人物，寄寓着作者的精神理想。他是安北斗、温如风、孙铁锤等人的老师，亦是北斗这个地方的文化名人。草泽明这一形象，易让人联想到《白鹿原》中的朱先生，相同的是，二人都是典型的民间贤者和文化传承者，是“乡村良心”所在；不同的是，草泽明没有朱先生身上的神秘主义面纱，他更像我们身边的一个普通人，而非理想化的“神人”。草泽明无欲无求，读曾国藩、陶渊明，读《物种起源》和《瓦尔登湖》，也读《老残游记》和《缀白裘》。他认同曾国藩所讲的“孝友、睦邻、节俭、知书达理”，将其视为“维系一个村庄的根本”，但现实是“一村人的活法”“离这些越来越远了”。（14）现实世界中的物欲横流迫使他“道不行，乘桴浮于海”，退回草庐过自己的悠闲日子。他让安北斗养正气、蓄志气、固阳气，这未尝不是他自己一生的守则，是其做人行文的根本所在。
草泽明不信“天命”，但信“天道”，认为天道是最后的裁判。安北斗想请他说和孙铁锤与温如风的纠纷时，被当场打断，草泽明认为，“人道是天道，没人道了也就快了”，因此像孙铁锤这样的人“人不灭他，天都会灭他的”。（15）当安北斗询问化解温如风上访之法时，草泽明点拨他要相信“至简的天道”。当安北斗吐槽挖沙炸山所引发的一系列恶果之时，草泽明也仅是以沧海桑田对之，“万物盛极必衰、物极必反，你要相信天道即人道，诡道也是大道”，（16）给安北斗以食古不化、麻木不仁之感。而当孙铁锤于山间竖起以自己模样凿刻的佛像时，草泽明愤而进京上访，只因这挑战了北斗村“形而上的恒常大道与经久赓续”，一旦长期把这座雕像立起来，他认为“村将不村，人将不人，正会歪斜，斜会成正，善必从恶，祸害无尽”。（17）草泽明的上访，引起高度重视，成为摧毁孙铁锤利益集团的重要推手。小说的最后，草泽明领头推倒了孙铁锤的雕像。温如风这个上访专业户未办成的事情，被草泽明彻底解决，所谓的“盛极必衰，衰极必盛”大致如此，天道与人道的意义也由此彰显。
在草泽明身上，我们看到了中国传统文化在当下的赓续。草泽明的思想本身是复杂的，既有儒家经世致用的一面，又有道家逍遥无为的一面。他认为天道刚柔并济、阴阳平衡，“《易经》第六十四卦说得好，世事看透了，无非就是刚柔相济、阴阳平衡这几个字。乾坤两道，也无非是满招损、谦受益的因果、克补关系”。（18）他反复强调，人道和天道，是同一的。在传统的儒家学说看来，“仁义礼智信”都是“人之道”，是人所要尊重的社会道德行为规范，是对人的行为和本性的一种约束。《道德经》有言：“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人之道则不然，损不足以奉有余。”在老子那里，天道是公平的，人性是贪婪的，只有有道之士才能够做到让利与他人。这是在强调天道与人道割裂的一面。但天道与人道又是合一的，《庄子》有言，“天地与我共生，而万物与我为一”，人们要顺应自然，免除物我之别而融入天地之间。当《星空与半棵树》通过层层叙事，对一个乡土世界予以立体展示和批判之后，小说的价值取向也不难蠡测。“天道”是“星空”，“人道”是“半棵树”。解决“半棵树”的问题，在人为，在“人道”，却也需顺“天道”而为之。天道与人道的同一，本就是一个总体性完整世界的一环。小说借助猫头鹰之口，诉说了对这一世界的认知：“岂不知诸事难料、变化万千，老想博取点赞，往往收获的就是一顿实锤乱砖；早上还在过寿，晚上嘎嘣完蛋；昨天还在台上表演，吆五喝六，明天就被一绳捆去做了囚犯；一切都很薄脆，尤其是荣华富贵。荣誉、美好、靓丽、光鲜，比闪电短暂，比露珠易干。”（19）与《红楼梦》中的《好了歌》相比照，陈彦与前辈作家在精神世界和宇宙观上的暗合也即呼之欲出。
注释：
（1）—（3）（5）（6）（8）（9）（13）—（19）陈彦：《星空与半棵树》，第646、555、32-33、426、693、649、651、567、97、98、504-505、620、407、56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23。
（4）（12）〔匈牙利〕卢卡奇：《小说理论》，第19、79页，燕宏远、李怀涛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8。
（7）李震：《纪实之维与隐喻之光——论陈彦小说〈装台〉的艺术经验》，《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6年第8期。
（10）孟繁华：《新资源 新视角 新人物——评近期长篇小说》，《长江文艺评论》2018年第4期。
（11）张柠：《清河县里的西门庆：论恶人之乐》，《小说评论》2014年第3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