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柔情何谈硬笔
壹
由于双雪涛、班宇、郑执三位优秀作家次第登场，加之《耳朵大有福》《钢的琴》《白日焰火》等电影营造的艺术语境，以及董宝石俗常却另类的《野狼disco》等歌曲在媒介上引发的热潮，关于东北的文学书写成为新世纪第二个十年最引人关注的文学现象，以至于有人以“东北文艺复兴”命名这一现象，而双雪涛、班宇、郑执则自然而然地被指认为“东北文艺复兴三杰”。作为一位文学评论家，笔者长期关注这一现象，不仅因为他们的出现为寂寥的当代文坛带来些许亮色与暖意而高兴，也因为他们独异的艺术追求为当下文学带来诸多启示而兴奋，更因为他们以文学的方式将不应被遗忘但却又在相当程度上被遗忘了的“东北往事”重新拉到人们眼前，让人们不得不面对那场并不遥远的社会巨变给人们的生活、情感、心理、生理、思想、精神带来的深刻、深远的影响而感动、敬佩，并点赞。
但长期阅读、琢磨他们的作品，又时而有一种不满足感浮现出来。大致而言，在他们的书写中，东北在相当程度上被奇观化、幻梦化了。我当然知道这样书写的意义，即正是凭借着奇观和幻梦的美学加持，那个一度被遗忘的东北——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就在变动中迷茫的东北，才像一个奇异的巨人一样，晃晃悠悠地来到人们眼前，引人注目。客观看，如果没有这样的美学“变形”，没有幻梦般的巨人“身影”，很难想象人们会不会关注东北。毕竟，东北不是巨人，或已不是巨人。
但笔者的不满之处也就在这里：如果我们长期沉浸在这种美学变形之中，隐藏在这个巨大身影之后，我们会不会把好不容易召唤出来，还没有从幻梦中彻底清醒，也未真正看清容颜的东北重新推到远方去？说实话，这两年，我的这个顾虑越来越重。而且，我意识到，在所谓“东北文艺复兴”的话术中，这个巨人身影上的美学色彩越来越暗淡，而消费主义的镀金色彩则越来越浓重。我担心，如果我们在美学和消费的联合涂抹中将东北再次送走的话，我们还有没有机会、能力再次将他唤醒、寻找回来呢？我没有答案，特别是肯定的答案。
正因为如此，我希望“东北书写”不要踟蹰彷徨，更不要半途而废，而是要在多个维度上继续推进，不断深化。我们当然要继续凸显幻梦的、巨大的东北“身影”，因为，毫无疑问，在骤然的历史变动中，在这片广袤的土地上层累了太多看似荒诞不经实则真若磐石的故事与现象，其中的历史与美学能量，远未释放出来。毋宁说，我们目前看到的，只是冰山一角。不过，需要注意的是，我们在书写这样的东北故事时，一定要守住艺术底线，不要用消费主义的镀金美学——有时看上去非常美丽——稀释乃至替代文学的多彩的梦。我们还要呈现可能不那么梦幻，甚至因逼真而矮小的东北“身体”。因为，这样的身体或许不够高大，但里边凝聚着同样丰富的人生故事与况味，凝聚着同样多的理想、梦想、幻想，凝聚着同样多的打拼、挣扎、搏杀……换言之，这个并不高大的身体才是那看似高大实则虚幻的身影的内核。只有这样，我们才能一步步走近东北，最后，走进它的骨肉、魂灵中。
就目前看，我们尤其需要直笔“硬写”的东北。因为，有了这样的书写，我们对东北——艺术的与现实的——的认识，才会更全面些，更可靠些。也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将东北，既经历过辉煌也品尝过苦难，并因辉煌苦难转换节奏太快而心理落差太大，一度痛苦迷惘而又正在渐渐苏醒前行的东北真正留住——留在文字中，留在人心中。
就在这个时候，我陆陆续续读到了蓝石的一些书写东北的小说。我觉得，他的小说就是“硬写”的代表，或者，借用曹寇的说法，是“经验写作”，“使用自己有限的才能书写自己有限的人生经验”。（1）因此，他笔下的东北往往是“硬写”的，是去奇观化、幻梦化的，在相当程度上弥补了我阅读双雪涛、班宇、郑执作品时的不满足感，并为“东北书写”提供了不一样的叙事维度与美学空间。现在，这些小说以《但总有人正年轻》（2）为题出版了，正好可以谈一谈。
贰
与双雪涛、班宇、郑执等人的小说相比，蓝石“东北书写”最突出的特征就是他的小说里边没有“英雄”——不仅没有一般意义上的“英雄”，也没有所谓的“失败英雄”，甚至连“反面英雄”也没有。这使他的作品在同类题材作品中显得很是突兀，自然也就别有意味。
略微回顾一下，就会知道，这些年“东北书写”之所以一纸风行，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这些作品提供了许多“英雄”形象，特别是一些失败的“悲情英雄”形象，勾连起了人们的东北记忆，特别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作为重工业基地辉煌一时的东北记忆，进而让人们反思，这样的历史是如何消失的，这样的“英雄”又是如何失败的。
在这方面，双雪涛可谓佼佼者。他引起文坛广泛关注的中篇小说《平原上的摩西》就是这方面的代表作。在这篇小说里，除了少年作恶、中年发迹、一生世故的庄德增，其他人物身上，几乎都洋溢着英雄色彩。李守廉，原先是拖拉机厂钳工，劳动模范；失业下岗后，尽管一个人带着女儿李斐苦苦撑持，但却从未失掉人的尊严，生活朴素、清洁、有礼、有节。警察蒋不凡误认他为杀人凶手，开枪击伤他，同车的女儿被追尾的卡车撞成瘫痪，他惊怒交加下把蒋不凡重创成植物人，被迫走上凶险之路，深藏浅出，但依然行止从容，本色不改。而当两名城管在执法中造成一名12岁女孩面容被毁的悲剧，有关部门行为不公，庇护为害者，他激于义愤，杀死城管，虽然成为法律意义上的罪人，但同时也成了民间伦理中的侠义之士。庄德增和傅东心的儿子庄树，童年淘气，少年觉醒，成为一名警察，始终元气满满，挺拔向上。傅东心，虽无意中嫁给了庄德增，但一生知黑守白，沉稳静穆，为人敬重。李斐，美丽纯真，即使意外遇险，身体瘫痪，失去正常生活，失去爱情，但却从未放弃对真善美的追求，以柔守刚。实际上，这些人都是“摩西”，或者说，想做“摩西”，救助自己，也救助他人走出“苦海”。他的《飞行家》中的李明奇，人生畅达的时候，想的是高空，是飞行；人生失意了，被踩在泥土中了，想的还是高空，还是飞行，而且，是带着穷朋友一起飞行，逃离贫寒的生活，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做人要做拿破仑”，“做不了拿破仑，也要做哥伦布，要一直往前走”。（3）他的《大师》中的棋王“父亲”，在与和尚对弈时，明明胜券在握，却有意失误，让对方赢了自己。这一让，不仅在棋上给对方留了活手，也在生活上为其留了余地，颇有仁义大家气象，尽管这时他已衰老、落魄至极。读着这样的文字，看着这些人的言行，禁不住想起了陈年喜的一句诗：再低微的骨头里也有江河。
班宇、郑执的“英雄”情结并不像双雪涛那样重，但他们也都塑造了特色鲜明的“英雄”形象，特别是凡人“英雄”。班宇的《盘锦豹子》里的孙旭庭就是这样的人物。他的人生该有多么失败呀！工作越来越差，收入越来越少，一条胳膊也因工伤废了。家庭更糟，妻子痴迷赌博，最终弃他而去；儿子不学无术，浪荡街头，打架斗殴；父亲去世，母亲老病，正可谓百事堪哀。但即使这样，他依然没有放弃，艰难而又韧性地活着，善待亲友。即使儿子那么不上进，他依然关心、呵护、督促他。即使早已形同陌路，听到离婚多年的妻子把他的房屋抵押出去后，他也只是一句“你办的这叫什么事啊”。然而，当所谓讨债公司的人来“看”他的房子时，他手持菜刀，“极为矫健地腾空跃起，从裂开的风里再次出世”，“在逆光里，那些火罐印子恰如花豹的斑纹，生动、鲜亮并且精纯”。（4）绝境中，他“豹变”了。
《生吞》是郑执的代表作，虽然小说写的是残酷青春，极其压抑，但里边的一些人物，特别是天才少年秦理身上，依然闪烁着“英雄”色泽。虽然一再遭遇傲慢与偏见，一再被侮辱与损害，他却不卑不亢，抗辱存生，然而，当相知的女孩被变态商人侮辱，哥哥被警察冤枉，被逼入绝境后，他绝地反击，凭着高超的智商和近乎偏执的坚持，十年如一日，还原真相，讨回正义。其命运令人唏嘘，坚忍令人感慨。
笔者之所以不惮烦琐，补述双雪涛、班宇、郑执小说中的“英雄”叙事，是为了比较、鉴别。读了上述三人的小说，再读蓝石的小说，你会惊讶，他们写的是同一个“世界”吗？写的是同一个“人类”吗？确实，蓝石的小说中，不仅没有形形色色的英雄，甚至凡人都不多。是的，蓝石小说的主角往往是些生活中的边缘人、怪人，乃至畸人。这一点，在《别杀人》中体现得格外明显。这篇小说的主角刘宇可是个狠角色：当年，为了帮“我”摆平生意上的纠纷，不动声色间一刀扎进秃头大腿里；蹲监劳教期间，因不愿出卖朋友，又不愿被管教“过”电棍，他毫不犹豫地跳入“碱槽子”，“脚上的肉在融化，一滴滴掉下来，露出白花花的骨头”，“年轻的管教当场吓哭了”，（5）连连呼救；他是惯偷，来北京看“我”，“我”请他到国贸商厦顶层的比利时“精酿”啤酒屋喝啤酒，他看到对面桌上有一个LV包，就说要拿走，像在自己家里一样，“我”力阻才作罢；还是连环杀手，一年多的时间杀死六人，而且都是用锤子，锤击头顶……这样的怪癖，这样的恶行，想想都瘆得慌，换个人写，虽然不能把他写成“英雄”，但写成个“狠人”却易如反掌。但蓝石却反其道而行之，他之所以铺叙其“狠”，实际上是为了烘托其“怯”。他杀人被捕后，“每天早晨都是在噩梦中醒来的，嘴里大喊：‘别杀我！别杀我！’”他“双手抱头，蜷缩在墙角，满头大汗，脸色蜡黄”。（6）当一位熟识的狱友出狱时，他再三叮嘱，出去后“千万别杀人，千万不要意气用事”，让对方觉得荒诞。（7）实际上，他之所以杀人，是因为他入室行窃后腿脚不便，走不快，担心自己离开后，被盗者摆脱束缚并报警，所以才痛下杀手。了解了这一点，我们也就明白了他的凶残并非天性，而是出于卑怯。把这股狠劲从他身上抽走，相当于把筋骨从他身上抽走，他再无形状可言，更再无神气可言，而是变得那么卑琐、畸零、丑陋，他所寄身的角落自然也就毫无可观之处，那么阴冷，那么抑郁。
如果说刘宇让我们看到的是卑怯与凶残纠结的东北罪人，那么，在《故乡一夜》中，我们看到的则是浮夸、虚荣、无用、委顿。为了祭扫父母，“我”回到故乡丰城，原先一起做生意的兄弟韩羽为“我”接风，于是，“我”原先的“朋友”次第登场，在言来语往、一举一动中，他们的过往与当下、生活与心理也一一浮现出来。首先是李响，明明“我”已淡忘他了，只是在韩羽悄悄提醒下，才叫出了他的名字，可原先“叼着烟，抖着腿，头故意侧扬着，望向斜上方天边”的他，一听“我”叫出他的名字，就“扑上来，抱着我使劲晃，两只毛茸茸的大手在我的脸上又擦又抹，一通胡撸”。原来，“我”露面之前，他已与韩羽打了赌，如果“我”认不出他来，他饭也不吃，“扭头就走”。（8）几句话、几个动作，这个人物就形神毕肖，“站”在读者面前：这肯定是个曾经的“社会人”，只是如今风光不再，可架子一定要撑着。果然，一落座他就讲究上了，还不断问“我”记不记得他那些“典故”，让“我”恍惚不已，也让同桌的朋友烦恼不已，甚至移师歌舞厅后，请客的大军竟然不给他找陪唱小姐，原因“不是舍不得钱”，而是“每次给他找，他就知道跟人家讲他的光荣历史，嘟嘟囔囔，磨磨唧唧。不听还不行，用胳膊卡人家脖子”。（9）其情其景，可见一斑。小说结尾，当我们知道他贫寒的家中还躺着个久病在床的妻子和懂事上进的孩子后，对他这副倒驴不倒架的做派就更反感了；而当我们看到他家的祖传宝贝——一个宋代官窑琮式瓶，被他最信任的朋友“我”近乎白捡一样“骗”走后，他还心存感激，在离别时，把家中小卖部里为数不多的几盒好烟一股脑送给“我”，我们禁不住一声叹息：孱头！
大军不是孱头，而是混子，近乎人渣。李响是端着出场的，他的出场更不同凡响。就在“我”与李响推杯换盏时，“包房的门被人一脚踹开了”，（10）“土匪”大军闪亮登场。他一登场就玩起了“魔术”：先一包一包往外掏烟敬烟——当然都是好烟，在韩羽刺激下，一下子从小皮包里掏出九盒好烟，“一盒盒把烟摆在桌子上，一字铺开，又聚拢，墩了墩，码成一摞。花花绿绿，像一手好牌”。（11）这还不是全部，韩羽了解他的毛病，又逼着他从怀里掏出盒黄山天都。这是显摆，就像韩羽说的：“每次喝酒都这样，兜里不揣五盒烟不出门。”（12）不过，这才刚刚开始。过了一会儿，他掏出一个牛皮笔记本，平摊在桌子上的iphone7旁边，一页页翻着，找起电话号码来，他联系歌舞厅，要请大家去消费——最先进的设备、最落后的方式，令人忍俊不禁。到了歌舞厅，又是红地毯，又是列队形，又是鸣礼炮，又是发小费，够排场！看这做派，不知情的，还真以为他是土豪呢。可没多久就露馅儿了，他媳妇来了，一来就大吵大闹，要陪“我”。原来她是高档歌舞厅万豪的“妈咪”。大军的排场、面子全靠她的收入维持着呢。在她安排下，“大军和他的小姐站在大屏幕的一侧”，“我”和她站在另一侧，唱起了歌，“都是手拉手，头挨头，动作亲昵，深情款款”。（13）看着这荒谬的场景，荒谬的人物，荒谬的做派，又是一声叹息：人渣。
短短的“故乡一夜”，我们看到了多少无聊、琐屑的人事呀。
读蓝石的小说，我们不但在底层叙事中，在边缘人、“社会人”那里看到阴郁、压抑的故事，就是在有关成功人事的叙事中，也看不到任何“英雄”的影子，不仅如此，有时候，其中种种曲折反而更加隐秘、无情，谜底一旦揭晓，反而让人更感惊心动魄、无法直面。《极度寒冷》讲的就是这样的故事。常宏原先和“我”在南一市场做服装生意，但“在那个从广州高第街上一坨狗屎都能赚钱的时代”，他的生意“却始终不温不火，没有过一把‘红门’”。（14）雪上加霜的是，他后来又迷上了帕斯机，输得一干二净，把床子卖了都没还清债务。无奈，他只好到姐夫老陈生产啤酒箱套和汽水箱套的塑料厂打工。没想到，一换领域，他像换了运气似的，很快就做得风生水起，先是成了老陈厂里的台柱子，后来干脆自立门户，在老陈厂边建了一家规模大一倍的新厂，而原先对老陈恭敬感恩、言听计从的他，也前倨后恭起来，甚至言语轻佻，让老陈把工厂兑给他，退出江湖，过清净日子。
常宏之所以顺风顺水，是因为他与啤酒厂负责啤酒箱套质检的三组组长有夫之妇王亚丽搭上了暧昧关系。悲剧的种子也就此埋下。王亚丽的丈夫高明因伤害罪正在服刑，无意中得知妻子与常宏的隐情后，设法保外就医，跟常宏“谈判”，让他给自己20万，自己跟王亚丽离婚，成全他们。常宏刚建厂，手头紧张，又怕高明得寸进尺，就没答应。这惹恼了高明，多次追杀，即使常宏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后，软硬兼施，找人从中说和，答应给钱也没用。最后，高明挟持王亚丽，逼迫她将常宏引诱过来，残忍地杀死了他。但更惊悚的是，多年后，高明被抓，供述出来，是老陈给了他20万，买他行凶的。常宏死后，已与常宏姐姐离婚的老陈对其母嘘寒问暖、照顾备至。而此时，他早已移民加拿大，餐饮做得火遍加拿大、美国。这时我们才知道，真正的狠角色是老陈。他的老辣，令人不寒而栗。
《迷墙》中的张北是最有可能成为悲情“英雄”的人物，可在蓝石笔下，这个想法只能成为泡影。一个风雪交加之夜，英俊潇洒的少年张北酒后留宿女友刘雯家。没想到，第二天，刘雯父亲不仅将女儿暴打一顿，还逼迫她跟自己去派出所报警，说张北强奸了她。为了救张北，张北母亲约刘雯母亲到家中相商，承诺如果刘家撤案，张北一定娶刘雯。可是，原本有意缓和的刘母看到张家家庭条件比自己家好很多，两家门不当户不对，怕张家施缓兵之计，又改了主意。就这样，张北以强奸罪被判入狱，人生最美好的年月毁在了监狱里。更糟糕的是，背上强奸这个罪名后，不仅大好前途毁于一旦，就是在监狱里也遭人唾弃，因此，出狱后的张北迅速跟过去的狱友走到一起，好勇斗狠，甚至当着警察局长的面，把刀插到别人脸上。再次进监狱后，他又挑战“权威”，从一个号房打到另一个号房。这样，在社会上，尤其是在道上人眼中，张北很快成了“后起之秀”。幸运的是，他没有在这条迷途上走得太远。再次被释放出来，人前人后风光了一阵子后，他就来到了北京，先是做音像生意，后来瞅准时机做起了外语补习班，声誉日隆，很快升级为培训出国人员的机构。
看起来，张北有资格也有能力为自己讨回公道。他也是这么想的。多年以后，人到中年、事业发达的他回到丰城，想找刘雯要个说法。可当看到也被这件风流往事毁了的刘雯，看到她的艰难、落魄、衰老、局促之后，突然觉得一片空无，一切都是闹剧，是那么地荒唐。在这出生活的闹剧之中，所谓说法又有什么意义？于是，只有无语离去。
读着这样的故事，看着这样的人生，我们的心中一片荒凉、芜杂，但却激不起任何的豪情、豪气。这就是蓝石“东北书写”的基调。正因为将“英雄”从小说中抽离掉，原本弥漫在“东北书写”中的悲情气息、浪漫气息，都烟消云散，穿行其间的奇人异事、奇观异象，也一并消逝。自然，那些自我调侃、戏谑的消费主义色彩，也一并远去，一个真正沦落的“东北”世界，坚硬地立在我们眼前。
叁
下笔如刃，冷厉如冰。但我们却不能因此就说蓝石对东北没有感情，或者说，感情不深。当然，我们也不能说他对东北的感情比别人更深。准确地说，他对东北的感情格外纠结，既爱又恨、爱恨交织。正是这种矛盾的感情成就了这些小说，也使其“东北书写”别有深味。
《但总有人正年轻》中的多数小说，都有一个“双城记”的隐性叙事结构，即小说叙事大多是在北京（“我”现在的谋生、居住之地）与丰城（“我”曾经的生活、居住之地，即故乡）的联系、比照中展开的，因而一定意义上，“我”对北京的态度可视为“我”对丰城/故乡态度的一个参照。巧合的是，小说集中单纯书写北京的两篇小说《年三十儿》《交个朋友不容易》都与丰城无关，作为参照也更加客观。不过，令人感到悲伤的是，这两篇小说的主题都是孤独、寂寞、无聊。
《年三十儿》写“我”与胡一涛两个老酒友年三十在小酒馆喝夜酒的故事，仅看梗概，个中滋味就不一般——要是能融入北京的生活，又有谁会在年三十出来跟朋友单喝，而不是跟家人在一起呢？更尴尬的是，在小酒馆中，我和胡一涛碰到三个杀马特小伙和一个漂亮女孩，我方便时，无意中听到三个杀马特小伙想“挟持”女孩跟自己过年。返回酒馆，我本想提醒女孩，没想到她误会我，狠狠地剜了我一眼。于是，我放弃善念，又跟胡一涛喝起酒来。小说就此打住，我们无从知道之后的事情，但恰恰这样，小说中的孤独感益发膨胀，令人憋闷。《交个朋友不容易》的故事则更压抑。初读小说，还以为“我”是个有情趣的人，跟布偶小熊交起了“朋友”。实际上，小说写的还是孤寂，正因为被无边的孤寂所包围，“我”才把小熊人化，跟它推心置腹。这个情节让我想起了《射雕英雄传》中的老顽童周伯通，他被东邪囚禁在孤岛中，百无聊赖，发明了双手互搏之术，自己娱乐自己。这篇小说中的“我”也处于孤岛——生活的孤岛之中，因而，只能自言自语，既自我游戏，更自我解释、自我说服，因而也更让人伤感。读了这两篇小说，我们意识到，相比于丰城，北京可能是“我”的生存之地、安身之地，乃至成功之地——物质上的、经济上的，但却很难说是我的生活之地、立命之地、可靠之地——情感上的、精神上的。
其实，细读文本就会发现，与地理上的“双城记”结构相呼应，蓝石这些小说中还有一个心理上的撤离与忆念萦回交织的隐形结构。这就是说，丰城一方面是“我”有意识撤离的地方，另一方面又是“我”深深忆念的地方，是“我”撤离得越远就忆念得越深刻痛苦的地方。这一点，在《你去过冬天的北戴河吗》中表现得尤其真挚动情。“我”是一个半职业写作者，为了治疗哮喘，为了自由写作，也为了躲避平日生活的庸常，我“迷”上了冬天的北戴河，由最初的待半个月，到后来一入冬就理直气壮地往那跑，“一直到来年的三月底，或四月初。这期间起码有一半的时间，我是在那里度过的”。（15）在北戴河，我不仅找回了身体健康，找回了写作感觉，似乎还找回了情感密码——在几位流落歌舞厅的东北女孩那里找到了朴素的人间情义，以至于在母亲去世的那个冬天，“我”无可遏制地想起了母亲，想起了苍老的母亲在纷飞的大雪中劳作的情景，泪流满面奔入歌厅。在那里，“我想起大学毕业那年的喧哗与骚动，想起了那些同我一样的年轻人……我尽情宣泄，又蹦又跳。女孩陪在我身边，为我泡了杯热茶”。（16）
这段话，暴露了蓝石“东北书写”的心理机制：回望、寻找。小说集中的好几篇小说都共享一个情节：“我”（或者小说主人公）回乡祭扫父母，原先的朋友接待，人物次第出场，故事也由此展开。在故事展开的过程中，时光回溯，父母的不易，特别是因自己年少懵懂、冲动给父母带来的伤害裸露出来，自己的青春岁月也一页页翻开，既新鲜，又陌生。最后，故乡的本质凸显出来。对此，曹寇的总结很好，还是借用他的说法：故乡不仅埋有父母，也是青春的葬身之地。（17）从这个意义上看，“我”回乡祭扫父母，既是回望往事，也是寻找青春——当然，这里的寻找也是缅怀、反思，以及以此为前提的告别。
《迷墙》中的张北，多年以后对自己的“失足”往事依然念念不忘，视为“千古恨”，所以，一定要找刘雯要个说法，好化掉心病，重建生活。就在他与刘雯的叙谈中，我们看到了两个人即将如花绽放的青春，看到了这花样的青春如何在刘雯父亲野蛮的干涉下过早凋零，看到了张北父母在这样的打击下先后郁郁而终。对张北而言，父母的先后亡故，其实就意味着他青春的死亡。因而，张北的“伤逝”既是追忆，又包含了深刻的反思、告别意味。
与《迷墙》中的张北相比，《但总有人正年轻》中的“我”相对幸运些，即“我”虽也曾经陷入迷途，但总算半途知返，找回青春。“我”与王艳原本情投意合，没想到李明觊觎王艳的美貌，欺骗我，说王艳瞒着“我”与社会人老伟子搞对象。年少轻狂的“我”意气用事，未做任何了解，原本要去给病重的母亲买老边饺子吃，却转道去找王艳分了手。母亲病逝后，李明和老伟子来参加葬礼，我积郁于中，突然发作，刀砍老伟子，被判入狱。两年后出狱，我知悉王艳与李明要结婚了。我去参加婚礼，感觉不爽，回家昏睡。老伟子来安慰我，叫我出去吃烤肉。两人推杯换盏中谈起往事，无意中揭穿李明的谎言。于是，两人又去找李明对质，王艳也参与进来。这样，真相大白。这时，作者笔锋一转，写起了“我”跟王艳谈恋爱时的温馨情景：每次晚上王艳从“我”家出来，“我妈都坚持在大门口打手电给我们照路”，“光柱一直顽强地照着我们的前方，大地一片通亮，道路看上去要比白天宽阔许多。天气很冷，寒风使劲割我们的脸，但我们心里暖洋洋的，手牵着，紧紧攥在一起，像一对永远不可能分开的恋人……”（18）
这温暖的光柱，不仅照亮了“我”和王艳的往昔岁月，似乎也照亮了“我们”未来的路途。其中的意味，尤其值得品味。其实，凝聚在这光柱中的，又何止“我”和王艳的青春与波折呢，更是“我们”这一代人的青春与波折，是“东北”大地上一代人的青春与波折呀！
明乎此，蓝石，或者说小说叙述人对东北的矛盾态度就有了相对可靠的解释：他之所以在撤离中忆念，又在忆念中撤离，循环往复，困苦不已，是因为这既是他的出生之地、青春之地，又是他的困厄之地、失败之地。而这困厄的根源，除了时代转变的原因——其他人的“东北书写”聚焦的多是这个原因，还有没有其他的原因，特别是自身的原因？纵览蓝石的“东北叙事”，我们发现，由于写作理念和立场的转变，他虽然不会说出揭出病痛引起疗救的启蒙之语，但基于这里既是埋有父母的故土，又是葬有青春的故土，他对这里的病痛分外敏感，格外注意这病痛对于人生，特别是青春的伤害。正因为如此，在对故乡的不断返回和忆念之中，故乡的病痛也一一浮现。比如，李响的虚荣与无能、大军的炫耀与无耻、刘宇的卑怯与残忍、常宏的负义与轻浮、老陈的老辣与阴鸷、刘雯父亲的无知与暴戾、李明的卑劣与欺诈、“我”的自大与轻狂……如此种种合在一起，是一幅怎样的场景？又能成就怎样的生活？对个体而言，又意味着什么？
事实上，尽管隐忍不发，但真情是遮不住的，蓝石不仅通过小说人物复现这种种情感与思考，有时一不小心还会借小说人物之口直言以告。比如，在《故乡一夜》中，“我”就难得地直抒胸臆，既告诉我们“故乡像是埋在你体内的一根刺，稍有剐蹭就会刺痛你一下，有时不太疼，像是小小的提醒，有时扎得人钻心的疼痛”，并且还坦陈自己除了给父母扫墓很少回故乡，父母不在是主因外，还因为“这座曾经被称为共和国长子的重工业城市，如今死气沉沉，一副没心没肺、倒驴不倒架的德行。还容不得别人的半句批评，无论是这座城市还是这里的人，是真的跟你拍桌子急眼，‘你忘本了’‘不就是去个破北京嘛，有啥了不起的。要是去了美国，你连家恐怕都不认识了’‘记住，是这里的黑山白水养育了你’，真是想想就让人泄气”。（19）这是只有黑山白水养育过的人才能说出来的话，属于内部视角、自我反思。正是这样的心理动因，使蓝石尽管满腔柔情，却不得不硬笔直书，使我们看到一个不一样的“东北”。这是蓝石“东北书写”的意义之一。
肆
在探究了蓝石为什么这样写之后，还需回答他为什么能这样写。
蓝石的小说主题、情感基调、写作风格与双雪涛、班宇、郑执等作家不同的原因有很多，比如书写空间不一样。双雪涛、班宇、郑执的书写空间并非全然相同，但却有一个核心空间，那就是工业区，特别是铁西区和工人村。我们都知道，这是新中国的第一个重工业区，曾经风光无限，1952年投建的工人村，一期工程79幢楼，建筑面积108408平方米，包括3396间家属和独身宿舍，是当时全国建设最早也最大的工人居住区，在全国率先实现了“楼上楼下，电灯电话”的现代目标，成为几代人的光荣记忆。工人区是集体生活比较发达、集体意识相对浓厚的区域，容易出师傅、班长、组长，即带头人，也容易出劳模、先进、英雄。当自20世纪80年代后期始，国企改革，工人下岗，生活陷入困境之时，这些曾经的劳模、英雄、带头人所承受的压力——不只经济压力，还有肉眼看不见的心理压力——不仅异于常人，甚至也异于一般工友，在极端情况下，就会以爆裂的方式释放出来，成为悲情英雄，就像双雪涛笔下的李守廉、班宇笔下的孙旭庭。也就是说，“东北书写”中的英雄形象并非向壁虚构之物，而是实有其源。
但东北空间十分广阔，并非只有工业区、工人村。蓝石小说的书写空间就多是市场，更具体地说，在小说中就是五爱市场、南一市场等。笔者上网搜索了一下，南一市场信息较少，无法多说，五爱市场却赫赫有名，是全国五大集贸市场之一，东北亚经济圈和环渤海经济圈最大的流转型轻工产品交易中心，也是中国最著名的批发市场之一。但蓝石笔下的五爱市场，应该不是后来规模扩大、管理规范的市场，而是1983年至1989年初建期的市场，甚至是早期的“马路市场”。商人重利，自古皆然。此时，中国的市场经济刚刚展开，既充满活力，又野蛮生长，加之这时“东北”又遭逢国企改革、工人下岗的巨变，大量失业人口流向社会，使初生的市场经济更加泥沙俱下、鱼龙混杂。在之后的市场转型中，一些人跟上了节奏，一些人跟不上，被淘汰了，可心理还停留在过往时光，自欺欺人、自暴自弃，于是有种种畸形表现。蓝石笔下的一些人物，比如李响、大军等，就是这一空间的产物。因此蓝石笔下的人物同样不是向壁虚构之物，同样是实有其源。从这个角度看，蓝石的小说写作，延伸、拓展了“东北书写”的社会空间。
但笔者最想谈的是因年龄不同而产生的观察距离、写作视角问题。双雪涛、班宇、郑执都是80后——双雪涛生于1983年，班宇生于1986年，郑执生于1987年。这是一个值得注意的年龄段，这意味着对他们而言，由国企改革、工人下岗等带来的这场东北历史上的空前巨变并非一种“现实”场景、一种理性认识、一种硬性冲击，而更多地是一种感觉、一种心理，甚至是一种氛围——这场巨变实实在在地冲击了他们的父辈，使他们的生活卷入一场社会的飓风之中，不得不想方设法，拼命挣扎，重新在这个社会上站稳脚跟，否则就会被无情淘汰。父辈的挣扎，对尚处于懵懂之中的他们来说，往往如梦幻般呈现出来，化为一个身影，一个片段，一种气息，一种声音，给他们一种极其深刻但又很难说清楚的间接影响、软性冲击。在某种程度上，这是他们的写作中往往流布着一种迷离色彩、奇异形象的原因。更重要的是，他们上中学、大学的时间段，即他们初步能够用理性来观察分析生活、世界的时候，应该是他们的父辈经过艰苦打拼或初步站稳脚跟或承认失败的时期，但不管境况如何，这时他们都已筋疲力尽，即这种历经风雨之后的形象，是作家比较清楚地“看到”的父辈形象。尽管他们经历过种种苦难乃至不堪，但这时的他们，经历过生活“洗劫”的他们，往往像英雄，尤其是失败的英雄的雕像一样——尽管斑斑驳驳，摇摇欲坠——站立在孩子们面前。这种经历与形象，使他们的晚辈，这些作家在回首往事的时候，往往采取仰视的视角看待自己的父辈，评估他们的人生，因而容易从情感和心理上将他们再现为英雄。这是双雪涛、班宇、郑执笔下多英雄形象的内在依据。对他们而言，父辈不仅是遮风挡雨的大树，有时候，还是铭刻战斗的纪念碑。
蓝石出生于1965年，比双雪涛大了18岁，比班宇、郑执大了20多岁。可以说，蓝石跟他们的父辈是同一批人，即蓝石是经受东北社会逆转大潮冲洗的当事人。对于这一变化，他当时可能当局者迷，但拉开一段距离后，他一定会比局外人看得更清楚，理解更深刻，因为他是这一变故的直接承受者，或者说，这些都刻印在他的生命中了。而且，在80年代中后期，他刚刚20出头，既是精力旺盛、感觉敏锐的好时候，又是血气方刚、容易冲动的躁动期。这样的年龄段，如果处于一个稳定的时期，或许会平稳度过，可如果赶上一个动荡期，或许会遭遇诸多波折，甚至将自己周围的人也卷入旋涡。通过小说叙述推测，蓝石的“青春期”应该不那么平稳——至少见识了不少波波折折的“青春期”故事，这也是他小说主要人物大多经历坎坷之因。这告诉我们，蓝石是这段历史的“当事人”，因此，当他回首往事的时候，特别是当他离开故土，隔着一定距离回望时，他很难采取仰视的视角，而更多地是采用平视的视角，叙述也更加冷静、平实、客观。因此，除了刻骨铭心的追忆、怀念之外，还多了一些反思、批判。毕竟，蓝石对青春的追忆、寻找，既是个人的，也是集体、地域的。而且，这种追忆不只为了告别，还内含重建、再出发的心意。这就使其纠结，使其反思、批判更有意味。这是蓝石“东北书写”的又一价值。
最后，蓝石的写作还告诉我们，“东北书写”是一块文学的富矿，调整一下视角、距离、维度、心态，就会发现不同的风景，而不同的风景攒聚起来，我们才能得到一个越来越丰富、真实的文学“东北”。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希望有越来越多的“东北书写”出现，也希望原来的写作者，在充分释放原有写作能量之后，能调整心态，重新出发。这样，既是文学之幸，也是“东北”之幸，甚至是我们每个人的幸运。
注释：
（1）曹寇：《代序：故乡不仅埋有父母，也是青春的葬身之地》，蓝石：《但总有人正年轻》，第1页，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22。
（2）《但总有人正年轻》共收入12个短篇小说，除《年三十儿》《交个朋友不容易》，其余10篇都与东北有关，主题相对集中，叙事基调也基本相同，因此，可以将其视为蓝石这些年来“东北书写”的合集。
（3）双雪涛：《飞行家》，《飞行家》，第175页，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
（4）见班宇：《盘锦豹子》，《冬泳》，第41-44页，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18。
（5）—（7）蓝石：《别杀人》，《但总有人正年轻》，第59-60、64、66页，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22。
（9）—（13）、（19）见蓝石：《故乡一夜》，《但总有人正年轻》，第83-84、94、86、87、87、96、89页，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22。
（14）蓝石：《极度寒冷》，《但总有人正年轻》，第224页，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22。
（15）（16）蓝石：《你去过冬天的北戴河吗》，《但总有人正年轻》，第127、140页，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22。
（17）这是曹寇为蓝石这本小说集写的“代序”的标题，也是他对蓝石小说情感基调的概括，很是精准。
（18）蓝石：《但总有人正年轻》，《但总有人正年轻》，第194页，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22。
